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

從公佈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數據看，中國人口已經接近負增長。2022年，中國人口總量開始有所減少。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3-4] 

聯合國2008年的低方案認為，中國人口在2023年達到14億的頂峯之後開始負增長。但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聯合國的低方案預測過於樂觀。聯合國認為，中國1995-2010年的生育率穩定在1.8，2010年總人口為13.54億。這次人口普查顯示，1995年之後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3-1.4，2010年總人口只有13.379億。因此中國人口負增長時間可能還要提前，高峯人口不可能達到14億。

截至2020年底，韓國登記人口數為5182.9萬人，同比上年減少2萬餘人。其中，2020年韓國新出生人口數為27萬餘人（275815人），同期死亡人口數為30萬餘人（307764人），死亡人口數超過新生人口數，韓國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 ^[1]  。

2012年10月26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佈《中國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調整》研究報告。報告認為，中國在2012年開始已經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階段，人口的紅利期已經結束。報告稱，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直接推算，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18，考慮到出生漏報，當前的綜合出生率應在1.5以下。研究認為，2012年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非常緩慢，如果低生育水平一直持續下去，2027年中國人口將轉為負增長。

國家統計局在2010年沒有公佈出生和死亡人口，只公佈比上年增加626萬人。2005年以來每年死亡人口平均增加23萬，因此假定2010年死亡為966萬，那麼2010年出生應為1592萬。

在1990年之前的國家統計公報中，每年的出生人口與歷年人口普查基本一致。但在1991年之後，由於不相信已經出現的低生育率，他們將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2000年普查5至9歲人口為9015萬）上浮18.6%，變成1億0694萬；將1996年到2005年出生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樣調查顯示為1億3744萬）上浮29.6%，變成1億7810萬。 ^[2] 

歷年統計公報顯示，1996-2010年共出生2億5805萬人。根據生命表，平均每年死亡0.22%，到2010年的時候還應剩下2億538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0-14歲人口（1996-2010年出生）只有2億2246萬人，説明統計公報每年出生人口虛高了14.12%。如果將統計公報的1991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下調14.12%，每年死亡人數仍然採納統計局的數據，可見，中國年增人口從1987年開始幾乎直線減少，從1987年的1801萬下降到2012年的400多萬。

出生數減去死亡數等於增加的人口。育齡婦女人數和生育率決定出生孩子數量。每年出生人口還穩定在1400萬左右，是因為2005年之後出現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高峯，遏制了出生人口的繼續下跌。但當20-29歲年齡段的婦女在2011年達到1.04億的頂峯之後（見表二），其數量將快速減少，到2020年、2030年分別只有0.82億、0.63億。而15-49歲總育齡婦女也在2012年達到3.7億的頂峯後直線下降。這意味着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將從2012年1300多萬的基礎上快速下降。

由於老年人口的劇增，每年死亡人口在快速增加。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從2005年的849萬增加到2009年的943萬，平均每年增加23萬。這意味着中國年增人口將在2012年400多萬的基礎上快速下降，今後10年左右人口將開始負增長。人口負增長一旦開始，將一發不可收。從1950年直到1991年，除了少數幾年外，中國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萬。但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口到了老年，每年的死亡人口將激增，達到2012年的兩三倍。中國將出現一個幾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淨減少一千多萬人。

在人口減少的同時，人口老化將加速，國力和生活水平都將下降。日本就是一個例子，在1990年的時候，日本人均購買力超過美國；但由於老齡化，2012年日本人均購買力比美國少了1/3。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調查，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將低於1997年的水平。

在今後20多年裏，中國育齡婦女人數下降是不可改變的事實。阻止出生人口下降的唯一途徑就是提升生育率：一方面停止計劃生育，一方面通過改善民生以提升生育意願和養育能力。

位於渤海海峽，黃、渤海交匯處的山東省長島縣，由32個島嶼組成，島陸面積56平方公里，是山東唯一的海島縣，也是全國14個海島縣之一。

獲悉，轄1鎮1街6鄉40個行政村的海島區域內，總人口不足5萬，分別散居在9座互不連接的孤島上。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一個孤島就是一個鄉又是一個村的特殊行政機構，最小的島村人口不足300人。

“（放開生二胎）最早要追溯到1985年的海島會議。”長島縣人口和計劃生育衞生局副局長應紅豔對記者表示，長島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是社會普遍認為的試點，而是正式放開。即1985年11月，根據中共山東省委海島工作會議精神，確定長島縣漁民（農村户口）實行一對夫妻生兩個孩子的政策，兩孩間隔五至六年。

事實上，當年海島會議對於生二胎的放開，不是臨時決定的事情，從1991年開始在長島縣從事鄉鎮計劃生育工作至今的應紅豔向記者透露，二胎政策的放開，有歷史演變過程，是“一點點放開的”。

獲悉，1980年，山東省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研究確定，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特殊情況可以照顧生二胎的條件是，經醫生證明獨生子女系嚴重病殘者，再婚夫婦只有一個孩子另一方為初婚者，夫婦均為少數民族者。

1982年，為照顧某些確有實際困難的羣眾，山東省分別作出照顧生育二胎的城市“三條”、農村“七條”規定。1984年5月，山東省下發《關於二胎生育的暫行規定》，把照顧生二胎的“七條”規定拓展為“十六條”。

1985年11月的“海島會議”後，為照顧農村獨女户實行有間隔地生育第二胎政策，整個山東省的二胎政策惠及範圍已經擴大至9個縣、110個鄉鎮。

經過總結試點經驗，1986年山東省出台《關於農村獨女户實行有間隔地生育第二胎的決定》，規定獨女母親生育第二胎的年齡必須年滿30週歲。

截至2013年，“我們這連生育間隔都取消了，就是前幾個月剛發生的事情”，長島縣後溝村的一名婦女主任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説，“包括育齡婦女必須年滿30週歲的規定，也不再是硬性的”。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變化的生育政策，是否給長島縣帶來人口數量上的明顯增加？

“一開始的確有過一些反彈。”應紅豔表示，從1981年到1984年，長島縣共生一胎2177人，二胎只生64人，加上1980年以前已生了一個孩子而領了獨生證的700餘人，積存了大量二胎需要補生。所以，在政策放開之後的幾年內，長島縣出現了短暫的人口高峯，1985年出生數上升到783人，出生率20.8‰，1986年出生988人，出生率25.1‰，1987年出生1143人，出生率28‰。

“由於政策一下子放寬，在1986年、1987年、1988年這三年，一度達到平均每年新生兒800～1000個左右的生育水平，但這樣的高峯期也是在預期範圍之內的。”應紅豔表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長島縣人口和計劃生育衞生局獲悉，到了1991年，長島縣迎來了一次非常明顯的生育低谷，當年的年均新生兒數陡然下降到了不足500人，“這是政策放開後，長島第一波生育高峯之後的轉折點”。應紅豔説。

而到了1992年，年均新生兒數為600人，之後1993年、1994年的新生兒數量，均未超過600人/年，雖然有短暫的回升，和生育高峯時期還是不能相比的。

也就是在政策實施的第4年，新生人口的波峯開始走向波谷。到了1988年，出生數已降至911人，出生率22.14‰。從此之後，長島縣的人口出生數進入了一個平穩的時期，多年來該縣晚婚率、晚育率均達95%以上，性別比在104以內。2006年自然增長率為-0.92‰，已近10年保持了人口負增長。

2008年，長島縣合法生育率達100%，晚婚率93.9%，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5.79‰和-0.44‰，已經連續4年保持人口負增長。漁村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家庭自願退掉二胎生育指標户累計已達1390多户，佔漁村總户數的三分之一，其中獨女户46%。

2009年，全縣共出生人口184人，符合政策生育率達100%，性別比為104，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為4.27‰和-0.92‰，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家庭資源退標户累計達1546户。

截至到2013年，長島縣近兩年來的年均新生兒數量維持在不到200人/年的穩定水平。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上述從當地獲悉的多組人口數據，心生疑惑，為何生育政策的寬鬆，沒有帶來人口的增長，當地人口反而處於相對“自覺”調整的狀態？

“我不生，給我指標也不生。”樂園村一名飯館小老闆表示。當記者追問原因時，這位小老闆笑了，“看病有優惠啊，算不算？”

飯館小老闆口中的“看病有優惠”，是指新型漁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漁合），根據記者在當地的調查，針對二胎放開政策的農業户口人羣，主動放棄二胎指標的家庭，將享受20%的個人醫療保險費用減免。

“比如我家不生（二胎），去年是一個人一年交70塊錢，今年全家每個人都免掉14塊。”飯館小老闆給記者算了一筆小賬。

事實上，除了新漁合的優惠政策，按照整個煙台市的統一規定利益導向政策，還有不同等級的物質獎勵。“例如對於獨女户，長島縣一次性以家庭為單位，獎勵200塊錢，村裏也有100~200元不等的物質獎勵。”應紅豔表示，在獨生子女費方面，則按每個月5元的標準全覆蓋發放。

獨生子女在入托、中考等方面享受優先，長島縣對考入重點大學的給予1000~5000元不等的獎勵，並對自願加入新漁合、新型漁村養老保險的，在村集體給予補助時，提高獨生女、雙女户家庭的補助標準。

在兑現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的基礎上，2012年，部分鄉鎮還在計生家庭子女出生後由各村為其購買意外保險，實行計生家庭子女免費入園等優惠政策，還對計生家庭提供水費和電費補貼，並展開特困計生家庭救助；對全縣漁村中的55户貧困計生家庭，縣政府從計生公益金中撥出7萬多元資金，對其進行生活上的救助和生產上的幫扶。

對於主動放棄二胎生育指標的計生家庭，長島縣在經濟項目發展上，將眼光聚焦在投資少、見效快、利潤高的海產養殖項目，發動計生家庭以聯户經營的方式進行運作，並優先劃定生產海區、灘塗，優先提供貸款擔保。

“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漁家樂項目。”應紅豔表示，2012年，長島全縣30多家海產品養殖場吸收婦女就業，實現年人均收入超過1萬元。北部各海島鄉鎮利用海島優勢，扶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計生家庭發展深水網箱養魚項目，從魚種選購到成品魚的銷售，計生家庭的增收十分明顯。

更重要的是，獨生子女户、雙女户家庭在宅基地（村建住房）分配、山（林）地、海區承包中體現優先政策，對集體經濟組織按人均分配集體經濟收益、徵地補償費，房屋拆遷補償費，宅基地分配以及其他集體收益時，對獨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人份額。

同時，計劃生育特困户優先享受低保、救濟補助，村辦企業優先安排獨生子女和雙女户家庭子女就業。

斯瓦爾巴德羣島（屬挪威）-0.02%

亞美尼亞（政治上屬歐洲）-0.03%

意大利-0.05%

波蘭-0.05%

克羅地亞-0.05%

德國-0.05%

摩爾多瓦-0.08%

日本-0.088%

捷克-0.09%

斯洛文尼亞-0.11%

羅馬尼亞-0.15%

匈牙利-0.26%

立陶宛-0.28%

格魯吉亞（政治上屬於歐洲）-0.33%

白俄羅斯-0.38%

俄羅斯-0.47%

塞爾維亞-0.47%

拉脱維亞-0.61%

愛沙尼亞-0.63%

烏克蘭-0.63%

保加利亞-0.79%

黑山-0.85%

有學者認為，中國人口變動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主要風險，已經從人口數量過大和增長過快，轉向持續負增長、極低生育率與快速老齡化。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這一衝擊主要表現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供給側的衝擊表現在：勞動力稀缺性與成本上升；儲蓄率與投資率下降；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從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轉向創新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速度放慢。需求側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衝擊。

有學者預測，未來30年還有新人口機遇。人口負增長早期階段的人口規模依然巨大。2050年仍在13億人以上，人口規模巨大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時期的基本特徵。人口規模巨大和國土空間巨大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了人口基礎和人口機會。人力資本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我國正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本大國轉型，質量型人口機會厚積薄發，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更加強勁和更加持久的新動力源。

有學者指出，活躍的人口遷移流動提升了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人口遷移流動活躍和城鎮化水平攀升盤活了配置型人口機會。量大、地廣、長期的人口遷移流動，既激活了人口國內大循環，促進了人口空間的優化佈局，也提升了城鎮化水平，提高了勞動力自身的勞動參與率和勞動生產率，促進人口大國的空間騰挪優勢發揮。

還有學者認為，人口負增長不能簡單以好壞來形容，對於14億多人口的國家人口負增長，需要客觀看待、主動適應、積極應對。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口負增長是人口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大部分國家面對人口負增長都會採取一些相應措施來對沖其影響，比如鼓勵生育、吸納國際移民、發展教育提升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