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人壽

1937年，日軍大舉侵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聲中，傳來了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大捷的消息，劉人壽的心就更加傾向堅決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劉人壽從《抗戰》三日刊上讀到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招生的啓事,便決心與女友黃承珍(又名黃景荷，後成為劉人壽的妻子)等8個志同道合的青年悄悄離開上海，奔赴延安。

1937年12月中旬，劉人壽等人終於到了延安。初到延安，第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延安沒有討飯的乞丐。這與途經的大中城市截然不同。另一個突出的印象是:飯店的服務員也被稱為同志，不叫夥計。這些現象都讓劉人壽既感動又興奮。後來劉人壽才知道:西北地區賦税多如牛毛，加上連年大旱,大批農民餓死鄉野或者流亡他鄉淪為乞丐。紅軍到達陝北後，立即廢除一切苛捐雜税，後來領導農民分土地，發展生產。從此，農民生活開始有了着落，延安街頭也看不見乞丐了。

冬天的延河結了冰，劉人壽幾個都第一次見到大片的冰，很興奮。但是隨即聽説延安抗大暫時不招生了，於是便去找八路軍總部，那裏的一位負責人告訴劉人壽，雖然抗大不招生，但是陝北公學招生，又學政治，又學軍事。劉人壽這些上海來的8個人都報了名。考試時，各個地方來的人都分開，與其他各個地區的考生混合坐。教員對劉人壽等他人説:“你們都是千里迢迢奔赴到延安來的，不容易，收是一定會收下你們的，但是考試不能作弊,主要是考文化，是為了編班。”考試內容是七八個問答題，根據題目寫文章。我還記得一道題 目是:中國是殖民地，還是半殖民地?經過考試我們都順利地進人陝北公學。我和黃承珍分別被編入陝北公學8隊和6隊。

在陝北公學的學習內容與劉人壽之前所學的內容不一樣，課程主要是三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羣眾運動，中國問題。教員有:成仿吾、周純全、吳黎平、何千之、李凡夫等，學習主要是全校學生聽大課，按隊輔導，分班討論，輔以閲讀書刊文件(《統一戰線指南》、《游擊戰爭》、《解放週刊》)，還有中央和前方來的負責同志(有王明、博古等)作報告。上課在大操場，借陽光取暖，陰天到清涼山下依洞遮雨，每人發一個小板凳，上課開會隨身攜帶。 生活緊張而有秩序，嚴肅而又活潑。劉人壽對待學習非常認真，上課認真聽講做筆記，課後同學之間互相討論。最初，老師和同學都希望學期長些，但因戰爭需要，學期為三個月。

同學們過着生動活潑的生活，男女青年載歌載舞，生氣勃勃。休息時間和節假日有球類比賽、歌詠比賽、陝北秧歌。開大會時拉拉隊大顯身手，一隊唱罷，緊接着“再來一個”跟上，簡直成了歌的海洋。青年人的活力都被調動起來，調節了緊張的學習生活。

記得有一次，周恩來同志到陝北公學講話時，全校師生都坐在山溝裏聆聽。學校教務處在周恩來同志面前放了一個凳子、一杯開水。他考慮到若遭敵機空襲，緊急疏散時可能會絆倒羣眾，便兩次搬開了面前的凳子和水杯。還有一次，劉人壽看見朱德總司令在延河邊散步。出於內心的敬意，劉人壽便舉手向總司令敬禮，並彎身鞠躬。讓我沒想到的是，叱吒風雲、威震四方的總司令竟然收住腳步，“啪”的一聲立正給劉人壽回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朱德總司令還經常上課或作報告，就像一名普通的老軍人， 非常平易近人。他還經常到學校來與劉人壽等人一起打籃球。當時的中央委員都很年輕，與學生們打成一片。

陝北公學的學習時間只有三個月。畢業後，劉人壽一行人都對組織表示要到前方去。當時上海、太原都被佔領了，敵佔區的抗日需要領導和組織。但當時組織希望劉人壽再到中央黨校繼續學習。

1938年2月，劉人壽在陝北公學結業後，與黃景荷一起被調入延安城外橋兒溝的中共中央黨校繼續學習。

一個剛參加革命的青年能進人中央黨校學習是非常幸運的。在黨校期間，又適逢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由於中央規定，所有政治局委員都要講課，儘管劉人壽在陝北公學時已聽了不少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這次黨校又趁羣英聚集延安之機邀請了一部分代表向學員作報告,使這一期的學員能親耳聆聽許多重要領導人的教誨，一睹他們的風采。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是總結報告中的兩部分)。毛主席的報告深入淺出。他講到重要處舉起大手，反覆強調，具有極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通過學習,劉人壽提高了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增強了對統一戰線發展和抗日戰爭必勝的信心，堅定了跟着共產黨走的革命決心。

1938年11月，中央黨校幾個班結業，劉人壽被組織分配到位於棗園的中央社會部(部長是康生),在《新華日報》延安通訊處做記者。1939 年初，劉人壽被調離延安,經昆明、香港於當年9月回到上海，成為潘漢年情報系統的一名內部工作人員。 ^[3] 

虹口區黃渡路107弄15號，有一幢磚木結構三層新式里弄建築。這裏是李白烈士故居，也是他在上海最後的居住地，也是他工作、被捕的地方。每逢節假日，這裏有大批上海市民前來瞻仰烈士風範。“戰鬥在敵人心臟”、“永不消逝的電波”等詞彙再一次將人們帶回那個令人揪心的時刻。

1942年9月李白被捕的時候，和李白本不是一個系統的劉人壽，卻最早得知這一消息。當時，劉人壽因電台被破壞，經潘漢年介紹，認識了在新閘路常德路一個矮平房裏開設“源源無線電行”的塗作潮，希望他幫忙建電台，以便儘快與延安取得聯繫。

一天，塗作潮慌慌張張來找劉人壽，説與他有聯繫的一座電台已被破壞，報務員被捕，塗本人已不能回家。這時，劉人壽才知道與塗有聯繫的電台即是李白電台，該台設在許彥飛所找的房屋中。

李台被偵破後，許彥飛和照管李白夫婦生活的張建石要設法營救李白。由於張建石與屬劉人壽一部的張建良相識，便要求張建良幫助營救。張建良有位頗有膽識並富有正義感的黃埔好友，能與日方取得聯繫，他同意營救李白，但要求瞭解李白被捕後的口供，然後才能採取行動。

張建良經過打聽，得知李白雖經日方多次刑訊，但並未暴露身份。情況摸清了，“移花接木”的營救方案也成熟了:即把李白電台説成重慶國民黨電台。由於日方把戰略重點放在與重慶搞“全面和平”之時，釋放一個重慶的報務員，乃是一件不足掛齒的小事。

不久，張建良獲知消息，日方已允考慮釋放。許彥飛幫助覓了鋪保，由李夫人裘慧英去“七十六號”辦了保釋手續，才把李白營救出來。

李白獲釋後，劉人壽曾奉命徵求李白的意見:“是要去解放區，還是繼續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説:“組織上認為哪裏需要，我就到哪裏。”從此，李白在張惟一、劉人壽的領導下繼續在上海從事地下電台工作，直至最後被捕犧牲。

到1947年，因潘漢年遠赴香港，其在上海的情報系統，實際負責人已是劉人壽。

淮海戰役前夕，地下黨員吳仲禧以國民黨國防部中將部員的職銜被派往徐州“剿總”服務。這樣一個重要位置令潘漢年、劉人壽極為欣喜，他們希望吳仲禧盡力在前方多收集情報。吳仲禧找到當年保定軍校的同窗吳石，吳石給他的學生、徐州“剿總”參謀長李樹正發了介紹信，要李樹正對吳仲禧多加關照。

1948年夏天，吳仲禧到徐州後，受到李樹正熱情接待，親自帶他到總部機要室看作戰地圖。見軍用地圖上詳細標明瞭雙方部隊的駐地、番號、兵種等，把東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條戰線的行事反映得清清楚楚，當時他就默記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藉口進入機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筆記了下來。

接着託病説要回南京就醫，李樹正爽快地同意了，並代“剿總”司令劉峙正式批准他回後方。車到南京沒有停留，吳仲禧立刻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做了口頭和書面彙報。

送走吳仲禧，潘漢年立即趕到醫院，找到在醫院當文秘、同時擔任情報交通工作的劉人壽之妻黃景荷，將寫好的情報傳遞給她，由她帶給負責電台發報的劉人壽。

這份被後世稱為《徐州剿總情報》的密電最後由劉人壽發到了延安。但那時的劉人壽並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劉人壽在翻閲李克農的傳記時，才驀然發現一件事:第一份向中央提供有關淮海戰役的敵情電報，竟是自己的電台發出的。這是解放軍收到的有關淮海戰役敵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報，對我軍決策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一個下着雨的下午，一名女情報人員向化名“竹先生”的劉人壽傳來消息，劉人壽非常激動，立刻給李白打電話，但沒能打通。直到傍晚，他又試着給李白打電話。結果對方説，李白生病住院了。他開始感到情況不對，前幾天還見過面的呢。

擔心出事，劉人壽叫了輛黃包車送女情報人員去火車站。回家之後，劉人壽才得知，李白已不幸落入敵人魔掌。

這次，劉人壽想盡辦法也沒能救出李白，這成了他最懊悔的一件事。他曾説，李白同志已經被捕過，而且差點丟了性命，原則上不適宜再在上海工作。當後來得知李白還是一位老紅軍時，劉人壽的懊惱之情愈加深切。 ^{[1]  [4-5]} 

劉人壽同志一生無論環境如何改變，對理想信念的執着追求始終不變，對入黨的初衷始終不變，對黨性原則的堅持始終不變的執着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值得學習。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