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科舉

元太宗十年（1238年），元朝試諸道之士。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翰林學士王鶚請行選舉法。元世祖下詔中書省與翰林院商議選舉程序。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立國子學。十年（1273年），真金太子奉旨行科舉。次年（1274年），省臣議定科舉程序。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和禮霍孫、留夢炎等請設科舉。許衡議科舉，罷免詩賦，重視經學。科舉制度始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十月，定科舉程序。次月，下詔施行科舉。

元仁宗時期

皇慶改元（1312年）仁宗將其任河南江北行省右丞的儒師王約召至京師，特命集賢大學士主管教育、學校，並將他的“興科舉”建議“著為令甲（法令的第一條）”（《元史》王約傳）。

皇慶二年（1313年）農曆十月，仁宗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 農曆十一月十八日（1313年12月6日），元仁宗下詔恢復科舉。

延祐元年（1314年）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

元一考：延祐二年（1315年）農曆二月大都會試取中選者一百人，農曆三月七日，舉行殿試（廷試），五十六人及第。 護都答兒、張起巖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黃溍、楊載、歐陽玄等賜進士及第。

元二考：延祐五年（1318年）三月，廷試進士，五十人及第。 忽都答兒、霍希賢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英宗時期

元三考：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廷試進士，六十四人及第。 達普化、宋本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泰不華等賜進士及第。

元泰定帝時期

元四考：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六人及第。 捌刺、張益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呂思誠等賜進士及第。

元五考：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六人及第。 阿察赤、李黼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楊維楨、薩都剌等賜進士及第。

元文宗時期

元六考：至順元年（1330年）三月，廷試進士，九十七人及第。 篤列圖、王文燁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林泉生等賜進士及第。

元順帝時期

元七考：元統元年（1333年）三月，廷試進士，一百人及第。 同同、李齊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劉伯温、餘闕等賜進士及第。

元八考：至正二年（1342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 拜住、陳祖仁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九考：至正五年（1345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 普顏不花、張士堅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考：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八人及第。 阿魯輝帖穆兒、王宗哲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一考：至正十一年（1351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三人及第。 朵列圖、文允中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朱夢炎等賜進士及第。

元十二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廷試進士，六十二人及第。 薛朝晤、牛繼志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三考：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廷試進士，五十一人及第。 繳徵、王宗嗣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四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廷試進士，三十五人及第。 買住、魏元禮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元十五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月，廷試進士，六十二人及第。 寶寶、楊繴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宋訥等賜進士及第。

元十六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三月，廷試進士，七十三人及第。赫德溥化、張棟分別為左右榜狀元。

有些文學史在敍及元代文學，尤其是元曲的興旺發達時，往往認為，正是由於元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不行科舉考試，才使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轉向文學，尤其是元曲、雜劇等的創作。這種結論下得也有點過於絕對。元代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重視，只是對那些喜歡以“詩、詞、歌、賦誇示於人”而又不懂經世之術的知識分子才真的不重視。崛起於漠北的蒙古英雄們在入主中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仍“質樸少文”，這就無形中斷了那些詩人、詞人們的一條晉身之路。這些失去了晉身機會的詩人、詞人們當然要不滿當時的統治者。這種不滿意被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極濃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騷，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罵。

“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剛剛粉碎“四人幫”時，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組。中國許多人在批判“四人幫”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時，常把元朝人這段發自己朝代牢騷的牢騷話當成歷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歷史學家”甚至由之推斷，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

眾所周知，科舉制度是隋朝以後各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並增設武舉。其由皇帝特詔舉行者，稱為制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工具書，在談到科舉制度時前舉唐、宋，後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元代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元代究竟是否舉行過科舉考試，我們還是應該讓《元史》來説話。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税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辭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考試，考試中選者享有免除徭役、賦税，與長官同署公事的權利，並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計較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開科取士，這話也不對。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後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議開科取士，雖然也因故未果，但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皇帝，稱“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辭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辭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議皇帝重開科舉，不過範圍比隋、唐時代縮小了，只有德行、明經二科。

元仁宗立即準其所請，並頒下一道詔書。這位皇帝大人在詔書中説：“唯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聯以眇躬，獲承丞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辭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皇帝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參加科舉考試。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試的內容，甚至監考人員的組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詔書上説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德才兼備”者方可以參加考試。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考試之後，接着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以後，考第二場：“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着是第三場，“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這些都通過之後，漢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過兩場就可賜進士及第(因為他們漢文化水準較低)。

為了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性，詔書中還規定了監考人員：總監考由監察御史和廉訪司官員擔任，分監考由知員舉、同知員舉等人擔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經過嚴格考試，蒙古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巖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