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

1913年3月28日，喬冠華出生於江蘇省鹽城縣東喬莊（現江蘇省建湖縣慶豐鎮東喬村）的一個地主兼工商業者家庭，父親算是開明士紳。他幼年天資聰穎，有過目成誦之譽。1919年，父親讓他進私塾學習，老師就是叔父喬守清。1925年，在鹽城第二高等小學畢業。以後輾轉宋村亭湖中學、鹽城淮關中學上學，由於學習成績優秀，他在初中高中時幾次跳級插班。1929年，高中畢業即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成為大學同屆中最年幼的學生。在大學期間，他廣泛涉獵各種進步書籍，上清華那年他只有16歲，清華的四年是他後來一生道路的起點。 ^[1-3] 

1933年他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繼續攻讀哲學，並參加革命活動。1935年喬冠華又赴德國圖賓根大學留學，一年多後，以優異成績獲得德國哲學博士學位。喬冠華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國際風雲變幻，局勢日趨緊張，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激烈，瘋狂擴軍備戰，軍事問題一時成為國際問題的焦點。喬在德遇到國民十九路軍的朋友趙一肩，兩人對國際局勢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們“不務正業”，在歐洲利用課外的一切時間鑽研軍事科學，特別研讀了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三卷本《戰爭論》。

除鑽研《戰爭論》外，這位年輕的哲學博士在德國留學期間又自開新課，他廣泛研討了歐洲的戰爭史和軍事地理等方面的書籍，並且對着歐洲和世界地圖，反覆思考着局勢，這為他日後寫出大量如同身臨其境又不同凡響的國際評論文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國土淪喪，喬冠華放棄在哲學“純學術”領域深造的念頭，從德國過境法國巴黎輾轉於1938年乘坐法國遊輪“霞飛號”回到香港，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他先是在香港餘漢謀主辦的《時事晚報》做總編輯，開始發表政論、國際評論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連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0年在香港創辦“中國通訊社”任社長。1941年，喬出任香港《華商報》編委，《大眾生活》編委。 ^[4] 

1941年春，應華僑胡文虎先生之邀，喬冠華和鄭森禹聯袂自港乘輪抵達新加坡。喬擬出任星島《文匯報》主筆。未料到當時英華民政務司卻拒絕喬一行入境。幾經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時。《文匯報》同仁遂於是晚在南天酒樓歡宴喬冠華等人，郁達夫先生等出席作陪併合影留念。

1941年12月18日，日軍在香港登陸，喬冠華奉命離開香港，到東江游擊隊去。

1942年秋，喬冠華隻身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任重慶新華日報社國際新聞主編，主持“國際專欄”。擔任《羣眾週刊》主編。在這期間，喬冠華首次見到周恩來，並與重慶市民醫院外科主任、蘇州籍醫生李顥成知交。

1943年春，喬冠華巧遇從香港返渝的胡風，請胡風在《羣眾》寫紀念魯迅的文章《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 ^[4] 

1943年夏天，喬冠華應龔澎之約會見外國記者，其間患急性腹膜炎，李顥冒着被國民黨特務迫害的風險，搶救了因腸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喬冠華。當時，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多次到醫院看望他，龔澎則是天天來醫院陪伴，並燃起愛情火花，兩個人於1943年9月結婚。毛主席稱他倆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1944年秋天喬冠華與龔澎的第一孩子喬宗淮出生。 ^{[4]  [9]} 

1945年，重慶談判《雙十會談紀要》發佈後，喬冠華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繼續留在重慶工作。

1946年，去延安向毛主席彙報工作，並與胡喬木互相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結下深厚友誼。

1946年5月，喬冠華與龔澎夫婦常駐上海，負責外事工作和報刊工作，任《羣眾》雜誌主編。

1946年10月19日，國共和談破裂前夜，根據周恩來的決策，夫婦二人離滬前往香港，喬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4] 

1948年，在《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文藝創作與主觀》的評論。

1948年元旦，送胡風離香港。

1949年9月，喬冠華從香港帶隊護送民主人士順利到達北平。

1949年11月8日，參加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

1950年10月，喬冠華作為顧問，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武裝侵略。

1951年7月2日22時，由北京乘車去安東，於7月4日傍晚由安東動身去平壤(不去聯司)，大約於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裏，喬冠華作為主要助手，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克農的主要顧問，參加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

1954年 4月20日，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乘專機從北京經莫斯科，於1954年4月24日抵達。

1954年11月，任外交部黨組成員

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萬隆會議結束後，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助理。

1955年7月25日，出任“中美會談指導小組”副組長，會談小組乘機要回錢學森。

1955年10月30日，在中央黨校作報告。 ^[5] 

1958年3月9日，根據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召開“改進外事文稿寫作”座談會。

1961年10月，他擔任中國代表團顧問，隨陳毅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十四國討論老撾問題）。

1962年8月，陪同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

1962年11月，負責起草撰寫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 ^[11] 

1971年11月9日下午，喬冠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紐約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在北京機場，出訪的中國代表團受到周恩來、葉劍英等黨政領導人和首都四千多羣眾的送行。當時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赴機場歡送。在機場送行的有駐京外交使節60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中蘇邊界談判的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也到機場送行。

1971年11月11日上午，代表團飛抵紐約，第二天喬冠華即拜會了本屆大會主席印度尼西亞的馬利克，隨後幾天，喬冠華又到紐約魯瓦醫院探望當時在養病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他還連續拜會了二十三個提案國的代表。

二十六屆聯大會議喬冠華大笑(15張)

1971年11月15日美國時間上午10時30分，大會主席馬利克稱之為“歷史性的時刻”，喬冠華、黃華、符浩、熊向暉等走進聯合國大會議會廳就座。喬冠華坐在中國代表團排頭第一位的席位上。最後登上講台也是新中國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聯大講台的是喬冠華。喬冠華髮言結束時，熱烈的掌聲長時間地迴盪在聯合國大廳。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二十三個提案國及許多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圍着他，向他頻頻握手錶示感謝。國外各大新聞機構對喬冠華代表中國首次在聯大的發言給予高度評價。喬冠華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講壇上為中國人揚眉吐氣，“喬的大笑”瀟灑豪放成為中國外交自信的符號，當時被各國媒體稱為“震懾議會大廈的玻璃。” ^[8] 

這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復後，第一次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長，協助周恩來為打開中美關係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1971年至1976年，喬冠華連續6次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了第26、27、28、29、30、31屆“聯大”，均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歷屆聯合國大會。 ^[6] 

1972年2月21日，中國外交又迎來了尼克松訪華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訪華進程中的會談分三個層次進行。喬冠華與基辛格起草聯合公報的會談，是最為艱鉅的會談。毛澤東主席自始至終密切掌握着談判的整個進程。

1972年2月22日，基喬會談的第一天，他兩人逐句審查公報草案，首先肯定已經達成協議的部分；然後雙方各自闡述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1972年2月24日，雙方開始了關於台灣問題的實質性談判。

中美經反覆磋商，終於達成協議。2月28日，兩國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 ^[10] 

1973年5月，陪同鄧小平訪問法國。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長身份再次訪法。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喬冠華被隔離審查，後在王震的過問下，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委託習仲勳、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喬冠華，後來喬冠華被安排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擔任顧問。

1966年，喬冠華與陳毅、姬鵬飛等人一起，被列為外交部的“打倒”對象。1973年經毛澤東點名，喬冠華恢復了工作。復出後的喬冠華和“四人幫”走得很近，1973年底，參加了四人幫發起的對周總理的不公正批判。喬冠華是周總理從1940年代一手提攜起來的幹部，二人關係情同父子。這件事情使喬冠華心裏一直十分內疚自責。喬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周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周總理非常寬容地説：“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説，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説不能批評我。”周總理則安慰他説：“不要這樣想。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

喬冠華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在被審查期間，喬冠華着手整理舊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慶和建國後寫的許多國際評論翻出來，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編成了《喬冠華國際述評集》

1964.3～1974.11年，任外交部副部長。

1974.11～1976.12年外交部部長等職。

喬冠華的癌細胞進一步擴散了，他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習仲勳代表中央到醫院探望喬冠華。1983年9月22日上午10時40分逝世，享年70歲。 ^[7] 

1937年至1946年：《爭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國際》《形勢比人強》《向着寬闊光明的地方》《從戰爭到和平》《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出版。

《歷史的報復》《報復的歷史》《斯大林的大手筆》《站在勝利的門前》《沉寂不是和平》《時代終究是變了》《馬德里的陷落》《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方生末死之間》《法國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