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衡

戴逸，1926年9月出生於江蘇常熟，早年就學於蘇州中學、常熟中學，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就學期間，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1947年加入民青，當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理事，又參加進步社團南北社、孑民圖書館。1948年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為躲避政治迫害，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北大，前往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一部十七班在職學習，年底轉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全國解放後，華北大學進入北京並改為中國人民大學，一直在校任教。 ^[1] 

1936年，鐵蹄未至，常熟市古裏鎮如古畫般靜美。“畫”中有一座名樓 位居清代四大私家藏書樓之首的鐵琴銅劍樓。樓主人是第四代傳人瞿啓甲，他年過花甲，有一個非血親的10歲“孫兒”。

“孫兒”便是小戴逸，那會兒他的名字叫戴秉衡。人丁興旺的戴家一擲千“銀”（一千銀元），剛以十年租期將鐵琴銅劍樓斜對門的榮木樓租下，此樓是清初文學宗師錢謙益的故居。戴瞿有世交之好。瞿啓甲發現，“孫兒”對書有着天然的親近，別家孩子拿零花錢買吃的，他卻把銅板塞給走街串巷的租書人，租下《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説唐》《楊家將》《西遊記》《水滸傳》等連環畫。隔代的同氣相求令瞿老爺子歡喜而慷慨，允“孫兒”翻閲藏書樓內珍貴的宋元善本。 ^[1] 

藏書樓最怕火，日軍的炮火偏偏就來了。1938年，小戴逸隨家人避難上海。喜愛歷史的他，卻在1944年高中畢業時“一狠心”報考了上海交通大學的鐵路管理專業，原因是，“抗戰期間上海很多學校都遷往內地，沒有一所像樣的文科學校，而且當時讀文科毫無出路，畢業就失業。”

1946年暑假，20歲的戴逸即將升入大三，從昆明回遷的北京大學途經上海時開設了考場。戴逸試着報考史學系，被錄取了。這反倒讓他為難起來，若上北大，他得重新從一年級讀起。猶豫一番後，他決定聽從內心，離家北上。

這年深秋，戴逸走進北大沙灘圖書館的大閲覽室，“心境豁然開朗，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胡適、鄭天挺、沈從文、朱光潛等很多名教授給他們低年級學生開基礎課。北大的學術氛圍讓戴逸如飲甘霖。

然而，對心繫國家民族命運的北大學子們來説，讀書、聽課並不是全部的追求。1947年夏初，日見衰頹的民國政權風雨飄搖，愛國民主運動高潮迭起。崇尚正義、渴求光明的北大學生通過募獻籌辦了以曾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字號為名的“孑民圖書室”，戴逸被舉薦為常務總幹事兼編目股長。同學們口口相傳：想看解放區出版的革命書籍，就去“孑民圖書室”。

1948年8月，戴逸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而遭通緝。時任校長鬍適趕忙給庭長寫了一封信，説這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可以保證他跟共產黨沒有關係，保釋他。由於胡適的聲望，戴逸被審了兩個多小時就給放出來了。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北京，奔赴解放區。

為防止國民黨發現自己投奔共產黨而連累家人，得改個名字。“我是‘逃’出來的，那就叫戴逸吧。”不熟悉他這段歷史的人，不會把“逸”和“逃逸”相聯繫；但可能會感慨人如其名，他身上恰有一種“超逸”之氣 超脱俗流，翱逸史海，修史亦修心，立功先立德。

我國有易代修史的傳統。北洋政府修撰的《清史稿》紕漏甚多，不能作為正史流傳。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同志建議纂修清史，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過問此事，周揚、田家英、郭影秋、吳晗、黎澍等前輩學者曾參與籌劃纂修清史。戴秉衡從青年時代起就參與此項工作。由於種種原因，數次修史計劃皆未落實，戴秉衡卻時刻牢記老一輩革命家的遺願和前輩學者的囑託，把修清史作為終生奮鬥的學術目標，為啓動清史編纂工程千呼萬喚不遺餘力。 ^[1] 

1961年，吳晗受周恩來總理委託，全面考慮纂修清史。戴秉衡向吳晗建議從全國各大學歷史系挑選優秀學生集中培養專攻清史，吳晗贊成這個想法：“請你當教師，帶領他們一起讀《清實錄》、《清史稿》。”1965年，中宣部決定成立由郭影秋、尹達、關山復、劉大年、佟冬、劉導生、戴秉衡等七人組成的清史編纂委員會。39歲的戴秉衡是最年輕的委員，並受命領銜籌建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所所址已經選好，卻不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覆校後立即成立清史研究所。戴秉衡感慨萬分：“郭影秋副校長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苦心孤詣成建制保留清史研究隊伍，遠見卓識，功莫大焉。”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批轉建議國家纂修清史的人民來信，《清代通史》、《清代人物傳稿》的編寫列入國家社科規劃，但因財力不支等原因沒能全部完成。 ^[2] 

在世紀之交，戴秉衡目睹改革開放後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學術繁榮的大好形勢，使這位歷史學家心潮奔湧，他接受記者採訪、撰寫文章、發表演講，呼籲盛世修史：“纂修清史的學術條件、經濟條件皆已成熟，應把握機遇，促成這件文化盛事。”作為清史研究所的學術帶頭人，他參加同史學界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磋商，請他們籲請“兩會”關注清史纂修工作；他與學術界著名學者座談取得共識，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議；江澤民同志考察中國人民大學與師生代表座談時，戴秉衡當面向江澤民、李嵐清、賈慶林等中央領導同志彙報了纂修清史問題。戴秉衡帶頭呼籲，引起黨中央、國務院和社會各界的關注。2002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李嵐清同志批准文化部關於纂修清史的報告，決定正式啓動清史編纂工程。 ^[2] 

數十年來，為了纂修清史，戴秉衡教授在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等方面做了積極準備 ^[2]  。

戴秉衡帶頭髮揚“板凳須坐十年冷”的治學精神，潛心學術研究，紮實做好學問。他20多歲起就從事中國近代史包括晚清史的研究與教學，32歲寫出40萬字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文革”當中，他從1973年起用4年時間寫出《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從此把研究領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從1978年起，戴秉衡用7年時間主持編寫了70餘萬字的《簡明清史》，摸清了清代歷史的主要線索，同時主編了《清代人物傳稿》(下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戴秉衡又把研究重點轉向清代邊疆開發及乾隆時代，後來又主持編寫《清通鑑》、《清史編年》、《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著作。本人發表的400餘篇論文，涉及有清一代歷史的方方面面，被收入《履霜集》、《繁露集》、《步入近代的歷程》、《語冰集》等多部文集。 ^[1] 

以戴秉衡為學術帶頭人的清史研究所，以編纂清史為己任，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屆校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經過25年的建設和發展，在國內擁有人數最多的清史研究人才，形成了老中青相結合享有較高聲譽的學術梯隊，培養博士97名，碩士89名，創辦《清史研究》季刊，出版清史著作275種，發表清史論文1932篇，編寫整理了一批清史文獻資料，成為國內研究清史最重要的基地。根據戴秉衡的建議，清史研究所發揚“螞蟻啃骨頭”的精神，把編纂清史前期工程化整為零，利用各種小額度科研經費的支持，陸續完成清史的不同“部件”以待日後組裝，其《清史編年》、《清代人物傳稿》，已初具清史“紀”和“傳”的雛型，各種清代專史著作也為清史“志”的編寫奠定了基礎。 ^[1] 

戴秉衡教授倡導並多次主持召開中國暨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凝聚研究隊伍，檢閲研究成果，也為清史纂修鋪平了道路。

挑起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這副重擔，76歲的戴秉衡教授調整了自己的作息時間，幾個月來，幾乎每天都要從城內中國人民大學宿舍到編纂委員會臨時辦公地點國圖分館文津樓“坐班”，精神矍鑠地召集會議，安排前期工作。他的工作頭緒很多，抓得最緊的是編纂體裁體例、編纂人才、文獻檔案、寫作立項管理。

戴秉衡初步設想，編纂清史工程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主體工程，即約為3000萬字的清史；二是基礎工程，即蒐集整理出版清代檔案文獻。 ^[1] 

戴秉衡説：“清史編纂工程的總體設計是編纂體裁體例，它關係到整個工程的成敗。”為此，編纂委員會專門成立體例體裁調研小組，編制了“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調研大綱”，上半年將分別在上海、北京召開座談會，並採用問卷方式廣泛徵求意見，確定編纂體裁體例。 ^[1] 

清史研究現狀和清史研究人才調研小組也開始工作，對全國高校、科研機構的清史研究人才及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摸底，吸收優秀清史研究人才充實編纂隊伍。戴秉衡説：“纂修清史不是幾個人、幾個單位就能完成的。要在國家的領導和支持下，靠全國學術界的團結協作共同完成。”他談到，國內從事清史研究的人才很多，要使他們有參與感，不能將他們冷落在一邊。戴秉衡認為，清史特別是“志”這一部分，涉及科學技術、水利、天文、工農業、交通、運輸、郵電以及經濟、法律、軍事、民族、文學、藝術等多學科領域，需要各行專家共同參與編寫。戴秉衡特別談到，許多重要外文檔案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些珍貴文獻檔案保存在我國台灣，台灣一些學者終身研究清史有很深的造詣，他們也很關心清史的纂修。香港、澳門特區及海外的清史學家對清史編修也很關注，正在醖釀採用適當的組織形式，邀請他們共襄盛舉。 ^[1] 

編纂委員會文獻檔案組的調研工作也有條不紊地逐步展開，為清代檔案文獻的蒐集整理出版做準備。戴秉衡説：“前朝修史所依據的檔案文獻都沒有能夠保留下來，是學界憾事。抓好檔案文獻的蒐集整理出版這項修史的副產品，也是對祖國曆史文化的貢獻。”

在戴秉衡的工作日程上，還包括制訂《編纂手冊》，立規矩，定製度。戴秉衡最重視的是清史的編纂質量。他説：“質量就是生命，要確保清史成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傳世之作。”戴秉衡確信，有可靠的政治保障和財力支持，有訓練有素的編纂隊伍，有百年學術積澱，有編撰《清史稿》時所不具備的檔案和外文條件，只要全國學術界齊心協力，一定能編纂出高質量的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