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過庭

孫過庭，曾任右衞胄參軍、率府錄事參軍。胸懷大志，博雅好古。擅楷書、行書，尤長於草書，取法王羲之、王獻之，筆勢堅勁，直逼“二王”。宋代米芾以為“唐草得二王法者，無出其右”。他又善於臨摹古帖，往往真贗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謂過庭小字足以迷亂羲、獻，其逼真可知。 ^[5] 

孫過庭出身寒微，在“志學之年”，就留心翰墨，學習書法，專精極慮達二十年，終於自學成才。到了四十歲，才做了“率府錄事參軍”的小官，但因操守高潔，遭人讒議丟了官。辭官歸家後，他抱病潛心研究書法，撰寫書論，可惜未及完稿，因貧病交困，暴卒於洛陽植業裏之客舍。唐初大詩人陳子昂曾為他作《率府錄事孫君墓誌銘》和《魏率府孫錄事文》，説：“元常（鍾繇）既歿，墨妙不傳，君之遺翰，曠代同仙。”把孫過庭比作三國時期的大書家鍾繇，可見他在唐初就很受推崇。 ^[5] 

細觀《書譜》墨跡，孫過庭既得“二王”筆法的真諦，又有所發揚、創新。全篇開始一段用筆沉穩。速去援來，應規入矩，就象交響曲的引子，意和氣平；中間寫得興起，筆勢漸轉放縱，點畫相連，鈎環牽引；到了後段，隨逸興遄飛而達到高潮，只見筆下生風，波詭雲譎，盡情揮灑。

首尾三千餘言，高潮迭起一氣呵成，真是“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達到了“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的化境。看《書譜》的用筆，流暢婉轉中極富變化，“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映帶俯仰，氣脈貫通。筆端或輕如蟬翼，或重若崩雲，剛中顯柔，柔中寓剛，飛動輕繼，意趣盎然。《書譜》筆法雖源於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為雋拔剛斷、富於變化。

最具有特點的是橫劃、長點捺，先頓筆重按，後順筆出鋒，使一筆中陡然出現兩種變化，波瀾跌宕，神采頓生。右環轉下作弧筆時，筆畫末端由精轉而出細鋒，鋒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變細，從巖隙中急轉而出。藏鋒、露鋒、中鋒、側鋒，無拘無束，自然揮灑。其筆法、意趣、氣韻頗近陸機《平復帖》和王羲之《寒切帖》、《遠宦貼》，用筆破而愈完，紛而愈治，飄逸愈沉着，婀娜愈剛健”。

《書譜》的墨色亦燥潤參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後半段燥筆居多，“若柘槎架險，巨石當路”。其結構雖以平正為基調，但疏密聚散得宜，寬窄伸縮有致，在參差錯落的章法中，更見渾然天成之妙。千百年來，《書譜》博得了眾多書家的讚歎和推崇，其中以孫承澤説得最為公允，他説：“唐初諸人無一人不摹右軍，然皆有蹊徑可尋。孫虔禮之《書譜》，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無意求合，而無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孫過庭在書法理論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書論之精華集中在《書譜》之中，歷凡是研究書法者，無不奉為圭臬。在《書譜》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書法發展、學書師承、重視功力、廣泛吸收、創作條件、學書正途、書寫技巧以及如何攀登書法高峯等課題，具有現實意義。

首先，孫過庭回顧了漢晉四位大書法家（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的成就及不同的書風，指出自他們以來書法發展的總體特點是“古質而今妍”。二王父子的功績，就在於他們走在這條道路的最前列，是當時人們審美觀點在書法上的集中體現，所以才成為書法大師。要學書法，就必須取法乎上，鍾、張、二王的生花妙筆，正是人們師法的最佳範本。

其次，字中點畫是組成書法藝術的基本元素，書家必須對此十分精熟，才能通過點畫體現“形質”，用揮寫來表達“性情”。儘管正、草書體有動靜之別，技巧表現也各有側重，但“形質”和“性情”總是顯示書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為了更好地充實書法的活力，還必須從其它各種書體中去吸取新的營養。

比如學習楷書與草書，應該“旁通二篆，俯貫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飛白”，兼收博採，有容乃大。當然，書法創作的成功與否，除了書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緒，工具、材料的優劣，以至天氣季節的變化，都會產生影響。書寫者應在最佳狀態時揮毫，才能使書法藝術達到理想的境界。

融諸體之長，觸類而旁通之，是書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歷代書家概莫能外。為了闡明這個問題，孫過庭分析了篆、隸、草、章的特點和長處，他説：“篆尚宛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簡而使”，這是歷來對諸書體最為簡明精闢的論述，其具體含義是：篆書，特別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鋒、行筆中鋒、均勻一致的圓線條寫成的。圓線條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轉角宜圓曲，形體宜修長，這樣線條才能貫通流暢，充分體現出婉柔流通的藝術特色。所以説：“篆尚婉而通”。

隸書改篆書的圓筆為方筆，方筆挺直有力，轉角處也改圓轉為方折，結體必然以嚴整代替“婉而通”，變長方為橫寬，這樣才能協調一致。所以孫過庭強調：“隸欲精而密”。隸書是以方直為特點，易顯呆板，故隸書貴“蠶頭燕尾”，使方使嚴正的隸書顯出飛動活脱之氣。但不可多用，“燕不雙飛”，多則失去了“精而密”的特點。

草書是快速書寫的字體，要快就要刪並一些筆畫，且須把一些筆畫連通起來一鼓作氣寫出。其結果方白的楞角變成了彎轉的圓角，出現了許多擺動而流暢的曲線，故曰：“流而暢”。

章草是隸書的草體，與今草相同處在刪簡和圓轉；不同處在字字獨立，保留了隸書的“燕尾”即捺筆。作為隸書的草體，它不如今草那樣連綿不斷一瀉千里，但比起隸書來卻快速簡便得多了，故曰：“簡而便”。

一個學書者，使篆之“婉能”，隸之“精密”、草之“流暢”、章之“簡便”，匯諸長於腕下，自然能成大家。

再次，孫過庭在《書譜》中談了書法創作中的核心問題－－運筆（所以有人也稱《書譜》為《運筆論》）。他告誡學者要在“執、使、轉、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針對當時書壇上出現的不良書風，即把一些裝飾性的“美術字”作為創新的書法，孫過庭指斥他們為“巧涉丹青，工虧翰墨”，沒有在運筆上下真功夫。

最後，孫過庭總結了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認為學習書法有三個階段，即平正一險絕一平正。他説：“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書法家都要遵循這個規律前進的。

《書譜》是孫過庭自己書法實踐的總結和昇華，這些言之有物、透闢精到的書論給後學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書法實踐或書藝不高的理論家的泛泛空論，不知要高出多少，《書譜》無愧是一部書學經典。

孫過庭“好古博雅，工文辭，得名於翰墨間”。他擅長楷、行、草諸體，尤以草書著名。孫過庭傳世書跡有《書譜》、《千字文》、《景福殿賦》三種，都是草書墨跡，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要數《書譜》。

孫過庭的《書譜》墨跡問世後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評。如唐代的竇暨在《述書賦》裏説孫氏的草書有“閭閻之風，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但這種説法受到了後世專家的反駁。

宋代的王詵説：“虔禮（孫過庭）草書專學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筆勢遒勁，雖覺不甚飄逸，然比之永師（智永）所作，則過庭已為奔放矣。而竇暨謂過庭之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餘固已深疑此語，既而復獲此書，研究之久，視其興合之作，當不減王家父子。至其縱任優遊之處，仍造於疏，此又非眾所能知也。”

宋代的米芾雖然對前代書家頗為苛刻，對孫過庭的草書卻心悦誠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説：“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

明代焦謂説：“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餘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頃見《千文》真跡，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脱不為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辦此。”

王世貞也説：“虔禮書名，一時，獨竇暨貶曰凡草閭閻之類。《書譜》濃潤圓熟，幾在山陰（王羲之）堂室。後復縱放，有渴猊游龍之勢。細玩之，則所謂一字萬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

陳子昂在《祭率府孫錄事文》中評價孫過庭：“元常（鍾繇）既歿，墨妙不傳，君（指孫過庭）之遺翰，曠代同仙。”

《書譜》，唐代孫過庭撰並書。草書，分上、下卷。款署垂拱三年寫記。存紙本墨跡上卷，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載：卷高八寸五分、橫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書法二王，筆勢堅勁，後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竇暨雖有“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之評，而明代王世貞稱：“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歷代習草者，多取為範本。此帖又是著名的書法論文，《書斷》、《宣和書譜》等稱之為“運筆論”。而手跡卷首題“書譜捲上”，篇末記“撰為六篇，分成二卷”。

宋代以後所傳，僅見三千七百餘言，學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論書者所稱引，無一語出於今傳本之外，而論文亦首尾完具，無以復加，故推證應為原文全篇。唯裝裱多次，中間已有斷失，“卷下”等篇失去，故生雜議。兩漢以來論書之作甚多，而此篇言簡意賅，不蹈空疏，委曲切實，於“執、使、轉、用”之際，闡述頗多精義，為故代論書名作。

唐代徐浩所撰書法論著。《新唐書》、《宋史》稱唐代徐浩有《書譜》一卷。已佚。

清代萬斯同所撰論著。共二十四卷，見楊賓《大瓢偶筆》。清代姜宸英書法論著。程瑤田《書勢·五事》中曾提及之。

(唐)孫過庭草書千字文明拓本截圖(28張)

《草書千字文》為孫過庭三十八歲時所作，通篇以今草書為主，摻以章草，草法上下連接，用筆含蓄不露，功力內在，沉着而飄逸，勁健而婀娜，一氣貫注，筆致俱存，甚為精熟。卷中鈐有唐“龜龍麟鳳”朱文印記、南唐“建業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記、宋米芾“寶晉齋”白文印記。此卷與唐垂拱三年（687）撰《書譜·捲上》面貌頗不一致，有學者認為非孫氏原作，而是以後的臨仿本。

《佛遺教經》又叫《佛垂涅般略説教誡經》、《佛臨般涅拌經》、《佛臨般涅般略説教誡經》。約在公元前248年，佛祖釋迦牟尼在拘屍那城附近的娑羅雙樹下即將圓寂之時，遺囑眾徒。後經阿難、迦葉等徒的整理形成《佛遺教經》而流傳後世。此經2500字左右，言短而意深，佛家精要盡括無餘。中國南北朝時代，經姚氏後秦高僧鳩摩羅什（印度人，生於新疆，精通漢文。公元401年即後秦弘始3年，秦帝姚興邀入長安，專譯佛經）譯成漢文，後經唐朝書家孫過庭手書，而成為歷代王朝的內府秘本，到清朝中葉流落士大夫之手後方有刻石傳世。但滄桑變遷，加之戰亂侵擾，原刻石不知所向。從此，孫過庭書《佛遺教經》在國內絕跡。

民國初年，中國佛教淨土宗大師夏蓮居居士赴日本講學，意外發現日本佛教界有後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翻譯、唐朝大書家孫過庭手書的《佛遺教經》石刻本，細審“秘府”“緝熙殿寶”印鑑俱全，便出資購回。國內未見第二本。

孫過庭的籍貫有二説：一説富陽（今杭州西南部）人；一説陳留（今河南開封）人。 ^[5]  但一般均稱富陽人，他在《書譜》中自稱吳郡人（富陽曾屬吳郡，故此處孫過庭可能是沿用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