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鵬

童小鵬歷任紅四軍直屬黨委幹事、軍黨委辦公廳秘書，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政治保衞局秘書。長期兼任機關支部書記和共青團工作，是紅一軍團“戰士劇社”的重要演員，部隊文化活動的骨幹。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到達陝北後，參加東征。1936年6月被送紅軍大學一科（師團幹部班）學習。期間在軍委二局培訓一個多月。後調任毛澤東秘書，直至“西安事變”爆發。

1936年12月，童小鵬同志隨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任紅軍聯絡處機要科長。歷任中共長江局機要科長，南方局秘書處長、秘書長、南方局候補委員、重慶工委委員，中央南京局辦公廳副主任。

1947年3月，童小鵬同志調回延安，任新組建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書處長，在轉戰陝北中，帶領特殊分隊負責黨中央同國統區秘密黨組織之間的通訊聯繫。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為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任秘書長。1949年3月，參與七屆二中全會的拍攝工作。 ^[4] 

新中國成立後，童小鵬同志任中央統戰部秘書長，最高國務會議秘書。1958年4月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直屬機關黨組成員。1966年6月，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兼秘書局長。1967年10月進中辦學習班隔離審查。1969年1月在江西進賢中辦五七幹校勞動。1973年8月調回北京中央統戰部工作。1977年5月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重返統戰部後，童小鵬同志以極大的熱情，動員幹部和羣眾徹底清除“四人幫”的影響，不遺餘力地落實和恢復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黨對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並反覆研究、協商、落實了右派摘帽工作。1978年中央恢復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任領導小組成員，於1979年在福州主持召開了對台工作會議，為祖國的統一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2年4月，童小鵬同志兼任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副主任。集中精力從事黨史工作。主持原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的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和編輯工作，先後成書共八冊，約300萬字。整理出版了《軍中日記》。編輯出版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攝影圖集和《歷史的腳印――童小鵬攝影資料圖集》各一冊。 ^[2] 

中共第八、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從1936年解決西安事變起，童小鵬便跟隨周恩來奔走於南京、武漢、桂林、重慶，最後到南京,長期在國統區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兼機要科長、南方局機要科長等職。建國以後，童小鵬同志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直到1976年周恩來逝世——童小鵬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了40年之久。

受到周恩來偉大人格魅力的感召，童小鵬對周恩來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認為，周恩來既是全世界公認的偉人，更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的一位很傑出的領導人，在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三個方面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他八方奔走，呼籲各地成立“周恩來研究會”。他認為，重慶是首先應該成立的城市。因為周恩來在重慶工作了8年。建國後，他一直主持國務院工作，那麼繁忙，還三次回到重慶。1996年1月8日，在紀念週恩來逝世20週年的日子裏，在童小鵬的積極倡導下“漳州市周恩來研究會”終於成立了。楊尚昆、陸定一、李琦、羅青長以及福建省領導同志賈慶林、陳明義等，紛紛題詞、來信、來電祝賀。這是繼周恩來故鄉淮安市以後成立的第一個地方性的周恩來研究組織。同年7月，重慶市周恩來研究會和紅巖精神研究會籌備組也宣告成立。這一年，童小鵬已經82歲了。他表示，“要象恩來同志那樣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童小鵬不僅是一位老革命，還是一位攝影家。他原是中國老年攝影學會的成員。但他對自己的評價只是攝影的“游擊隊員”。 童小鵬從事攝影的契機是跟隨周恩來處理西安事變以後。從此，童小鵬就再也沒有離開過照相機,他為中國歷史記錄下了許多隻有他才可能得到的瞬間，特別是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拍攝的照片。雖然經過了戰亂和動亂，但仍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解放後，應許多老同志的要求，童小鵬把幾十年來所拍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在北京進行了公開展覽。這個展覽在北京城引起了轟動，人們進而要求他出版個人的攝影集，於是，1990年，童小鵬出版了個人攝影集—《歷史的腳印——童小鵬攝影資料選集》。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照片就出自於童小鵬之手，意味深長。1938年9月29日，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召開。會議開始之前，由童小鵬首先為主席團拍集體相。主席團成員有毛澤東、洛甫、朱德、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劉少奇、陳雲、康生、彭德懷、王稼祥，共12人。當時照相，不要先排座次，而是隨便站。領導同志們大都非常謙讓，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主動站到了左一和右一的位置。而王明卻直奔前排正中，可見其心跡。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接見三位美國士兵的合影，早已成為中美友好的象徵，也出自小鵬之手。那是1945年9月16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三名美國士兵到紅巖村，向毛主席贈送幾盒香煙，並致信祝賀談判成功。本來安排由周恩來接見他們，但毛主席得知此事以後，也專門抽空接見，和他們暢談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意義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接見後又設宴招待他們。三位美國士兵主動要求與毛主席照相，毛主席欣然同意。童小鵬便選了辦事處西門的芭蕉園作為背景，毛主席站在正中，兩個美國兵分站兩側，另一人則蹲在前面，辦事處工作人員錢之光、龔澎、喬冠華、劉昂、章文晉等都圍在一起，留下了這張特殊意義的照片。

在童小鵬的影集中，有一張毛澤東主席與機要科同志的合影，童小鵬自稱這是他“攝影史上的光榮一頁”。1947年3月胡宗南佔領延安後，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轉戰陝北。當時，毛主席常常是徹夜不眠。每當他將要休息的時候，總要問機要科有沒有電報。如有電報正在翻譯，他就等到看完電報甚至起草了回電後才去睡覺。每天起牀後，他又總是把機要科長葉子龍叫來要電報看，如沒有電報，他就會自己到機要科去。中央機關到達陝北小河，童小鵬、李克農、羅青長等從山西后委到那裏參加周恩來召開的機要工作會議。一天早晨，毛澤東剛從機要科窯洞裏出來時，童小鵬立即抓拍了一張照片。後來有一天，毛主席看到前方打勝仗的電報非常高興。童小鵬見機請他坐在窯洞門口的石階上，與機要科全體同志一起，留下了這張珍貴的合影。

童小鵬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近四十年，特別是當了8年總理辦公室主任。他自知有責任把自己所知道的周恩來寫出來，於1984制定了《風雨四十年》的寫作計劃。由於期間組織編寫《南方局黨史資料》、《抗戰初期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等黨史資料，一度耽誤了寫作。1990年，這些書都完成以後，童小鵬決心在漳州完成他心中的宿願——《風雨四十年》的寫作，期間，面對老伴的去世和病魔的折磨，童老克服了這種種困難，終於在1996年1月周恩來逝世20週年的時候出版問世，為我黨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在他看來，《風雨四十年》不是一部個人的回憶錄，而是根據黨史資料，根據我個人瞭解的情況寫的一部以回憶周恩來為主要內容的書。確實，《風雨四十年》和已經出版的一二百部有關周恩來的著作有明顯的不同。絕大多數著作是根據資料或訪問有關人員而寫成的。而《風雨四十年》則是童小鵬的親歷、親見、親聞，透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童小鵬寫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嚴肅認真。這部著作除寫下了作者的親身經歷以外（他保存着幾十年間記下的100多本工作筆記和日記），也在經過認真甄選鑑別的基礎上引用資料和別人的研究成果。完稿以後，又分門別類送請熟悉這方面情況的同志審閲，以保證這部著作的翔實可靠。可以説，《風雨四十年》是周恩來在四十年（1936—1976）中所經受的風風雨雨的生動記錄，是他堅貞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道德風範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童小鵬晚年的傑作，是他對自己四十年風雨歷程的回顧與總結。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原副主任童小鵬（部長級待遇），於2007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

童小鵬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温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王兆國、回良玉、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俞正聲、賀國強、曾培炎、王剛、李鵬、喬石、朱鎔基、宋平、尉健行、李嵐清、何魯麗、華建敏、陳至立、劉延東、羅豪才、周鐵農、張梅穎和錢其琛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1] 

2009年5月9日，周恩來總理秘書、原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童小鵬同志的骨灰正式與夫人紫非合葬在曾經戰鬥、生活過的紅巖村公墓旁。童小鵬之子童丹寧稱，父親的骨灰一半埋在了紅巖公墓，一半撒入了嘉陵江，實現了老人的遺願。據悉，童小鵬的骨灰是8日送到重慶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