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

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衞門的長女，名叫阿順。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兩男三女，諭吉是最後一個兒子。

當時，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坂和江户（東京），設置“藏屋敷”，銷售藩地生產的糧谷雜物。百助受藩命，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擔任會計的工作。他雖是一個俸祿微薄的低級藩士，但卻是一位廉潔自持、才學俊秀、德望頗高的漢學者。他最喜歡收藏中國的古書，恰巧在諭吉誕生那一天，得償夙願，購到了中國清代的上諭條例六十餘冊；晚上又逢麟兒出世，喜事重重，歡欣無比，於是給新生兒子取名“諭吉”。

但不幸終於降臨這個和樂的家庭。當諭吉十八個月大的時候，年僅四十五歲的父親就因病亡故。三十三歲的母親，不得不帶五個孩子，回到了背離十數年之久的故鄉中津。此地方語言風俗和大坂有些不同。孩子們無形中和故鄉的小朋友們起了一層隔閡，只好自家成為一個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們雖然過着寂寞窮苦的生活，家風倒是純直而和平的。

幼小時候的諭吉，飽受身份差別的屈辱，備嘗家計貧困的痛苦。但這些絲毫無損於他天生豁達的個性。舉例説：諭吉要上街購買酒、油、醬油時，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頭臉，在夜間出去購買。他不但不蒙面，腰間還帶着兩把刀，提着酒壺，白晝也昂然上街去買，而不以為恥。他認為一個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錢買東西，沒有什麼不該，也沒有甚麼羞辱可説。從這個小地方，我們可以窺見他日後倔強的精神。

諭吉年少時居家，常製作手工藝品，換得餬口之資，貼補家用，無暇讀書識字。一直到了十四五歲，才開始學習漢書（中文書籍）。從此以後，才華漸露，進步神速。他具有豪邁不羈的性格，愛好自由的生活，對事物的觀察又細密入微。他自幼生長在門閥觀念極為濃厚的社會環境裏，十分厭惡這種生活，希望早日離開中津，擺脱門閥制度的枷鎖，另謀發展。二十一歲時，他如願以償，到長崎學習蘭學（西學）。

他去長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1854年），日本與美國締結了和約。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軍官柏裏（M. C. Perry）率領艦隊，駛進日本的浦賀港，不但驚醒了德川幕府二百餘年的鎖國美夢，也啓開了明治維新王政復古的端倪。日本在厲行閉關自守政策的時代，只有長崎一地可和荷蘭通商。當時學習醫學或學術，都需要研讀蘭學原著。蘭學可説是日本人接觸西學、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個開端。諭吉在長崎修業期間，寄居於術家山本物次郎的家裏做食客，半工半讀，勤勉苦幹，學習蘭學也頗有心得，深獲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作為養子。這是諭吉畢生事業活動的開端。

但這樣一來，反而引起在那裏共同修業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長，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一個較高門閥階級）之子奧平一岐的嫉妒，逼得諭吉不得不離開長崎。但諭吉並不因此而意氣用事，經過三思之後，決心到江户去闖天下。在旅途中，他歷經了千辛萬苦才抵達大坂。那時，諭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襲他先父的職司，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諭吉雖向他的大哥表白遊學江户的心願，但終於聽從三之助的勸導，決定留在大坂，拜緒方洪庵為師，研習蘭學。

當時，緒方洪庵（1810-1863）是一位蘭學大家，也被尊為荷蘭醫學的專家，懸壺於大坂。他開設的家塾叫做適適齋塾（簡稱適塾，今國立大阪大學起源），是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塾。塾裏經常有學生一百人左右，前後就讀於該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門生人才輩出，多有建樹。諭吉於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進入適塾就讀。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從師學習蘭學的頭一遭。在這以前，從沒有固定的業師，多半單靠自己的努力，偶然獲得別人的指點而已。從此以後，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户擔任教職之前，焚膏繼晷，潛心鑽研，自不在話下。不久，他被擢升為塾長。

在緒方塾，學問上的切磋，使得諭吉大放異采，嶄露頭角。同時，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練的大好機會。安政三年初春，諭吉因為看護一個學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傷寒。多虧洪庵先生親自按脈診病，另一位醫師處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復如初。據説醫師診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當時邀請另一位醫師會診，就是這種父母心腸的表露。洪庵先生對學生像父母對子女般的愛護和照顧，使諭吉深為感動，所以他日後開辦私塾時，也深愛他的門生，常以金錢物品接濟家境貧困的學生。遇到學生久病初愈回到學塾，其歡慰逾常的神態，有如迎接生還的己子一般。

諭吉侍奉恩師和師母，始終如一；洪庵夫婦作古之後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坂掃墓，一抵達大坂，便匆忙上緒方府的墓園，捲起褲腳，用草繩當作刷帚，婉謝隨行人員的幫忙，親手把墓碑洗刷乾淨才叩拜。從這一則小故事，我們可以知道洪庵先生為人師表的偉大，同時也可以看出福澤先生做人的態度。他祭掃父母的墳墓也一樣，從清掃至上香，完全親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裏，開啓佛龕的門扉和奉獻供物種種，都自己做——這就是否定宗教的諭吉本人的行為——只有注意到這一層，我們才能確切瞭解不關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諭吉在適塾修業期間，德川幕府的封建體制，急轉直下，搖搖欲墜；列強的勢力步步緊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紛紛以大藩為中心，斥責幕府的專政。他們認為政治的動搖，啓端於外國問題。這個問題是迫使時代變遷的基本動力。各藩為了自衞，為了準備應變，為了研究學術和了解國內外情勢，往往需要獎勵洋學的研究。江户奧平藩也不例外。

安政五年（1858年），諭吉二十五歲那一年，他接受奧平藩的徵聘，到江户教授蘭學。江户是幕府政治財經的樞要所在；處身其境，自然能夠密切觀察社會輿論的動向，注視局勢的演變。這對於諭吉的一生，具有劃時期的重要意義。這所初具規模的蘭學塾，設在江户駐地的鐵炮洲地方。它就是後來諭吉所創的慶應義塾的肇始。

諭吉認為大阪的學生在學問方面，所向無敵。這一次自己是以教師的身份來到江户執教的，因此頗為自負。事實上，他曾經利用機會，試探過當地蘭學大家的學識，證實了平日所信的並不虛妄。誰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橫濱觀光的體驗，對他無疑是一次殘酷的當頭棒喝，使他從自我陶醉中醒悟過來。當時橫濱依據日本與列強訂立的五國條約（安政六年），開闢為通商口岸之一，與外國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個角落所看到所聽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標也好，或和別人交談也好，語言一竅不通。這對他好像是晴天的霹靂，覺得數年來苦讀蘭學的努力，盡付東流。他即刻猛省到，蘭學已不能迎合時代的潮流。此時要補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學英語一途而已。於是，他又開始廢寢忘餐，讀起英語來。因為多方求教適當的老師未果，不得不依靠僅有的蘭英對譯字典和蘭英會話等書，跟另一個朋友埋頭共讀。這樣開始學習之後僅歷半載，他有第一次極好的機會，隨幕府的使節前往美國。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據日美通商條約的規定，決定派遣軍艦鹹臨號，護送使節到美國華盛頓，交換商約。這是日本開國以來空前的壯舉。諭吉經過朋友的推介，獲得艦長木村攝津守的准許，做為一個隨員，終於能夠成行，到了舊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這一次放洋，隨員的職務繁忙，除對美國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沒有太多見聞的機會，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變化，僅僅攜帶一部韋伯斯特大辭典回國而已。這是日本人輸入這種辭典的開始。

回國之後，諭吉接受木村攝津守的推薦，受僱於幕府“外國方”（即外交部），充任譯員，翻譯與外國往來的公文。當時，外國機關送達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蘭文的慣例，因此常有機會對照學習英蘭兩國文字，頗利於英文的研究。不久，諭吉廢除了家塾的蘭學，改授英文。學生人數與日俱增，但充為一所英文學塾，仍然微不足道。

諭吉從美國回來之後第二年（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兒錦女士結婚。同年十二月，諭吉又得到了一次遊歐的機會。當時日本的國內情勢，搖撼不定；因此，依據五國條約開闢港市的規定，有些部分無法實施。為了要和各國直接交涉，幕府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諭吉被任為一名譯員，參加此行。

這一次旅歐，對諭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他所以能夠洞察文明和國家社會的關係，固然得力於平日的學習，但更有賴於這次旅遊的經驗。貫徹他的思想的愛國精神，似乎也淵源於此。這一次赴歐，他對於社會經濟各種問題，諸如醫院的經營、銀行的業務、郵政、徵兵法規、政黨、輿論或選舉等問題，都能做比較深入的瞭解。旅行一年期間，所見所聞，沒有一樣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國只觀察到表面壯觀的情形不同，這一次諭吉已能留意到歐陸各國內部的觀察，並作詳盡的筆錄。這次幕府派遣使節訪歐，並沒有什麼收穫，但一行中偶然有諭吉參加，這對日本後來的發展，卻有非同小可的影響。回國之後，他根據這些筆記資料，另參考原書，撰寫了《西洋事情初編》（慶應二年，一八六六）。這部書好比一座警鐘，敲醒了民眾的矇聵，啓迪了無知的社會對先進文明國家的認識，甚至深刻地影響維新政府的政策。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發行部數約有二十五萬之譜。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此書是第一部諭吉嘔心的傑作，充滿着睿智的表現，顯示諭吉的思想體系初告成立。

諭吉自歐洲歸國後，國內的情勢丕變，主張攘夷論者日趨猖獗。倡導開港論者被視為“神州的盜賊”，暗遭襲擊的事件，迭出不窮。為了避免惹禍，諭吉只好埋首於譯著工作。同時因時勢所趨，一般人對英語的需求日益殷切；諭吉所辦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學塾，學生與日俱增。為了整頓蘭學塾紊亂的舊態，把它改設為學生的“修養所”，諭吉從故鄉邀請小幡篤次郎等數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經營塾務；諭吉又不忍心讓這幾位青年虛擲寶貴的求學時光去抄錄蘭書以獲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為其難，用自己從事譯述所得的稿費養活他們。從這裏我們也可看出諭吉的為人。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諭吉隨從幕府的軍艦採購委員，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國東部各州的都市。這前後三次的國外旅行，使諭吉深切體認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痛斥當時幕府的壓制政策和陳腐的門閥制度。這種體驗，決定了他於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的一段轉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國之後，他更致力於從事教學和譯著工作，積極倡導西學，作育英才。

諭吉的家塾原設在鐵炮洲。在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四月，遷到新錢座，同時取當時的年號，定名為慶應義塾。這是諭吉平生最偉大的事業的開端。他仿效歐西私立學校的常例，訂定塾則，規定學費，確立課程內容，設立財團法人，鋭意革新塾務。

諭吉主張義塾的教育方針應有兩方面：有形方面，以“數”“理”為基礎；無形方面，以培養“獨立心”為旨趣。易言之，論事以合理為準繩，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東方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相比，這兩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各強國，除鼓吹獨立精神及提倡實學之外，別無他途。塾裏所用的教本，多數是諭吉從美國買回來的西學書刊。除各種辭典、地理、歷史等書以外，還有法律、經濟、數學等書，分發給學生研讀。這是日本其他學塾望塵莫及的措施。

明治元年五月，上野發生戰爭，江户頓時陷入混亂的狀態之中，市內的一切公共遊藝場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紛紛避難。義塾所在地新錢座，距離上野約八公里，沒有飛來炮彈的危險。諭吉在遙聞炮聲而遠望硝煙的緊急情況下，依然從容地講授美國威氏的經濟學，一時傳為佳話。在兵荒馬亂當中，唯一能夠獨立其間，扶持泰西新學的命脈於不墜的，只有慶應義塾。諭吉堅忍不拔的辦學精神，於此可見。

諭吉對於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戰亂平定後，塾生人數急劇增加，但多數是身歷戰役，剛丟棄槍械退伍下來的青年；他們性情暴躁，面目猙獰，行為狂妄，時有拔刀相向的事情發生。為了要整頓學塾的風紀，變化他們的氣質，諭吉制定了簡單的塾則，一面要求他們嚴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則，躬行實踐，期以導納他們的生活於正軌。經過一番苦心，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學塾才歸於井然有序，蔚為學術氣息濃郁的學園。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義塾遷到景色秀麗的三田（今東京都港區三田），學塾地基比新錢座設塾時代，已擴充到三十倍之多；學校的諸般事業也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慶應義塾大學，就是諭吉當年草創的家塾，經過積年累月慘淡經營所換來的輝煌成果。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諭吉終因宿疾——腦溢血癥復發去世，終年六十六歲。噩耗流傳所及，日本全國上下，不問識與不識，都惋悼這顆巨星的殞落。他的逝世，確是日本最大的損失；全國的報刊雜誌，齊聲哀痛不已。眾議院也破例對諭吉發佈弔詞，使他身後備享哀榮。

福澤諭吉如何設計侵華

明治維新後，日本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日本的侵華理論也呈現出了新的表現形態。即由此前的“紙上談兵”——在書齋裏提出侵略主張和實施方略，演變為侵華理論與侵華戰爭的互動。其中，被稱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啓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與民間報人福澤諭吉，可以稱得上是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寫了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把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進程與侵略中國密切聯繫起來，公開鼓吹弱肉強食的強盜哲學。他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再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其後輩全都付諸了行動。

一、對中國的蔑視、嫉妒與垂涎

如果説，此前的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的侵華主張基本上屬於個人的言論，而沒有來得及實現充分的社會化，對當時的社會、尤其是對政府的決策影響也有限，那麼，福澤諭吉（1834～1901）的侵華言論則大有不同，他的侵華言論主要是在他主辦的發行量很大的報紙《時事新報》上刊登出來，因而對社會輿論、對一般國民的思想、對政府的決策，都有很大的影響力。《時事新報》以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為依託，雖為民辦報紙，但政治性極強。福澤諭吉在為該報所寫的《本報發兑趣旨》一文中稱，本報“以專記近時文明狀況，議論文明進展之方略事項，追蹤日新月異之風潮，並報道於世人為宗旨”，其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國際關係、社會文化等方面。福澤諭吉本人在從報刊創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除特殊情況外，幾乎每天——有時是間隔一兩天——都為該報寫文章，包括社論、評論、隨筆等近千篇，議論國內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這些文章佔福澤諭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巖波書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澤諭吉全集》中佔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國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福澤諭吉思想的出發點是所謂“脱亞”，意即日本要脱離亞洲。1885年，福澤發表《脱亞論》一文，這是一篇極有影響的文章。福澤在該文中對他早已形成的思想加以集中概括，他寫道：

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脱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支韓更為相似，此兩國的共同之處就是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韓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鮮的政府仍在實行古老的專制，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無法律的國家；支那朝鮮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的學者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信奉陰陽五行的國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鮮恥，日本人的俠義就可能為之遮蔽；朝鮮人行刑場面殘酷，日本人也被懷疑為無情等等，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裏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福澤諭吉全集》巖波書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頁）

作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澤諭吉和那個時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樣，對漢學都有一定的修養，能寫一手不錯的書法，也能作像樣的漢詩，對中國問題很關注並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但這種關注和了解並非出於此前的日本文化人對中國文化的那種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價值觀、以“大日本帝國”的優越感來觀察中國、看待中國，認為到了現代，中國人由於一味保守傳統文化而不加改變，已變成了頑固、落後和野蠻的國家。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沒有新水注入，也沒有水流出，有風吹來的時候，整個的池水被吹得渾濁，風止的時候池水又復歸平靜”。他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在清朝的政治統治下，什麼事情都幹不成。根據這樣的看法，福澤諭吉從內心裏充滿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鄙視，甚至認為與中國這樣的冥頑不靈的國家為鄰，是日本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發表的《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一文中，甚至極端地主張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他説：

支那人和日本同屬東洋國家，但其心情風俗不同，這是世界上眾所周知的事實。要説最顯著的不同，就是支那開國已經百餘年，日本開國只有三十年，儘管有前後七十年的差別，但由於支那的遲鈍，對文明為何物一無所知。據説近年來採納了西洋的一些東西，但卻止於器的層面，沒有人關心文明的主義如何。不究其主義而單採用其器，認識只限於表面，就沒有進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開國，人心為之一新，脱掉數百年的舊套，而追求新文明。從無形之心，採有形之事物，三十年雖日月尚淺，倘若如此進步下去，〔與支那相比〕可以説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兩國之所以呈現這樣顯著的差異，有立國根源的不同、數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從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一個止於外形，以我鄙見，可以説原因在於進入兩個國家時的途徑不同。有什麼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國民的上層進入；在支那，文明由國民的下層進入。支那國民與西洋人接觸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業貿易，外來者為利而來，內應者為利而應。交往的動機，除了利以外一無所有。……在支那羣民中，雖然也有通曉外語的人，但只限於日常生活用語，而不能成為知識傳達的媒介，其證據就是百年來能説洋話的人不少，但在進口品中，西洋書籍卻很少，特別是有關事物的真理原則的科學書籍幾乎沒有。因為從事商業貿易的支那人不讀這類的書。（《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頁）

在這裏，儘管有意無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實，如中國人介紹西洋的東西僅限於商業目的，而對西洋的“主義”不感興趣，殊不知中國的嚴復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啓等人，對西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翻譯並不比福澤諭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們少。儘管如此，福澤諭吉對中國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徑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説沒有一點道理，甚至有些話頗中要害。但問題是，他要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

以上的理論如果沒有錯誤的話，可以説終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夠開化。人民不開化，作為敵手就不足懼怕，作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沒有好處，那就對它避而遠之，以防同流合污。雙方的交往只限於商業，知識上的交往應一律斷絕，其國的政教不採納，其風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類的東西，不管其使用價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棄。我國現在是日新之國，必須防止鄰國的弊風污染我文明。（《福澤諭吉全集》第51～52頁）

這種斷絕交流的主張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實施“鎖國”，因為中國已經很不合他所提倡的“近代文明”了。但是另一方面，福澤又清楚地知道，中國是一個大國，在許多方面是日本這樣的蕞爾島國不可比擬的，並時時在文章中流露出對中國的複雜心情，鄙夷之後，則是嫉妒。1884年，福澤諭吉在《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一文中，強烈地表現了與中國的競爭意識。他認為，由於中國面積廣大，物產豐富，人口眾多，與西洋人的利害關係大，所以在東亞國家中，西洋人更重視中國，中國的名聲在西洋很響，西洋人對日本相對不夠重視。對此，福澤認為，日本要不被中國所遮蔽，“就要進一步不斷地採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擴大貿易，伸張國權”。而在嫉妒之後，就是豔羨、垂涎中國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儘管福澤盡情地表達了對中國的不屑和厭惡，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日本人應多多到中國去，他在《到支那去應受獎勵》（1883年）一文中，認為日本人到中國去的太少，鼓動日本的“有為之士”多多到中國去闖蕩。為什麼呢？因為“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達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里，可謂東方田園”，因此他鼓動日本人要大膽西渡，將“支那的四百餘州”，作為經營事業的地方，這樣一來，“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有好處”。這就是他提出的為什麼要獎勵日本人“到支那去”的理由。“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如此而已。事實上，此後的許多日本人或成羣結隊，或隻身闖蕩，懷着各種目的，紛紛來到中國，其中許多人成為日本對華侵略的先行者。可見福澤諭吉的“脱亞論”、對華鎖國論是思想層面上的，而在軍事經濟層面上，他是主張對中國“積極進取”的，而以經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國去搞“國權擴張”，畢竟不能儘速，也不能盡興。所以，福澤諭吉最推崇、最力主的，還是武力侵華。

二、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

福澤諭吉是一個典型的窮兵黷武主義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在《通俗國權論》一文中説過：“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表明了他對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無所顧忌地大談戰爭的好處、打仗的好處。他反覆強調：“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凶事危事”，他在《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凶事危事》（1887）一文中開門見山地説：“兵為凶事，戰為不祥，古今皆以為如此。沒有人不希望國家無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究竟在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和“外國”打仗是好事呢？統觀福澤諭吉的全集，答案十分顯然，就是在那個時候、在朝鮮或中國土地上跟中國打仗。和中國打仗之所以是好事，就是因為日本可以從中“擴張國權”。

當年的福澤諭吉密切關注着世界及亞洲的局勢和動態，從不放過一切可以從中國得到好處的機會。如1891年當他聽説英法等國因中國國內焚燒教堂、殺傷外國傳教士事件而正與中國交涉，若中國不答應，便組成聯合艦隊佔領上海吳淞口，他便寫了一篇題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國的好機會》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東洋立國，與支那有極大的利害關係，必須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見，目前的〔列強〕與支那的交涉，是我國國權擴張的一大機會。從我國的國家利益來看，求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舉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條約（指《天津條約》——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還有朝鮮問題、台灣問題等等。眾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組成的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大撈一把，從而又一次在中國伸張了日本的“國權”。福澤諭吉早先提出的這一“莫失良機、趁火打劫”的“建議”，自然是產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澤諭吉在《東洋的波蘭》一文中，對當時正在進行的中法戰爭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和法國的戰爭——福澤稱為“法清戰爭”——“是支那滅亡的伏線，即使一時得以和解，今後不可挽救的頑症，必由此事件引發出來”。在他看來，現在的中國就像此前歐洲的波蘭，免不了被列強瓜分的命運。應該説，在這個問題上，福澤的看法基本沒有錯。然而，福澤強調“支那必被分割”，並非同情中國的命運，而是為了鼓動日本人蔘與“支那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張《支那帝國分割之圖》，稱是一位“在外國的友人寄來的一本《支那帝國未來記》中抄下來的”。這張圖把中國的各省份都標上了外國的主人，例如東北各省是為俄羅斯所分割，山東、河南為德國分割，湖南、江西等為法國分割，福建和台灣為日本人所分割。福澤附的這張圖上的文字全是漢字，並無洋文，而且日本分割福建、台灣，和福澤此前此後的主張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由懷疑這張圖實際上並非外國某書所繪，而是假託洋人，實則出自福澤自己之手。他在解釋這張圖、談到日本為什麼可以分割到台灣和福建時，這樣寫道：

日本在地理上與支那相近，歐洲列強能有今天的幸運，十幾年來日本不僅與之有共同方向，給予大力協助，作為東道主人也給了他們不少便利，所以今天佔領台灣全島和福建省的一半，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區，在支那的上一個朝代大明的末葉，一時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澤並不忌諱使用“侵略”一詞——引者注）之地，這是歷史上鮮明的事實，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可使日本國人得以滿足。（《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78頁）

在中國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使日本國人得以滿足”可以説是福澤諭吉的夙願。福澤明白，要實現這種夙願，單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對中國發動戰爭。1894年12月，當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已佔上風時，福澤諭吉就迫不及待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強令割讓台灣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國投降的條件是同意“朝鮮獨立”、賠款、割讓土地。關於割讓土地，福澤説，有人也許認為日本一打勝了馬上就讓中國割讓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為”，所以在割地這個問題上可能有所猶豫。對此福澤認為，“這畢竟是忘掉了軍國大事的迂腐之論”，“以我所見，分割〔中國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國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為中國東北的土地從地理上説是對朝鮮的一種掩護，而分割台灣也是為了日本南部沖繩縣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須割讓台灣。他接着在《眼中無清國》（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稱，讓清朝割地賠款，不要怕它來日報復，因為它腐敗透頂，完全不足畏懼；現在割讓台灣只是一個開頭，“待他日分割四百餘州的時機一到，就必須向它的中原地區大力挺進，選擇立足之地”，並認為這是“今後的大勢所趨”。

懷着對中國的領土及財富的貪婪的慾望，本着這種“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澤諭吉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動態，一直在尋找與中國“打仗”的機會。當清政府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鮮動亂時，福澤諭吉認為時機到來了。作為一個民間人士，福澤諭吉一直以強硬的霸道的態度，煽動輿論，慫恿日本政府把朝鮮國內的動亂與中國的干預作為一個良機，趁機把朝鮮從中國的藩屬中拉出，並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中，聲稱如果中國干預朝鮮事務，即與中國開戰。他在《日支韓三國的關係》（1882年）一文中説：

如果虛妄自大的滿清不知自己的空虛而以強大自居，以此次事變為藉口干預朝鮮的內政外交，如果它説什麼朝鮮國是我屬國，朝鮮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別府，屬國別府發生的事本國本府加以處分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朝鮮亦敢甘於從屬地位，支朝串通一氣敵視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無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喪失體面，那我日本就應該勇敢應對，開啓戰端，將東洋的老大朽木一舉摧毀。（《福澤諭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頁）

在此後的幾年時間裏，福澤諭吉密切地關注着中國和朝鮮的動向，並不斷寫文章煽風點火。當時的清政府應朝鮮政府的合法要求，以兩國既定的關係為依據，派兵前往朝鮮幫助平定國內叛亂，日本卻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鮮，遭到中朝兩國的抵制。消息傳來，福澤諭吉惱羞成怒，反咬一口，説什麼：“在今次的朝鮮事件中，我日本國的名譽、權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損害。其主謀是支那人，其教唆者是支那人，其實際行動者，又是支那人……支那人的罪行不遑枚舉。”他還宣揚中國兵虐殺日本婦女兒童，肆意煽動日本國內民眾的反華情緒（《支那士兵罪責難逃》，1884年12月）；還説什麼在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支那和朝鮮是加害者”，日本應當向這兩個國家興師問罪，尤其是對中國，光讓他“謝罪”遠遠不夠，“事已至此，必須拋棄以口舌論是非，而必須斷然訴諸兵力，儘快了結局面，雖然這對兩國人民都是一個不幸，但國恥難消，此事必須斷然實行。”接着，福澤在《一旦開戰，勝券在握》一文中還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戰計劃：

我國一旦向支那、朝鮮兩國興師問罪，朝鮮固不足論，我們的對手就是支那，首先應派一支軍隊赴朝鮮京城與支那兵鏖戰，讓朝鮮政府答應我正當的要求；同時，我軍從陸海大舉進入支那，直搗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熱河，那就跟着進攻熱河。這樣一來，無論怎樣剛愎自用的支那人也不得不答應我正當要求，低頭謝罪。（《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頁）

他認為，日本直搗北京的行動是有勝利把握的。原因是，“支那軍隊腐敗，八旗、綠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號稱百萬，其實能夠使用西式武器的不過五六萬人。又號稱軍艦百餘艘，有相當於我海軍四倍的兵力，其實不過是紙糊的炮銃船艦，實在不過是太平的虛飾物。就是説，船艦炮銃是鐵製的，而使用它的人不過是木偶一般。”在1894年9月發表的題為《支那龐大，但不足懼》一文中，福澤認為日本有些人擔心要使中國那樣的大國屈服並非那麼容易，他表示反對這種看法。他説：“以我的看法，以上的説法只是皮相之見。支那雖號稱大國，但其政治組織已從根本上腐敗，國民的團結不鞏固，表面上屬於大清帝國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圖，其實是半獨立狀態，政治法律因地而異，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從一般的地理書上看，那個國家地廣人多，但由此判斷他們擁有幾倍於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錯特錯了。支那軍隊號稱百萬，實不足信。支那人的毛病是喜歡虛張聲勢，不過是出動一兩萬的兵力就聲稱幾十萬，古來筆法即如此。”他還分析了中國兵訓練不足，不過是由乞丐流民組成的烏合之眾，因而，“大國之大，在彼不足賴，在我不足懼，總之，我希望對支那加以損害，要迅速、要廣泛、要大”。

福澤諭吉還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優勢，強調日本具有精兵強將，一定可以打勝。“如支那的戰爭若不能取勝，我日本人自今後不但永遠受支那凌辱，也會被世界各國所輕侮欺凌，最終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如果打勝的話，則我日本的國威不僅可以炫耀於東方，也會令遠方的歐美各國所敬畏。取消治外法權不必説，作為萬事〔與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強國，會永遠被東方奉為盟主。”他還鼓動説：“為了實現這一希望，我們的身家性命不足貴，願直接進軍北京決一死戰；我們的財產也不足愛，願全部充作軍費。舉日本全國之力即可達到目的。此次朝鮮事變若果真引發日支兩國的戰爭，則我輩可以斷言：日本必然勝利。”（《戰爭一旦發動就應有必勝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親征準備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進一步煽動對中國開戰，認為“比起談判的準備來，更應該做開戰的準備”。他鼓動天皇親自率兵征討中國，即所謂“御親征”，強調“我輩所希望的就是準備御親征，僅此而已”，並在這句話旁邊加上了着重號，以示懇切鄭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前夕，福澤諭吉寫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勁兒地鼓吹立刻對中國開戰。7月，他在題為《應該直接對支那朝鮮兩國開戰》一文中，稱李鴻章給朝鮮政府的電文所説的“內修德政，勿負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視天兵一舉，無異以石壓卵也”這些話，“是對日本無禮萬千的語言”，並指出由此可見是中國“挑撥朝鮮政府拒絕我要求的事實確鑿無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猶豫，要與支那為敵人，斷然開戰”，而且在向中國開戰的同時，也不要放過朝鮮，因為朝鮮與中國是“同一個洞裏的狐狸”。他説朝鮮是小國弱國，攻打它別人看來好像有點可憐，但“為了打破它多年來腦海深處崇拜支那的迷夢，必須付諸彈丸火藥”。1894年11月下旬，日軍攻入旅順大肆屠殺中國人民，美國的《世界日報》（WORLD）、《時報週刊》等媒體報道日軍從11月21日佔領旅順以後，四五天中屠殺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兒童六萬人，稱日本人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蠻怪獸”，而一貫標榜“文明”的福澤諭吉卻為日軍屠殺辯護，稱中國軍人偽裝成市民，殺死他們理所應當，説中國人沒有信義，“不能把他們當普通的人看待”（參見石河干明《福澤諭吉傳》第3卷第756頁，巖波書店1932年版）。

三、“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

除了這樣赤裸裸地鼓吹與煽動戰爭、為侵略戰爭及屠殺行為辯護外，福澤諭吉更以一個學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為對華戰爭尋找理論根據，這集中體現為“文明戰勝野蠻”的“文明進化論”。他把西方列強依靠武力向世界擴張作為“文明”的楷模，認為那就是“文明開化”，日本應該、並且已經這樣“文明開化”了。他早在《文明論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認為日本的文明已經高於支那（中國），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正在或已經“脱亞入歐”，成為西洋各國那樣的“文明開化”的國家，而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則尚在“未開化”之列，不屬於文明國家。在這種前提下，日本對朝鮮和中國採取的任何侵略行動，都被他歸為促使中國和朝鮮“文明開化”，為了這個名義，縱使侵略，也是正義的行為。信奉“弱肉強食”生存法則的福澤諭吉，就這樣振振有詞地把最醜惡可恥的侵略主張與行徑包裝起來，加以美化。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福澤諭吉寫了一篇題為《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的文章，其中説道：

在朝鮮海豐島附近，日清兩國之間展開海戰，我軍取得了偉大勝利……我聽到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於我軍的開戰而博得了勝利的大榮譽確實可喜可賀。我軍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鋭的武器，打他的腐敗國的腐敗軍隊，勝敗的結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恰似揮日本刀斬草無異，所向披靡，無可阻擋，原不足為怪，與預想的完全相同。最可喜的是日本軍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絕非出於僥倖。日清戰爭就這樣在世界面前展開，文明世界的公眾到底如何看待？戰爭雖然發生在日清兩國之間，而如果要問其根源，實在是努力於文明開化之進步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的一方的戰爭，而絕不是兩國之爭。本來日本國人對支那人並無私怨，沒有敵意，而欲作為世界上一國民在人類社會中進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們卻冥頑不靈，不懂普通的道理，見到文明開化的進步不但不心悦誠服，反而妨礙進步，竟敢無法無天，對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發生了此戰。也就是説，在日本的眼中，沒有支那人也沒有支那國，只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凡是妨礙和反對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這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事，可以看作一種宗教〔信仰〕之爭……幾千清兵無論如何都是無辜的人民，殺了他們是有點可憐，但他們不幸生在清國那樣的腐敗政府之下，對其悲慘命運也應有所覺悟。倘若支那人鑑於此次失敗，領悟到文明的力量多麼可畏，從而將四百餘州的腐雲敗霧盪滌一空，而迎來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價也值，而且應當向文明的引導者日本國三叩九拜，感謝其恩。我希望支那人早早覺悟，痛改前非。（《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第491～492頁）

在福澤諭吉的邏輯中，他的所謂“文明”——實為弱肉強食的法則——具有絕對的價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標準，而日本是“文明”的代表，不服從日本就是不服從“文明”，因此日本發動的戰爭是“文明”的戰爭，而“文明”的戰爭是絕對正確的和必要的。他在不久之後寫的一篇題為《直衝北京可也》（1894年8月）一文中再次重彈“文明”老調：

蓋此次開戰，是日本促朝鮮朝文明的方向改革，並讓它自身真正自立。但那支那人卻反對文明的主義，試圖施以種種的妨害，終於以兵力表示對我的抗拒。與其由他們首開戰端，不如我們斷然宣戰。支那人千百年來在周公孔子的夢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視他人，以堂堂中華聖人國自誇，只有讓它看到自身的無知矇昧，事事才不致礙手礙腳；若對自身矇昧無知毫無認識，那就要將自家的臭氣傳到鄰國，反對改革，以至妨礙文明開化的事業，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對其任意胡為坐視不管，任憑它以無知矇昧之力壓制文明革新運動，那就會使它越發傲慢，不知最終會做出何等事情來。也就是説，今天的戰爭雖是日清兩國之爭，實際上卻是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戰，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革新的命運。應該意識到我國是東亞先進文明的代表，非國與國之戰，而是為着世界文明而戰。給它頂門一針，乃至當頭棒喝，啓蒙昧國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於文明的腳下，以求上進，此為要緊。（《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第500頁）

根據這樣的邏輯，福澤諭吉並不滿足於在黃海上與中國海軍的戰鬥，他再次提出日本軍隊僅僅在海上打敗中國還遠遠不夠，還難以使中國“幡然悔悟”，日本軍隊還要“直衝北京”——

要以文明之勢力席捲四百餘州，讓四億人民沐浴革新的陽光雨露，就必須做出決斷，直衝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於文明之師面前。此非好戰，乃是世界文明大勢賦予日本的天職，是不得不為之也。日本的太陽旗儘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風飄揚，四百餘州的全圖盡在文明的陽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輩翹首以盼。（《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第501頁）

接着，1894年8月11日，福澤又發表《趕快攻略滿洲三省》，提出“趕快攻略滿洲三省”，作為佔領北京的前奏，又在8月16日發表《曠日持久會上支那人的當》一文，認為日本和中國打仗不可曠日持久，“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斷，直衝其大本營，蹂躪（“蹂躪”一詞是福澤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漢字詞彙——引者注）四百餘州，加快其亡國的機會。此外別無選擇”。

福澤諭吉就是這樣，一邊口口聲聲“文明”，一邊煽動日本政府和軍隊將侵略戰爭推上中國大陸，儘快蹂躪和吞併整個中國，將日本國旗插在中國上空。這就是福澤諭吉所提倡的傳播“文明”的途徑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瞭他所謂的“文明”究竟是何種東西。正如現代日本學者竹內好在《日本的亞細亞主義》（1963）一文中所指出的：福澤諭吉所信奉的文明“並不是當時所流行的歐化，當然也不是鹿鳴館中舉辦的化裝舞會。對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無情地擴張自己，如果否定這一點那就在國際競爭中生存不下去”。換言之，福澤諭吉的“文明”就是以進化論和社會生物主義為思想基礎的窮兵黷武、弱肉強食的軍國主義。這種軍國主義所信奉的不是國際間的道義、友誼與合作，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來擴張日本的“國權”。在福澤諭吉的有關思想言論中，有着軍國主義的全部基本的特徵——對天皇制專制集權的推崇，對“御親征”的熱望，鼓吹國家體制的軍事化，動員國民踴躍參軍，鼓動國民為戰爭捐款等等，他還在不少文章中動輒自稱日本為“軍國”。特別是，福澤的思想言論中有着軍國主義者的非理性、瘋狂性和冒險性的特徵。甲午中日戰爭中他極力主張日本軍隊攻略中國“四百餘州”，在當時來看就是一個極大膽和冒險的想法，剛剛維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當時顯然尚沒有足夠的國力做到這一點，但向來以理性分析見長的福澤，卻異想天開地認真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這從一個方面暴露了以傳統日本武士道精神為內核、以近代“文明”相標榜的近代軍國主義的非理性和冒險性。

福澤諭吉雖然終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個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間學者文化人的身份開辦學校、編輯報紙、著書立説，其實際影響要遠遠大於任何一個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來日本主流輿論奉福澤諭吉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啓蒙思想家”，給予他極高的評價，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額最大的紙幣——即一萬元紙幣上。縱觀明治以來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八十多年間日本所走過的歷程，就會發現福澤諭吉的影子無處不在。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澤諭吉所設計的脱亞入歐、以歐洲列強的方式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近代文明國家”的道路。福澤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在中國大陸領土中首先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他的後輩全都照樣做了。然而，福澤為日本所設計的以對外侵略來擴張國權的道路，雖曾給日本帶來了一時的“榮耀”，但卻給中國等亞洲國家帶來了長期深重的災難，也最終使日本走向失敗的深淵。對於近代日本來説，真所謂“成也福澤，敗也福澤”！如何對待和使用福澤給日本人留下的思想遺產，足令後代人三思。

福澤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的多產的譯著作品，和他創辦的義塾教育事業，兩相輝映，成為啓發日本民智的兩大法寶。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啓導一般國民的新知和建設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發揮到了極致。

諭吉的著作浩瀚。他以犀利的直觀，論述當時的日本國民熱衷追求的新知，加上文體平易、內容通俗，字裏行間洋溢着俠骨稜稜的氣概，使當時飢渴的知識份子如獲佳餚甘泉，爭相閲讀。這種平易通俗的文體，豪氣縱橫的筆調，正是諭吉文章的特色。

他有這樣的造詣，固然由於辛勤耕耘而然，但他的老師緒方洪庵的翻譯法和蓮如上人的筆路，對他都有深邃的影響。洪庵……譯蘭文原書，很少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譯。他憑着豪放的氣質，常取原書裏的要旨來翻譯，省去晦澀難解的詞句，行文以淺近暢達為主，期能達到翻譯的目的。同時諭吉也十分欽仰蓮如上人平易的文章，以及插用“假名”（日語字母）的文體；諭吉的文章也夾雜着“片假名”，以收醒目易讀和加強語意的效果，創造了獨特的風格。

諭吉的處女作《華英通語》，出版於萬延元年（一八六〇年）。這是一本英語的單字和會話的書，用“假名”注音，漢字釋義。接着出版《西洋事情》一書，介紹西方的文物制度、權利義務觀念、和文教政經的實況。此外，影響力比《西洋事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便是小冊子《勸學論》，共十七篇，在明治五年到九年（一八七二－七六）之間陸續出版。它闡釋人權平等的精義，新學問的真諦，以及法治國家的國民應盡的職分等等。這部書開宗明義宣稱：“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好比神的啓示一樣，給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無比的振奮。很多人因受這部書的啓導，恍然大悟個人的尊嚴，能在獨立自由的新天地間，獲得精神的解放。這部書，如以每篇銷行量二十萬冊計算，大約有三百四十萬冊傳佈於日本民間。如此盛況，誠可用“洛陽紙貴”一詞來形容。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和十二年相繼問世的兩本書，《文明論之概略》和《民情一新》，探尋古今中外文明發展的原因和變遷，闡述日後日本國民處在文明世界之中應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國運之道。這些書是最適合於瞭解諭吉的哲學、思想、歷史觀和國家觀的名著。

到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諭吉興辦了一種不偏不黨的日刊報紙，稱為《時事新報》。他親自撰寫社論，竭盡了領導輿論的天職。《時事新報》的社論，有下列數種特色：針對當時的國際情勢，倡言“東洋政略論”；關於國內政治，主張“官民調和論”；以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為主題，鼓吹“婦人論”等。他撰寫這些社論，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以一個民權運動理論的領袖，積極推展啓蒙運動。他在晚年發表的《福翁自傳》和《福翁百話》，可説是他平生的閲歷和思想的總結。

除此以外，他譯著的書不勝枚舉，前後共有六十餘部，論冊數，計達一百數十冊。諸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固不待説；就是天文、物理、化學，或是兒童讀物、習字範本、修養叢書等，甚至連簿記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戰法等，都包括在內，範圍之廣，有如百科全書。

主要著作總結：

《西洋事情》

《勸學篇》

《日々のをしへ》

《文明論概略》

《通俗民權論》

《通俗國權論》

《民情一新》

《時事小言》

《福翁自傳》

《福翁百話》

《痩我慢之説》

《丁丑公論》

《脱亞論》

《西洋衣食住》 ^[2] 

福澤諭吉生為日本的一個國民，無限熱愛他的祖國。他遭遇到歷史上罕見的激變時期，本乎一己的忠貞與愛國的熱忱，挺身而出，肩負起時代的使命，企望完成“書生報國捨我其誰”的宿志。可是，他樂意做國民的一分子，和大眾同生活，在大眾中活動，對世上庸俗的榮華富貴卻不屑一顧。維新政府為要借重他超倫的才識，曾再三請他出任政府的職位，但他澹泊名利，置若無聞，從不改變以一個平民終其一生的初衷。此外，為了表彰他畢生的豐功偉業，常有頒贈給他學位、勳章或爵位的倡議，但他總設法婉辭，始終沒有接受過。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政府特旨嘉獎，並賞金幣五萬元。諭吉把這筆款項，悉數轉贈給慶應義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徹底堅守獨立自由的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福澤諭吉目睹了歐美國家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也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遂萌生“脱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説：“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還在報紙上發表《脱亞論》文章，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脱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脱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他還呼籲説：“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脱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福澤諭吉為日本選擇的振興之路，就是擺脱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

剖視諭吉的一生，他真不愧為一位典型的學者，終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説他是一隻忠心耿耿的“雁奴”，絕非言過其實。他曾經倡導“學者雁奴論”，認為學者是雁奴。羣雁夜宿於江湖沙渚中的時候，動輒有千百隻聚集在一起。其中較大的安居中央，較小的在外圍司掌警戒的工作，防禦狐或人類前來捕獲它們。這些從事警備的，稱為“雁奴”。學者也是如此。獨有學者能夠瞻前顧後，留神今生，展望來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擇善而固執，為真理，絕不肯折腰；不因時勢的演變，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其所發的言論，雖是逆耳的忠言多，卻有警世的餘韻縈迴。對照諭吉生前的行誼，他始終以一隻雁奴自任，並以此為榮。

諭吉畢生對於日本文化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一，以著述教導全體社會；第二，創設學塾，造就人才；第三，創刊新報，普及新知，擁護公論；第四，提倡演説和辯論，鞏固民權政治。這些事業，諭吉莫不營運自如，一帆風順。

福澤諭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時代，一位新思想的先驅，領導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萬世。

一位卓越的日本教師，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史上空前的動盪顛簸時期，如何竟其生涯？他的生活態度怎樣影響那個時代？時代的變遷又怎樣影響他的成長？時代和個人有什麼相互關係？能不能夠心有靈犀一點通，從這位人物畢生的言行中，領悟到我們個人應該有的作為和生活方式？這是一個很值得世人深思的重要問題。

再説，諭吉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走進屋裏，無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鋪在室內的廢紙，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頓教訓。原來廢紙上寫有藩主“奧平大膳太夫”的名字；踐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諭吉為了息事寧人，連忙謝罪，心裏卻頗不釋然。他暗忖着：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惡，必有果報；那麼踐踏寫有神名的神符，又當如何？為了試驗有什麼報應發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間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換神社供祭的神體，竊笑善男信女膜拜的無知，揭穿天譴冥罰的騙局。他對於迷信的厭惡，以及不關心神佛的態度，似乎受了母親的影響。他後來由對門閥制度的反感發展成為批判諸事的態度，絕不是偶然的。當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懷才不遇，慘作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默默無聞終其一生，飲恨於九泉之下時，往往不禁黯然淚下。他認為“門閥制度是父親的仇敵”。由此可見，他對封建門閥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諭吉對木村所持的態度，值得一述。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義上把諭吉當作一名隨員，要他隨從到美國；但除了公務之外，都以朋友對待諭吉。諭吉卻為了報答他的恩情，終生以從者的禮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經請諭吉為他的著作寫序文。但諭吉在序文中，甚至謙稱自己為“木村前艦長的僕從福澤諭吉”。此外，呈函給木村，始終顧到文體是否得體。每逢年節，必定端正衣冠，親往致賀。由此可見，他崇敬尊長、重視禮節的態度，不失為世人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