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

五四運動以後的民族主義話語中，“文化侵略”一詞在當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幾乎就是近代西方在華基督教事業的惡諡。……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開始有人對這一提法提出商榷，或認為文化侵略的提法是一種本位文化的國粹思想；或認為是50年代初在戰爭狀態下多少帶有情緒化的產物；或認為“文化侵略”不是一個規範的學術概念；有的則明確把“文化侵略”歸入政治口號，認為政治口號不適於用作學術標準。 ^[1] 

從源頭上看，“文化侵略”實際上是一個反對西方在華文化滲透的民族主義提法。雖然往前追溯，清末有識之士已經表達過對外人控制中國教育權的憂慮，其後少年中國學會的國家主義者也表達過近似的意思，但這一革命話語的發明權無疑當屬屈維它(瞿秋白)，也就是要歸諸於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努力。

第一，“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鬥爭的提法，並未包括闡發者對西方在華文化事業全面的認識。

第二，近代歷史上在分析西方在華文化事業時並不是始終用“文化侵略”來定論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隨中外關係的變動而變動的。

第三，反對“文化侵略”的實際影響，既有激發民族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文化滲透的作用，亦有簡單化地理解這一口號導致對西方文化認識上的偏頗。

簡而言之，近代反對文化侵略只是適應反帝鬥爭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號，本來就不是為了適應對外來文化事業進行全面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從政治鬥爭領域照搬到學術研究領域，自然就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無法對豐富的歷史現象進行辯證的説明。 ^[1] 

與之相對的概念有文化自信、文化交流、文化交融。

“文化侵略”的提法無疑起源於文化上的危機感。1921年1月陳獨秀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國引起衝突的10條原因,其中第2條説“各國政府拿傳教做侵略的一種武器,所以招中國人的怨恨。”……1923年2月少年中國學會的餘家菊批評教會教育的危害有三點，其中第一點“教會教育是侵略的”，終於把教會教育明確與“侵略”掛上鈎。 ^[1] 

近代日本文化侵華史是一個宏大的課題。《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一書只是通過兩三個並非等位的面和點，來批判日本主要採取強制推行日語教育的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在中國推行奴化教育。 ^[2] 

日本在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是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內容,具有實施時間長、涉及地域廣的特點。教育，特別是語言殖民和文化殖民，需要教育思想、教學方法、教育體制的支持以及設施、教員、教材等條件的完備，更需要離開戰事的空間、時間以及有條件接受教育的人羣。中國大部分淪陷區一直與戰火和戰亂相伴，奴化教育不可能立竿見影，不可能在各地都形成能夠實現預設目標的規模效益。因此，各殖民地區的情況相去甚遠。或許系統的個案調查更能還原歷史，實質性地推進奴化教育研究。 ^[2] 

抗戰時期，日本對華的文化侵略實質是文化專制。因此，一些學者將日本的侵華宣傳也歸類到文化侵略中。如嚴昌洪的《抗戰期間日本對華文化侵略述論》，王向遠的《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特徵、方式與危害》等。

《國家安全學》在“文化安全”一章中指出：“國家文化安全問題的真正出現和突出表現，只有到了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以後，特別是在西方列強對東方國家實行殖民侵略政策、東西文明衝突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才逐漸成為現實。近代以來，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其先進的生產力和強大的經濟基礎、政治軍事優勢，不僅對相對落後的國家進行軍事侵略和政治壓迫，而且同時也進行文化滲透，搞文化霸權。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因此而變得更為突出和明顯。”文化安全正是伴隨着西方國家對東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現的。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大批傳教士隨着帝國主義的軍隊和槍炮來到中國，其中除個別人如1914—1937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務雜誌》主編的美國傳教士樂靈生、1925年到四川傳教的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等，進行正常的傳教活動，同情中國人民的苦難和反帝愛國運動之外，絕大多數傳教士與當地軍閥勢力勾結，建立教堂，創辦學校，利用宗教進行種種罪惡活動。

1922年，光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就已達到相當的規模。全國有市會40處，會員53800多人；校會200處，會員24100多人；外籍幹事95人，華籍幹事87人。女青年會也有市會12處，會員近3000人；校會80多處，會員近6000人；外籍幹事87人，華籍幹事51人。為了鼓勵中國基督教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發展，總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決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中國北京清華學校召開第11屆大會。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創始人及同盟主席、國際宣教協會會長穆德（美國人），依仗美國基督教北美協會的經濟支持，親自來華主持大會。

大會進行時，700多位代表參加，其中外國有32個國家146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軍警到會場保護。

早在3月份，這個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怒，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為陣地，發動了“非基督教運動”。上海各校學生首先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現代社會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和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隊”。

接着，運動很快擴展到全國。北京、天津、廣州、武漢等近20個城市的學生團體紛紛成立反基督教組織，召開大會，發表通電和文章，進行反基督教運動。

運動主要從兩方面進行：（一）以科學反對宗教迷信。當時不少人由此出發加入運動，因此許多地方組織了“非宗教大同盟”，既反基督教，又不專指基督教；（二）批判基督教不僅反科學，而且是帝國主義用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反基督教學生同盟武漢支部”在代電中指出：清華基督教同盟大會，“其目的純是誘惑青年，擴充教徒勢力，為資本主義作護符來侵略我國”。

一些進步團體也支持非基督教運動。少年同志會有一通電指出：本會以“改革社會黑暗，增進個人道德為宗旨，對於妨礙科學進步，組成貴族勢力，保持階級制度，阻止個性發展的宗教，早已認為國敵，因此對於非宗非基之呼聲，極表贊同”。中華心理學會也發表反對“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我們以科學的態度，斷定他們的謬誤；以歷史的觀察，審定他們的罪惡；以心理的分析，揭破他們的虛偽不德，不能不出於極端的反對。”

非基督教運動遭到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攻擊和破壞。他們攻擊非基運動像義和團一樣是“盲目排外”，是“過激黨”的“過激行動”。上海日文報紙挑撥非基運動“含有過激意味及反英美色彩”。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當即發表聲明：“吾等惟知以科學的立場，建設合理之社會。基督教既不能與科學並立，近復日思擴張其勢力，故吾人不得不結合，以反抗之。”張聞天等發表文章，着重揭露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罪惡，捍衞了非基運動的正義性，指出基督教使得中國人做帝國主義的奴隸、資本家的奴隸而“同時心悦誠服”。沈雁冰批駁“現在的教會只有一個軀殼，不值得反對”的説法，指出：“現在的教會和資本主義及軍國主義狼狽為奸的地方隨處可見。”

教會攻擊非基運動干涉信仰自由。一些學者如周作人、錢玄同等也附和。蔡元培、陳獨秀等予以批駁，指出信仰自由應包括信教與反教兩方面的自由。陳獨秀説：青年反基督教是“去迷信而趨理性的好現象，似乎不勞公等作反對運動”；“私人的言論反對，與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説不上什麼‘干涉’‘破壞’他們的自由。”

有些地方的教會勢力勾結反動當局來鎮壓非基督教運動。安徽蕪湖警察廳長徐紹修和省長許世英曾出告示取締蕪湖非基同盟，結果引起蕪湖及全國非基同盟的更大反抗。

1924年，由於中國革命高漲，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加緊干涉，文化侵略也進一步升級。他們一方面利用在華出版的報紙如《字林西報》、《大陸報》、《京津泰晤士報》等，大肆進行反蘇反共宣傳，而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則加以辯護和美化。另一方面，利用已經深入到全國各地的基督教，猖狂攻擊中國革命，阻止中國人民參加革命。在教會學校中，情況尤其嚴重。

據1925年1月的一份統計，當時中國共有新舊教徒100萬人，青年會員8萬人。教會學校：小學5928所，學生160991人；中學962所，學生256900人；大學38所，學生11790人。這種學校既不向中國政府註冊，也不許中國教育團過問，向學生進行奴化教育。在這些學校中，學生沒有任何自由。如鴉片戰爭後法國在廣州辦的天主教聖心學校，新思潮之書籍雜誌，禁不許讀；而新約舊約，所謂聖經者，則強迫背誦，禁拒懷疑辯論，抗言立即斥逐，學生往來書信，必須拆閲，稍涉嫌疑，即遭沒收；同學聚談疑為集會，教員演講視若讎仇，等等。

更嚴重的是，學校當局不許中國學生愛國；他們肆意污辱中國學生而不許有任何反抗。例如，廣州聖三一校長（英國人）對學生説：“英國人所辦的學校，有領事在廣州，斷不能徇你們的情，任聽你們中國人自由”；又如，1924年5月7日是國恥日，各地學生這天都出校遊行，藉以喚起國民。聖心學校學生懾於校長平日淫威，未敢要求出校遊行，只求校內開一演講會。豈料（法國人）校長對學生説：“中國的命運早已在華府會議中決定了，無庸你們去救，你們也是救不來的。”嶺南大學的美國人對學生説：“此是教會學校，不許談論國事”；“學生會有政治意味，不準組織。”廣西梧州建道學校的美國人宣稱：“我係不愛中國，所以不許你們同中國學生來往，共同救國。我要你們服從我，同我一樣的來愛我們的美國。”上海三育大學的美國人也對學生説：“已入教會學校讀書，應該斷一切國家的觀念，愛國二字斷無存在之餘地。”

1924年，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進一步升級的同時，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和非基督教運動也高漲起來。

1924年5月，一些因要求紀念國恥日而受壓迫最深的學校如廣州的聖三一、聖心，徐州的培心，南京的明德，福州的協和等校，就開展了反對學校當局的鬥爭。他們要求“在國內爭回集會結社自由，反對奴隸式教育，爭回教育權，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結果，學校當局開除了不少教師和學生。愛國師生不堪忍受，“與其為奴，勿寧失學”，紛紛離校。廣州聖三一學生還組成退學團，進行了兩個多月的鬥爭，最後決定在教育權沒有收回、目的未達以前脱離聖三一，暫且走進執信學校。退學學生為進一步鬥爭，組織了“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團”，以與國際帝國主義抗爭，爭取更多的人為收回教育權而鬥爭。

7月，該組織通電《嚮導》週刊社及全國各教會學校青年、各工會團體、文化機關和各報館，呼籲國人同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權，指出：“世界國際帝國主義者之於我國也，經濟侵略之不足，而繼之以文化侵略，故我國六七十年來創鉅痛深，殆難言宣，物質精神同遭打擊。”《嚮導》在刊登此通電時，還發表了陳獨秀寫的“時事評論”《收回教育權》，給予支持。

同月，北京成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全國響應。8月中旬上海也成立反帝同盟籌備會，並再次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掀起反基督教運動，與北京反帝同盟互相呼應，非基同盟選出高爾柏、張秋人等組成委員會，決定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為陣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中共中央、團中央的機關刊物《嚮導》和《中國青年》也積極配合，使國人知道基督教之害，指導和聯絡各地的運動。

在此前後，湖南、湖北、直隸、廣東等十幾個省都先後成立了非基督教的組織，相繼開展各種宣傳活動，並互通聲氣，協力進行。

張秋人在回顧1922年以來的“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怒潮”時，揭露帝國主義是如何利用基督教的作用的：“第一用它麻醉本國的工人階級，使信社會之貧富出於神意，不應以階級之爭破壞現社會制度；第二用它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眾，使信它們的兵艦軍隊是為了贈送上帝的福音，贈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來，不為搶劫金錢而來，使對他們永遠感恩戴德，不思反抗。”他指出：“第二個作用，正是我們中國人不得不特殊反對基督教之最大理由。”廣州學生會收回教育權運動委員會在宣言中提出“收回一切外人在華所辦學校之教育權”，並擬出4條具體辦法。所有這些，為這次非基督教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指明瞭目標。

中國共產黨也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積極組織更多的學生加入運動。惲代英在1925年寫的《打倒教會教育》一文中指出：“有一百萬的民眾，二十餘萬的青年，正在帝國主義者遣派來的一般牧師、神父、教會教育家手中，受他們的蠱惑劫制。我們天天怕色彩，怕黨派；然而帝國主義者已經借教堂、學校、青年會的幫助，在中國造成這樣一個大的黨派了。我們願意永遠一盤散沙地屈服於他們這種黨派行動之下麼？還是我們應當為反對他們而即刻組織起來？”這年1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專門作出“反基督教運動決議案”，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和教會學校對中國進行侵略的罪惡及其本質，號召全國青年一致奮起，聲討帝國主義。

這個羣眾性的反基督教文化侵略運動，隨着革命高潮的到來，在全國廣泛而深入地發展。不僅在各大中城市，而且在延安那樣的偏遠地區，也發生了十分激烈的反抗鬥爭。1925年內，教會學校的學生，紛紛要求退學，並有一些教徒退出了教會。基督教青年會的衰落尤其明顯。1927年全國青年會會員人數只及1920年的60%，參加青年會活動的人也日益減少，許多校會不得不停止活動。

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通過自己的報刊，不斷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報紙的宣傳，藉以提高廣大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1924年12月出版的《嚮導》週報，在揭露了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及其它殖民地國家的反動宣傳之後，指出：“殖民地的民眾應當信任自己的力量，應當起來用武裝推翻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天天喊什麼赤化，過激主義，……無非是要達到自己侵略的目的，但是這種伎倆畢竟欺騙不了中國人民！”

這次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鬥爭的意義，不僅在於使幾個教徒退出教會、學生退出教會學校，主要在於宣傳科學人生觀，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和反動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對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年是一次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教育，這對中國人民政治覺悟的提高和革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運動的缺點是缺乏具體分析。教會所辦的學校、醫院及其它慈善事業，有些是出於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需要，進行了某些罪惡活動，多數在客觀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這一點沒有得到必要的肯定。

從上世紀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開始，隨着第二次大規模的開放國門，西方的先進經濟和經濟的附屬物（外來經濟文化，主要是管理思想、貿易模式等）也隨之而來，與此同時，由於經濟變革對社會生活的巨大沖擊，以及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湧入，人們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

中國人從90年代以來，突然對過洋節很感興趣：一方面，國外的情人節、愚人節、聖誕節、感恩節、母親節等等，年年十分紅火；另一方面，而對本國的傳統節日如寒食節、元宵節、端午節、七夕節、重陽節等卻反倒漸漸冷淡。對於外國文化大規模湧入，部分國人的從最開始的反感、消極對待、無所適從、逐漸開始慢慢接受甚至無選擇性的全盤認同。

爭議焦點：文化產業的競爭與文化侵略的關係

相關問題和觀點：

中國每年從外國進口多少文化產品，中國又能輸出多少？

比如，中國青少年往往熱衷於日劇韓劇英劇美劇，外國青少年熱衷於“中劇”嗎？中國社會隨處可見外國文化作品，外國人是否經常接觸到中國文化作品？中國人在看外國作品時往往希望保持原始配音而看中文字幕，外國人看中國作品也希望聽中文原始配音看英文字幕嗎？

關於以上問題，大致有兩種觀點：

一種是，中國文化是落後的，應該被淘汰，西方文化是先進的，所以我們要多學習西方文化

另一種是，中國只是缺乏先進的技術、充足的人才和成熟的商業模式來輸出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本身並不落後，與他國文化平等。只要我們掌握了足夠的力量，就能把中國文化傳播到全世界。

“文化侵略”一説是否適用於“文化產業”和“新聞傳媒”，有很大爭議。

支持者認為：文化優勢國家通過文化輸出壟斷文化相對弱勢的國家文化市場，並改變其國民的風俗習慣，阻礙其文化傳承，這也是文化侵略。文化侵略的目的有兩種：一種是經濟利益，從銷售文化產品中獲取豐厚的利潤；另一種是政治利益，推廣自己民族的文化，支撐本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文化侵略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有步驟、有計劃地改變目標國國民風俗習慣、文化傳承等。

支持者的案例有：

對支持意見的反駁：

上述觀點和案例都有偷換概念之嫌。把文化產業的“市場競爭”與“侵略”畫等號，顯然有失偏頗；而淫穢色情，包括古代中國在內的很多人類文明中都有，不能看作是“外來侵略”；電子遊戲本國也有出產，更是跟侵略無關。

上述案例的第一個是由日本以前奉行的動畫外交曲解過來，但是日本的動畫外交是由日本承認自己軍國主義罪行和堅持和平主義為基礎前提下提出，具有促進文化互信，世界文化繁榮，為其他國家提供文化發展的優秀成果和寶貴經驗等積極作用。這一曲解的產生直到醖釀，致使廣電總局出台了《廣電總局關於進一步規範電視動畫片播出管理的通知》（2006年）《關於加強互聯網視聽節目內容管理的通知》（2009年）以及對日後國產動畫的題材限制等。

第二個打擊淫穢色情，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一直以來就是世界各國所倡導並執行的，出台分級制度是最好的可行方法，但是由所謂的專家學者加以曲解後，分級制在他們眼裏就變相成為了“承認色情暴力產業”，所以儘管出台分級制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但一直未能推行。

第三個全然就是電子遊戲有害無益論的觀點，電子遊戲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一環，正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但由於種種原因國務院辦公廳於2000年6月出台了遊戲機禁令，即《關於開展電子遊戲經營場所專項治理的意見》，對國產遊戲產業和在華遊戲外資產業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如索尼的ps3在中國分部就被請出大陸。雖然遊戲機已經解禁，但遊戲機產業在華前景依然不容樂觀。

綜合來説以上三種情況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第二個使得有關部門對色情的定性一直不嚴謹，女孩的泳裝也有可能定性為色情，而描寫夫妻性生活的電視劇又在電視上播放。第三個是使得地下游戲機產業猖獗，無法實質上保護青少年安全。最終流於形式。

隨着改革開放和西方文化的不斷滲透，人們的價值觀、倫理觀、道德觀都在發生着變化。文化滲透顯得更為普遍，入侵方式更是多種多樣，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及社會的日益信息化，文化入侵的領域越來越廣，滲透手段也越來越新，我們必須充分認識西方文化入侵的特點。

一，文化入侵有明確的對象和目的

文化入侵具有明確的對象和目的，這是與西方國家對外顛覆戰略緊密相聯的。

1，企圖把西方的拜金主義和個人主義等腐朽的東西帶進我國校園，使我國大學生背棄我們的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

2，極力美化、鼓吹西方的生活方式及其人權、民主等價值觀念，從生活方式上影響人們，使之逐步接受並追捧西方的價值觀念；

3，試圖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大學生在西方文化的進攻面前被征服和同化，動搖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他們宣傳的最終目的是改變人的理想信念，從精神上對人進行徹底的“洗腦”。

二，文化入侵的渠道具有多樣性。

在西方文化帶給我們的文化產品的多樣性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我國實施的文化傾銷涉及廣播、電視、電影、出版、商業、廣告、等各個領域，企圖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現在流行的過“洋節”也對大學生的思想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三，文化入侵的手段具有先進性。

西方國家依仗他們的高技術特別是衞星技術和信息技術優勢，控制了網絡等各種新型的信息傳播方式，使得文化入侵的手段迅速現代化。大學校園是因特網最活躍的音符，再加上大學生有較強的求知慾，喜歡嘗試新的東西，使西方文化在因特網上的傳播更具影響力，入侵手段具有一定的先進性。

四，文化入侵具有較強的隱蔽性。

文化產品和文化設施直接承載着文化精神和文化傳統，包括人生觀和價值取向，所以文化的消費不同於普通的商品消費，對人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人們在欣賞電影、戲劇、歌舞、動漫畫、音樂或參與電腦遊戲的同時，也會對其多表達的思想內涵、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等潛移默化地接受和認同，不知不覺間受到了影響。並且文化消費這種教化作用是隱性的、長期的，因而產生的影響更加深遠。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五，文化入侵具有廣泛性和全球性。

西方的愚人節、情人節、聖誕節在我國年輕羣體中很流行，而我國傳統節日呈衰微之勢，年輕人覺得“洋節”更加好玩、熱鬧，但好玩熱鬧的背後其實是正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在經濟全球化下的今天，西方文化入侵呈現出廣泛性和全球性，既有向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也有向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社會生活等領域的滲透。它們打着“經濟全球化”、“文化一體化”的旗幟，不斷強化其意識形態戰略，大規模地向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灌輸資本主義價值觀，進而通過此滲透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帝國主義的文化入侵在今天並沒有停止，只不過是改頭換面，採用了新的更為隱蔽的方式。與歷史上直接依賴於軍事佔領和政治控制的文化侵略不同，現在更多的是伴隨着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進行的文化商品的傾銷以及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主要是通過大眾媒體、教育系統以及新興的國際互聯網進行的。某網上共有17334人蔘與調查，反對過聖誕節認為中國人過洋節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結果的人佔53.8%，贊同認為民眾只是找機會輕鬆，並不是被西方文化洗腦的人佔29.68%，無所謂的人佔17.24%。9月28日孔子誕辰時，在浙江衢州“南孔廟”，一名老師帶領小學生們在孔子像前參拜孔子時，竟有小學生指着白鬚飄飄的聖人説：“這位老爺爺是聖誕老人！”由此看出，它是從更深層次方面去影響人們的，帶來的危害更是無窮。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大喊“中國威脅論”。一直妄圖通過“西化”、“分化”的方式和平演變我國。這種意識形態裏的鬥爭一直就沒有停止過。文化滲透是他們在文化領域向我們進攻的重要手段。與以往不同的是，隨着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以及網絡通訊技術的日益發達，文化滲透更多體現在文化商品的傾銷以及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他們藉助電影、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各種方式大肆鼓吹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讓其他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去認可並追求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我們不能被文化入侵的假象所迷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追本溯源，不要一味崇洋媚外。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反對和抵制文化入侵。

面對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傳統，我們不能閉關自守、夜郎自大，要學習，但是要有目的的學習、借鑑和汲取，但是也一定要高度警惕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

首先，要注意保護我國傳統文化。全球化令各國關係更加密切，大家都從自由貿易和資本市場中嚐到了甜頭，全球化雖然豐富了文化，同時也帶來了緊張。一些國家的流行文化滲透了所有國家的文化市場，侵蝕了本國的傳統文化。因此，在打開國門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的同時，要加大投資保護我國的傳統文化，防止被西方的文化過度影響甚至同化。因為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象徵和符號，它積澱着民族的信仰、倫理、情感等諸多內容。如果連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消失不見了，那傳承弘揚該從何談起。

其次，要對外來文化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中華傳統文化凝聚全世界華人的精神財富，也是維護國家統一的牢固壁壘，我們應該珍惜、繼承和發展它的優良成分。為了使我們本土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得到更好的弘揚和發展，我們就得善於消化和吸收西方優秀文化。而且，在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中難免魚龍混雜，會出現一些負面現象，文化交流的過程和後果也不可能獲得完全而徹底的控制，文化的交流會促使人們思想和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自然不可能納入完全的社會控制。這就要求我們在對待此問題上要保持應有的辨別力和批判力，採取辯證的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此一來，二者才能取得平衡。

再者，要藉助各種手段實現文化推廣，進而更好地弘揚我國傳統文化。在繁華商業區，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的身影隨處可見。在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及因特網中，西方文化也大舉對中國進行滲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面對西方文化如此激烈有效的滲透，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否也可學習這些推廣的方法，在繁華商業區宣揚我們的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結合時尚，又或者再電影、電視、音樂中融入更多的傳統元素，提高人們對它的接受度。

最後，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傳統文化的教育體制問題。我們的教育都存在着一個通病，就是比較忽略傳統文化的授課，這也導致了中西文化的不平衡。例如開設一些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孔子學堂、國畫、象棋等等的傳統文化課程，讓學生從小受到渲染，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一種文化總是有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總的來説，對待西方文化，應該是堅持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原則：運用腦髓，放出眼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待西方文化就是要這樣。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相互借鑑學習的過程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有自己的嚴謹辨別能力，分清善與惡、美與醜，擇善己者用之，去其糟帕。牢記把繁榮民族傳統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這會有效的抵制西方文化滲透，凝聚中華兒女為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