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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都答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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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都答兒,又名護都沓兒,蒙古人。生卒年代不詳。元延 祐二年(1315)狀元及第。依例授為集賢修撰。
中文名
護都答兒
別    名
護都沓兒
國    籍
元朝
民    族
蒙古
主要成就
元朝首屆科舉右榜狀元
記    載
元史

目錄

護都答兒概述

元史》紀第25卷仁宗之二中記載:“三月乙卯,廷試進 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 以上從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後勿援例。”據此可知護都答兒為該科右榜即蒙古色目人榜 之狀元

護都答兒內容

護都答兒跋《沙春建》 護都答兒跋《沙春建》
元、明、清三朝,東昌或路或府,聊城始終是東昌行政中心之所在。這個控扼南北要衝、身兼水陸碼頭的中原城市,歷史上曾經出過三個狀元。作為清朝狀元的傅以漸和鄧鍾嶽,由於距今年代尚不算遙遠,故多為世人所知。但是,對於另一位元朝狀元,就少有人着墨了。實際上,自明初《東昌府志》失傳至今,這位狀元就已經不為人們所知了。
清朝乾隆年間,曾經參修過《四庫全書》的胡德琳,出任東昌知府,在任親自撰修《東昌府志》。這位見多識廣的知府,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曾經閲讀過《永樂大典》。他為我們尋找這為元朝狀元,留下了寶貴線索——《(乾隆)東昌府志》卷十一《建置一·城池·東昌府·在城坊巷》:“狀元坊,今名狀元街,在府治東南,國朝兩狀元亦居此。元馬氏擢高科,郡人立是坊以榮之。永樂大典。”
胡德琳的意思是説:“原先的狀元坊,現在叫作狀元街。位置在府衙的東南方。我大清朝兩位狀元傅以漸、鄧鍾嶽也住在這條街上。考查坊名的由來,原來是元代馬姓高中進士,家鄉的人們就立了一個狀元坊,以此來榮耀他。我所依據的是《永樂大典》。”
胡德琳撰述的這條記錄,後來也為嘉慶府志和宣統聊城縣誌所抄錄。但無論是胡德琳,還是後來的修志者,都未能考證清楚這為馬姓“高科”者是誰。究其原因,恐和元代進士資料稀缺難見有關,況且《元史》所記歷科狀元,並無馬姓者,於是,人們也就很難將這位高科進士和歷史上未知名的狀元聯繫起來。
那麼,這位“高科”是否可考呢?答案是肯定的。
偶讀曹伯啓《曹文貞詩集》(四庫本),卷六有一詩,詩題為:“道過東昌,申仲禮僉司暨狀元呼都克岱爾諸父台輔賢昆仲厚意相邀,別後以詩寄謝”。詩云:“十載重逢骨鯁臣,生涯能斥向來貧。一時輟棹舒情曲,三接乘驂到水濱。烏府前循儀範古,鴻臚首唱姓名新。清門幸喜陪清讌,世路悠悠懶問津。”
這個東昌狀元是誰呢?我們知道,“呼都克岱爾”、“呼圖克岱爾”,是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對元人“護都沓兒”、“護都答兒”、“忽都達兒”等譯名的一種更改。可巧的是,相同發音的還有延祐五年蒙古色目人榜狀元忽都達兒。不過,戊午狀元忽都達兒系湖南澧陽人、蒙古捏古歹氏,今有黃溍所作的墓誌傳世,因此,可以將其排除。如此一來,曹伯啓所記載的這位叫作“呼都克岱爾”東昌狀元,就是延祐二年右榜第一人:護都沓兒。而曹伯啓原詩的題目也應是:“道過東昌,申仲禮僉司暨狀元護都沓兒諸父台輔賢昆仲厚意相邀,別後以詩寄謝。”
曹伯啓此詩作於延祐三年。當時,他正以中憲大夫、刑部侍郎的身份,前往湖南沅州按察八番傜民構亂事,舟過東昌,遂有是會。其詩之大意是:“自從江南憲台一別,我已經有十年沒見到骨鯁之臣申從敬仲禮了,他的生活也早已脱離了原來的貧窮。我船到東昌後,就停了下來,和老朋友談談心,抒發抒發心中的感慨。你要知道,他們可是三次用馬車到會通河邊來接我的啊!申僉憲所遵循的禮法完全是古人倡導的,而鴻臚寺第一個報唱出來的狀元名字卻是嶄新的。大家都是清白門庭中人,能聚到一起舉行清雅的宴會,真是三生有幸!因此啊,那些世路上紛繁複雜的事情,也就懶得去想它了!”
通過對曹伯啓詩的解讀,我們完全可以確認:元延祐二年(1315 年)首科蒙古色目人榜狀元護都沓兒,是東昌路聊城縣人。而且,我們由此也可以確認:胡德琳引《永樂大典》所記載之“馬氏”,就是元延祐首科狀元護都沓兒。馬氏,系其漢姓。元末抑或明初的東昌方誌,記有此人,因此,《永樂大典》輯錄各地方誌時,故有錄入。
人文崇尚儒學 成績斐然
元朝立國後,科舉不行將近五十餘年。因此,不少官員的文化素質是很低的,有不少人連名字都不會寫,只會用印和畫押。到了皇慶二年,元仁宗決定開科取士。同年十一月下詔,延元年八月鄉試,延二年二月,會試。原則上,右榜蒙古色目人取士五十,左榜漢人南人亦取士五十。但是,由於時間倉促,真正錄取的結果是:蒙古色目人榜(右榜)十六人,護都沓兒居首;漢人、南人榜(左榜)四十人,張起巖居首。
護都沓兒作為首科右榜狀元,相對當時統治階層的其他蒙古族人來講,他的漢文化水平,無疑是出類拔萃的。而且,他是在元廷尚未決定開科取士的時候,就開始學習漢文化,這説明其內心是傾慕漢化、崇尚儒學的。正因他久已向漢,所以寫得一筆好字。他中狀元之後,不光是其家鄉人引以為榮,為其樹立“狀元坊”;即使是元朝廷,也是引以為傲的,把他作為蒙古人向學的典型來樹立和宣揚的。
延五年,元廷輯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四月二十一日,元仁宗命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題跋。兩天後,四月二十三日,元仁宗又命翰林待制、狀元護都沓兒題跋。元仁宗一朝,文人名士充斥,人才濟濟。僅以趙孟的書畫成就而言,絕對千古大家,一代宗師。但是,當這件千年罕物一出現,能為之題跋者,惟趙孟和狀元二人。可見,元廷是將狀元和趙孟等量齊觀的。
雖然,護都沓兒的工筆細楷,多少還帶着一點生澀,和趙孟的圓熟簡直不能比。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這位狀元尚屬後起之秀,其年齡和學養,照趙孟自然都是差出一大截的。但是,如果我們把他和當時統治階層的文化素養比起來,那麼,護都沓兒無疑是漢學的佼佼者,因此,他是值得尊重和尊敬的!
另據,蕭啓慶先生《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延首科狀元護都沓兒,系裏氏。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