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體

草書，是中國書法五大書體之一。五大書體，即篆書體、隸書體、草書體、楷書體、行書體。草書產生於漢代，是在古隸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遠在楷書之前就已經產生、發展和形成的一種書體，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草隸或是隸書和楷書的分書。隸書和草書，在運筆使轉技法上都有篆意。轉換一下思維，篆書本身就包含了隸書和草書的因子，篆書的發展是隸書、草書產生的必然。在先秦戰國帛書與簡牘裏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隸書分娩誕生的全過程。如《曾侯乙墓竹簡》、《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望山楚簡》、《包山楚簡》、《青川木牘》和《睡虎地秦簡》，這些出土資料裏都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時的隸書就像胎兒一樣，已經受孕坐胎，並且骨骼五官都清晰可辨，而它的誕生和分娩、成長合成熟，卻是在漢代。而草書，可以説是隸書的同袍姐妹而晚於隸書。在漢初的一些古隸尤其是草隸裏面，裹藏和參雜着大量的草法筆意。最初的草書，史書上稱章草，只是把早期的隸書做了一些特殊的加工和處理，因為還沒有一波三折和蠶頭燕尾，只是變得更簡約而已。如《居延漢簡》（《誤死馬駒冊》）、《敦煌漢簡》、《武威醫藥簡牘》等，很多內容都已經是草書的雛形。中國的書法史，非主流意識和非自覺革命，一直是中國書法發展的主流大趨勢和意識傳統。中國書法的發展也可以形容成“丫”字形，就是“一樹兩叉”。篆書是一棵大樹，分出隸書和草書兩叉；隸屬又是一個大樹，分出楷書和行書兩叉。這裏有一個清晰的脈絡，篆書、隸書和楷書都是正書，只有正書可以派生，而草書和行書就不可以派生，這是乎和中國的“中庸”之道有不謀而合。我們比喻章草是草書的童年，行走踉蹌，一步一步來，拘謹小心，一筆一劃。草書到了東漢，草書書風到了成長期，筆意灑脱，起伏連綿，健步如飛，後來稱這一時期的書法為“今草”。到了唐代的張旭，史稱“張癲”，書風龍飛鳳舞，幾近瘋狂，這就是後來我們講的“狂草”。草書的基本特點，圓轉、率性和簡約。

草書本身具有革命的因子，這種革命是非自覺地，他不像篆書體、隸書體、楷書體和馬書體，因為它本身就包含了變化的元素。在甲骨文和石鼓文，金文時期，生產力低下，能識字和寫字的人是極少的，書寫工具侷限特別大，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裏去協和多的東西草書不可能會產生。就像在冬天，各種植物還不可能產生、發展和繁榮。任何事物的產生，都需要一個條件，有一個準備和動因。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個階段，文化的發展和文字的演變是一種必然。

秦朝統一了文字，秦朝生產力的發展，也帶動了文化發展，讀書的人多了，寫字的人多了，書寫工具也發展了，生活節奏也快了，已經具備了文字發展和變革的社會條件。人們可以選用不同的書寫材質，在很短的時間裏，寫完和記錄下自己所要寫的、記錄的內容。書寫的人多了，自然風格紛呈，同樣就有了對書法的分析判斷、分析與比較，也就有了約定俗成和共識，自然就會有草書的產生。從嚴格意義上講，從現有的資料看，草書產生於漢代。在出土的《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中，記載最早的是漢宣帝本始年，也就是公元前73年，這些作品中已經是章草的雛形。漢元帝時，是公元前48年，史游作《急就章》，就已經是章草，據説章草因此而得名。就是説，章草的產生和形成，必定先於史游《急就章》，或是更早。到了漢獻帝初平年，也就是漢公元190年，張芝創作的今草風格和章草比，完全是兩種風格，有了質的飛躍和變化。因此，我們推斷，草書的產生應該秦末漢初，當然還需要資料來證實這一點。書法的發展和變革是必然的，到了唐代文宗（公元826年）下詔，以李白詩歌、裴旻舞劍、張旭書法為三絕時，張旭的書法已經是灑脱不羈，瘋狂宣泄，淋漓盡致。草書到了張旭，已經發展到了頂峯，一千年來再無出左右者。

皇象，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生卒年不詳。三國吳書法家。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幼工書，師於杜度。善篆、隸、章草，時人謂之“書聖”。時人以其書法與嚴武棋、曹不興之畫並稱八絕。他的書法被贊為“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他學習別人的書法，能取各家所長而成自家面目。晉葛洪《抱朴子》譽為“一代絕手”。南朝宋羊欣説：“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唐張懷瓘《書斷》評他的章草為神品，八分為妙品，小篆為能品。傳世書跡有《文武帖》、《急就章》、《天發神讖碑》，相傳為皇象書。書論《論草書》。今世僅存《急就章》石刻，相傳為皇象書。又有數種，文字多少有異同，以松江本最為著名。此帖點畫簡約、凝重，亦較含蓄，又多隸書筆意。結字工整，法度森嚴。整篇觀之，氣息古樸温厚，沉着痛快。對喜愛章草的人來説，是學習章草的優秀範本。因章草是早期的草書，到了皇象時代，已十分成熟，且為眾多書家所擅長。而皇象所書《急就章》，形體已經很規範化了。今傳皇象《急就章》拓本，系明楊政於正統四年（1439）據宋人葉夢得潁昌本摹刻的所謂《松江本》，其它古本未見流傳。啓功先生所收藏的明拓《松江本》是所見到的較佳拓本。《松江本》原石現藏上海市松江縣博物館。傳世書跡有《天發神讖碑》、《文武帖》、《急就章》等。

今草　中國東漢書法家，字伯英，是我國最早的一個今草大師。敦煌酒泉（今甘肅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張煥曾任太常卿。張芝擅長草書中的章草，將古代當時字字區別、筆畫分離的草法，改為上下牽連富於變化的今草新寫法，富有獨創性，在當時影響很大。書跡今無墨跡傳世，僅北宋《淳化閣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張芝：生年不詳，約卒於漢獻帝初平三年（約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屬甘肅）人，字伯英，善章草，後脱去舊習，省減章草點畫、波桀，成為“今草”，張懷瓘《書斷》稱他“學崔（瑗）、杜（操）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於隔行”。晉王羲之對漢、魏書跡，惟推鍾（繇）、張（芝）兩家，認為其餘不足觀。對後世王羲之、王獻之草書影響頗深。

張芝刻苦練習書法的精神，歷史上已傳為佳話。晉衞恆《四體書勢》中記載：張芝“凡家中衣帛，必書而後練（煮染）之；臨池學，池水盡墨”。後人稱書法為“臨池”，即來源於此。尤善章草，當時的人珍愛其墨甚至到了「寸紙不遺」的地步。評價相當高，尤以草書為最。

唐代書法家張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吳郡（江蘇蘇州）人。初仕為常熟尉，後官至金吾長史，人稱“張長史”。其母陸氏為初唐書家陸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孫女。陸氏世代以書傳業，有稱於史。張旭為人灑脱不羈，豁達大度，卓爾不羣，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與李白、賀知章相友善，杜甫將他三人列入“飲中八仙”。是一位極有個性的草書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後落筆成書，甚至以頭髮蘸墨書寫，故又有“張顛”的雅稱。後懷素繼承和發展了其筆法，也以草書得名，並稱“顛張醉素”。　張旭性格豪放，嗜好飲酒，常在大醉後手舞足蹈，然後回到桌前，提筆落墨，一揮而就。有人説他粗魯，給他取了個張癲的雅號。其實他很細心，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所觸到的事物，都能啓發寫字。偶有所獲，即熔冶於自己的書法中。當時人們只要得到他的片紙支字，都視若珍品，世襲真藏。那時候，張旭有個鄰居，家境貧困，聽説張旭性情慷慨，就寫信給張旭，希望得到他的資助。張旭非常同情鄰人，便在信中説道:您只要説這信是張旭寫的，要價可上百金。鄰人將信照着他的話上街售賣，果然不到半日就被爭購一空。鄰人高興地回到家，並向張旭致萬分的感謝。

張旭的書法，始化於張芝、二王一路，以草書成就最高。史稱“草聖”。他自己以繼承“二王”傳統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張芝草書之藝，創造出瀟灑磊落，變幻莫測的狂草來，其狀驚世駭俗。相傳他見公主與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在河南鄴縣時愛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並因此而得草書之神。顏真卿曾兩度辭官向他請教筆法。張旭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他把滿腔情感傾注在點畫之間，旁若無人，如醉如痴，如癲如狂。唐韓愈《送高閒上人序》中贊之：“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這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對藝術的執着的真實寫照。難怪後人論及唐人書法，對歐、虞、褚、顏、柳、素等均有褒貶，唯對張旭無不讚嘆不已，這是藝術史上絕無僅有的。

草書體(11張)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書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國古代書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非常獨特。因為經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提倡，王羲之的書法被確認為古代書法藝術的典範。此後的一千多年時間內，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地位一直非常牢固，人們將他尊為“書聖”和中國書法文化的代表。

王羲之(303—361)，琅邪臨沂人，字逸少。後移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他一生曾任秘書郎、參軍、刺史、會稽內史、右軍將軍等職，人稱“王右軍”。後稱病去職，與東土諸名士優遊自適以終老。

王羲之出身於名門望族，伯父王導、王敦以及父親王曠，都是曾經左右東晉形勢的重臣。王氏家族與當時的皇族司馬氏平起平坐，地位顯赫。王羲之雖然父親早逝，寄養在伯父王導家中，但這並不影響他具有優越的生活條件與良好的學習環境。據説他小的時候不善言辭，長大成人後卻善於思辨，並以骨鯁著稱。

王羲之少時學衞夫人書法，後來得到叔父王虞的指導。他的家族中擅長書法的人很多，伯父王導、王敦都精於書法。王導還將有“江東法帖之祖”之謂的《宣示表》傳給王羲之，可見對王羲之書法才能的器重。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能夠博採眾長，轉益多師，終於“備精諸體”，創造了全新的書法藝術境界。

王羲之對後世書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麼，有人要問，一千多年前的王羲之書法，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呢？後來很多書法家都有很高的成就，為什麼不能取王羲之而代之呢?這個問題要放到書法史中來看。首先，要從漢字的發展演變上看。中國文字在歷史上經歷了多次大的變化，從篆書系統向隸書系統轉變是—次關鍵性的變化。我們漢字應該都屬於隸書系統，也就是人們常説的表意文字。隸書系統的文字在以後的歲月裏繁衍出很多變體，如行書、草書等，這個過程都發生在漢代，隸書本身也最終演化成為今天常見的楷書。在王羲之之前，這些書體都有一定的規模，但還是不夠成熟。比如鍾繇的楷書，相對來説還是處於初級階段；張芝的草書也屬於質樸一路。王羲之書法在他們的基礎上取代了前人，成為一種全新的文字範式。王羲之之後的書法家當然也不可能停留在模仿王羲之的書法上，比如唐朝的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他們將楷書推向了更為標準化的境界。但是，宋朝的文人書法家大多認為，他們的楷書有刻意安排的痕跡，雖然在實用方面是夠標準的，但與王羲之相比，卻顯得有些不自然。正因為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境界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理想，字形姿態豐富但不過分張揚，氣息沖和，剛柔相濟，既有法度，又有極高的審美境界，所以在他之後的很多朝代的書法家都願意接受他。人們把羲之尊為“書聖”，恐怕就是這個道理。

唐代書家顏真卿謂：“吾師張長史（旭）真行草俱佳，真行書皆有人傳，狂草常嘆無人為繼。今觀懷素書，代不絕人。”懷素對自己的草書也有相當形象的描述：“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刃峯”。“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撥山伸勁鐵”。“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漓驪塵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卻書書不得”。“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人人慾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俱見《自敍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的書法追求。）

懷素長沙人，幼而事佛，為玄奘門人。舊作俗姓錢，其實不然。錢起是素舅父，從《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詩奉》一詩可知。同姓不婚，《自敍帖》有“從父錢起”句，《爾雅·釋親》謂“母之姐妹從母”，舅父或亦可稱為“從父”，以備一説。此絹本《千字文》自跋“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推之當生於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

懷素曾書千字文數十一，以此貞元本為最精。共八十四行，絹本墨跡，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張之習而趨於平淡古雅。用筆千變萬化，終不離魏晉法度，是其晚年的代表作。明代姚公綬評此帖“一字值一金”，故又稱《千金帖》。

　王鐸（1592~1652年）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十樵，號嵩樵， 又號痴庵、痴仙道人，別署煙潭漁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時家境十分貧寒，過着"不能一日兩粥"的生活。明朝天啓二年（1622年）中進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賞識，累擢禮部尚書。王鐸身逢亂世，仕途多變，崇禎十六年（1643）曾一度避難於蘇州滸墅關袁樞寓所，二人交誼篤厚，袁樞父親兵部尚書袁可立的神道碑文俱為王鐸撰文書寫。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禎帝自縊於景山。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待為東閣大學士。滿清入關後被授予禮部尚書、官弘文院學士，加太子少保，於順治九年病逝故里。福王南京稱制等待為東閣大學士。入清官至大學士，擢禮部尚書。鐸博學好古，工詩文。畫山水宗荊、關，丘壑峻偉，皴擦不多，以暈染作氣，傅以淡色，沉沉豐藴，意趣自別。山水花木竹石，皆用書中關紐。間作蘭、竹、梅、石，灑然有物外趣。尤擅書法，行草宗二王，正書師鍾繇，亦多自出胸臆，有《擬山園法帖》，諸體悉備，名重當代，學者宗之。崇禎十六年（1643）年為袁樞作《雪景竹石圖》，存濟南市博物館，為現存王鐸唯一一幅雪竹作品。順治三年（1646）作《漁舟蕭閒圖》，收入《歷代名賢畫粹》；順治七年（1650）作《雪景山水圖》，收入日本《支那名畫寶鑑》；順治八年（1651）罷官歸裏，作《蘭石圖》卷、《山水卷》，分別收入《新版世界美術全集》、《支那名畫寶鑑》。順治九年卒，享年六十一歲，葬於河南鞏義洛河邊，諡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