東亞同文書院

東亞同文書院由日本在1901年創立於上海，是以進行“中國學”研究為專務的高等間諜學府。

書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學生，組織歷屆學生對中國進行的長達四十餘年實地調查，旅行線路700餘條，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國所有省區，內容涉及地理、工業、商業、社會、經濟、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為畢業論文的第一手調查報告書，還有各考察小組的紀行的《大旅行志》及大量考察報告，均作為當時日本對華決策的重要依據。

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外務省下屬的東亞同文會，被盟軍司令部勒令解散，會長近衞文麿畏罪服毒自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作為其下屬的間諜機構，被勒令關閉，在華人員遣返日本。

1946年，原東亞同文書院人員創建日本愛知大學。

1948年，原東亞同文會人員組建“霞山俱樂部”（近衞篤麿，號霞山），後更名為“財團法人霞山會”。

1967年霞山會在東京赤坂設立東亞書院，開辦中文班，附設東亞文化研究所。

該機構是日本外務省下屬情報機構，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該機構以教育交流為名，重新進入中國活動。 ^[2] 

1868年伊始，日本實行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頒佈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開始確立了資本主義，國力逐漸充實，並且由此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雖然日本剛剛擺脱困境，但是侵略野心迅速膨脹，制定了對外擴張的基本國策，即“大陸政策”，其首要目標就是中國。從此，日本在不斷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的同時，還想方設法進行文化侵略，並且藉助披着文化、教育外衣的日本人所辦文教機構，配合其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便是其中的典型。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的大量間諜湧入中國，從官方派遣到民間自發。從最初的軍人基本技能、勇氣、向忍者精神學習的信念，到對天皇《御筆信》的忠誠。他們前赴後繼，這些日諜開始滲透進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孜孜不倦的研究着中國的每一寸肌膚，在市井巷陌，在政客朱門；他們侵蝕着中國每一個細胞，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國民意識形態。隨着對華間諜事務的展開，龐大的工作，使一些諜報精英們意識到間諜培養是一門系統科學。於是，便有了荒尾精、根津一開設的漢口樂善堂到日清貿易所到東亞同文書院；有了上海虹口日佔區井上公館；有了日本中野陸軍學校，等等。如同一個個毒蛇的巢穴，培養出了數以千計的職業間諜，吐着駭人的蛇信，死死地纏繞在中華軀體之上。

仍被日本當做思想者、巨人供奉的日本巨諜荒尾精在成功經營了漢口樂善堂，取得了初步的第一手中國各階層人文資料後，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為了擴充軍備，估計要花費10年時間和3000萬元經費，日本當前的財政能力無法支撐這麼沉重的開支，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開源，積極向外進行商戰，與西方列強爭奪中國市場，爭取打敗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讓日本國旗飄揚在亞洲每個通商口岸，才能賺出這筆錢來。而要進行這麼龐大的計劃，什麼最寶貴？人才！因此，荒尾精開始着眼培養能為日本爭取到最大利益的人才學校，間諜學校-創辦日清貿易研究所。日本政府的上層官員中立時採納了他的建議，但日本實在太窮了，又在不斷增加軍費開支，財政無法負擔荒尾精的辦學計劃。原先，厚生省同意將北海道的林場出售，提10萬元給荒尾精辦學，但後來厚生省換了大臣，這個預算被削減。荒尾精只好再次到處化緣，在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的幫助下，首相山縣有朋同意從內閣秘密經費中給他撥了4萬元，川上操六還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給銀行，貸款幾千元，借給了荒尾精。

經費不足的困難，荒尾精不得不把原計劃的300人招生規模削減了一半，學制也定為三年,課程包括漢語、英語、中日問題等，畢業後在中國實習一年。經過他在日本全國巡迴演説動員，多方物色，通過考試招到了150名學員。日本官方對此表示了高度的重視，川上操六親自為學員們訓話，而參謀總長有棲川宮親王也接見了全體學員，這在日本教育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這些未來的間諜們集體來到上海後，住進了十分簡陋的校舍，地點就在英租界的大馬路泥城橋畔。150名學生被分成3個班，有宗方小太郎及兩名日本現役軍人小山秋作、西村梅分別擔任班主任（“幹事”）。開學伊始，校方便開始在間諜技能之外，重視培養學生的“思想品德”。一首貫徹該校“興亞”思想的校歌便應運而生：“日本少年向中國遠航，一百五十人弦誦一堂。若問吾輩何所思，將見東亞萬里無雲乾坤朗……”1893年6月，日清貿易研究所第一屆89名學生畢業。當時正在中國進行軍事考察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親自趕到上海蔘加了首屆畢業典禮。

這些高歌着“東亞萬里無雲乾坤朗”的“日本少年”間諜們，在隨後爆發的甲午戰爭中，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當時支持學校教務的根津一，向學員們發出了呼籲：“日清之戰迫在眉睫，此戰系以自詡富強之清帝國為敵手，不容樂觀。所幸諸君通曉華語，又多少熟悉中國事，所以希望諸君暗察敵軍軍情及其他內情，為皇國效力。”當時有十多個學員已經蓄起了髮辮，很容易裝扮成中國人，其他未留髮辮的，則乾脆剃光扮做和尚，四處刺探軍情。

荒尾精等看到這正是“報國”的好機會，主動向軍方提出，希望徵召學員們入伍。日軍從樂善堂和日清貿易研究所人員中，徵召91人，在廣島大本營進行了簡單的集訓，分配到各軍中。除了十餘人繼續改裝偵察後，大多數人都做了隨軍翻譯，同時協助日軍進行政戰，這些年輕人成了日本軍隊的耳目和嚮導。

這樣一支年輕的間諜團隊，在為日本軍隊提供重要的諜報保障的同時，也向中國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這些青年間諜在中國所展現出來的堅忍、頑強、忠貞乃至視死如歸的精神，實事求是地説，作為間諜這個職業，他們是盡職且讓所有同行刮目的。正如藤島武彥留在中國官方文件中的結語：“我説間諜也是敵國忠臣，這有何妨。”而弔詭的是，這些為日本侵華做馬前驅的青年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興亞主義者，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侵略，而將自己的行為看做是振興亞洲、解放中國的崇高事業。正如其中的著名思想家宗方小太郎所總結的，黃種人要對抗白種人的欺凌，惟有改革與自強，而前提必須是革除中國的弊政；先征服中國，是日本團結和領導中國一起崛起的必要條件。所以，僥倖躲過了戰爭時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間諜，日後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都在中國建立了相當廣泛的人脈，甚至被中國的革命者看做是“驅除靼虜、恢復中華”的“同志加兄弟”。

其實，那個時期的日本間諜們，正代表了這個國家的青春躁動，帶着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梁啓超在日本所起草的《少年中國説》，那些朗朗上口的激昂語彙：“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不僅是對心目中未來中國強盛的期盼，又何嘗不是對對當時日本奮進的描摹和欽羨。而這種熱情、進步，不斷強大的青春氣息，成為日本成為甲午戰爭後的中國學習的主要對象。那個時期，大批懷揣強國夢想的中國青少年們，遠渡東洋，去這個侵略自己國家的地方，尋求強國的方法和知識。歷史真是一個悖論，甲午之後，瀰漫中國大江南北的是親日情緒，而非仇日情緒。

而因為戰爭被迫關閉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雖然只畢業了一屆學生，但正是這些畢業生，成為日後日本侵華的急先鋒以及重要骨幹分子。它的餘脈、血液、骨幹、培訓方式，乃至精神，被日後的東亞同文書院全盤繼承了下來 ^[3]  。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與西方的接觸和交往中，逐漸認識和了解了西方文明，特別是中國被英國打敗後，“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日本人）對英國日趨關心。因為英國擊敗了自古以來被日本奉為楷模的中國”。更深刻體會到科學技術和現代機器的巨大現實力。1862年日本的幕吏、藩士、商人乘“千歲丸”到上海，親歷中國社會，看到的是一個內憂外患交迫、民不聊生的破落國家，與往昔從書本上獲得的“天朝”印象形成巨大的反差。明治維新之後，來華訪問的日本學者、商人、政客、軍人絡繹不絕，通過對中國的考察，日本人的中國觀已由崇仰轉為鄙薄。1874年發生日本侵台事件後，日本人對中國大陸更加關注，深感中國問題不能忽視，開始組織社團研究中國問題。最早成立的社團是“振亞社”，首倡者是大久保利通，該社無具體章程。“振亞社”成立不久，因大久保利通被暗殺而解散。1880年繼承了“振亞社”的“興亞會”成立，該會附設學校，招收日本學生，專授中國語文，在該校肄業的學生達100多人，其中著名的川島浪速、小田切萬壽之助等人在明治中期以後，成為中日外交界或財經界頗為活躍的人物。“興亞會”1900年併入東亞同文會。

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13本興起了一股“脱亞人歐”的思潮，代表人物是福澤諭吉。此時的日本不僅熱衷於歐美問題，而且認為關心中國的人是迂腐之人。日本陸軍大臣大山嚴就持這樣的看法。當東亞同文書院的創辦人荒尾精向大山嚴陳述赴華志向時，大山嚴對荒尾的行為極不理解，“一般俊傑都爭先前往歐美留學，你為何急着到那落後的清國去”。荒尾回答説，“就是因為大家都陶醉於歐美，而對清國卻不屑一顧，才想到清國去”。大山岩又問：“你去清國的目的何在？”荒尾精回答説：“取得中國好好統治它。”這典型地反映了日本人對歐美的崇拜和對中國的野心。

與“脱亞論”興起的同時，在一部分對中國有野心的日本人中出現了“興亞論”，他們以復興亞洲與歐美抗衡為目標，其要領在於以日本作盟主，將三國連在一起，藉此擴大日本的防衞線，最終目的是寄希望清國成為日本的“西部屏障”。中法戰爭爆發後，日本形成新的對清認識，他們從日本自存、經濟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中日兩國的關係，認為應該重視中國，將中國變成日本發展的好市場，以中國養日本的實力。這些經略中國的人物還親自到中國實踐他們的理論。1884年8月7日，日本自由民權家中江兆民、末廣重恭、植木枝盛等人在上海創辦了東洋學館，這是日本在上海，也是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培養日本人的學校。該學館到1885年9月關閉。儘管學館存在的時間短，招收的學生又很少，只有十幾名。但該學館培養的學生在中法戰爭及以日本對中活動中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日後不僅成為東亞同文會的骨幹，而且在漢口樂善堂、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等在中國的文化教育活動中均成為中心人物。

1886年，受參謀本部的派遣，荒尾精帶着特殊任務到漢口，在得到了早期經略中國的岸田吟香的資助後，開辦漢口樂善堂，網羅日本在中國各自為戰的大陸浪人，組織了第一個日本在中國的諜報機構。漢口樂善堂人士在中國進行了大量的調查活動，其調查報告於1892年由根津一等人編輯成《清國通商總覽》一書，共兩編三冊2300多頁。該書不僅是日本最早有組織的集體調查的成果，也是日本以實際調查所得資料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加以綜合整理公諸於世的最初文獻。該書“問世之後，使世人因而瞭解了老大帝國的實情，有識之士莫不感奮”的讚譽。1890年荒尾精得到日本政府的資助後，在上海創辦了日清貿易研究所，培養所謂的“中國通”，這些學生在隨後的甲午戰爭中，或蒐集中國的情報，或作隨軍翻譯，致使該所有好像專為中日戰爭而設之概。

甲午戰爭後，日本從中國得到很多的利益，但是，三國干涉還遼給日本以很大的震動，尤其是俄國勢力在遼東半島的伸張，以及德國插手山東半島，進一步引起日本檢討東亞局勢問題。因此，甲午戰後在日本興起了中國問題研究熱，像日本的帝國大學、早稻田專門學校的學生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都不在少數。早稻田專門學校的有志之士，與有同樣愛好的學生，結成時事研究會，邀請參謀本部的福島安正、宇都宮太郎、田村怡與造等人講述中國時事。在研究中國問題時，熱心中國事物的人士組織了許多有關的”興亞”的組織團體、機構。1897年春，長期對黨派活動非常積極的犬養毅，聚集了明治中期新聞界的重要人物，如陸羯南、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池部吉太郎以及政治家議員平岡浩太郎、江藤新作和中國留學生的積極分子井上雅二組成東亞會，其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國當前形勢，發表他們的看法。

在東亞會成立的同時，1897年井手三郎代表旅日華僑中的有志之士，謁見近衞，告以為了啓迪中國人，擬籌組匡救東亞時局的機關，意欲敦請近衞為首領。當時倡議的人計有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等人，而與近衞篤磨有密切關係的陸實、池邊吉太郎、大內暢三等也都參加，另外長岡護美、犬養毅、佐佐友房也參與過來。1898年6月，成立了以近衞為首的同文會。

東亞同文會是由“東亞會”和“興亞會”兩個團體合併而成的。由於兩會的會員相互交錯，關係密切，按照大隈內閣的要求，經反覆磋商，於1898年11月2日正式合併，更名為東亞同文會。從1899年開始，東亞同文會每年從外務省機密費中獲得4萬日元津貼，同時外務省要求東亞同文會忠實地向外務省彙報情況和報告，使該會成為20世紀初20多年間日本對中國進行研究及文化事業最重要的機構。1899年春，東亞同文會召開春季大會，制訂了四項建會綱領：“支那保全”；扶助支那及朝鮮的改善；研究中國及朝鮮時事，以期行動；喚起日本國內社會輿論。

1899年10月，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在南京會見了從歐美各國巡遊回國、途徑上海的近衞篤磨。在近衞到來之前，劉坤一已經會見過日本參謀本部的人，尤其是1899年4月，劉坤一在南京與福島安正會晤後，希望僱請日籍教師及專家來華，以圖在軍事、礦務及工業等方面實現現代化。因此，近衞的設想和劉坤一的一拍即合。同年12月，劉坤一會晤了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和東亞同文會的代表，決定正式成立南京同文書院。

1900年5月，南京同文書院成立，擔任院長的是東亞同文會的幹事長佐藤正。不久，佐藤因病辭職，由根津一接任。南京同文書院招收中日兩國學生，目的是使兩國學生增深瞭解，加強友誼，作為將來提攜的基礎。學制三年。第一屆共招收學生20人左右。學生分兩個班，同文會的留學生和有一定外語素養的為第一班，其他的人為第二班。學院開學三個月後，義和團運動已經從華北波及到了長江流域。書院聽從劉坤一的建議，將書院的師生遷到上海跑馬場附近的退省路。南京同文書院的短暫歷史結束。

1900年8月，南京同文書院遷到上海後，更名為東亞同文書院，院長根津一。

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是從日本各地府縣選拔來的。第一期學生共從一府十六縣招收了公費留學生51名，再加上自費生4名，共計55名。第一期學生到上海之前，於1901年4月30日在東京華族會館舉行了入學式。在入學式上，近衞會長敍述了書院設立的經過，並對他們提出了要求；根津講述了將全體學員召集到東京的深刻含義。入學式之後，學生先後到東京、大阪、神户、京都等地參觀，後來又增加了拜謁皇宮。這種人學形式成為書院的一個傳統。由於學生在各大城市參觀時所住的旅館都是當地最好的旅館，給學生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東亞同文書院自建院以來，始終處於動盪的戰爭年代，校址幾次變遷。

剛剛遷到上海的臨時校址。書院在此存續8個月。

1901年5月書院移到高昌廟桂墅裏，5月26日，舉行了開院式，參加開學典禮的有東亞同文會的副會長長岡護美子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的代表上海道台袁勳樹、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代表上海知縣劉怡、盛宣懷等中外人士數百名。張之洞將刻有《詩經》的石刻作為紀念贈送給書院。

東亞同文書院成立之初，有兩個專業，一是商務科，一是政治科，學制三年。書院為了學生今後赴中國內地旅行積累經驗，1901年11月，書院將學生分為兩班，赴蘇州、杭州進行見學旅行，這一活動成為後來歷屆見學旅行的恆例而堅持下來。1902年8月，一期生38名在森教授的帶領下，赴山東的芝罘、威海衞進行為期兩週的修學旅行，延續了從樂善堂到日清貿易研究所徒步考察中國人文、地理的傳統。

1902年書院為了豐富學生業餘文化活動，使學生之間進行了解、溝通，增進學生之間的友誼，也緩解學生的思鄉之苦，書院創建了學友會。活動內容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座談性質的茶話會；另一類是組織體育活動，學友會包括四個部（網球部、棒球部、遠足部、擊劍部）。學生皆為會員。

1913年7月初具規模的書院被戰火所毀。書院臨時遷回在日本長崎縣大村町租界寺廟臨時上課。

由於舊校舍為戰火所毀，1913年10月，在上海赫司克爾路33號的臨時校舍建設完成。大村的師生和大旅行中的三年級學生也回到書院。1914年，為開發中國資源培養人才，東亞同文會向日本政府建議增設農工科。經日本政府同意，書院於當年9月增設農工科，該科歷時8年，先後共畢業60名學生。

在此期間，書院又在公共租界的西端，靠近法租界的徐家彙虹橋路購買了土地，開始了新校舍的建設。由於高昌廟校舍是在戰火中被焚的，日本藉此向中國索取所謂賠償金作為新校舍的建設費達22．5萬元，在此基礎上東亞同文會撥付了一部分資金，書院的師生集資一部分，共耗資35萬元，新校舍於1917年4月22日正式竣工。

1917年4月書院遷到徐家彙新校舍，時間長達20年。

1918年書院向日本政府申請新設中華學生部，經帝國會議批准後於1921年正式招生。1918年10月，為了更積極地、有組織地研究中國，成立了以教頭森茂為部長的中國研究部。

1920年起，為了與日本國內學校教育同步，將入學時間由8月改為4月，學制由三年延長到四年。

1921年7月，據日本政府13日第328號敕令，書院為外務省直接管轄的專門學校。

1937年7月由於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9月15日上海市警察局接收了同文書院，10月徐家彙校舍被戰火燒燬。物產館存放的日本從中國各地搜刮來的物產樣品8千餘件遭毀壞，圖書館被燒，其中被燒燬的日文書25000餘冊，中文書52000餘冊，西洋書8200餘冊，共計85300餘冊。校舍經過這次炮火的襲擊，基本上蕩然無存。

1938年4月，日本憲兵隊和日本東亞同文書院霸佔交通大學徐家彙校舍，此後，書院一直霸佔交大校舍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才歸還。在此期間，書院升格為大學。 ^[4] 

1937年書院到長崎避難後，在書院裏上至大內院長，下至在校的學生和教師希望書院升格為大學，已畢業的書院生也希望母校升格為大學。當時擔任書院院長的大內暢三就東亞同文書院的升格問題，向畢業生髮出了一封信，認為書院升格為大學很有必要，這個時期也是把本書院作為中國研究的最高學府的絕好機會。

1938年1月，書院與東亞同文會及有關方面就此事進行了磋商。東亞同文會對這個建議也十分贊同。

1938年1月8日，由近衞文磨會長向有田八郎外務大臣提交了《東亞同文書院設立申請書》。

1939年1月得到國會的同意，決定將同文書院升格為大學。

1943年10月，隨着日本在中日戰場的吃緊，學生動員制度強化了，針對書院徵兵優遇的特殊恩典停止了，月末實行臨時徵兵檢查。

1944年10月，隨着時局的重大變化，編成學徒勞動隊，在陸海軍的軍需工場進行勞動服務。

1945年戰況對日本越來越不利，上海至長崎的航線十分困難，46期學生已不能到上海。

1945年5月，通過與各方面的交涉，借用富山縣吳羽所在吳羽航空機株式會社的工場和宿舍作為新的校舍。

1945年9月15日，日本投降一個月之後，中國軍隊進駐書院租借的交通大學，開始對書院大學進行接收。東亞同文書院的歷史階段徹底結束了。

日本人在中國開辦的東亞同文書院，歷時長達45年，培養了一大批從事中日經濟、貿易、文化、教育、外交等領域的人才，為中日文化交流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所處的時代，正是中日兩國國力與國際地位發生劇變的特殊時期，也是日本侵華逐步加劇的時期，再加上該書院本身的半官方身份（接受外務省機密費資助），其所作所為早已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教育機構，更重要的是為日本的侵華戰爭和對華殖民需要服務。

東亞同文書院最引以為榮的是“大旅行”，最值得驕傲的是調查報告。從第一期學生到日本戰敗，書院的旅行調查持續了45年，參加者達5000多人，旅行路線700多條，僅第5期~42期學生的旅行線路達676條，足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國所有省份，個別的調查小組遠達東南亞、俄國的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被稱之為世界最大的旅行調查。旅行調查的內容無所不包，僅第5期~42期學生留下的旅行志就達32部、數十億字的調查報告書，其深度和廣度超過了舊中國曆屆政府對中國的任何一次調查。1906年有一位英國軍官在參觀完書院後，聽到一位中國官吏説：“1870年，德法戰爭之時，德國人瞭解法國的事情要比法國人詳細；日本人瞭解中國勝過中國人對本國的瞭解。”這些調查活動經過整理之後，除了書院和東亞同文會各保存之外，還必須送參謀本部、外務省、東亞同文會各一份，這樣調查活動就與日本侵略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行徑連在了一起，同文書院這樣的行動並形成大量的文字説明，為日本侵略中國提供了大量準確的情報。而且，其中部分調查是直接受日本政府的指派而進行的。調查旅行歷時最長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賢次郎1905年的新疆調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邊境的伊犁（此人後來成為偽滿皇帝溥儀的隨從翻譯）。1905年，書院學生林出賢次郎、波多野養作等人受日本政府委託開始奔赴新疆伊犁進行調查，這是英日同盟成立之後，為了共同的利益，雙方約定合作調查俄國在遠東的勢力，英方負責從印度到新疆西南之線的調查，日方調查從新疆伊犁到蒙古的庫侖之間的地區。7月18日，林出賢次郎從北京出發，單騎出玉門關，經吐魯番、烏魯木齊、直達伊犁，歷時一年多；波多野養作則歷時21個月，從烏魯木齊向青海、寧夏而返。另外三名學生分別赴烏里雅蘇台、庫倫、布多等地。林出賢次郎等人調查結束後，完成了《外蒙古視察覆命書》等報告。由於林出等提交的情報詳細而且從政府中獲得了中國的許多鮮為人知的實情，對其決策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故除很多獎勵外，還被外務省錄用為官員。東亞同文書院將學生將所獲情報編輯成冊，名為《大旅行志》《深入內地》《大陸漫步》等。他們把蒐集到的政治、經濟情報撰寫成所謂的調查報告，每年印五份抄本，分別提交日軍參謀本部、外務省、農商務省，東亞同文會、同文書院也各保存一份。後來以這些調查報告為基礎，同文書院出版了《支那經濟全書》和《支那省別全志》，類似於對中國綜合國力的普查。毋庸置疑，這些調查報告為日本製定侵華政策提供了難得的參考情報。同文書院在華活動45年，培訓了5000多名情報人員，僅畢業大旅行偵察線路，就多達700餘條，足跡遍及中國各地，積累了如山資料，多保存於愛知大學。

鑑於對書院完成“負有國家重大使命的大旅行”的獎勵以及為後續服務的後勤保障更加完善，自1907年開始，日本外務省出資3萬元（每年1萬元）作為書院中國旅行的補助金。大旅行有了經濟保障，遍及中國各個角落的大旅行開始進入了成熟期。而1937年第37期生的大旅行，則“應時局之需要，以長江流域和海南島為主要範圍，分別編成了佔領地區工商業、在華日人居住狀況、外國人權益狀況、日人在華髮展狀況和新政權的經濟統制等各個調查班”。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國，進入了日本在華的軍政外交機構、工商企業和各地的偽政權，尤其是在滿鐵，畢業生多得難以統計清楚。學生之外，初創時期的森茂教授，是個著名的“大陸浪人”，1907年到滿鐵調查部工作後，參與了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書院學生直接參加侵華戰爭或作隨軍翻譯更是不計其數。回到日本的也從事與中日關係有關的工作，直接服務於日本的軍方和政府。

全面抗戰開始，東亞同文書院便撕扯下了學術機構的面紗，開始明目張膽地配合侵華日軍活動。以“學徒出征、翻譯從軍”為名，協助日軍作戰。據1938年的調查，該院2684名畢業生中有1487人留中國，其中有415人在日本侵華機關和偽滿及蒙疆機關中服務，剩餘的均在日本在華企業、銀行、商務等部門工作。由於該院與日本外務省有不尋常的關係，其畢業生曾任職於外務省的有近200人之多，日本在華領事館內佈滿了書院畢業生。另外，該院同侵華組織“滿鐵”有很深的關係，其畢業生從第一期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在“滿鐵”就業的。而“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與瀋陽的“滿鐵調查部”，被並稱為日本在中國南北方設立的兩大情報調查系統。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曾先後派出14批“中國通”間諜，以旅行為掩護，到中國各地實況測繪5萬分之一標尺的軍用地圖。測繪路線包括新疆、內蒙古、西藏等偏遠地區。這些地圖往往精確到地表的一棵樹一間房，將路徑、礦場、水源等相關信息全部涵蓋，標註尤其細緻入微。這些事關中國生死的絕密地圖，在日軍侵華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關鍵作用。仍有大批日本人在中國非法測繪地圖，其目的何在？

此外，1918年，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增開中華班，招收中國籍學生，共辦11屆，畢業生約百人。這批人中包括後來的76號頭目李士羣。

1919年，東亞同文會為培植親日勢力，決定以退還庚子賠款為名，在天津、漢口設立同文書院附屬學校，由眾議員柏原文太郎籌辦。

1921年12月，天津同文書院在海光寺日本兵營附近成立，主要招收中國學生（1925年改為“中日學院”），該校校址即今津師範大學北院。

漢口同文書院位於古德寺附近，被當地人稱為東洋學堂，1927年改為私立漢江中學（1945年後勒令關閉）。

東亞同文會及東亞同文書院，成為了日本在侵華戰爭過程中最重要的情報機構之一。骨幹成員中僅擔任過日本首相的就多達6人（大隈重信、犬養毅、內田康哉、近衞文麿、清浦奎吾、阿部信行）。當然，毒蛇巢穴中並非是鐵板一塊，也有着思想的衝撞，以及敵對的博弈。對於中國近代史產生過重大影響。“革命宣傳家”鄒容、辛亥革命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劉公，均於1902年肄業於日本東京同文書院。上海日本特務機關“巖井公館”創始人巖井英一、滿洲鴉片大王裏見甫、日籍中國共產黨員中西功、西里龍夫、白井行幸、尾崎莊太郎等，中共著名特工，情報戰線負責人之一，解放後浙江省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沙文漢，均畢業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日本前首相、公爵，日本侵華禍首之一，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首要推行者近衞文麿就曾特函書院，稱“戰爭以來，學生從軍或協助日軍行動，對國家貢獻很多。”總之，東亞同文書院儘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多少有值得文化意義的一面，但其更主要的職責就是成為日本侵華的做最好的助手。

1900年至1945年在中國開辦的東亞同文書院，培養了大量的所謂“中國通”，通過大旅行等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立體式調查，實際上是為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動作了前期準備。在侵華戰爭中，東亞同文書院的學員充當隨軍翻譯、間諜等，為日本軍方蒐集和提供情報，直接參與侵華活動。因此，雖然東亞同文書院曾經對中日文化交流發揮過少量的作用，但是決不應該由此忽視其作為日本重要侵華幫兇的主要性質。

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外務省下屬的東亞同文會，被盟軍司令部勒令解散，近衞文麿畏罪服毒自殺。東亞同文書院作為間諜機構，被勒令關閉，在華人員遣返日本。

1946年11月，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最後一任校長本間喜一，及其他13名原校教職員，在愛知縣豐橋市創辦愛知大學。將東亞同文會遺留資料轉移至該校，並吸收從朝鮮漢城的京城帝國大學，和台北帝國大學返日的部分師生及資料。該校校友以“滬友會”為名活動。

1948年，東亞同文會殘餘勢力死灰復燃，組建“霞山俱樂部”（近衞篤麿，號霞山），首任會長為德川家正公爵（德川家第17代家主，貴族院議長）。

1956年，盟軍司令部歸還霞山會館。

1957年滬友會創辦《滬友》雜誌。

1958年，霞山俱樂部更名為“財團法人霞山會”。

1967年霞山會在東京赤坂設立東亞書院，開辦中文班，附設東亞文化研究所。該機構依然是日本外務省下屬情報機構，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該機構以教育交流為名，開始重新進入中國活動。

第一任會長（1898-1904）：近衞篤麿公爵（貴族院議長）

第二任會長（1904-1907）：青木周藏子爵（日本外相）

第三任會長（1907-1918）：鍋島直大侯爵（第11代佐賀藩主）

第四任會長（1918-1936）：牧野伸顯伯爵（大久保利通之子，日本政壇元老）

第五任會長（1936-1945）：近衞文麿公爵（貴族院議長、三次當選日本首相，侵華戰爭元兇，甲級戰犯）

第一任院長（1901-1902）：根津一（日本著名間諜，漢口樂善堂情報網頭目，日清貿易研究所負責人）

第二任院長（1902-1903）：杉浦重剛（眾議員、國粹主義者、裕仁天皇的老師）

第三任院長（1903-1923）：根津一（日本著名間諜，漢口樂善堂情報網頭目）

第四任院長（1923-1926）：大津麟平（台灣總督府官僚、巖手縣知事、德島縣知事）

第五任院長（1926-1931）：近衞文麿（貴族院議長、東亞同文會副會長）

第六任院長（1931-1940）：大內暢三（眾議員、升格後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首任校長）

第七任校長（1940-1944）：矢田七太郎（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曾參加1927年東方會議，與蔣介石有聯繫。）

第八任校長（1944-1945）：本間喜一（末代校長、愛知大學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