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

李時雨，1908年生於黑龍江省巴彥縣萬發鎮紅遠村雌鳳崗屯，原名李亭芳，因少年時代看了《水滸傳》後，對以“及時雨”宋江為首的殺富濟貧仗義疏財的梁山好漢十分敬佩，故改名為“時雨”。

1924年春，李時雨來到當時的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先入省立一中補習班。學習半年後，暑期招生時，考入省立一中初中一年級。1926年，只上了一年多中學的李時雨和張敬載(黑龍江省巴彥縣興隆鎮人，曾任中共甘肅工委副書記，1946年犧牲於蘭州)一起來到天津，同時考入天津南開中學，並在那裏結識了林楓(黑龍江省望奎縣人，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央高級黨校校長等職) 等進步青年。1927年春節過後，李時雨隨一個在家鄉私塾讀書時的同學來到北京，並在這個同學的幫助下，考入北京弘達學院中學部四年級。中學畢業後又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後改名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簡稱“北大法學院”)。李時雨在上大學期間，頭兩年只是埋頭讀書，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時雨看到國破家亡的現實，感到只有跟共產黨走，才能救中國後，經夏尚志(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第二輕工業部計劃司司長等職)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 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2] 

後在黨的領導下，李時雨開始從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

1931年12月4日至17日，李時雨作為北平學生南下示威、請求南京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的北大法學院的代表，參加了北平學生卧軌鬥爭，在南京任北平學生大示威的總指揮。1932年4月間，李時雨受黨組織的派遣潛回哈爾濱從事抗日活動，曾任黑龍江省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副司令兼秘書長。在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他率部在巴彥縣興隆鎮火車站打死打傷日軍數十人。同年10月返回北大法學院。

1933年4月23日，在中共秘密組織通過安葬李大釗烈士、掀起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愛國志士的羣眾活動中，李時雨按着黨組織的指示，在為李大釗出殯時，曾假稱李氏家族中的晚輩參與了護靈。

1933年4月，李時雨與孫靜雲(1936年在西安正式參加革命工作，並於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結婚。 ^[2] 

1934年，李時雨從北大法學院畢業後，黨組織決定派他打入東北軍。 ^[4] 

經在齊齊哈爾省立一中讀書時的同窗好友、當時任張學良公館警衞室主任的張學孟的舉薦，李時雨成功打入東北軍後又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 從這時起，李時雨就開始了為黨秘密工作的漫長生涯，一直官至國民黨少將。

1936年2月，李時雨來到古城西安。6月間，中共秘密組織領導人劉宇新找到李時雨接上關係。劉宇新是中共特派做東北軍工作的，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當時，張學良公館在西安金家巷5號。李時雨利用去看望老同學張學孟的機會，很快就與公館的警衞人員混熟了。他常利用閒聊的功夫向他們宣傳中共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時，李時雨身臨其境。事變發生的當天上午，劉宇新就來到李時雨的家中，與其一起分析情況，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後來，張學良在南京被蔣介石扣留問罪後，東北軍上層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主張不一致，產生了矛盾，在1937年2月2日的一次高級將領會議上，發生了槍殺王以哲將軍的事件。不久，東北軍宣佈整編改組，成立綏靖公署，原總部各廳、處官員大部分都被裁減下來。李時雨感到無法再做東北軍的工作了，就決定去北平找當時負責“東北救亡總會”、掩護職業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委會參事的於毅夫(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吉林省委書記處書記等職)。不料，當李時雨和孫靜雲到達天津的第三天，就發生了七七事變，緊接着日軍攻佔了天津，斷絕了去往北平的交通。

就在李時雨滯留天津無法去北平的時候，經老同學於炳然(時任“東北救亡總會”常委、宣傳部主任。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重慶市公安局長等職) 介紹，他與天津中共秘密組織負責人何松亭(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東北財經學院院長等職)見面，從而順利地找到黨組織，在天津繼續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歸屬中共北方分局社會部領導。 ^[2] 

抗戰開始後，李時雨在天津，在中共中央華北社會部領導下，先後擔任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和地方法院書記官長，以法院職業為掩護戰鬥在日偽機關之中。 ^[4] 

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個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維持會，擔任該會總務科長的吳光弼曾在西安 “剿總”辦公室金家巷10號資料室工作過，和李時雨是老相識。何松亭經請示黨組織同意，指示李時雨託吳光弼找工作。經過吳光弼的推薦，李時雨當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後來，李時雨得到了日本特務機關批發的幾張“派司”(通行證)中的一張，這給他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他經常往返京津之間，負責傳送我黨的信件。此間，李時雨曾兩次圓滿地完成 了黨組織交給的艱鉅任務。

第一次是由天津向外運送電台機械和馬達。 當中共秘密組織的有關人員將裝有電台機械和馬達的兩個箱子秘密送到李時雨家中後，李時雨利用法院的汽車，把兩個箱子運到了法院，放在了自己辦公室裏。 過了些日子，何松亭又把一個裝有電台機件的箱子送到李時雨家。 因無法要到汽車，又急着要把東西送出去，李時雨顧不得危險，在一天凌晨坐着三輪車，把這一箱電台機件運到“法國橋” 邊。 可是，日軍卻不準三輪車過橋，李時雨只得肩扛着箱子走。通過檢查口時，李時雨一手提着箱子，一手舉着日本特務機關發的“派司”，順利地通過檢查，安全地把箱子送到了辦公室。 後來，李時雨秘密地把這3個箱子按時送到指定地點，交給了河北中共秘密組織轉運站的同志。

第二次是去營救被關押在天津監獄看守所的共產黨員馮驥。當時，何松亭僅告訴李時雨説馮驥是共產黨員，案子在天津高等法院審理中，別的情況自己也不知道。已經升任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長兼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長的李時雨就利用工作之便，到審理馮驥案的康書記官那裏，趁康書記官外出之機，把馮驥的全部卷宗迅速裝進自己的皮包，然後帶回家中焚燬了。幾天後，康書記官發現丟了一份案卷，急忙向李時雨彙報。李時雨就煞有介事地為康書記官想出來一個掩飾的辦法，讓他向上級彙報時謊稱馮驥的案卷在法院被日軍轟炸時燒燬了。康書記官按李時雨説的辦法向上級彙報後，上級並沒有治罪於他。由於李時雨“救”了康書記官一命，幾天後，在康書記官的幫助下，李時雨不但查看了監獄看守所，而且還單獨見到了馮驥。李時雨悄悄告訴馮驥:“我已燒燬了你的案卷，只是在登記簿上有你‘共產黨嫌疑’的案由。審訊時可以翻案，就説是與人打架，被仇家誣陷入獄，根本不是什麼共產黨。”接着，李時雨又到審判長、主審推事和陪審推事及檢察官中間去活動。他先找到陪審推事鄧肇金和高乾一，向這兩個北大法學院的同學説馮驥是自己一個朋友的親戚，純屬被誣陷入獄，並請他倆催促一下主辦的主審推事吳璇。當吳璇知道馮驥案和李時雨有關聯後，就主動來找李時雨，表示一定抓緊審理。同時，李時雨還給審理馮驥案的審判長鬍鳳起送了禮物，並在登瀛飯館宴請了吳璇等人。在酒席宴會上，提起此案，他們都表示願意幫忙。不久，開庭審判時，由於沒有證據，加之李時雨的説情，馮驥被判無罪釋放。 ^[2] 

1939年8月，汪精衞進行投敵賣國活動，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策劃建立偽政權。為了準備在上海召開所謂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衞派人到各地網羅出席會議的代表。當汪精衞派到天津的朱晶華通過熟人找到李時雨，要李時雨冒充國民黨的北方代表，去出席他們的所謂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李時雨馬上將這一情況向直接領導何松亭作了彙報。幾天後，黨組織決定派李時雨參會，趁機蒐集重要情報。8月下旬，李時雨隨以焦瑩為首的國民黨“六大”北方代表團從天津乘船到大連，然後轉往上海。8月28日至30日，出席了汪精衞賣國集團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結束後，李時雨從上海乘日本輪船到大連，又從大連來到哈爾濱，會見了偽滿哈爾濱市長、同鄉趙東藩。從他那裏瞭解到不少偽滿的情況。回到天津後，李時雨把參加會議所瞭解的情況以及沿途所蒐集的情報資料向黨組織作了詳細彙報，受到黨組織的讚許和嘉勉。9月，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決定成立北方黨務辦事處。12月又決定改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並指定李時雨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1940年1月，北方黨務辦事處通知天津、北平和河北3個黨部的新任常委到上海，聽取上級指示。李時雨等12人乘火車來到上海後，受到了汪精衞的接見。

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李時雨的工作面臨較大的轉折。在偽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了立法委員名單，共50人，李時雨名列其中。同時，李時雨還被任命為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黨組織得知上述情況後，華北社會局的許建國很快就作出決定，批准李時雨打入汪偽政府。李時雨堅決地服從了黨組織的決定。為了自己的行動方便併為回北方彙報工作找藉口，李時雨決定將夫人孫靜雲留在北平，由他一人隻身前往，以後好以探親為名，回天津彙報工作。

4月中旬，李時雨抵達南京後，同汪精衞政府立法院長陳公博多次打過交道。在取得陳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後，為我黨獲取了許多敵偽方面的重要戰略情報。7月，李時雨借偽立法院暑假休會的機會，回到天津向何松亭彙報了工作。10月，藉口看望家屬，又回到天津彙報了一次工作。11月，經黨組織同意，李時雨全家遷往南京。從此，孫靜雲便擔當起情報交通的工作。她經常往返於天津、南京，將李時雨蒐集到的情報資料送給何松亭。何松亭隨即轉報晉察冀根據地的許建國。在陳公博兼任上海市長的1941年至1944年期間，李時雨兼任過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軍法處長、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辦公廳第四處處長、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等職。他利用各種身份，巧妙地與形形色色的敵人周旋，不斷地為我黨蒐集各種情報。

1944年11月10日，大漢奸汪精衞病死後，陳公博任南京偽政權行政院院長、代理主席。大漢奸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市長兼警察局局長後，陳公博的手下官員，絕大多數都被調離上海。就在陳公博打算把李時雨調任司法行政部次長時，周佛海向陳公博提出意見，説不能把人都調走，並指名要把李時雨留下。就這樣，在周佛海任上海市長兼警察局長時，李時雨繼續擔任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由於周佛海早年就與蔣介石關係密切而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因此蔣介石於8月12日即密令，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負責維持上海市及滬杭一帶治安。李時雨又被周佛海指派為上海行動總隊軍法處副處長。 ^[2]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夜，中共中央和華中局曾準備在上海組織武裝起義，配合新四軍裏應外合解放上海。為此，張執一(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職)和張承宗(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副市長等職)、劉長勝(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等先後由解放區秘密來滬，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由於李時雨的職業有條件對上海偽軍警進行策反，因此，黨組織決定李時雨和孫靜雲由張執一直接領導。同年8月中旬，張執一秘密來到李時雨的辦公室，要李時雨幫他搞一張證明卡，以應付檢查。李時雨立刻就叫防犯科送來一張“防犯協會”的通行證，使張執一在上海可以通行無阻。第二天晚上，張執一又來到李時雨的家中，向李時雨和孫靜雲説明了當前的任務，主要是策動偽軍警起義，以達到裏應外合奪取上海之目的。不久，他們接到黨中央8月21日發出的停止舉行武裝起義的電令，起義的準備工作就此中止了。隨後，黨組織又重新佈置了任務，李時雨在張執一和劉人壽(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等職)的領導下，擔任偵察敵情的工作。國民黨開始接收上海後，偽保安隊劉鐵城團接收了國民黨的新式武器，並調離上海，開往常州一帶。李時雨及時向黨組織提供了準確的情報，當劉鐵城團剛到目的地，尚未站穩腳跟時，就被我軍全部擊潰了。熊劍東率偽税警總團開往瓜洲時，也是李時雨及時提供的情報，使之被我軍一舉殲滅。李時雨還從偽軍中搞到十多支頭號左輪手槍和數百發子彈，交給張執一，並讓張執一坐自己的汽車將槍彈送至外白渡橋邊，用小船運出了上海。

在此期間，李時雨還將被捕的抗日英雄楊靖宇之弟楊樹田營救出獄。那是在日本投降後的幾天，李時雨北平大學的同學、中共秘密黨員範紀曼來軍法處找李時雨，説他的兩位同志李一鳴和楊樹田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要李時雨和他一起趁時局混亂之機把那兩位同志營救出來。此後的一天，當李時雨和範紀曼都穿着少將軍銜的軍服，同乘李時雨的汽車來到提籃橋監獄後，李時雨指着範紀曼對典獄長説，這是從重慶來的範高參，他是專為接李一鳴和楊樹田而來的，並説接人之事是與上海行動總隊軍法處會同辦理的，要求典獄長照辦。當典獄長説李一鳴已被日本人要去了後，李時雨就説:那就接楊樹田一人吧。當楊樹田被帶出來後，範紀曼搶上前去低聲用俄語説:“若是他們問，你就説是我的部下。”就在兩人要把楊樹田帶走時，典獄長提出了要範紀曼在提人收條上簽字的要求。因為急於要把楊樹田領出監獄，李時雨就替範紀曼在提人收條上籤了字。簽字後，典獄長就像送客人一樣送李時雨等出了監獄。 ^[2] 

1945年8月26日，李時雨以前認識的律師、真實身份為軍統特務的餘祥琴由浙江來到上海，勸李時雨不要離開上海，並説“你如能將警察局的人員拉一些給我工作”，他可以幫李時雨加入軍統，就這樣，在餘祥琴的“周旋”下，李時雨“打進”了軍統。開始是在餘祥琴的“滬郊指揮部”，隨餘祥琴參加逮捕、審訊漢奸的工作。在餘祥琴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站長後，李時雨被餘祥琴推薦擔任第二站第二組組長。第二組是專門為軍統蒐集情報的，這是李時雨不情願乾的事情，所以軍統上海區曾幾次指責李時雨這個組的工作沒有成績，並對李時雨進行了秘密審查和偵察。

這一時期，國民黨十萬火急地從大後方調集軍隊，由美國幫助空運搶佔各大城市，共產黨也忙於轄區內日軍受降和發兵東北。上海在國軍大舉進佔之前，各種重要活動均由軍統操縱，包括對汪偽“和平軍”的收編。因此，李時雨能夠接觸到大量軍事和政治的機密，其中有不少國民黨國防部對軍隊調動的命令、蔣介石對某軍事長官的指令等等。李時雨擇其重要的抄錄下來，由孫靜雲交給張執一。這些反映國民黨軍情、政令的機密，通過電波傳到延安，使我黨中央及時而詳實地掌握了國民黨軍隊的動向，包括部隊番號、兵員人數、指揮官姓名等。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軍統特務 在各大城市如何偵破我黨地下機關，監視、追蹤某進步人士。李時雨及時地將這些情報傳遞給張執一，通過地下電台發報出去。 ^[5] 

1946年3月，當張執一獲悉軍統特務在秘密偵察並隨時要逮捕李時雨的情報後，決定讓李時雨找機會撤出上海，到東北去找陶鑄接關係。同年9月17日，已經買了18日去北平機票的李時雨，被軍統上海區副區長劉方雄下令逮捕。李時雨在南市車站路軍統看守所被關了3天后，才被提出審訊。由於李時雨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敵人就用毒打、壓槓子、灌涼水等嚴刑拷問了他兩夜。李時雨被軍統關押了3個多月後，由於未偵察出“異黨”罪行，加上外邊的同志和朋友託人疏通，到12月，李時雨的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時雨也被轉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後由被軍統控制的上海法院判處7年零6個月的有期徒刑。

隨着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國民黨迫於財經困窘，不得不釋放一批監犯。李時雨就是在1949年2月國民黨宣佈釋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監犯後被釋放的。他出獄後,很快就與張執一接上了關係。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同上海工商界、銀行界上層人士頻繁接觸外，還來往於國民黨軍警機關之中，宣傳黨的政策，婉轉正告他們要保護一切公共資料和卷宗檔案，如遭破壞須負全部責任。雖然李時雨的工作大有進展，但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時任國民黨上海公安局長的軍統特務毛森就曾派人盯過李時雨的梢。張執一瞭解到李時雨的處境後，立即決定李時雨撤出上海，並很快派人給李時雨送來接關係的信件和路費。 ^[2] 

1949年4月初，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和孫靜雲由上海乘飛機到達香港後，與我黨駐港辦事處的萬景光接上了關係。幾天後，李時雨帶着萬景光交給的一部用線裝書偽裝的情報資料，乘坐開往天津的輪船離開香港，取道天津來到北平，將情報面交童小鵬(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等職)，同時也穿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公開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4月29 日，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在北平香山接見了李時雨，褒獎他在敵壘多年的革命功績。 ^{[5]  [2]} 

“敵營搏鬥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這是李時雨於1949年4月輾轉到達北平，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後寫的一首詩。 ^[6] 

隨後，李時雨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研究室工作，孫靜雲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2] 

新中國成立後，李時雨先後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及統戰部門工作過。1982年離休前，擔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離休後，為報答家鄉父老鄉親的養育之恩，李時雨把自己積蓄的1萬元人民幣捐獻給家鄉人民，在黑龍江省巴彥縣設立了“李時雨獎學基金會”，鼓勵巴彥縣青年學生努力學習，爭取考上大學深造。 ^[6] 

1999年12月28日，91歲的李時雨病逝於北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