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之爭

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系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闢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佛道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説，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首位。

於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姜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其前，甄鸞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之高尚。然於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之政策壓迫，此即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佛教，死傷慘烈，經書燒盡。

三武滅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三）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税户。為歷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之席次，成為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之順位。

唐高宗顯慶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

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之後宋徽宗時期，佛道之爭，尤為激烈。道士林靈素要求重啓夷夏之辯，改革佛教歸入道門，林靈素對宋徽宗説“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於宣和元年（1119）正月下詔，改佛為道，易服飾，稱姓氏；左右街道錄院改作道德院，僧錄司改作德士司，隸屬道德院。不久又改尼姑為女德。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等十二人和五台僧二人、道堅等與林靈素鬥法，僧人失敗，不得不戴冠執簡，許多僧人抗命自殺。

元時，丘處機依附成吉思汗，把道教列為國教，其後丘處機第五代教主之弟子李志常佔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1255）令二人對論，道士李志常辯論失敗。 ^[1] 

兩教爭鬥無非處於門户之見，佛道之爭至今已經走向融合。儒、釋、道三教聖人共聚一堂，那麼三教之間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民間的祠廟中反映尤為明顯。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在弘文殿召集三教學者，有紀國寺僧慧淨講《法華經》，道士蔡子晃講《道德經》，並就《法華經》“序品第一”問題展開爭議。稍後，又有太子中舍辛請作《齊物論》，從“心存道術”的立場出發，倡道釋齊一玄同之論、論雲：“一音演説，各隨類解。蠕動眾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唸佛慧豈登妙果？”這裏的“大覺”“智慧”言道教。

根據辛請的看法，聖人以一音演説教法，佛道二家各隨類解，究其根本理趣是相同的，只不過説法各從俗而異，如果一定要在佛道二家之間強生分別，那就流於“空談”，不達妙理，所以又説：“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玩空談。”從更高的境界上説：“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燻修，慧定成於繕克。”佛教般若以“諸行無常”“觸類緣起”等理論，誘導修持者入於淨慧，是資借氣力勤求慧覺，所以“有待”於後天心色之用，則於莊生齊物逍遙之旨有所未盡。辛諝的這篇論文保存未全，但僅從慧淨所引錄的片段看，《齊物論》在唐初代表了較高的理論水平。他着眼於莊子“絕其有封”、逍遙無待的人生境界，責難般若止觀諸説的滯相，認為莊子的理趣境界較般若高妙，這可以説是以莊子的理趣詰難般若，而指佛教燻修之“我淨”、繕克而得之“慧定”為“資氣涉求”的“有待”，辛諝的道家之説已開慧能南宗禪之風，從慧悟境界上突破般若空宗由觀入定的修持方法，是唐初走出般若煩瑣哲學的正路，對後世般若學有着重大的啓迪與影響。

若言修持之法，則新故相傳，“假燻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①從慧淨這些言論看他對《莊子》深旨的理解，似反不及支遁的《逍遙論》。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譭，如佛徒着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各揭彼短，以揚己善，極盡對罵之能事。然佛道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如新字體、詞彙之廣及學術領域，儒、釋、道三教融合而產生宋代理學等，可謂思想文藝上之重大刺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