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

孟森生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光緒八年（1882年），孟森十四歲的時候，師從裏中名師周載帆讀書，自幼負大才，“拓弛不羈，有輕狂之名”。 ^[4]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盛宣懷於上海創辦南洋公學，孟森受聘為教員。後因好議論，指責校方課程安排不當，引起教務長不滿，轉入該校附設的譯書院，主持翻譯任務， ^[4]  有日本人為助手，因此得略通日文。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孟森入江陰南蓄書院讀書，並任師範館教員，以應科舉之選，博取功名。南首書院屬洋務運動的產物，本着“中體西用”宗旨，新學、舊學課程兼而有之。受此影響，孟森於制藝應舉之外，不斷涉獵有關時務的書籍，自謂“於制藝應舉之外，稍稍窺見學術、事功、文章、經濟之靳向”。 ^[5]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掀起了一股留學日本的熱潮。光緒二十年（1894年），鄭孝胥出使日本回來後，其言語行動給孟森影響很深，他在獲得康生資格後，乃決定加入留學日本這個行列。到達日本後，很快進入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同時對政治、經濟等學科知識也如飢似渴地汲取吸收，日漸精進，“森自此即留意於政治，不若以前之頑固矣”。 ^[6]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與朋友楊志洵合作譯述《日本軍隊給與法》，堪稱當時中國紹介日本軍隊後勤保障制度的先驅。他在該書“提要”中指出，日本“武備修明，士飽馬騰，實足以雄視東亞”，而中國欲變法革新，模範列強，“讀是書者，其亦當深明於法外之意”，不可拘泥學習，必須因勢利導，法其所以為法，探究其“法外之意”，講求實效。

光緒三十年（1904年）學成回國。 ^[7]  次年（1905年），鄭孝青赴任廣西龍川兵備道。 ^[8]  孟森入廣西邊防督辦鄭孝胥（四品銜）幕，鄭孝胥聘用他為記室，待之如上賓。 ^[4]  孟森利用幕府中收藏的箋奏、函牘、札答等大量公私文獻資料，撰成《廣西邊事旁記》，主要為頌揚鄭督辦廣西邊防政績而作，而立言以鄭為“將之良者，恆兼宰相器”，則所期非人矣。

光緒三十年（1904年）冬，鄭辭廣西邊防大臣職， ^[9]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2月2日，孟森隨鄭之上海。 ^[10]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4月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4月在日本留學。4或5月由日本歸國。 ^[10]  5月18日，孟森經鄭孝胥、張元濟介紹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政法部、國文部，此時孟森剛從日本回國不久。 ^[11-13]  孟森在商務印書館與人同譯《民法要義》，該書作者正是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 ^[14]  孟森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還編了《諮議局章程講義》和《地方自治淺説》，於宣統元年（1909年）出版。 ^[15]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12月，由張賽、鄭孝青等共同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孟森成為其中的骨幹，主張君主立憲，併為之奔走呼號，積極活動。此後歷任江蘇教育總會附設的法政講習所主講，江蘇諮議局書記長，赴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等省考察憲政，並聯絡各省諮議局，共同發起敦促清廷速開國會、改行君主立憲的聯合請願運動。“雖與革命黨主張武裝暴動的旨趣不同，但二者對喚起民眾、加速清政府垮台的效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16]  。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孟森接任《東方雜誌》主編職，隨之重訂編輯體例，革新版面，增闢欄目，改良尤多。他還經常親自撰文，討論君主立憲，提倡憲政民主。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憲政籌備不能據官文書以為定評，必須社會程督，始有實效。” ^[17]  可見孟森十分重視民眾在社會改革中的巨大能量。

宣統元年（1909年）五月，孟森當選江蘇省諮議局議員，以其所著《各省諮議局章程箋釋》中有云：“以議院為國家立法機關，以政府為國家行政機關，以法院為國家司法機關，三權分立，而君主獨攬之”，是孟森對君主立憲政體之主張十分明確。宣統二年九月（1910年10月），他被派往奉天（今遼寧省）、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各省考察憲政，希望能聯合各省諮議局，共同發起國會請願運動，上奏清廷，請求速開國會成立立憲政府。次年，他陪同張謇再次北上，聯合各省諮議局向清政府請願，敦促清廷召開國會會議。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垮台已成定局。孟森為程德全指揮的江浙聯軍進攻南京起草誓言，仍為立憲派的主張進行最後的遊説，如雲：“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專制為立憲，使吾中華大國，得一位置於列強之間”；“欲求政體之廓清，端賴國體之變革”；“非仇故君，非敵百姓”；“無漢無滿，一視同仁，為國為民，務求在我，將泯貴賤親疏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屬為一大共和” ^[18]  。顯然，孟森所主張偏重君主立憲，而所謂“共和”亦與革命黨人理解迥異。

孟森逐漸放棄憲政立場，響應革命，成為江蘇、浙江上流名士的代表，與革命軍取得聯繫，疏通關係。蘇州“光復”後，他被推選為江蘇省臨時參議員代表，為江浙滬聯軍攻打張勳在南京的“辮子軍”起草宣言。

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孟森被推為共和黨幹事。民國元年（1912年）秋，與民族實業家張謇【江蘇南通人，清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年）恩科狀元】因建議組織中美銀行和改革鹽政以減輕政府財政困難，受到袁世凱的青睞。隨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開始，於是南下參加競選，並於年初在江蘇第三區當選為國會眾議員。後他加入進步黨，又被眾議院選舉為憲法起草委員，參與中華民國第一部正式憲法的起草工作。他主張政府形式宜採責任內閣制，限制總統權力，恰與國民黨領袖宋教仁的觀點不謀而合。後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參眾兩院因法定人數不足也處於癱瘓狀態，憲法起草委員會也自行解散，孟森遂南下返回家鄉，轉而提倡實業。其間應北洋政府邀請，亦曾幾次北上赴會參政議政。

民國二年（1913年）11月，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朱三太子事述》，後世公認此為孟氏轉向明清史研究之始。次年上海時事新報館出版孟氏《心史史料》一冊，列目有《滿洲名稱考》《清朝前紀》《清國號原稱後金考》《朱三太子事述》，已略見其研究清史之早期規模。

進入民國後，孟森為了配合其所從事的議會活動，曾撰寫了一些政治論著：譯書有《平民政治》（原為英國布魯士J.B.Bryce所著，孟森據日譯本譯成中文）、《日本民法要義》（日本梅謙次郎著）與《統計通論》（日本橫山雅男著）；自己撰有《法學通論》與《財政學》兩書，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問世。此為孟森壯年有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而其所譯所撰究均與所學有關，非投合時流所可比擬。孟森還注重對清代“公案”即歷史疑案的研究，為此，他十分重視利用第一手檔案資料，相繼發表了不少篇有關清史專題的高水平的學術論文：《清始祖布庫裏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八旗制度考實》以及《奏銷案》《科場案》《朱方旦案》《金聖嘆考》等，後來多被收入《心史叢刊》一、二、三集中。上述各文涉及前朝典章，國故謏聞，事無鉅細，有見必述，考證具見功力，論斷令人折服，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和很多人的重視。自此，孟森的論著被認為是有關清史問題的權威之作。

民國十二年（1923年），曹錕通過賄選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通過的“曹錕憲法”，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反對派主張根本上否決此部憲法，而以“五權憲法”取而代之。孟森亦在反對之列，在《申報》發表《民主國之憲法》一文，闡發“主權在民”的思想，指出民主國家憲法，卻萬萬不可由“冒民之名，因以為利”，“以少數間接之民，箱制多數直接之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要求奉還國民的“制憲權”，號召“主人翁固當自動收回之”。 ^[19] 

民國十八年（1929年）起，孟森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係為副教授，開清史一課。越年，他出版了《清朝前紀》，再越年（1931年），北上應聘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滿洲開國史，並印發《明元清系通紀》講義，迄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夏，先後又印《明史講義》與《清史講義》。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孟森在北京大學開設《滿洲開國史》課程，講授滿洲開國史。北大開始印行他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和《清史講義》《明元清系通紀》。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了他的《八旗制度考實》，這是孟森研究清初政治組織的重要著作。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春，北大師生集會慶祝孟森七十壽辰，他撰寫學術論文《香妃考實》以答謝。至年夏，又先後印《明史講義》和《清史講義》。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其鉅著《明元清系通紀》己經出版了十六卷。其前後主北大明清史講壇七年有餘，可謂老驥伏櫪，終日汲汲嗜學尤力，七年之間成書數百萬字，可謂著作等身，遠邁舊日所作之總和。由此最終奠定了其在明清史研究領域的大師地位，後學更奉為“我國近代清史學派的開山祖”。 ^[20] 

盧溝橋事變後，孟森是四個留守北平的教授之一。此年8月，他撰《海寧陳家》一文，以慶祝北京大學四十週年紀念，亦是日軍雖佔領北平而不能迫使他放棄學術研究。該文脱稿以後不久，日本侵略者脅迫其交出《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線圖》，遂憂憤成疾，10月就診於協和醫院。在醫院作《十月十八日病中作》一詩云生死如觀掌上紋，已登七十復何雲。病深始欲偷餘息，才盡難勝理舊聞。長謝朋筋來簡約，只親藥裹似絲葬。姍年璧積前朝史，天假成書意尚殷。在詩中依然以完成清史的寫作自任。11月，鄭孝胥到北平探望孟森病情，孟森滿腔義憤，作《枕上作有贈》詩一首，其中“君不見貴由趙孟何如賤，況有《春秋》夷夏辨”， ^[21]  指斥鄭孝胥，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高尚的民族氣節。而此後病情日漸嚴重，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14日去世。

清末民初，孟森逐漸脱離政治活動，開始專力於治清史。民國三年（1914年），他以“心史”之號發表《心史史料》第一冊，着重對清朝入關前的歷史進行系統研究。民國十九年（1930年），孟森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學，講授清朝入關前歷史，撰成講義《清朝前紀》。不久，復受聘於國立北京大學，講授《滿洲開國史》，編纂《明元清系通紀》。鑑於清朝入關後，諱言在關外曾臣於明朝的歷史，致使其入關前史事多有湮沒，孟森開創滿洲開國史的研究，着力對清朝入關前後的歷史資料進行發掘、梳理和考訂。此間，他還講授明、清斷代史，著有《明史講義》《清史講義》，對史實進行考訂敍述，多有發明創見；所作評議，亦具精闢獨到之處。其中《清史講義》，在利用《清實錄》《清史稿》的同時，又兼採檔冊及《朝鮮李朝實錄》等鮮為人用的史料，是一部水平較高的斷代史專著。他還先後發表明清史及其他斷代史論文近百篇，多收入《心史叢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中，另有少量未發表過的文章，1949年後由中華書局編入《明清史論著集刊》及《續刊》中。主要有《清太祖起兵為父祖復仇事詳考》《女真源流考略》《橫波夫人考》《海寧陳家》《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太后下嫁考實》《世祖出家考實》等。孟森治史在傳統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論研究方法，開創了明清斷代史研究之先河。

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紀》是其一生學養的結晶，是一部揭發清世隱晦之秘密的空前偉著 ^[22]  。《明元清系通紀》是可以補明清兩史的網漏，在孟森著作中具有特別的地位。此書中“明元”謂明代的紀元，“清系”謂清代的世系。其中記事居十之八，考訂居十一強，論評説明居十一弱 ^[23]  。《明元清系通紀》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為滿族先世自禪讓傳説時代至金元之際發展史研究之補充。孟森之論證，進一步將遠古之肅慎與明代之女真聯繫起來，具有極大科學價值與政治意義。二為明代清室先世活動之研究。孟森將女真劃分為三部分，以建州女真為重點。肯定始祖布庫裏雍順始居斡朵裏城。永樂年間，族人相繼歸附明朝，猛哥帖木兒為建州左衞指揮，自猛哥至努爾哈赤共七世，孟森編年系月論述其活動，遂使清室先世延綿不絕之世系得以完全明確。此項研究揭破三百年對歷史之隱晦、捏造，意義重大。 ^[24] 

孟森謝世後，尚留有大量著述遺稿、讀書筆記和日記等。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此前保存於商鴻逵、單士元等人手中的部分遺稿除個別篇章經過整理發表後，皆已散失淨盡，學界對其他遺稿的去向一無所知。 ^[25]  近代以來，歷經劫難，其間雖有不少散佚，但仍保留了十分可觀的一部分。2010年4月，孟森家屬將家中所保存的孟森著述遺稿無償捐贈給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作為永久庋藏，並提供給學界研究利用。 ^[26] 

孟森社會風俗史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風俗習慣方面，如節慶、禮儀、俗語等，並取得一定成就。

中國文化中避諱現象最為嚴重，關於避諱起源，孟森認為“禮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諱非事生人之禮也……後世既諱生人之名，並諱其字，漢季魏晉。下逮六朝，變而益厲” ^[27]  。孟森舉例北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北宋名宦“杜祁公”一事，認為東漢之初諱真正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束縛他人，此後諱才變得越來越嚴厲，不諱者被認為是枉法賊。“兩宋是避諱最嚴而繁的時期……元代是封建社會中避諱最為寬鬆的時期，明代次之。清初，避諱尚寬，但到康熙以後再次加嚴，並往往成為製造文字獄的一個藉口。” ^[28]  孟森還列舉明代祝允明《枝山前聞》記載因諱成笑柄之事，“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雲：‘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吾以為苟無諱名之習，則此風可變矣” ^[27]  。孟森注意歷史上避諱問題並獨列成章，兼帶歷史與文學的研究方式，蒐集豐富的避諱史料，為避諱學的研究增添重要一筆。

中國古代風俗中留下許多稱謂、俗語，這些稱謂、俗語因地域、民族不同其含義也不盡相同，更有些隨着時代發展原意已隨之改變，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孟森認為“杜撰”一詞由來已久，並非來自於杜默。“包彈”一詞，孟森以楊慎《古今諺》“褒彈是買主，喝采是閒人”為依據予以考證，得出“褒彈乃褒貶之意，故無瑕疵者曰沒包彈，實則沒褒彈，猶言無可褒貶也” ^[27]  。明代有明確法令規定，戴綠頭巾者為龜奴，成為一種定製，孟森考證“綠巾為娼夫之服，又不始於明代。明程明善《嘯餘譜》，載詞曲源流，引子昂先生言曰：‘娼妓之詞，名綠巾詞。’趙子昂由宋人入元，其為此言，恐不但為元初娼夫之制服……可決其自宋以來，即以綠巾為娼夫之標幟矣” ^[27]  。這些詞語經孟森考證，更易於後人理解。

中國禮儀種類繁多，不同時代、不同場合禮儀要求也不一樣，禮儀的起源與演變也是社會風俗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孟森《心史筆粹》中《請安》和《唱喏》，就是考證古代的禮儀起源及演變。“清一代行請安之禮，蓋自遼即有之，歷金、元皆然。清承前代，為東夷之舊俗……據此則元代亦行請安禮，遼與元皆然，金可知矣。” ^[27]  唱喏也是古代禮儀的一種，“流俗有此名詞，初不知其實狀……蓋唱喏為古同行之禮。北虜不唱喏，宋人怪之，名為啞揖。至明而記唱喏為古禮，當自元代廢之……元行啞揖，中土遺民亦必有因仍唱喏，歷若干年而後泯也” ^[27]  。

（參考資料： ^{[32-34]  [3]}  ）

（參考資料： ^[34-36]  ）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出任總理大臣兼文教總長。孟森痛恨交友不慎，作詩規勸無效後，遂與之絕交。孟森與鄭孝胥早年相識，一起進行籌備預備立憲等活動，頗有深交。至此兩人分道揚鑣、不再往來。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冬，北平淪陷後，日本憲兵武裝前往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強迫索取其早期作品——《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限圖考證》，這是他於清宣統元年 （1909年） 開始測繪俄蒙交界地圖原本，曾刊載於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而被日本軍部所注意。孟森氣憤至極，遂步行回家，祭拜祖先靈位並寫下“白髮孤兒辭先靈”詩句後卧牀不起，直至逝世。孟森先生提倡養士子之氣，這種士子之氣在民族危亡之時表現的正是愛國情操。孟森先生雖是一介書生，其著作中處處洋溢着愛國情操，他以身作則，面對列強侵略，大義凌然，表現了視死如歸的愛國精神。 ^[37] 

孫子：孟慶瑞等兄妹七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