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

1928年6月19日（五月初二） ^[13]  ，王智量出生於陝西漢中，祖籍江蘇江寧。 ^[10-11] 

王智量出生於書香門第，自小就開始學習棋琴書畫。祖父王世鏜是名震遐邇的書法家，清末民初的章草大師 ^[12]  ，于右任曾稱其為師，並邀其攜家眷赴南京任職。父親王霞五，為北平中國大學經濟系畢業生。 ^[12]  智量先生的母親尉宜宣是一所女子貴族教會學校——上海聖瑪利亞女校首屆畢業生，英語造詣頗深。 ^[11-12] 

兩歲時，母親説一個英語字母，王智量就跟着學一個，開始對英語有了朦朧的感覺。漸漸地，伴隨着成長，在母親的鼓勵下，他喜歡上了學習語言。 ^[12] 

1941年，王智量在陝西城固西北師範學院附中（北京師範大學附中遷移到後方時使用的名稱）讀書時，被一本韋叢蕪先生翻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深深吸引，從此便愛上俄國文學。 ^[12] 

1947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

1949年改讀西語系俄語專業。因成績優異，未畢業即任助教。1949年2月，由於當時國內俄語人才缺乏，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了一批北大學生，到創建於延安、後遷至老解放區哈爾濱的俄語幹部學校（當時稱為哈爾濱外國語學校）去學習。王智量就在其中。1949年7月，王智量關節炎復發，不得已回京，繼續在北大深造。 ^[12] 

1952年畢業留中文系任教，口譯整理出版蘇聯專家《文藝學引論》，翻譯安徒生《野天鵝》等。

1954年調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發表《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期間，自學德語、法語、古希臘語和日語，並立志攀登俄語文學譯界高峯普希金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當時，中國作家協會醖釀創辦散文和詩歌兩種刊物，散文刊物的創辦任務交給何其芳先生。何先生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他把辦刊的具體工作交給文學所裏三位年輕人來做，王智量正是其中之一。 ^[12] 

1958年春天 ^[12]  ，王智量因“白專道路”被補劃"右派"，被迫離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11]  ，先下放河北山區改造，繼發配至甘肅農村。妻離子散，餓病交加，數度陷入生命的絕境。1958年5月，就要被送往河北東部太行山區的前一天中午，天氣炎熱，北京中關村中國社科院社會樓第三層 ^[12]  ，時任所長何其芳在廁所裏和他相遇，何其芳先走到門口探頭看了看外面，確定沒有其他人，意味深長地用四川話鼓勵他：“《奧涅金》，你一定要翻譯完咯！” ^[11]  第二天，王智量被帶到河北省建屏縣（現為平山縣）勞動改造，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黨員王良大伯家中，和其子海兵同睡在驢圈旁的一張土炕上。 ^[12] 

1960年冬天 ^[11]  ，王智量走投無路，辭去公職，從甘肅隴西脱身，裹着破皮襖，蜷曲着身子，躺在火車硬座座位底下三天三夜 ^[11]  ，來滬投奔家人，以做各種臨時工和代課老師謀生。

到達上海的第二天，當地派出所户籍警便登門造訪了。户籍警叫陳文俊，30來歲，温文爾雅。面對智量先生提出申報户口的要求，他詳細詢問後就走了。 ^[11] 

王智量及全家人都認為希望渺茫，因為當時上海户口已被嚴格控制，何況還處於全國大精簡和大疏散之際，更何況他當時還頂着右派帽子。果然，幾天後，陳警官上門告知，上級不同意他報進户口。見王智量的母親和孩子哭成一團，陳警官説，再想想辦法吧。他極為細緻地瞭解王智量在甘肅當地的情況，包括他與同事間的關係。當得知他所在單位的韓總編對他態度和藹時，便建議他直接給韓寫信，要求出具一份他與原單位已完全脱離關係的證明。但王智量不願再與那個單位打交道，更不願再因此而失去尊嚴。陳警官見狀，就不斷開導他，幫助出謀劃策。最終，他懷着許多的恐懼發出了信。沒想到，韓總編在關鍵時刻幫了大忙，在人事員充滿惡意的“證明”發出後，追加了他親自撰寫的實事求是的證明書。正是因為陳警官的開導和“指路”，以及大家不懈的努力，王智量最後得以報進上海的户籍。 ^[11] 

1962年年底，王智量與恩師餘振先生，在上海重逢了。之後，他每週都要到餘先生家去一兩次，在先生的指導下研讀普希金作品和有關參考書，不停對《葉甫蓋尼·奧涅金》譯稿進行修改。 ^[12] 

“文化大革命” 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譯組翻譯外文參考文獻。

1978年， 時任華東師範大學校長的劉佛年先生將王智量調入華東師範大學 ，在工作之餘他發奮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歷經 30 餘載，終於圓滿完工， 他是建國後普希金代表作《 葉甫蓋尼·奧涅金 》第一個譯本的譯者，該書 成為俄國所有普希金紀念館均予陳列的譯本。《安娜·卡列寧娜》、《我們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繼日的拼搏譯出。

1981年與吳妹娟結婚。吳妹娟理工科出身，是科學院工程師，熱愛文學藝術，對文藝作品有獨到的見解。所以，她既是智量先生的生活伴侶，也是他最為得力的工作助手。 ^[11] 

1993年，王智量退休，他以小説的形式把流放甘肅的經歷寫出來，名為《飢餓的山村》，發表後震動文壇，被認為是第一部反映 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大西北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説， 著名學者賈植芳譽之為 “ 大大超過了教授小説通常的閒適飄逸的境界 ” ， “ 能夠再現生活的原始面貌，既挖出了垂涎血與肉，又達到了超越現實的一種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 ” 。

2023年1月2日18:47分，著名翻譯家王智量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六人民醫院去世，享年94歲。 ^[9] 

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安徒生的《野天鵝》、《上尉的女兒》《安娜·卡列寧娜》等30餘部

專著《論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

長篇小説：《飢餓的山村》，《海市蜃樓墨爾本》

散文集：《一本書，幾個人，幾十年間》、《人海漂浮散記》等。2013年12月，共計14 種18 卷分為 4 編的《智量文集》出版，為王智量的學術生涯作了一個的總結。 ^[2-3] 

主編《俄國文學與中國》《外國文學史綱》。 ^[3] 

被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稱號。 ^[4] 

2019年11月9日，俄語翻譯家王智量獲得中國翻譯界最高獎項——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5] 

近三四年，他開始自學中國畫，和華東師大另兩位老教授一起被稱為“雕蟲三老”。2012年，三老舉辦了一場書畫展，在開幕式上，代表發言的王智量説，“為什麼讓我發言，因為我最年輕，是‘80後’，他們兩個都是‘70後’！”

“我一直是個自由主義者。”這也是他喜歡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這種精神對我的影響就特別大。”

他愛模仿徐悲鴻的畫作，再自己題字發揮。幾個柿子旁邊題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仙鶴圖上書：孤獨。

“這就是我。”他指着仙鶴，一直滔滔不絕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來，“我很孤獨。” ^[6] 

這位孤獨的老翻譯家一生痴迷翻譯，可出版業的“盤剝”，讓他感覺“人格上很受傷”。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他的座右銘是“我的詩，甘願讓一個讀者讀一千遍，而不願讓一千個讀者只讀一遍”。

終於有出版社要為84歲的翻譯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卻發現，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説。 ^[6] 

只有站在他那間幾無容身之地的書房中，才明白為什麼會找不到。層層疊疊的衣服、舊家電和雜物堵住了書櫃，連打開櫃門都困難，無數經典之作的譯稿就堆積在書櫃深處，有的寫在糊牆的報紙上，有的寫在煙盒上，還有的寫在衞生紙上。不少由於用圓珠筆雙面書寫，字跡已經模糊，經年累月，連他自己都辨認不清了。

手稿找不到，但他卻能全文背誦400多個十四行詩節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這部他最負盛名的翻譯作品，一翻就是32年。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慕尼黑參加世界比較文學大會，王智量旁邊坐着一位法國巴黎的大學教授。當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奧涅金》的中文譯者，立刻站起來，開始用俄文大聲背誦《奧涅金》。王智量被感染，站起來同她一起背誦，背到最後，兩人激動萬分，緊緊擁抱在一起。

“文學是無國界的，人類的感情是無國界的。詩把人類社會上一切東西都過濾掉了，只剩下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感情。”王智量説。

他譯詩的方式也很獨特。每次他都必須先一遍遍大聲朗讀、背誦，體會到詩歌的音韻美，“通過形式進入內容”。在他看來，好的翻譯不僅要反映出內容，還有形式，即韻律、節奏，也就是嚴復所説“譯事三難”——信、達、雅中的“雅”，是最難達到的。“要讓中國人看到西方詩歌的節奏和韻律美，我們有責任把這些美的東西找回來。”

1958年，《奧涅金》剛翻譯到第二章，他被劃為“右派”，單位里長期貼着一張大字報：他躺在棺材內，棺蓋上還壓了一本《奧涅金》。 ^[6] 

上世紀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一邊雙腳交替地踩着田壟，一邊和着腳下的節奏，默唸四音步的詩行。“在心裏把它譯成中文，跟着節奏，均勻、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來。”夜晚，再將白天想好的詩行寫在手頭能找到的紙片上，比如糊牆的報紙、衞生紙、煙盒。1960年，他戴着“右派”帽子來到上海，行李就是一袋書和一包碎紙片。

由於翻譯入迷，他與警察打過多次交道。上世紀60年代回上海勞動，在黃浦江邊，他邊扛木頭邊背單詞，口中唸唸有詞，引得警察跟蹤；上世紀80年代，大年初一在火車上譯詩，警察不知他在幹什麼勾當，一路監視到終點。

“不是好東西，我才不翻。”他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全憑個人的喜好。“對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譯。《奧涅金》的抒情插筆，翻起來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歡俄國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譯其在中國最著名的《父與子》，覺得“政治意味太濃”，而只翻譯自己最愛的《貴族之家》和《前夜》。“從小説的韻味上説，當然是這兩篇更好。”他連着用了幾個形容詞和副詞，“非常有勁”、“我喜歡得很”、“太美了”。 ^[6] 

不少難度高的、別人不願翻譯的作品，他卻欣然接受。上世紀70年代末，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沒人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達旦，一週就譯完了。

“我喜歡詩，但我自己不會寫，所以才喜歡翻譯，用別人的靈感來抒發感情。翻譯的時候，就覺得它在替我説話。”王智量説。

他熱愛的是翻譯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無跡可尋，上世紀80年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奧涅金》，之後重印數次，他手裏竟一本都沒留下。

他也不記得自己每本書都拿了多少稿費，稿費全部交給妻子掌管。“我最好養了，把我餵飽就行了。”在這間有着近40年曆史的狹小公寓裏，最寶貴的財產就是書和畫。他卻對來到家裏的每個人都説，你想要什麼都拿走，願意要就要，不願意要就丟掉。

當然，普希金的油畫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 ^[6] 

過分單純

在詩歌的世界之外，王智量是個單純得過分的老頭，説起誰都是“很好很好”。

他被騙過多次，比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電視購物，花500元買過假iPad，還買過3個假手機。在校園的亭子裏坐着，有人過來向他借10元，他毫不猶豫地借了50元。“他是我尊敬的長輩，但有的時候，實在是太傻了。”他的忘年交、《上海文學》編輯甫躍輝説。 ^[6] 

和1984年出生的甫躍輝散步時，84歲的王智量竟抱怨：“你們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這麼複雜？”

年輕的時候，他在大庭廣眾下讀詩到激動時，就扔下書本大聲朗讀，也不會有人投來奇怪的目光。“現在怎麼沒人這樣了？”王智量搖搖頭。

他更不懂當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譯了無數的作品，寫了無數的文章，卻不知該如何投，還數次被出版社“欺負”。 ^[6] 

在旁人看來，王智量節儉得“可怕”，絕不浪費食物，在外面吃飯，一盤炸豬排就算剩下半塊，也要堅持帶走；一碗麪沒吃完，非要拿罐子裝回去。“這能吃兩天呢！糧食絕對不能浪費，這是救命的東西。人家笑話我，也不在乎。”王智量指指根據自身經歷寫的小説《飢餓的山村》，“記憶太深刻了，我只寫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 ^[6] 

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詩的稿費本應按行數計算，上世紀90年代，一個出版社編輯卻只肯按字數給他千字20元的稿費，不到4萬字的書，王智量總共才拿了600元稿費。合同到期續簽時，他對那位編輯説，能不能每千字給我加1元，以示尊重，結果編輯立馬毀約，另找了兩個人“改寫”了一下他的譯稿，就重新出版了。提起這事，他有點傷心，“我不是想要錢，只是覺得人格上受了損傷。” ^[6] 

他翻譯的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是中譯本。2012年的倫敦書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送給英方的就是這個譯本。但自上世紀90年代合同過期後，至今未續版權。

家裏牆上掛着的屠格涅夫畫像，旁邊有其散文詩中的兩句話：“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用俄語飽含深情地念完這兩句話後，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給我的稿費，譯這一句話，我只能得兩角錢！

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住院時，他得知醫院護工的工資是一天120元，計算道，我一天能翻譯20行就不錯了，才70元，還沒有護工阿姨的工資多呢。

他辛苦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詩集也無緣出版。《收穫》雜誌編輯葉開得知，幫他發微博呼籲，這才有出版社前來接洽。其實，有關詩集的出版，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談過，但對方覺得詩並不是帕氏的代表作。他很不高興：“人人皆知《日瓦戈醫生》，以為帕斯捷爾納克是個小説家。其實他是個詩人！” ^[6] 

比起受出版社的“盤剝”來，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

“我的詩，甘願讓一個讀者讀一千遍，而不願讓一千個讀者只讀一遍。”法國詩人瓦列裏的這句話，是他的座右銘。

因此，他手裏拿着每一本書，都反覆表達着對編輯的不滿：“這本書脱印了這麼多頁，太荒唐了。”“這裏面還有好幾個錯字。”送人的書，他用筆將錯別字一個個改正過來。對於編輯擅自加的小標題，他特意在目錄旁註明：“這些小標題我沒有看過，都是編輯加的！” ^[6] 

幾年前，在出版社做編輯的陳蕾收到一篇投稿，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讀者推薦來的。一看內容，竟然是王智量的自傳體小説，她大為驚訝，因為20年前在華東師大讀書時，就久聞王智量老師的大名。王老師的學生中不乏富有的、身居高位之人，為什麼不隨便找一個説得上話的學生投稿？ ^[6] 

“麻煩別人，我心不安。”王智量説。 ^[6] 

“我就是小外孫女的爸爸”

王智量和老伴以及15歲的外孫女一起擠在華師大一村一套使用面積40多平方米的老公寓裏，這是30多年前他分到的房子。公寓一共有三間房，每一間空間都很有限，最大的那間是三個人的卧室，另外一間是書房，還有一間是小外孫女的學習空間兼王智量的會客室。房子裏的大多數地方都和會客室一樣，每條走道都很難容下兩個平行站立的人。 ^[7] 

“我的家裏有三多，書多、衣服多、吃的多。”客廳餐桌上堆着好些餅乾盒子，我們呆的房間裏堆着好些鞋盒子，最擁擠的書房裏自然是堆了好些書。兒子前幾年從澳洲回來看王智量，説家裏一半的東西都可以扔掉，他也沒扔，“過一天算一天，哈哈。”

王智量喜歡稱已經比他高半個頭的外孫女為“小傢伙”。13年前王智量從美國回上海，看到家裏有個兩歲的小丫頭抱着桌腿望着自己。再婚的老伴告訴他，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兒離婚了，夫妻兩個誰都不肯要這個孩子。“我聽了好難過，我説：我要！就這麼養到現在。” ^[7] 

84歲的王智量，一點都不覺得自己老。“一個人就怕自己覺得自己老了，沒用了。”

50歲回到華東師大工作，他恨不能更充實一些，“想補上荒廢的20多年光陰，如果沒有落下，也許我能走得更遠。”那時，他忙得都沒空記下翻譯的內容，就先讀出來，用錄音機錄下，再讓妻子幫他抄。

70多歲時，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決定回國，“我明明還能做事，為什麼不回來做事？”

儘管他不願承認，可歲月不饒人，每年他都要有四五個月在醫院度過。醫生告誡他三件事：少寫、少翻譯、少做事情。老頭不幹，説，不翻譯我就畫畫。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