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晉

後晉高祖石敬瑭是沙陀人，家世貧寒，連姓氏也沒有，至於石姓，也不知其來源。石敬瑭的父親早年跟從李克用征伐，以功授洺州刺史。石敬瑭為人沉默寡言，穩重沉厚，李嗣源愛之，遂將女兒嫁給了他。 ^[4] 

由於這個原因，使他得以在李嗣源帳下為將。李嗣源稱帝后，歷任保義、宣武節度使、侍衞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嗣源晚年轉任河東節度使。唐明宗李嗣源死後，後唐發生了鉅變，兒子李從厚剛繼位，養子李從珂就發動了兵變，領兵殺向洛陽。李從珂召石敬瑭趕來洛陽商議軍國大事，石敬瑭在路上遇到從洛陽逃出來的唐閔帝李從厚，將唐閔帝的隨從全都殺死，然後把後唐閔帝幽禁起來，去向李從珂請功，最後李從珂派人殺害唐閔帝。

李從珂繼位以後，將石敬瑭當成最大的威脅，想盡辦法要將他調離河東這塊興王之地。石敬瑭認為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於道路?遂決意謀反。大將劉知遠，掌書記桑維翰也有此意。於是，石敬瑭上表指責唐末帝李從珂是唐明宗養子，不應承祀，要求讓位於許王李從益（明宗四子）。唐末帝撕裂其表，削其官爵，並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將兵三萬築長圍以攻太原。

石敬瑭在河東的兵力不足以抵擋後唐的進攻，因此石敬瑭決定求助於契丹。作為條件，他同意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對遼太宗耶律德光自稱“兒”。於是，遼太宗決定幫助石敬瑭。但後唐君臣對契丹的來援卻毫無戒備，沒有及早截斷雁門諸通道，致使遼太宗所率的軍隊順利度過險要，進抵太原，大敗後唐軍隊，將後唐五萬大軍包圍於晉安寨。被圍於晉安寨的後唐軍隊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軍心已亂，副使楊光遠、大將安審琦勸主帥張敬達投降，遭到拒絕，索性將他殺害，舉全軍投降了石敬瑭。遼太宗作冊書封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改元天福，遼太宗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遂即位於柳林（今山西太原市東南），即晉高祖。不久晉高祖石敬瑭攻入洛陽，唐末帝自焚，後唐滅亡。天福二年（937年，契丹天顯十二年）晉高祖將都城遷到開封。

晉高祖依靠契丹自藩帥而奪得帝位，所以每年除了向契丹貢奉大量的財物外，吉凶慶弔，從未遺忘，使者相望於道，奉表稱臣，稱遼太宗為父皇帝，其實他比耶律德光還要大九歲，契丹太后、太弟、諸王、元帥以及重要大臣韓延徽等，也都有賄賂相送。每有契丹使者至，必於別殿拜受詔敕，契丹使者小不如意，多出不遜之語。對於這一切晉高祖都忍受下來了，但朝野上下鹹以為恥，有的大臣也因此而拒絕出使契丹。如兵部尚書王權就是如此，晉高祖派他出使契丹，向遼太宗獻徽號，王權恥於向遼太宗跪拜，寧願丟官，也不願充使。

晉高祖石敬瑭病逝後其侄石重貴繼位，即晉出帝。石重貴的親生父親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兄長，早年在唐莊宗部下為將，早死，所以被石敬瑭收養為子。由於晉高祖的五個兒子早死，而石重睿年紀尚幼，所以只好立石重貴為太子。

晉出帝石重貴雖然當上了皇帝，朝中大權卻由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掌控。景延廣無勇無謀，卻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權以來，改變了之前晉高祖對契丹的政策，拘禁其使者，殺害契丹商人，搶奪其貨物。晉出帝對契丹稱孫不稱臣，引起契丹的不滿，戰爭一觸即發。景延廣不做好戰爭準備，卻口出狂言，聲稱“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天下笑，當成後悔矣!”遼太宗耶律德光聞言大怒，連年進兵侵擾中原。而後晉王朝內部也有不少軍閥也想乘亂奪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亂，如晉高祖的兒女親家楊光遠，原後晉大將趙延壽、北面都招討使杜重威、李守貞等，無不是此類人物。在契丹與後晉的戰爭中，幸賴廣大軍民的拼死奮戰，才使契丹軍屢次受挫而退，有時還敗得很慘。

開運二年（945年，契丹會同八年）初，契丹又一次南下入侵，又是趙延壽為先鋒。晉出帝本想親征，但由於患病，就先派張從恩、馬全節等人領兵分路北上抵禦契丹軍隊。開始朝廷畏懼契丹的聲勢，讓軍隊後撤，沒想到引起了各軍的恐慌，導致部隊混亂無法整頓。到三月一日，後晉幾萬兵馬集中，列陣於相州（今河南安陽）安陽水以南，皇甫遇和濮州刺史慕容彥超率領數千騎兵偵察前進。與契丹兵數萬人遭遇於漳水，皇甫遇領兵邊戰邊退，然後再與契丹兵決戰，皇甫遇的戰馬死於戰場，就和敵人步戰，皇甫遇的隨從杜知敏把他的馬給了皇甫遇，皇甫遇就又騎馬衝進敵陣。終於遏制了契丹軍的攻勢，這時，皇甫遇見杜知敏已經被契丹兵俘虜，就對慕容彥超説：“杜知敏是個義勇之人，我們不能丟下不管。”於是兩人又衝入敵陣，將杜知敏救了回來。這時，契丹軍隊又有大股衝上來，兩位勇將決心以死報國，率領晉軍又和敵人廝殺起來。駐守安陽的晉軍主力見皇甫遇到傍晚還沒有返回，就知道肯定遇上了契丹兵。安審琦要去救援，張從恩卻畏敵不前，安審琦就自己領兵去了。契丹兵見有晉軍來救，馬上撤走了。皇甫遇和慕容彥超這才得以安全返回。契丹兵知道晉軍主力到達後也恐慌得向北退去。而張從恩卻更害怕，不等和眾將商議好就擅自領兵南下了，這又一次造成自己隊伍的混亂。不久，晉出帝親自出徵，進到滑州（今河南滑縣），又督促各路軍隊北進。到四月二十三日，都招討使杜重威在定州集結各軍，接着北進攻下泰州（今河北保定），五月二日又佔領了滿城（今河北滿城），並俘虜了契丹一個酋長和士兵二千人。這時，契丹的降將説遼太宗又領兵八萬再次南下，杜重威非常恐慌，五月四日退守到泰州固守。五月七日又向南撤退，契丹兵尾隨而至。晉軍退到陽城（今河北安國東南）後就開始反擊，將契丹軍趕得向北逃竄。但晉軍繼續南撤時，契丹軍又以重兵壓過來。五月十一日，晉軍到達了白團衞村，埋設鹿砦紮下營房。契丹兵則將晉軍重重包圍，還派部隊截斷了後晉的糧道。到傍晚的時候，東北風大起，有的樹都被刮斷了。士兵們渴得要命，就在營中挖井取水，但每次剛要出水時井卻塌了。士兵們只好用綢布包上泥土，然後絞出水來喝，但仍解不了渴。天亮的時候，東北風更大了。遼太宗對部下説：“晉軍就是這麼多了，要全部殲滅他們，然後就可以乘勝直取他們的首都了。”他命令士兵下馬，拔掉鹿砦衝入晉軍大營，用短兵器攻擊晉軍，又順風放火揚塵助其聲勢。晉朝將士都很氣憤，大聲喊道：“都招討使為什麼還不下令反擊，讓我們束手待斃!”眾將都要求出戰，杜重威卻説：“等風勢稍微緩和一點，我們再看情況決定。”李守貞反對説：“現敵眾我寡，但在風沙彌漫當中，敵人無法瞭解我們的兵力虛實，只要勇猛衝殺就可以戰勝敵人，這場大風沙就是來幫助我們的啊!如果等到風沙停止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被敵人全殲了。”見杜重威仍然猶豫不決，李守貞便對眾將士大聲喊道：“我們大家一起出戰殺敵!”然後他又對杜重威説：“令公您善於防禦，守貞就率領主力和敵人決戰了!”騎兵將領們也對形勢有分歧，在張彥澤詢問大家計策時，多數人都認為應該等風停了再出擊，而藥元福卻説：“現我們的部隊已經極度飢渴，如果再等到風停，那我們恐怕就已經成了敵人的俘虜了。現在敵人以為我們不能頂風作戰，所以更應該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這就是兵家常用的欺詐之術啊。”符彥卿也説：“與其束手就擒，不如以身殉國!”於是大家齊心合力一起出擊，迫使契丹兵後退數百步。這時，符彥卿等人對李守貞説：“現在我們是率領部隊往來迷惑敵人呢?還是繼續攻擊敵人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呢?”李守貞説：“形勢到了這種地步，怎麼能再回轉馬頭呢!要長驅直入取得全勝啊!” 符彥卿等將領縱馬飛馳而去，這時風勢更大了，天昏暗得幾乎和黑夜一樣。眾將率領萬餘騎兵向着契丹橫掃過去，喊殺聲驚天動地，在晉軍將士出其不意的全力反擊下，契丹兵的攻勢被徹底摧垮，被殺得大敗而去，兵敗如山倒。李守貞也命令士兵拔掉鹿砦，步騎兵一起進擊契丹軍隊，一直向北追擊了二十里。契丹兵因為是下馬攻擊晉軍，在這突然襲擊面前來不及上馬迎戰，丟在戰場上的戰馬和其他裝備遍地都是。這一仗，晉朝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契丹軍隊退到陽城東南的河邊，散兵稍微聚集起來。杜重威説：“敵人已經被我們打得嚇破了膽，不能讓他們重新聚集列陣。!”於是又派精鋭騎兵前去攻擊，契丹兵紛紛渡河而去。遼太宗在北逃時也很狼狽，原來乘車跑，跑了有十幾裏，看後晉兵追得急，就趕忙換了一匹駱駝騎上，揮鞭急逃。眾將要求繼續追殺敵人，杜重威這時卻膽怯起來，説：“碰上了強盜，幸好保命不死，還去追他要什麼衣服錢袋。”李守貞這時也和杜重威一樣，但他的藉口看起來還合理一些，他説：“這兩 日來我們人馬都渴得要命，現在剛剛喝飽了水，行動緩慢，很難追上拼命逃跑的敵人，不如就這樣全勝而回。”於是退回到定州。

這仗靠將士的頑強抵抗才取得全勝，契丹兵損失慘重，氣得遼太宗回去後把許多將領打了幾百杖。但一次勝利並不能使後晉的整個形勢好轉，這次勝利竟是後晉的一次迴光返照。

會同九年（946年），遼太宗再次征討後晉。他指示降將趙延壽與瀛州刺史詐降，送假情報給後晉。晉出帝不辨真假，急於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為統帥，統領大軍北上抗擊。杜重威此次出征有個人打算，他想效仿晉高祖。所以藉口此次出戰深入敵境，必然要有強大的兵力才能保證成功。晉出帝只好給他增兵，致使禁軍皆歸其麾下，京師空虛。杜重威到前線後，每日置酒作樂，不議軍事，只知一味地向晉廷要求增兵運糧。晉軍兵多將廣，實力強於對方，由於主帥沒有任何作為，反被敵軍截斷糧道，形勢極為不利。杜重威正想使晉軍處於危險境地，以便受其裹脅投降契丹。他與副帥李守貞商議，派人與契丹聯繫請降。遼太宗雖然包圍了晉軍，但晉軍畢竟人多勢眾，且戰鬥力較強，欲想獲得全勝，也沒有必勝的把握。當他得知杜重威率軍投降的消息後，大喜過望，馬上許願事成後立他為帝。於是杜重威招集諸將，伏甲於營中，宣佈投降契丹，諸將中雖有不願意者，但在刀劍的威脅下，也只好連署降表。當杜重威向全軍宣佈投降的消息後，全軍慟哭，震天動地。

杜重威投降後，遼太宗讓他穿上赭黃袍，由於他早已許立趙延壽為帝，於是也讓延壽同樣穿上赭黃袍，將兩個賣國賊玩弄於股掌之上，而實際上根本無意讓他們中的任何一人當皇帝。這一回他本人要過過中原皇帝的癮。

由於晉軍主力已經投降契丹，所以遼太宗很快進入了汴梁，俘獲了晉出帝及其全家，將他們遷往契丹境內的建州（今遼寧朝陽境內）居住。據遼寧博物館收藏的《晉出帝石重貴墓誌銘》記載，晉出帝北遷後崩於遼保寧六年（974年）。遼太宗在汴梁的後晉皇宮中稱帝，改國號為大遼。由於契丹軍隊在中原到處燒殺搶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們聚集起來，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到處打擊契丹軍隊，殺戮契丹派來的官吏。遼太宗無力維持其在中原的統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許王李從益為帝，然後率軍北撤，途中一病而亡。後晉共歷二帝，統治了11年。

桑維翰（898——946），字國僑，洛陽人。桑維翰於後唐同光中登進士第。不久，跟隨石敬瑭歷任河陽、河東、鎮州武順軍等節度掌書記，直到石敬瑭立國稱帝。晉立國十多年中，桑氏兩度任宰臣，同時，晉設樞密院，桑氏以宰臣負責樞密院事，或充樞密使，另任翰林學士、集賢殿大學士，歷任相州、兗州、晉昌軍等節帥。五代十國時期，樞密院兼具顧問、行政兩系統的職權，樞密使職權膨脹，“權兼內外”，翰林學士等顧問權力亦膨脹，翰林學士屬近侍重臣，有“內相”之稱①。桑維翰任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一身榮登三要職，歷晉朝立國時期之半強，稱之為大晉軍國重臣，確實名符其實。

後唐太原節度使石敬瑭賣國篡位，以割地、賄賂、稱兒皇帝等三個條件，取得契丹貴族的支持，滅掉後唐建立大晉。在石敬瑭賣國篡位過程中，其節度掌書記桑維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功不可沒，這點從桑氏在開國後次月入登相位並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殊榮上可證。正因為如此，桑維翰與石敬瑭一樣，受到後世譴責。王夫之斥之為“後世之罪人”②，《殘唐五代傳》責之為“奸臣阿附”③。當今一些學者亦持相同觀點，如陶懋炳先生説桑維翰為石敬瑭賣國篡位的謀主，指斥為民族敗類、賣國賊④；卞孝萱、鄭學檬兩先生認為桑維翰是石敬瑭投降契丹、稱帝立國的主要策劃者，是一個民族敗類⑤。鄭先生還在他的一篇石敬瑭評價專文中指出：“石敬瑭當然是罪大惡極，助成此事者桑維翰也是‘萬世之罪人’。”⑥就桑維翰在石晉立國過程中所作所為而論，痛斥其為民族敗類、賣國賊，毫不為過，但桑維翰不過是石敬瑭賣國篡位陰謀計劃的大力支持者和鼎力執行者，並非主謀。

新舊《五代史》記載表明，桑維翰完全贊成石敬瑭“異謀”，即反叛後唐，並結契丹為援⑦。對此，《資治通鑑》所載甚詳。《資治通鑑》卷二八零後晉高祖天福元年（936年）五月載：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今主上以叛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胡三省注云：“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石敬瑭主要將佐中，也只有掌書記桑維翰與都押牙劉知遠贊成其計。時人亦持此種觀點⑧。值得注意的只是桑氏對石敬瑭的密計作了更為深刻而具體的説明，並在某種程度上指明瞭對待契丹的基本態度和基本要求：“推心屈節”事之、“稱兒皇帝”、“割地”、“重賂奉財”，這由“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態度到“草表”行動到“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之言辭再到契丹主“盡忠”之誇獎可證⑨。

由此可知，桑維翰“推心屈節”事契丹的態度和主張影響重大而深遠，在這層意義上説，桑氏是不能擺脱石敬瑭應允契丹兵援條件的干係，難怪一些學者將他當做石氏賣國篡位的主要策劃者。

桑維翰不僅贊成“密計”，指明對待契丹的基本態度，而且鼎力相助，使“密計”得以兑現。《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維翰傳》雲：“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為書求援於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桑維翰傳》、《資治通鑑》卷二八零後晉高祖天福元年（936）閏十一月條所載略同。可見，桑氏在實施“密計”過程中，一是根據授意草擬賣國文書，二是在關鍵時刻親自出馬，成功勸勉契丹主堅決支持石晉。桑氏之力辯，有“理”無節，但的確是石敬瑭“密計”的忠實推行者，無怪乎契丹主對石敬瑭建言:“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⑩可以説在“密計”制訂和實施過程中，石敬瑭與桑維翰互為表裏，桑維翰是石敬瑭“密計”的堅決擁護者和忠心執行者，為石晉開國作出了重大貢獻，為石晉三大創業功臣之一。

作為後晉軍國重臣之一，桑維翰與晉存亡密切相關。舉其大端者論述如下：

第一，關於對待契丹的態度。後晉的建國得力於契丹貴族的支持，如何認識和處理與契丹的關係問題，是石晉不得不面對的最為重大的外交關係問題。前已指出，石敬瑭開國及其治國期間對契丹政策總的趨向是“推心屈節”，力主屈從，但桑氏對契丹主屈從的基本態度亦並非毫無變化。天福六年（941）六月，鎮州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抗表請求討契丹，在此關鍵時刻，桑維翰密疏“七不可”，若就當時雙方客觀形勢論，確有其合理之處。桑氏密疏，從安重榮抗表原因，晉、契丹雙方力量對比，國家內政狀況，對抗與和親利弊等方面論證了維持與契丹修好的關係，有利於國家大局。其疏末雲：“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農，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這説明桑氏並非絕對主張對契丹屈從，一旦形勢有變，時機成熟，還是主張改變這種屈辱現狀。這點從晉、契丹進入對抗後，桑氏之態度上亦可證。《資治通鑑》卷二八四後晉開運元年（944）二月，契丹圍晉高行周前軍於戚城，因景延廣救援遲延，晉軍幾乎覆滅，桑氏“引其不救戚城之罪”，景延廣出為西京留守；同年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於是，“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這些都表明其和親未能得到實施後，他還是挺身而出，主張有效抗擊契丹入侵，而非消極退避，完全無視朝廷擺脱屈辱地位的要求，儘管這對他而言是被動的，但確實反映他並非毫無條件地、永遠地甘心屈服於契丹，而是有一種改變這種地位的意向，這也是他抵禦契丹的長久策略。

第二，關於對待藩鎮武吏的態度。桑維翰雖“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但這只是在藩鎮不危害國家安全和統治穩定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的。在藩鎮叛亂頻仍、驕橫跋扈的時代，桑維翰是力主預防、阻遏和打擊藩鎮勢力的。1.預防藩鎮驕矜跋扈。《資治通鑑》卷二八二載，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六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桑維翰密奏説：“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鎮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維翰意在防止藩鎮武吏乘亂驕矜跋扈。2.阻遏和打擊藩鎮勢力。晉高祖天福二年（937）三月，天雄軍節度使範延光將作亂，桑維翰促晉高祖東巡汴州，以阻遏叛亂；六月，張從賓從範延光反，攻取河陽、洛陽，“引兵扼汜水關，將逼汴州”。在此危急關頭，桑維翰胸有成竹，指揮若定，安定了人心，穩固了社稷。安重榮握強兵跋扈，時為泰寧節度使的桑維翰密表朝廷要拒絕其請，還請晉高祖巡幸鄴都，“以杜奸謀”，阻遏安重榮叛亂。3.抑制、調移乃至降黜藩鎮節帥和武臣。如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奏請多逾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又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沉重打擊和削弱了楊光遠勢力。相反，對忠心御邊衞疆的藩鎮，如衞國保邊的得力藩鎮馮暉，桑維翰則加以安撫。

第三，關於對國家社會的態度。桑維翰憂慮國家存亡，關注天下民生。石晉建立之初，他就建議朝廷“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重視農業生產和商品流通。他“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積弊，詔天下諸州普遍實行，“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

第四，關於治國之才。桑維翰“才望素重”，其助石晉立國之才得到舊史家充分肯定。桑氏治國之才卓越，《資治通鑑》卷二八四載，會同七年（944年）六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諮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桑維翰於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受排擠罷去樞密使一職，天福四年四月廢樞密院，因時為樞密使的劉處讓奏對多不稱旨，一旦復置樞密院，即以桑氏兼樞密使，其才能可見一斑。桑維翰經邦治國之才還表現在健全國家機構、選拔人才上。如復置學士院，注意選賢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為左拾遺，抵制以親舊用事的馮玉除改不當之舉。桑氏命官公正，亦可從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證。

桑維翰死因，歷來有四種觀點，其一為張彥澤挾私怨縊殺，其二為張彥澤既受晉出帝殺以滅口之命亦利其資財縊殺，其三為張彥澤利其資財縊殺，其四為契丹主所殺。第四種觀點為小説家所持，不足據，茲僅對前三種觀點作一辨析。這三種觀點歸結起來，實兩種觀點，即一為張彥澤所殺，二為晉出帝殺以滅口。

晉出帝殺以滅口，乃《舊五代史》所持觀點。《舊五代史·桑維翰傳》載：開運三年（946）十二月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時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戎王到京窮究其事，則彰顯己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複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招維翰。”晉出帝惟恐桑維翰彰顯己過，圖謀殺以滅口，合乎情理。張彥澤聽少帝之命還可從宣徽使孟承誨之死上得到佐證。《新五代史·桑維翰傳》亦持這種觀點。

但《舊五代史·張彥澤傳》又載：“時桑維翰為開封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這裏，張彥澤因受桑維翰一頓斥責，羞憤難當，以致殺害。可見，《舊五代史》對桑維翰之死的記載是矛盾的。事實上，此時真正行使生殺大權的只有張彥澤，晉少帝借刀殺人的圖謀、諷喻，與桑氏被殺並無實質性的聯繫，況且，桑維翰是戎王（契丹主）直接點名要見的人，張彥澤毫無必要為受其制的晉出帝殺人滅口。從這層意義上説，張彥澤受辱泄憤殺人的動機更大。從《新五代史·桑維翰傳》中，我們亦感受到桑維翰的威嚴、竭忠效國的凜然氣概使張彥澤羞愧難當，促使他心生殺機。《資治通鑑》亦否定新舊《五代史》所謂晉出帝殺桑維翰滅口這一論點。認為桑氏是張彥澤自主殺害的，非受出帝之命。據此，桑維翰斥責張彥澤叛國負恩的無恥行徑，當為其受害的關鍵原因。《舊五代史考異》直接指出：“當系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於少帝也。”《五代史補》亦云：“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彥澤睹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可見，張彥澤確實為泄私憤而殺桑維翰。

張彥澤為資財殺桑氏之説亦不足為據。按當時情況，錢財對張彥澤來説，俯拾皆是，“所居山積”，後晉內庫奇貨隨他挑選，即使利桑維翰資財，也未到非要殺害桑維翰的地步。如馮玉其資財非比桑維翰少，但結局不同。因此，圖資財並非張彥澤縊殺桑維翰的真正原因。

桑維翰愛憎分明的個性，使他在張彥澤的淫威面前，不僅毫無畏懼，而且對其進行無情譴責和鞭撻，其悲劇的結局可想而知。所以竭誠盡忠報效國家的信仰與愛憎分明的個性鑄就了他的悲壯人生。

齊王石重貴

吳越王錢元瓘

南平王高從誨(一作高從海)

注：石重貴曾建年號開運，劉知遠稱帝后仍稱天福年號，削除開運年號。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