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鴻逵

商鴻逵9歲入私塾學習。1921年8月考入保定崇真中學。1924年7月入北京中法大學文科。1929年修業期滿後留任該校圖書館館員。

1932年9月，商鴻逵考入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改為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師從劉半農攻讀文學。當年10月和11月，他便在《中法大學月刊》先後發表《梅文鼎年譜》《清初的理學界》，在學界嶄露頭角。爾後，商鴻逵每年均有論文問世，得到所內導師和同學的讚許。 ^[4]  劉半農病故後，商鴻逵又拜孟森為師，專習史學。之後，執教於中法大學、中國大學，歷任講師、教授，還曾在北平（今北京）大同中學教過兩年書。曾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投身於國民黨地下組織（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前身）的進步活動。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拒絕親友要他去台灣的規勸，毅然留在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後，周揚代表人民政府聘請他為中法大學教授。1950年中法大學停辦，被分配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歷任副教授、教授。“文革”期間受迫害，但他仍堅持教學與科研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團結委員、北京市委委員。關心祖國統一，每逢新春佳節，他都揮毫賦詩寄台灣諸友，熱望骨肉同胞早日團圓。

研究領域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諸方面，重點在於研究政治制度史和經濟史，探討明清社會的演變與發展。他治史注重詳細、全面地佔有史料，並注意真偽的考證。但他又能從舊史學煩瑣的純考證中擺脱出來，使史料的辨證為史論服務。

1979年在《文獻》第1期發表《倡議編纂〈清會要〉》一文。之後，應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主編《清會要》。開了現代史學家編纂會要的先河。

1978年到1983年這五年當中，他在報刊上先後發表40餘篇文章。其中《關於康熙捉鰲拜》《清初內地人民抗清鬥爭的性質問題》《論康熙》《康熙收復台灣及其善後措施》《康熙南巡與治理黃河》《孝莊文皇后小記》《清代孝莊孝欽兩太后比評》《論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漢將》等論文，在史學界都有較大影響。鄭天挺先生曾經説：“商先生治清史30餘年，成績斐然。”“他蒐集不少資料，互相比證，得出正確結論，又不陷於考證。”除去撰寫論文和參加學術活動外，這幾年當中，他還開始撰寫《康熙傳》，主編《清實錄中的滿名漢釋詞典》、《清代筆記中的史料類鈔》和《清會要》等書。1979年，商鴻逵在《文獻》雜誌上發表了《倡議編纂<清會要>》一文，雄心勃勃提出組織人力，動手編纂這部大政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出版這部書後，他又先後發表了《簡談關於編纂<清會要>》及《編纂<清會要>的例説和門類子目及採用資料》等文，並親手撰寫了《清會要》中的《紀元篇》。這些工作引起了海內外學者們的重視。

1983年11月因病去世。

他自上世紀30年代師從明清史大師孟森先生開始，繼承老師衣缽，從事明清史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他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使研究向更深廣的層次發展。他的史學論著表現出明顯的特色：一方面繼承孟森先生尊重史實的優良治史傳統，避空戒虛，去偽求真，力圖建立充分、可靠的史實基礎;另一方面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方法，進行分析、概括，探索歷史事件的性質和發展規律。他研究的範圍十分廣泛，尤其關注明清歷史上的重要和關鍵問題。《明清之際山海關戰役的真相考察》《清初內地人民抗清鬥爭的性質問題》等論文，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充分反映出第二代清史學家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和學術風格。

商鴻逵撰寫的《賽金花本事》一書是部對於研究賽金花頗具價值的書籍。1936年，商鴻逵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生，劉半農是他的老師。劉曾説過：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為此，他曾和商鴻逵一同訪問賽金花，由賽口述，商執筆寫了這本書。為了寫書，劉半農約賽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家鄭穎蓀家中會面，參加談話的有戲劇家余上沅等上，商鴻逵任記錄。賽金花來時，由傭媽攙扶，賽雖年近60，但薄施脂粉，尚綽約有姿。談話時賽説蘇州話，劉半農系江陰人，為表示接近，也操吳語。談到吃晚時刻，就共進晚餐。鄭家離東安市場近，就在東安市場大鴻樓叫了幾個菜。賽金花有阿芙蓉(鴉片煙)癖，晚飯後該吸鴉片煙提提精神，於是就到後室休息，煙榻橫陳，噴雲吐霧後再談下去。如是者三次。《賽金花本事》一書是賽本人口述其親身經歷，應該説有很大的可信程度。世人對賽的身世感興趣的地方：一是她系洪狀元的寵妾，出過洋，後來淪為妓女；二是庚子事變時，她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有染，傳説中她與瓦德西同居3個月，一夕火起，兩人裸體跳窗户外逃。對於這些情節，賽是矢口否認的。她認為這是寫書人嚼舌糟踏她，她卻承認與瓦德西接觸過數次，確曾為聯軍籌措過軍糧，確曾勸聯軍勿蹂躪北京這座古城。但她要見一次瓦德西也不易，瓦德西那時已68歲，在聯軍中頗有威信，很知自重，沒有同居的事。《賽金花本事》一書問世後，歷史學家尹達、鄧之城都予以肯定。之後，上海影星胡蝶曾致函商鴻逵，要求商伴賽金花去滬，商量拍電影的事，被商婉言謝絕。北京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鬍適認為研究生不該為妓女立傳，要處分商鴻逵，商作了檢討才罷。

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在家中辦起了每週一次的明清史專題研討會，師生報告研究課題，切磋學術，點評指導。他風趣地説：“我們這是‘宏道館’，要練就一身治學的本領，每個人出來都像個樣子!”為了幫助本科高年級同學提高學習斷代史的能力，先生髮表《清史研究初步》一文，深入淺出，學生受益頗多。先生時常關注明清史的學科建設與國際學界前沿動向，得知外國人説“滿學”中心不在中國時，他很氣憤，説：“滿文的發祥地在中國，要建立我們自己的滿學中心!”先生積極推薦青年教師、研究生去校外參加滿文班學習。之後，自己出資，又在家中舉辦教師滿文學習班，鼓勵大家學好滿文，利用滿文檔案，拓寬清史研究領域。在推動清代制度史研究上，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從1979年至1982年，他在報刊上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倡導編纂《清會要》，發凡起例，開闢先河，為海內外學界同仁所矚目。對編寫大型《清史》規劃，先生也積極地進言獻策，傾注了不少精力。他寫出專文，就《清史》編寫體例、內容、文字、編纂人員等七個問題進行論證，得到大家的稱許。 ^[4] 

主要著述有《康熙傳》、《賽金花本事》、《清會要紀元篇》、《明清賦役制度》、《清代史籍滿語解》（與劉景憲等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筆記中清史資料類鈔》、《明元清系通記》（由他補嘉靖至崇禎六朝）。標點整理了孟森的《滿洲開國史》、《明清史講義》（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明清史論著集刊》（上、下冊，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明清史論著續刊》（上、下冊）。

此外，商鴻逵花了人量心血，整理了他的老師孟森先生的全部著作。他先後編輯了《明清史論著集刊》和續刊，整理出版了《明清史講義》、《滿洲開國史講義》。他為孟森先生的許多文章寫了《贅言》，進行了補充研究，補訂了《滿洲開國史》，還續完了《明元清系通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