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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鎖定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陳紹禹,字露清,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1]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
王明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右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1] 
中文名
王明
別    名
陳紹禹(原名)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籍    貫
安徽金寨
出生日期
1904年5月23日
逝世日期
1974年3月27日
畢業院校
莫斯科中山大學
出生地
安徽省 六安縣
露清

王明人物生平

王明,原名陳紹禹,字露清。1904年5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1] 
1919年到金寨志誠小學學習。1920年夏,王明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種農業學校(簡稱“三農”)。三農由安徽省教育界進步人士朱藴山等人創辦。進步的校園環境對王明的思想發展有積極影響。他不但認真讀書,成績優異,而且參加了“五四”運動後興起的抵制日貨鬥爭等進步活動。 [1] 
1924年夏,王明由三農畢業後,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簡稱“商大”)預科學習,開始了其思想轉變的重要階段。 [1] 

王明初識馬列

王明 王明
商大創辦於1920年,位於武漢三道街,是武漢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也是武漢學生運動的中心之一。共產黨員李漢俊、危浩生等曾在這裏任教,中共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也先後在學校建立。在商大,《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資本論淺説》、《共產主義ABC》以及《新青年》、《共產黨》等進步書刊擺在書架上,供學生閲讀。喜愛讀書的王明從這些進步書刊中瞭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知識,世界觀開始發生轉變。他結識了商大的一些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並向他們討教,開始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 [1]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拉開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也使武漢三鎮青年學生為之沸騰。6月1日,武昌各校學生代表在商大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全市學生立即罷課,並舉行遊行示威,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王明參加了6月1日的學聯會議和6月2日的遊行示威。由於他表現積極,被推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在此其間,他先加入了共青團,後又由許鴻介紹,於1925年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了中國國民黨,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 [1]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5年秋,王明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被編入俄文班。他給自己起了個俄文名字:“克勞白夫”(鳥的意思)。俄文班列寧主義課的教員是年僅24歲的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他能言善辯,對遠東革命問題較有研究,成為王明崇拜的偶像。每逢上列寧主義課時,王明總是爭着第一個發言。王明在列寧主義課上的積極表現贏得了米夫的好感,又由於他在校內活動中表現積極,所以在1926年9月舉行的中山大學學生公社(相當於校學生會)改選大會上,當選為學生公社主席。 [1] 
1927年1月,米夫以聯共宣傳家代表團團長身份來華,王明作為翻譯陪同回國,出席了於4月27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五大”。會後,王明參加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並以“紹禹”筆名,在《嚮導》上發表了幾篇文章。汪精衞“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前夕,王明隨同米夫和代表團由武漢返回蘇聯,於8月初到達莫斯科。 [1] 
米夫和王明返回中山大學之前,校內正發生“黨務派”和“教務派”的激烈爭論。王明見有機可乘,便向米夫獻上了一箭雙鵰的“妙計”:首先把沒有捲入兩派之爭的“第三種勢力”爭取過來作為自己的力量,然後聯合“黨務派”反對“教務派”。這樣既可以掌握“黨務派”,又可以搞垮“教務派”,從而全面控制中山大學的權力。米夫採納了王明的建議並取得了成功,還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學校長。王明也因“獻計有功”,成了米夫言聽計從的座上客。 [1] 
1927年9月,中山大學首期學生畢業。王明留校任教和作翻譯工作,並參加了學校支部局的工作。中山大學黨的支部局相當於校黨委,負責全校的黨、團工作。王明由於得到了米夫的賞識和信任,並擔任米夫的翻譯,所以他雖然沒有擔任支部局書記,但卻實際上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並逐步形成了一個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為了進一步打擊異己,鞏固在中山大學的權勢,擴大在黨內的影響,1927年秋,王明等人制造了“江浙同鄉會”事件。 [1] 
“江浙同鄉會”被炮製出籠後,應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山大學黨支部局開始調查,並請來蘇聯格伯烏人員參加調查工作。他們輕信王明等人的彙報,在第一次調查後就認定,“江浙同鄉會”在中國學生中確實存在,並決定嚴加懲辦。為了藉此事件提高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王明等人還向正在參加中共“六大”籌備工作的向忠發彙報説,有人在中山大學組織了“反革命”的“江浙同鄉會”,應當引起黨的高度注意。聽了王明等人的彙報後,向忠發不作調查,就來到中山大學就所謂的“江浙同鄉會”發表了講話。向忠發説:“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他們的組織在黨內秘密,有中央的組織,亦有各地支部的組織”,必須“消滅其組織”,“對組織中領袖和中心人物予以嚴厲的制裁”,對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向忠發來中山大學講話後,不但在學生中引起了混亂,人人自危,也使學校的處理手段更加嚴厲。在有格伯烏參加的第二次會議上,決定開除12名中國學生的黨籍、團籍,並有4人被逮捕,一批學生遭到株連。 [1] 
“江浙同鄉會”事件在中山大學產生了嚴重影響,廣大同學紛紛向中共代表團和聯共中央申述,要求澄清事件的真相。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廣泛聽取了同學們的意見之後,又派代表團成員鄧中夏、餘飛前往中山大學調查真相。可是,米夫、王明控制的黨支部局不與合作。中共代表團又經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的同意,前往蘇聯格伯烏機關查閲了有關“江浙同鄉會”的材料。但是,格伯烏機關只讓中共代表團看了一次材料,便又以被開除的中國學生陳啓禮、左權、尤赤、胡世傑、郭景惇等不服上訴為理由,拒絕中共代表團再次前往查閲材料。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代表團於1928年8月15日致信聯共中央政治局,申明瞭中共代表團對蘇聯當局處理“江浙同鄉會”事件的不同意見,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學中,對某些問題意見不一致,並不能説就是有組織的派別活動。 [1] 
在廣大同學的強烈反對和中共代表團的據理鬥爭之下,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組成了三方聯合審查委員會處理“江浙同鄉會”事件。1928年秋,聯合審查委員會作出了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反動組織的結論。最後的審理雖然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但是,“江浙同鄉會”事件嚴重影響了中國學生的正常學習生活,破壞了同學之間的團結,使一部分同學因此遭受打擊和迫害,造成了不良影響。 [1] 

王明回國上台的前前後後

1929年3月,王明結束了在中山大學三年半的學習和工作,被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回國內。回國後,王明先被派到上海中共滬西區委作宣傳工作。同年7月底,又調任中共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兼《紅旗》報通訊員。1929年10月,王明又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編輯和採訪員。 [1]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出席上海工聯在英租界垃圾橋附近召開的一次佈置年關鬥爭的會議時,被捕入獄。王明被捕時是工人打扮,真實身份沒有暴露。因此,他買通看守,讓其到位於鴨綠路的中共中央宣傳部資料科送一秘信。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請設法營救。” 中宣部資料科是黨的秘密機關,王明讓監獄看守直接到黨的秘密機關送信,嚴重違背了黨的紀律。因此,王明於2月18日經黨營救出獄後,黨中央給他以黨內警告處分,並調離中宣部及《紅旗》報,分配到全國總工會,任全總黨團秘書和《勞動》三日刊編輯。 [1] 
全國總工會是當時中共領導下的最大的羣眾團體,《勞動》三日刊是全總的機關刊物。在全總工作期間,王明又在《勞動》、《紅旗》、《布爾塞維克》上發表了19篇文章。這些文章主要是為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推波助瀾。由於王明在此期間積極追隨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因此,只在全總工作了3個月左右,就又被調回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秘書。 [1] 
王明回國以後,本來是“立三路線”的積極追隨者,但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對馬列著作引經據典,對共產國際決議照抄照搬,這就與“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左”傾政策的李立三在某些理論觀點上發生了分歧。1930年7月9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討論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的會議上,王明就決議中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一省與幾省的政權以及反右傾等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與李立三等中央領導同志展開了一場學院式的爭論。搞家長制的李立三在理論上爭辯不過,就給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小組織者”等帽子,並由向忠發當場宣佈,立即撤銷王明中央宣傳部秘書的職務。然後,中共中央又給王明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給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以嚴重警告處分,並將王明下派到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 [1] 
王明 王明
1930年9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立三路線”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日常工作,結束了“立三路線”。但是,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發出了《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國際十月來信),該信在指責立三錯誤是路線錯誤的同時,也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錯誤”,從而造成了中共黨內領導層的新危機,也成為王明上台奪取黨的領導權力的契機。 [1] 
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日收到國際十月來信的,而王明等人則在中共中央收到十月來信之前,已從由莫斯科回國的沈澤民、夏曦、何凱豐、陳昌浩、李竹聲等中山大學學生中得知了國際十月來信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們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向中央發難。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立三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指責三中全會犯了“調和”錯誤。 [1]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逼迫中央承認他們反“立三路線”活動的正確,承認他們是反“立三路線”的正確路線代表。 [1] 
在這期間,王明還突擊寫成了《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而鬥爭》)這篇6萬餘字的意見書,全面闡發了他的“左”傾理論,成為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綱領。 [1]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委派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親自來華,貫徹國際路線,扶植王明上台。1931年1月7日,米夫一手策劃和操縱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為了確保王明能夠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台,米夫提議,經中共中央同意,確定了王明等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會議。而且這15位代表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同中央委員享有同等的權力。 [1] 
會前,米夫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並擬定了準備補選的中央委員和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提出。雖然在選舉時不少代表反對王明任政治局委員,但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從這時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之久的統治。 [1]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雖然中共中央總書記仍是向忠發,但實際上由共產國際支持下的王明掌握了黨的最高領導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全面推行。他們提出,黨內的主要危險不是“左”,而是“右傾”。強調要實行“進攻路線”,主張在湘鄂贛各省“真正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範圍內的勝利”。為貫徹其“左”傾冒險主義,一批所謂的“鬥爭幹部”、“新生力量”被用來“改造和充實”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致使“欽差大臣滿天飛”,一批王明教條宗派的“干將”被委以重任,而大批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好乾部則遭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蒙冤受屈。 [1]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貫徹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慘重損失,不但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受到影響,白區黨的組織也屢遭破壞。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共中央的工作都由王明主持,王明成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 [1] 
恰在此時,共產國際需要中共派一個負責人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於是,經共產國際批准,王明決定離開國內,再次去蘇聯。 [1] 
為了保證自己離開後“左”傾冒險主義繼續推行,王明在組織上作了安排。他提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指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其中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常委,並由博古負總責。 [1] 
時年24歲的博古還不是中央委員,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書記。由於他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一躍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由此也開始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王明在莫斯科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坐鎮發令,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國內貫徹執行。 [1] 

王明坐鎮莫斯科

1931年10月18日,王明攜妻孟慶樹等人離開上海,於11月7日到達莫斯科,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還陸續擔任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等職務。他不但直接參加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決策,而且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世界革命運動的成員之一。 [1] 
來到共產國際以後,王明的“左”傾思想仍有發展。他按照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左”傾政策,繼續堅持其“左”傾冒險主義主張。但隨着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王明的主要活動也開始轉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逐步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中共代表團的主要工作,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起了積極作用。 [1]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共產國際和各國黨的綱領以制止並擊敗法西斯主義。這些總的綱領採取的形式就是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統一戰線。
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前,為了適應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和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制定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以及討論參加“七大”的有關事宜,王明主持中共代表團召開了數天會議,然後由他根據共產國際的精神和中共代表團討論意見,執筆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8月1日,中共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閲過的《八一宣言》。10月1日,《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同時,通過各種渠道傳到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
《八一宣言》不再堅持蘇維埃革命形式和蘇維埃政權的中心作用和領導作用,提出了組織一個統一的代表抗日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各軍隊各民族的國防政府來領導抗日鬥爭,明確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黨的中心任務,從而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指明瞭方向。

王明中共長江局書記

1937年11月14日,王明一行由蘇聯乘飛機回國,途經迪化(今烏魯木齊)和蘭州,於11月29日到達延安。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舉行。剛剛回國的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報告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同時又抹殺國共兩黨兩條抗戰路線的原則區別,不講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強調國共兩黨要“共同負責、共同領導”;認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提出要建立一支“真正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的“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輕視黨所領導的游擊戰爭。 [1] 
由於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王明回國之前又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因此,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言人自居,其報告也自然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得到了出席會議的多數同志的贊同。 [1] 
針對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毛澤東在會議上仍然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游擊戰的方針,而且認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存在着誰吸引誰的問題。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未能形成會議決議。 [1] 
會議決定增補王明、康生、陳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由毛澤東任籌備委員會主席,王明任籌備委員會書記。 [1] 
12月18日,王明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到武漢同國民黨談判。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了聯席會議,決定代表團與長江局合二為一,對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叫中共長江局,並決定中共長江局由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 [1] 
王明負責長江局工作以後,與國民黨上層人物、武漢各界以及國外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在恢復和發展長江流域中共組織、與國民黨協商統一戰線中的一些問題、向國內外擴大宣傳中共的主張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一系列言論和活動中,右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甚至有時違背黨的紀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宣言和談話,造成了惡劣影響。 [1]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贊同國民黨“只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主張,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三月政治局會議沒有形成決議,但會議決定由王明起草一個會議總結。王明回到武漢後,把他的《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以《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為題,在《羣眾》週刊第19期上公開發表,使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得以進一步傳播,造成了消極影響。 [1] 
3月21日,王明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而且竟然不經中共中央批准,就將“提議”同時送交中共中央和國民黨。這是一種無視黨的紀律,將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極端嚴重的錯誤行為。 [1]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會前,中共中央於9月14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剛剛回國的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王稼祥傳達説: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在六中全會上,首先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11月5日,毛澤東又作了會議結論的重要發言。毛澤東在報告和結論中,突出強調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批評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1月6日,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並決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務。至此,抗戰爆發以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基本上得到了糾正。全會再次強調中共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大眾進行抗日戰爭,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行動。 [1] 

王明在延安整風運動中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王明在黨內外繼續擔任重要職務。他經常給延安各界作報告,發表演講,在《新中華報》、《中國婦女》、《解放》等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他的報告、演講和文章在揭露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日,聲討汪精衞賣國投降,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可是,王明對自己曾經犯過的“左”右傾錯誤並不認識。1940年5月,他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了《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這部起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綱領作用的小冊子,而且在《三版序言》中説:“本書所記載着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瞭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 [1] 
王明再版小冊子之後,毛澤東於1940年12月25日寫了《論政策》的黨內指示,指出:“土地革命的後期,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採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毛澤東的論述是對王明“左”傾路線的否定,但當時有些人並不認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是路線錯誤,只同意是策略錯誤。因此,延安整風運動首先在黨的高級幹部中進行。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 [1] 
毛澤東在9月10日的發言中,分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及其產生的根源,認為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的更嚴重。他們自稱是“國際路線”,實際上是假馬克思主義。 [1] 
王明在9月12日的發言中,對毛澤東的批評進行反擊。他堅持認為“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也是正確的”,並説他早在蘇聯時就反對博古的錯誤,博古是“蘇維埃後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把自己的責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 [1] 
王明的態度引起了與會者的批評。隨着討論的深入,逐漸澄清了以下事實:(1)土地革命後期的“左”傾錯誤,從六屆四中全會就開始了;(2)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組成,王明負有重要責任;(3)王明到蘇聯的後期,雖然在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上和五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形勢分析和政治路線上是完全相同的;(4)王明在負責長江局的工作中,也有許多嚴重錯誤。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王明“左”右傾錯誤的認識基本一致,但王明本人仍然不承認自己的錯誤。10月12日,王明突然宣佈自己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並於10月14日,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由此至1945年中共“七大”,近4年的時間,王明基本上是在醫院治療和在家中休養,沒有參加中央會議和公開活動。 [1] 
王明 王明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對以王明為代表、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作了詳細結論。指出,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着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1]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在毛澤東的説服動員下,王明在七大上以321票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 

王明法制委員會主任

中共七大以後,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這時,王明的身體狀況有所恢復,被分配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6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由王明和謝覺哉負責。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後,首先協助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研究和起草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到同年11月基本完成了這項任務。 [1] 
1947年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村召開了著名的十二月會議。王明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與他進行了交談,希望他認識自己的錯誤,在奪取全國勝利的鬥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王明也在26日討論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時作了發言,認為毛澤東的報告“恰恰回答了現在需要討論解決的問題,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完全正確。” [1]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王明參加了新政協會議。在10月19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會議上,王明被任命為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同時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 [1] 
王明出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之後,工作還是積極努力的。法制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各種法律與法規。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不僅經濟建設面臨很多困難,建立新中國法律體系的任務也很繁重,需要制訂的法律很多,婚姻法更是首當其衝。因此,王明領導法制委員會,首先抓了婚姻法的立法工作。 [1] 
王明領導法制委員會認真研究了中共在根據地制訂過的一些婚姻條例,參考了蘇聯、朝鮮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王明還多次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同志請示彙報。經數易其稿,終於在1950年4月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又經廣泛徵求意見和反覆討論修改,在1950年4月13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員會向會議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並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在這次會議上獲得通過。這部婚姻法是在黨的領導下,集體智慧的結晶。王明作為法制委員會主任,負責主持起草工作,也為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做出了貢獻。 [1] 
建國后王明在政法戰線上雖然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但他對於過去的錯誤卻一直拒絕做出進一步的檢查,對於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要他向中共中央寫一聲明的規定一直拒不執行,終於導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決定》指出:“三中全會認為,王明同志至此時為止,對於他過去所犯的錯誤是拒絕反省的,對黨中央所採取的態度是不誠懇的,對不遵守二中全會決定向政治局寫聲明的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因此,三中全會決定,王明同志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於他在內戰時期及抗日時期所寫的各種文章、小冊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而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但此後,王明並沒有向中共中央寫出任何聲明書。 [1] 

王明去蘇養病未歸

1950年9月上旬,王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去蘇聯治病的要求。王明當時心臟和腸胃都有病,中共中央考慮到蘇聯的醫療條件和技術水平都比我國強,為了讓其早日康復,便批准了王明的申請。王明赴莫斯科治療休養三年多。病情好轉後,於1953年12月9日回到北京。 [1] 
1955年初,王明因肝炎、膽囊炎和心臟病連續發作,治療一段後也未見根本好轉,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中共中央研究後同意了王明的要求。1956年1月30日,王明、孟慶樹和兩個兒子,以及北京醫院保健護士朱琛燕、警衞員李景才、保姆陳啓珍一行,由北京乘飛機去莫斯科。王明是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去蘇治病的。蘇聯政府對王明給予了精心治療和周到的照顧。中共中央也經常派人去蘇聯看望王明,並定期給他寄錢、物、藥、報刊等。 [1] 
對王明疾病的治療,中共中央是竭盡全力的。新中國成立後兩次批准他到蘇聯治病,每次都作了周到安排。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對王明是十分關懷的,在他不在國內的情況下,仍選舉他為八屆中央委員,並希望他病好後回國工作,為黨的事業作些貢獻。可是,王明在病情好轉之後,不但不回國工作,反而在中蘇兩黨關係惡化之後,公開在蘇聯報刊上發表文章,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行誹謗、攻擊。從1969年開始,已經進入晚年的王明用馬馬維奇等筆名,在蘇聯報刊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攻擊中共和毛澤東的文章,造成了惡劣影響。 [1]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其莫斯科郊區的寓所因病去世。 [1] 
王明
參考資料
  • 1.    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中共黨史人物傳 第5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13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