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導生

1929年秋，參加革命工作，193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在北平師大附中讀書時加入共青團。

1932年，在洛陽師範學校從事地下工作。

1935年後，任中共北平地下黨北京大學黨支部書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秘書長、全國學聯總幹事，山東大眾日報社社長、山東文化出版社主任、新山東報社社長、山東文協黨組書記、濱海中學校長、濱海建國學院院長、濱海區行政公署秘書長、濱海地委宣傳部部長，華東局青委代書記。

1949年後，任山東分局青委書記，華東局青委副書記、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下放勞動。

1978年9月後，任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兼市委黨校副校長。

1981年後，任北京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北京市政協主席，兼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黨組書記，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1]  [3]} 

2008年9月25日，雨後的北京秋高氣爽，大眾報業集團派專人來到北京看望大眾日報社首任社長劉導生同志。

劉老見過我們，高興地握着我們的手説：“已經70年了！我當社長時25歲，今年95歲了，大眾日報可不是正好70年了嘛。”劉老高高的個子，風韻高邁，談鋒雅健，毫無阻塞蹇礙之處。秋涼之後，劉老仍然每週堅持游泳3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説：“每次才遊100米。”

暢談之際，他欣然題詞：祝願大眾日報再創第二個更加輝煌的 70週年。

1935年12月9日，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的劉導生參加了“一二·九”運動，那時他剛入黨不久並擔任了北大地下黨支部書記。1936年2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抗日救國先進組織，源於“一二·九運動”而且對中國全面抗日救國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宣告成立，7月在上海，劉導生當選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秘書長。

次年春，受“民先”總部派遣，劉導生到河南巡視救亡工作，因叛徒出賣，在開封被捕，後越獄。抗戰爆發後，為了接受組織審查，劉導生輾轉山西、武漢等地，但因戰事緊張，兵荒馬亂，組織上無暇解決。於是，劉導生毅然決定：到敵後打游擊去！經北平婦女救國聯合會主席劉清揚介紹，1938年，劉導生跟隨國民黨69軍學兵隊，長途徒步行軍兩個月到達沂蒙山區。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長的孫陶林是劉導生在北大時的同學，他們曾在“一二·九運動”中並肩戰鬥。劉導生的到來讓孫陶林感到正逢其時，因為劉導生是山東解放區“墨水”最多的幹部之一，他高興地對劉導生説，你去辦大眾日報吧！

辦報的必要條件一是人，二是設備和物資。但擺在大眾日報首任社長劉導生和首任總編輯匡亞明面前的是“一窮二白”：既沒有錢，也沒有人和物。

劉導生和匡亞明接受任務後，進行了簡單分工，匡亞明負責辦報，劉導生主持全面工作。那一年劉導生 25歲。 説到這裏，劉老笑着説：“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啊。”

經過兩個月的籌備，大眾日報漸漸具備了出報的條件。 此時，中央指示蘇魯豫皖邊區省委改為中央山東分局，分局機關設在沂蒙山區的沂水縣王莊的一個教堂裏。經分局宣傳部長孫陶林聯絡，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親自動員，沂水當地的進步報紙《青年報》全體加入，並帶來了所有的重要辦報物資—一部收音機、一部油印機、兩部電話，還有7支步槍！

劉導生和匡亞明請示山東分局後，把此前設在天馬場的印刷廠搬到了距編輯部所在地沂水縣王莊8里路的雲頭峪。同時開始組建隊伍，一方面《青年報》來了 10個人，另一方面山東分局大力支持，給報社配備了電台和通訊人員，並從岸堤幹校抽調了十幾名青年幹部。一時間，大眾日報社“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編輯部、電務室、印刷廠、包括負責經營和發行的營業部都成立了，共有65人。

全社除了匡亞明辦過報外，其他人都是外行，包括社長劉導生，從未接觸過辦報。於是大家邊幹邊學，先試印兩期油印報，名喚《突擊》，以配合當時突擊發動羣眾，建立各抗日團體。

1939年1月1日，套紅印刷的大眾日報創刊號誕生了。

這時一直困擾着劉導生的就是他的黨籍問題。當時組織規定，被捕過的黨員，須經審查，有可靠證人證明入獄及逃生經過，方能恢復黨籍。但劉導生到開封剛與當地的“民先”總隊部接上關係，就遭被捕，同時“民先”組織也遭到破壞。他入獄時間並不長，前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但中間有過一次轉獄的經歷，從關押嚴密的開封反省院轉押到相對寬鬆的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正是這一轉押使得劉導生有機會從氣窗口鑽出，翻牆跳到隔院的河南大學，從而逃脱。

同時，匡亞明也為類似的問題所困擾。匡亞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曾多次被捕入獄，先後長達4年，受盡折磨。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黨的營救下，他和其他政治犯一起從南京反省院出獄，暫未恢復黨籍。到山東後，他受黨組織委派在國民黨石友三的 69軍做政治部副主任，當他發現石友三有倒共傾向時，當即返回山東分局。

於是，大眾日報創刊時期的特殊景象出現了：社長和總編輯的黨籍都“懸”着！

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為黨兢兢業業地工作。創刊時，他們一起住在村民劉茂菊家3間西房的北屋裏，白天一起操持報社的工作，晚上抵足而眠，共同度過了那個中國新聞史上值得記住的時期。

1939年1月1日清晨，當劉導生和匡亞明起牀推開房門，隨着雪花飄來的是大眾日報創刊號的墨香，他倆馬上高興地帶着報紙參加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召開的新年團拜會去了。

黨籍懸而未決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942年。那一年，匡亞明專赴延安，終於找到證明人，解決了4年久懸未決的黨籍問題。而劉導生則始終找不到證明人，黨籍還在懸着。劉導生當時已調到濱海建國學院（臨沂師範學院的前身）當院長，時任濱海區委書記的谷牧同志説，乾脆重新入黨吧，這樣有利於開展工作。於是，劉導生重新入黨。這個歷史懸案直到解放後，最終由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解決。

大眾日報創辦時期最為艱難的是物資供應，一是沒錢，二是有錢也買不到。籌備期，大眾日報收到的最大的一筆錢是匡亞明帶來的 500塊銀元。當時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就駐在離王莊幾十裏地的東良店，出報前，山東分局決定以匡亞明個人名義去拜訪省主席沈鴻烈，因匡亞明給他當過高級參議。拜訪中匡亞明順便提出辦報經濟上還有一些困難，沈鴻烈就捐了五百大洋。經山東分局同意，報紙還專門登了一個鳴謝啓事。

但對於一家報紙， 500塊銀元遠遠不夠，劉導生多方籌款，並於 1939年的春天派人到濟南去採買紙張和油墨。採購員臨走前，劉導生又向他交待了一件亦私亦公的事情，那就是到濟南與劉導生的姑姑接頭，並將她帶到解放區來。

引領劉導生成長直至參加革命的正是他的姑姑劉靜君。劉靜君是北大的旁聽生，師從於李大釗先生。後受聘於熊希齡先生創辦的香山慈幼院做國文教員，那時，劉靜君已經離婚，獨自帶着3個孩子及一個奶媽在北京生活，期間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利用身份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姑母不忍看着侄兒在家鄉失學，寫信叫他到北平讀書。劉導生1927年來到北平，與姑姑生活在一起，直到考入北京大學。

1939年北平已經陷落，劉靜君常常處於失業狀態，與組織也失去了聯繫，處境危險。 劉導生考慮到不如讓姑姑到解放區來，更能發揮她的作用。於是，他在給姑姑的信中約好了在濟南見面的時間地點。不幸的是，採購員在濟南的活動暴露了，不僅沒有買到東西，而且被捕入獄，當然也沒有與劉靜君接上頭。劉靜君帶着子女在濟南苦等數日，不得已返回北平。

又過了半年，經劉靜君不懈努力，她才在北平找到了組織。

1939年6月，日軍開始麥季大“ 掃蕩”。山東分局決定機關單位分散轉移。大眾日報社平時缺少軍事訓練，更沒有戰鬥經驗，被服要帶，文件、圖書、紙張及油印機更要帶，行軍成了大搬家。黃昏出發，走了一夜，才到達離王莊不過十幾里路的一個山村，這哪像行軍！幾天後，分局決定，工、青、婦與大眾日報社會合，組成沂蒙遊擊支隊，稱“沂蒙工作團”，都到大眾報社駐地集合，成立了以匡亞明為團長，於寄愚（時任大眾日報社編輯部主任）為參謀長，劉導生為政治部長的不足200人的隊伍。

工作團與敵人的第一次遭遇戰就被打散了。這時山東分局指示，要工作團立即組成幾個工作組各包一個鄉，發動羣眾，組織自衞團。劉導生帶領一個6人小組，到距離沂水縣城不遠的崔家峪開展工作。小組中誰都沒有戰爭經驗， 26歲的劉導生最為年長，也只讀過毛主席的《論游擊戰術》，只能靠書裏講的幾條原則行事。他們在戰鬥中摸索着開始工作了。

工作小組召開了 50多個村的村長會議，宣傳抗日救國必勝的道理，以堅定他們的信心，然後就馬上轉移了。第二天得知晚上日軍一箇中隊包圍了他們原來的住處，企圖把工作小組一網打盡，所幸轉移及時。此後，工作就在不停地轉移中展開，陸陸續續，工作小組按照山東分局的部署，漸次成立了自衞團、遊擊小組、兒童團、婦救會等。一天拂曉，他們在所住的草棚聽到槍聲，接着有個穿便裝的年輕人揹着包袱走過。從他經過的路上，劉導生髮現了一包日本“仁丹”，這在根據地是見不到的東西。這引起了劉導生的高度警惕，經調查發現這是一股國民黨的散兵遊勇，被日軍的掃蕩嚇破了膽，投靠日軍又靠搶劫百姓度日。當時，小組其他成員都下村了，只有4個人在場，一把小手槍加三支土造步槍。劉導生決定，只能智取，不能強攻。

商量好對策後，劉導生以八路軍游擊隊負責人的身份，跟國民黨排長談話。看過排長的證件後，確認他們是國民黨部屬無誤，劉導生滿口“友軍”，要村長燒水攤煎餅，招待大家，架槍吃飯。接着，以瞭解情況為名分別一個個地談話，談過一個便引導到村部綁起一個，共 15個，都配有步槍子彈和手榴彈，很快都成為我們的俘虜。當晚他們押着俘虜送交山東縱隊指揮部處理。除排長予以關押外，經部隊教育俘虜們全部自願參軍。這支武裝，不久發展到三五十人，這就成為縣大隊建立的基礎。反“掃蕩”結束後，劉導生調離了大眾日報。

1986年2月，國家教委推廣普通話辦公室劃歸國家語委，這就有力地推動了各級學校推廣普通話。尤其是4月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了“學校應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上海、福建等地先後開展了“我愛祖國語言美”等普通話比賽，促使普通話成為羣眾性的通用語言。後來我們還同有關部委發出了《關於加強開放旅遊城市推廣普通話的通知》，對這些城市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推廣普通話是我們這一段的工作重點，成效顯著。

同年5月，我們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廢止〈第二次簡化漢字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一個月後的6月24日，國務院批轉了我們的《請示》，併發出通知説：“當前社會上濫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隨便寫特別字，這種用字混亂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國務院責成國家語委儘快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訂各方面用字管理辦法，逐步消除社會用字混亂的不正常現象。為便於人們正確使用簡化字，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其他有關報刊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有了這個“尚方寶劍”，我們重新發表了《簡化字總表》共計2235個簡化字，只對1964年編印的《簡化字總表》中的個別字（計6個字）做了調整。

根據國務院《通知》的精神，我們積極與各相關單位研究，制訂了一系列規範用字的規定。如會同鐵道部、交通部、海洋局、測量局和中國地名委員會聯合頒發了《關於地名用字的若干規定》，與廣播電影電視部聯合頒發了《關於廣播、電影、電視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若干規定》，與商業部、經貿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聯合發佈了《關於企業、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裝、廣告等正式使用漢字和漢語拼音的若干規定》和《關於商標用字規範化若干問題的通知》等，將方方面面規範使用漢字的問題具體化、法制化了。1986年7月，福建開展了全省“敦促全社會文明用字”活動，對市區、城鎮的商店招牌、店堂、櫥窗、廣告、海報、路標、站名等用字進行了一次普遍檢查，並敦促有關單位對錯處加以糾正。這就把上述那些規定付諸實踐，逐步形成社會風氣。對他們的成功經驗，我們加以宣傳推廣。

在推廣普通話和規範用字的實踐中，也有一些具體問題需要加以研究解決。

一如：方言地區如何使用普通話？普通話在廣播、電視中作為統一用語，但在方言特別嚴重的少數地區，如廣州，又如香港，有相當數量的人還不太懂普通話，有些方言用普通話難以準確表達。1987年3月我們去廣州時，當地同志提出了這個問題。經過研究，我們的意見是在特殊地區，在一定時期，可以有幾個時段採用雙語廣播的辦法，但比重不宜太大，不能減弱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力度。與此相關的是電影、電視劇中，要力求少用方言，有些可用可不用的方言，應當力求不用。

二如：戲曲中如何推廣普通話？我們提出，傳統的地方戲曲如粵劇、越劇等，可一如既往沿用方言，不然就沒有傳統戲曲的特色了。新編的戲曲節目，則要儘可能推廣普通話，減少方言語音。我們還組織編創和加大宣傳一些提倡普通話的戲曲節目，如侯寶林早年的《戲曲與方言》就很有感染力。

三如：按《簡化字總表》用字，遇到繁體字怎麼辦？我們説，一切書報印刷品，必須嚴格以《簡化字總表》為準，個別舊習慣使用的繁體字，只可以在《總表》規定的用字後加括號註釋。當然，古籍重新排印，仍應保持原來的字體和風貌。

四如：在書法藝術中，如何要求漢字規範化？我們與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央電視台、語文出版社在北京聯合舉行了一個“書法家談漢字規範化座談會”，與會的書法家們熱烈發言，各抒己見。我在座談會最後説：漢字既是書面交際的工具，又是一門書法藝術。作為書面交際工 具，應該嚴格遵守規範，至於書法藝術，則可以百花齊放，不能強求一律。與此同時，我們提倡當代書法家多寫規範的簡化字。這一意見獲得多數人的贊同。

五如：出版物上的數目字如何規範？因為在各種出版物中，甚至在同一種出版物中，混用漢字和阿拉伯字的現象相當普遍。我們與國家出版局等有關單位反覆研究後，與六個相關單位發出了《關於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試行規定》，本着清楚、簡便、適用的原則，規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數字而且又很得體的地方，均應使用阿拉伯數字；遇到特殊情形，可以靈活使用，但應力求保持相對統一；重排古籍、出版文學書刊等，仍依照傳統體制”。這個《試行規定》在1987年1月1日發佈後，引起廣泛重視，但在使用的實踐中仍有許多混亂現象。後來《試行規定》在1993年和1995年都有過修訂，然而時至今日，似乎仍未徹底改變混亂現象。這也説明語言文字工作的未來是任重道遠的，更不要説文字改革的將來如何繼續了。

回顧在國家語委工作的幾年，自己為祖國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和標準化盡心盡力地做了一些工作。至於是否“砍旗”了，是否符合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是否為全社會和人民所認可，只能由歷史和實踐來檢驗了。只是自己畢竟已近75歲，垂垂老矣，難以按正常時間上下班，外出調查也到不了窮鄉僻壤。我怕耽誤工作，提出了辭職的請求。經過多次努力，終於在1987年底獲得國務院批准，正式辦理了離休手續。 ^[4] 

2014年1月9日，北京市政協原主席，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劉導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2] 

劉導生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2014年1月15日上午，劉延東、郭金龍、王安順、杜德印、吉林等前往北京醫院為劉導生同志遺體送別。劉導生同志親屬、生前友好、中央和北京市相關部門負責同志也前往送別，或以各種方式表示慰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