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

説起各地方開始在北京設立會館，應該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國安邦後，中國的發展進入了又一個鼎盛時期，南方的工商業得到了飛快的發展。人們有了錢，生活温飽後，倡導讀書。因為明清兩朝施行“科舉”制度，所以當時的學風極盛。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於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恢復科舉考試，受科舉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學子紛紛捧書苦讀，以圖功名。每年考試之間，成百上千的各地舉子紛紛來到京城。他們大多家境一般，有的還很貧寒，又加路途遙遠，人地生疏，鄉音難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凌，舉子們迫切希望這些問題能有人幫助解決。隨着這些問題出現得越來越多，得到了先期來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當地人的重視。出於同鄉友情，他們相互邀請，籌措資金，購置房產，供來京的舉子和其他來京謀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會館由此而生。因為主要是為接待舉子來京考試而為，所以這些會館也叫“試館”。會館行館

北京作為明、清兩朝全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尤其是在這兩朝資本經濟得到鼎盛發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開始在京設立會館，由於他們開辦的會館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業的制約，也形成行業壟斷，所以這類會館又稱之為“行館”。那時一般的會館除去主要房產外，還有許多附加財產(包括興建的學堂和一些社會慈善事業)。當然，這主要與他們的捐資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貧富有重要的關係了。最興旺時，京城有各地會館，不計大小共四百餘所。從空間佈局的角度來看，在最興旺的清代時期會館主要聚集在外城，且相對聚集在外城西部，即原宣武區所在區域；外城東部（原崇文區所在地）也有會館分佈，但數量上不如西部密集，後期多為商業會館，與西部官員、人文聚集的“試館”從區域氛圍到會館性質上均有差別。

會館(29張)

到了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科舉制度被廢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學生，繼續使用會館，他們為維護自身利益，打擊排擠政敵；協調工商業務、應對同行競爭；聯絡同鄉感情、抒懷政治見解。當然也有暫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時的鄉親和故人，來此或集會、或宴請、或祭祀鄉賢、或照顧鄉民、或聯絡鄉誼。總之會館的使用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從而發展成為一種“同鄉會”和“行業工會”性質的場所了。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就和會館有着密切關係。當時的著名人士康有為住在米市衚衕南海會館內，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衚衕瀏陽會館內。康有為在會館撰寫《上清帝書》，成立“強學會”(會址在安徽會館內)，創辦《中外紀聞》。甲午戰爭後，再撰《上清帝第二書》，促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進行變法。譚嗣同亦在會館內撰寫詩文和信，與朋友志士抒談維新。光緒下決心變法後，召見譚嗣同，賞其四品卿銜，命其為軍機章京。但由於變法維新觸動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敗。後黨的爪牙在南海會館捕走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瀏陽會館捕走了一代志士譚嗣同。並於七天之後與另外四人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鋭一同殺害於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會館逐漸衰敗了，除少數會館還保存得不錯外，其他大多已經成為居民大雜院。

會館是舊時代科舉制度和工商業活動的產物，是北京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明清兩朝定都北京，每三年在京進行一次科考會試，至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科舉考試廢止，先後在京舉行會試201科，全國各地進京應試的舉子達130多萬人次。每科應試的人數有六七千人，再加上一些隨行的人員，多至上萬。為方便這些人的食宿，於是，各省及有些府縣紛紛在京設立了會館，專門接待本鄉本土的舉子。另外，工商各行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協調關係，聯絡感情，也建立了一些行業會館。因此，北京就成為全國會館最多的城市，據1949年的統計，全市有會館550餘座。

會館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留下了許多名人的足跡。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北上來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橋湖廣會館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湖廣會館還留下了張居正、紀曉嵐、曾國藩、梁啓超、章太炎及梨園泰斗譚鑫培、餘叔巖、梅蘭芳的足跡。1912年5月，魯迅先生來京後，即住進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達8年之久，在這裏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等許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澤東來北京後曾居住於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在會館的戲樓裏召開了“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大會”。如今，這些會館都成為文物保護單位。

明朝至清中葉，北京公開演戲的場所很少，大部分戲劇的演出是在會館的戲樓裏舉行，所以，較大的會館都建有戲樓。保留下來的湖廣會館大戲樓、銀號會館的正乙祠戲樓、平陽會館戲樓和湖南會館戲樓等，都是難得的北京戲劇活動的歷史見證。

清初，北京誕生了兩部不朽的劇作:一是洪昇的《長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1645—1704)，字昉思，浙江錢塘人。他一生坎坷，命運多舛，卻極富才華，詩詞、戲劇皆精。《長生殿》是他根據唐明皇和楊貴妃的傳奇愛情故事，歷時八年，數易其稿，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的。《長生殿》曾在虎坊橋的孫公園即後來的安徽會館戲樓演出，轟動一時，“聖祖稱善”、“傳唱甚盛”。可後來在官場鬥爭中成了犧牲品，落了個“大不敬”的罪名，不僅洪昇被下獄，而且還株連了他的不少友人跟着倒黴。兩年後的1700年，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菜市口繩匠衚衕(後改為丞相衚衕)的安徽休寧會館碧山堂戲樓演出後，命運和《長生殿》差不多，經歷了一番大起大落，孔尚任糊里糊塗地被罷官回山東老家去了。可他們的這兩部劇作，三百年來經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