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户口

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中的最大亮點，莫過於建立城鄉統一的户口登記制度。這意味着以“農業”和“非農業”區分户口性質的城鄉二元户籍制度將成為歷史，由此衍生的藍印户口等户口類型也將作古，今後每一位中國公民的户口均統一登記為居民户口，體現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

在就業失業登記管理上，將實現農民工就業信息全國聯網，併為農民工提供免費的就業信息和政策諮詢；面向農業轉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補貼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加大創業扶持力度，促進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

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將被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範疇，按照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校的人數來撥付教育經費；支持地方以普惠性幼兒園為主，解決隨遷子女入園問題，推動以公辦學校為主接收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逐步完善並落實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政策；推進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參加升學考試。

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被納入社區衞生和計劃生育服務體系，獲得基本醫療衞生服務；完善並落實醫療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和異地就醫結算辦法，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快實施統一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

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加快實施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政策。加快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促進基本養老服務均等化。

完善以低保制度為核心的社會救助體系，實現城鄉社會救助統籌發展。

把進城落户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並採取多種方式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國務院公佈《關於進一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見》，這標誌着我國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將退出歷史舞台。印象中，新中國成立以來，讓農民雀躍的國家政策有兩個，一是從1978年開始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那是中國建國後農民從無產到有產的一次歷史性轉變，這一土地政策徹底釋放了農村壓抑已久的生產力，農村社會文化、國家風貌及經濟實力為之翻覆。這一政策帶動中國走出了十年動亂的創傷與迷茫，可以説，我們至今仍然在享受着這項政策的紅利。

其次是從2004年至2006年，國家逐步取消農業税，並實施直接補貼政策。在華夏農村土地上實行了2600年的這一皇糧國税類別，就此成為歷史。

而此次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户口的區分，比之前兩項政策，更有社會學意義。前兩項政策藴含了經濟學成分，因為經濟發展而促進了社會進步。取消户籍區分，則純粹是基於法理和社會倫理準則上的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昭彰。對社會結構和運行機理將會產生顛覆性的改變。

士農工商，次序背後是農業立國的社會現實，但改革開放以來，三農問題成為長期的困擾迷局。原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曾致信當時的朱鎔基總理，述説農村現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句話成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經典表述。近年來，三農問題似乎逐步淡出公眾的視野，是這個問題消失了嗎？沒有。數以億計的農民散佈在城市裏，農村的空心化掩蓋了其中的矛盾，實質上，三農問題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轉移到了城市中。

進城的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後代，暫時遠離了三農問題，因為户籍制度，這些在城市裏的農民身在城市而心在漂盪，缺乏文化認同、絕緣城市福利、未來出路迷茫……這些比三農問題更嚴重的現實已經日益突顯。城市靠一紙户籍把農民擋在城外，不符合市場邏輯，更不符合社會公平法則。一首《春天裏》不能撫慰進城農民的失落與無助，不徹底消除制度藩籬，中國社會的二元對立就無法彌合，這危及的不僅是農民和農村，而是對社會健康發展的人為設阻。

多年以後，當人們回想那些萌生在城市裏的夢想，不會忘記那些灰色的現實：一個有合法身份的國家公民，只因為是農村户籍，哪怕是在同一個城市的夜空下，也不能共享那片璀璨的夜光，甚至要適應巡防隊員常態化地半夜三更敲門而入，要忍受土著居民和城市管理部門對自己身份和品行的懷疑，要忍受醫療、教育、社保等各類城市福利對農民身份的漠視。

制度對社會的影響，從來不老老實實地限定在其所管轄的領域之內，任何制度都會衍生出一系列社會文化、社會思維和社會心理的改變。曾經很榮光的農民身份因為户籍分割而成為國家的社會低層，建立在户籍基礎之上的城鄉二元對立，導致的結果不只是我們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暫住的權利，更嚴重的是這種扭曲思維已經侵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源自身份不同而派生的優越感已經滲透到幾乎所有的角落。比如職位的高低不同就會產生特權思維，在同一單位竟然會存在正式、非正式甚至多種不同的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比比皆是，而人們竟然認為這些都是正常存在，其背後深層次的思維根源都有二元階層對立的影子。

任何人為的割裂都不叫和諧，任何有違公平的制度都不會長久。這一屆政府認識到了户籍問題以及背後的諸多問題，這項從正義和公平基準線出發的良政，雖然還有很多細節需要填充，需要完備的執行力做背書，但是我們透過政策設立的初衷，已經不難發現公平與正義將是中央政府的執政起點，諸多有違情理的現實不公都將被糾正，這種行政倫理產生的制度能量必然重整未來中國的社會結構。有時候，需要遠觀才明白什麼是創造歷史，而順應民意消弭城鄉二元結構的做法，無須在歷史盡頭回望，就已經知道它已經創造了歷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