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

清末，留學日本學生曾按省籍在日本組建了“同鄉會”“懇親會”等鄉誼性組織。對這類組織，學界目前尚未予以足夠關注。事實上，留日學生同鄉會已具近代社團色彩，對國內變革發揮着影響，是我們瞭解中國近代社會及知識羣體嬗變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窗口。

留日學生同鄉會(2張)

作為鄉誼性組織，當時各省同鄉會都將“篤厚鄉誼”、“同鄉互助”作為重要宗旨，並制訂了相關規定。如浙江同鄉會要求，鄉人初至日本，會員有招待之義務；湖南懇親會規定，鄉人如被外界侮謗，會員要“出死力期必得其平為限”（《湖南懇親會草章》，《遊學譯編》第2期）。

江蘇同鄉會也規定，鄉人在日本如遇疾苦，會員要及時救助。但是，作為“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馬裏烏斯·詹森：《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的留學羣體，留日學生組建同鄉會更主要的目的則是將其建成他們用以砥礪自新、聚集力量、改造社會的新式組織。基於這一目的，各省同鄉會對會員和組織都提出了富有時代特色的要求，概括而言，一是要求會員敦品力學，奮發圖強；一是要求會員關注桑梓，致力國事。如湖北學生互約，“願各以學行相勵，以實際相程，互為監史，以相糾責，庶幾熱度高漲，國事日競”（《敍論》，《湖北學生界》第1期）；浙江同鄉會規定，“本會對待內地，有輸入文明之義務”，“會友于私德上有關礙公共名譽事，本會有勸戒之義務”（《浙江同鄉會簡章》，《浙江潮》第1期）；湖南懇親會規定，會員“對於世界，研究學術”，對於湖南內地，則負責籌辦“全部公益”（《湖南懇親會草章》）；江蘇同鄉會則進一步規定，會員不但“應各就其府州縣鄉人淨立支會，以圖分體勢力之擴張”，還“應與本國同志創立之各會互相連絡，以圖全體勢力之擴張”（《江蘇同鄉會公約》，《江蘇》第1期）。這些規章，使同鄉會超越了地緣性組織的侷限，成為一種追求近代價值觀念的新式知識分子的團體。

1903年2月10日和2月11日，日本報紙《日本新聞》《國民新聞》上，分別登載關於大阪博覽會人類館的消息，説該館已僱用支那等七種人表演風俗習慣，以供日人觀覽。中國留日學生們聞訊後悲憤不已，認為將中國人同未開化的種族、已亡國的種族並列，是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於是，留日學生會館幹事羣起集議，起草《嗚呼支那人!嗚呼支那人!》一文，激起各處旅日華人抗議，終迫使博覽會的主持者撤銷此舉。

留日學生激進刊物《湖北學生界》(3張)

1903年1月29日，湖北留日學生劉成禺、李書城等在東京創辦激進的革命刊物湖北學生界，並首創用省區命名並由用鄉會主編的辦刊形式。

《湖北學生界》宣傳民族獨立，抨擊君主專制，鼓吹民族民主主義，大聲疾呼"我國民宜持定主義，破壞倒滅滿清之政府，而自建設政府"。該雜誌為月刊，採用32開本，四號字排印，每期100餘頁，欄目有論説、學説、政治、教育、軍事、經濟、實業（農學、工學、商學）、理科、醫學、史學、地理、小説、詞詞藪、雜俎、時評、外事、國聞和留學紀錄等。它以"輸入東西之學説，喚起國民之精神"為宗旨。編輯及發行者有王芳、尹援一和竇燕石。《湖北學生界》出版後，引發《直説》《浙江潮》《江蘇》等雜誌紛紛創刊。

公開信致書故鄉人民紹興同鄉公函(2張)

1903年2月，紹興籍留日學生周樹人、陶成章、許壽裳、經亨頤等27人，在日本東京開同鄉懇親會，以公開信致書故鄉人民，題為紹興同鄉公函，主張"年少之士亟宜遊學"，鼓勵同鄉青年到日本尋求學習救國救民的真理，並詳細介紹留學方法，包括可讀的學校、宜學專業、所需費用、赴日旅程等。公開信的在於激勵鄉人“憤思奮發”“更新國政”。

1903年5月4日，日本留學女學生共愛會制訂章程。內容如下：

其宗旨為：

本會以拯救二萬萬之女子，復其固有之特權，使之各具國家之思想，以得自盡女國民之天職為宗旨。

辦法為：

甲、先組織在東留學女子之團體，互相研究女學問題，以漸達其權力於祖國各行省。

乙、本會會員公認本會為其託命之所，凡本會之成立，及其發展各會員，當以女學之運動為其唯一之責。

丙、本會公選會員四員，每月各作論説一二篇，交事務長代為登報，以流達於祖國。此外，內容還有職掌和規。職掌有：

公選事務長一員，凡會中一切事務皆屬之；公選書記一員，掌通信記事之事；公選評議員二員，佐事務長，以評議本會種種之辦法，改良及其發達。

規則有：職掌會員由投票公選，每三月改選；或連選及他選，皆以投票決之。

每月開會二次，以月之第一日曜日及第三日曜日為率，下午一時起至三時止；遇有要事，可開臨時會，日期由事務長擇定。凡遇舉人決事，會員到者須有三分之二，方可議決。會員中如有特議之事，得三人之贊成，可開臨時會，開會時，會員均須一律到會，如有要事，先函知書記，開會時由書記報告同人。開會時，首演説，次議會中之事。演説以循環法，每次三人，用拾票檢定甲乙。會員每月須納會費一角，於開會時納之事務長。演説議事時，不得談笑阻人聽聞。職員既承公選之後，不得放棄其責任。

請求督撫阻政府與俄簽訂密約(2張)

1903年5月13日，湖北學生得到京師大學堂仕學、師範兩館學生聯繫之函電，請求督撫電阻政府與俄簽訂密約。是日，武昌各學堂一律停課，200餘學生於曾公祠、三佛閣等處集會，會議決定上稟兼署湖廣總督端方，請其代奏。朱和中、呂大森等人在曾公祠發表了激烈的演説，剛成立的私立江南旅學學生在《漢報》上登告白表示：“雖我學初立，亦難坐視，願全國學堂合力奮爭，刀俎斧鉞，僕等必受一分。”

1903年6月，清廷鎮壓學生拒俄的各種密電泄露出來，留日學生們激憤萬分。《浙江潮》痛斥道：“鈎黨結獄，緹騎四出，若欲盡殺我中國國民而後止。”

《江蘇》説：“以求媚聯俄的異族政府之無術，乃不惜反唇肆其‘名為拒俄，實則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對外之扦御，則異日雖百變其術，百變其言，苟有可以為取媚異族之具者，即概以‘名為如何，實則革命’一語冠之無不可也。”

《遊學譯編》説：“滿政府禁制吾四萬萬之人與俄宣戰，吾國民當以四萬萬人之同意，與滿政府宣戰。”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陳去病説：“聞其密札有曰：‘名為拒俄，其實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詞為？今既拒俄，則非革命固無疑矣。而端方，而蔡鈞，必欲合併而混同之，務極傾陷以為快。嗚呼！我留學生何萬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櫃俄之誠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慾效忠滿洲者懼矣。然使倡言革命而徐圖拒俄之計，吾轉不知彼滿洲者於我將奈之何？是故餘乃憮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於我留學生，並以諗四萬萬黃帝之胤日：嗚呼！革命其可免乎！”

愛國學生髮超成立中國抗俄鐵血會豪言“必食俄人之肉，寢俄人之皮而後快”。

1905年2月，一批愛國學生髮起成立中國抗俄鐵血會，併發出檄文説：俄人者，自咸豐以來，私移界碑、竊我黑龍江以北、烏蘇裏以東，已為萬國所不取，公法所不韙。近又虎狼蓄心，蛇蠍肆虐，踞關東三省儼為己有。奴隸我官府，牛馬我人民，剝食我資財，淫掠我婦女。種種禽獸之行，神人共憤；色色野蠻之狀，天地難容。故日人崛起，外挫其兇頑；虛黨憤興，內潰其臟腑。丹麥、瑞典、挪威現舉同盟，影響愈激愈遠；猶太、波斯、土國共圖報復，風潮愈湧而愈高。此為我國報深仇雪大恥，樹我完全獨立之旗，定我民族帝國之義一大機會也。倘再不振吾精神，殲除醜類，結吾團休，掃蕩腥羶，將來必滅盡我身家，殄絕我族類，較英制澳洲而更痛，美毒黑奴而倍殘。有鑑於斯，創立本會。糾合海內外學生將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綠林領袖，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食俄人之肉，寢俄人之皮而後快。以此同化之師，和親之眾，一朝齊發，電疾風馳，遍地合攻，瀾翻水湧。

東聯日本為外援，西接波蘭為內應，何難逐長蛇於興安嶺以北，驅封豕於雷納河以西，使廿二省錦繡河山與日星而並壽，四百兆聖賢子弟，享幸福於無窮。凡我同志，惜同胞之慘酷，憂祖國之傾危，皆打破生死之好，男兒願作犧牲之大豪傑。今中立將破，大戰有期，惟餘馬首是瞻，以期和衷共濟，務使二十世之萬國記載，大書特書曰:中國抗俄鐵血會，大敗俄羅斯於東清而後止。急急特檄。

1906年2月清末湖北重要革命團體之一日知會在武昌成立。1904年10月科學補習所遭到破壞後，革命黨人劉靜庵退出了新軍馬隊營，在武昌聖公會所設的日知會閲報室內管理書報，聯繫原科學補習所成員和其他革命同志。武昌聖公會會長為胡蘭亭。劉靜庵在得到胡蘭亭的同意，將日知會改組為宣傳革命的機關，同時舉辦補習班和講演會。

日知會成員(8張)

1906年2月，劉靜庵在武昌正式發起成立了革命團體日知會。在成立大會上，劉靜庵發表演説稱：“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大地，外人要瓜分了，我們同胞，又要做兩重亡國奴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被滿清壓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禍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為人之奴隸牛馬。”他號召“救民族出於危亡，救國家出於災難，救人民出於水深火熱的苦難。”到會者100多人。日知會的會員多來自於軍界，設幹事會和評議會兩部，由劉靜庵任總幹事，李亞東等任幹事，馮特民、陸費逵等為評議員。日知會沒有嚴格的組織系統，主要通過講演報告、撰文辦報、教授講課等，宣傳革命道理，探討救討救亡之道。同時，日知會還大量翻印了陳天華所著的《猛回頭》和《警世鐘》及鄒容所著的《革命軍》等革命宣傳品，在學生和新軍士兵中廣為散發。

右上圖日知部分會員合影。左起第一排：羅子清、徐竹坪、喻祿、董傑；第二排：吳兆麟、朱元成、陸費逵、盧保三、劉靜庵；第三排：黃家麟、李亞東、範騰霄、馮特民、李勝美；第四排：熊興亞、劉復基、方柏年、潘善美、範尚立、胡蘭亭。

《洞庭波》月刊(4張)

1906年10月18日，湘籍留日學生陳家鼎等在日本東京創辦了。由陳家鼎、李毓麟、甯調元、仇世匡等編撰，以宣傳民族革命為其宗旨。內容設圖畫、論著、學術、譯叢、時評、文苑、譚苑、附錄等欄目，曾刊發有《二十世紀之湖南》《仇滿橫議》等文章，鼓吹排滿革命，提倡以暗殺作為革命手段，批判改良主義，號召實行種族革命，期以之達到救亡，圖存、立憲的目的。出一期後改名為《漢幟》繼續出版。

創辦《雲南》雜誌

《雲南》雜誌(2張)

1905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成為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陣地。在孫中山和黃興的號召下，各省留學生紛紛籌辦地方刊物。一時間，《浙江潮》《四川》《江蘇》《江西》等雜誌應運而生，而頗具革命優勢的雲南卻沒有它的留學生創辦的雜誌。於是，1906年初，孫中山、黃興接見李根源等人時指出：“雲南最近有兩個導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貪官污吏，如丁振鐸、興祿的貪污行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佔緬甸、法佔安南（即越南），皆以雲南為侵略目標。滇省人民在官吏壓榨及外侮侵凌下，易於鼓動奮起，故籌辦雲南地方刊物為刻不容緩之任務。”

《雲南》雜誌一出版就旗幟鮮明地表明：要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宣揚愛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專制統治。雜誌從創刊到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時停刊，長達5年之久，共出版發行23期及紀念特刊《滇粹》一冊。由於筆鋒犀利、言辭激烈，曾二度被迫停刊，但始終堅持刊行。

由於適應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需要，《雲南》雜誌獲得廣泛的社會基礎，除在昆明興隆街設有分社外，在北京、貴陽、蒙自及緬甸瓦城也開辦了分社。在江蘇、上海、浙江、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四川、陝西、遼寧等省和雲南各重要府、州、廳、縣及新加坡、越南開設了代辦所；發行量達到1萬多份，為同時期“僅次於《民報》發行數字最高的一個革命刊物”。老一輩革命家吳玉章曾説：“《雲南》雜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它催生了《雲南公報》《雲南旬報》《雲南日報》《星期報》等進步刊物。

1907年6月，由留日學生主辦的《雲南》雜誌俠少的文章《論國民保存國土之法》。文章説：“夫中國之土地，我中國四萬萬人民之所有也。非他人所得而有之，即非他人所得而盜賣之，更非他人所得而估買之、強借之也。蓋我之土地所有權，固神聖不可侵犯。非我中國國民被殺盡死盡，我中國全土沉於太平洋底之一日，則中國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國國民為之主人翁。”“他人有盜賣之者，是民賊也。有估買及強租之者，是國仇也。”“我國民宜竭全體之力抵抗之，除去之。”痛斥英法兩國對雲南的覬覦和滲透。

無政府主義報刊(7張)

1907年6月10日，《天義報》在東京創刊。該刊為半月刊。該報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刊物，何震為編輯兼發行者。何震為劉師培之妻，該報實系他們夫妻二人共同編輯。後劉師培又與張繼等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於是該報實際又成為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機關刊物。該報"以破壞固有之社會，實行人類平等"為宗旨，並以"破除國界種界，實行世界主義"相號召。鼓吹"無政府革命"，反對民族、民權、民生主義。

1907年6月22日，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週刊《新世紀》雜誌創刊於巴黎，由中國留法學生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發起主辦。主要介紹著作無政府主義者的事蹟，譯載其主要著述並加按語，也進行反清的革命宣傳。

1907年8月28日，陝甘籍留日學生於日本東京創辦《秦隴》 月刊，由楊銘源任經理，黨積齡、郗朝俊、高又民等編撰，以揭露社會、傳播新知為宗旨，內容設論説、文苑、新聞等欄目，曾刊載有《論關隴腐敗之原因及其補救之法》《吊秦隴》等文，《秦隴》出1期後，於次年改名為《關隴》出版。

《四川》雜誌(5張)

1907年11月，四川籍留日學生吳玉章在日本東京創辦了《四川》雜誌，系月刊，吳自任編輯併兼發行人，另有雷鐵崖等參與編撰。以"輸入文明，開通民智"為宗旨，內容設論著、譯叢、時評、文苑、小説、雜俎、來稿、大事記要、附錄等欄目，曾刊載《警告全蜀》《列強協約與中國之危機》等長篇社文，揭露帝國主義侵略陰謀，號召進行革命，推翻清封建王朝，和宣傳無政府主義。

1908年秋，日本當局在清政府的敦請下，以鼓吹革命、激揚暗殺、煽動日本殖民地反對帝國、反對天皇四大罪狀，查禁了《四川》雜誌，同時判處主編吳玉章有期徒刑半年，該刊之第四、第五期亦被查沒，《四川》雜誌停刊。

《江漢日報》創刊(2張)

1908年3月17日，留日歸學生饒翼儒、方聰甫等於漢口創辦宣傳革命報紙《江漢日報》，由饒翼儒任總經理，宗旨為廣開民智，鼓吹改革，宣傳革命。內容設社論、專電、新聞、調查、小説、詞林、插畫等欄目。曾載有《政府立憲之概觀》、《論中國立憲當求唯一之方法》等文，批判清政府預備立憲之騙局，宣傳民主共和;同時刊載文章，對孫中山、同盟會、華興會的革命活動和政治主張進行系統的介紹，並以插畫、小説揭露社會腐敗，諷刺弊政。同年8月，被清政府當局查禁，共出149號。

軍事月刊《武學》雜誌(5張)

1908年5月30日，留日陸軍學生孫傳芳、李根源、唐繼堯、劉存厚等89人，在日本東京創辦軍事月刊《武學》雜誌，由陸光熙、方日中、覃鎏欽等先後擔任主編，該報宗旨是"鼓吹尚武精神，研究兵科學問，評議徵兵辦法，補助軍事教育，討論各國軍備，振興海軍計劃"，設社説、教育、學術、海軍、法制、雜俎、文苑、小説、調查等欄目，鼓吹武力圖存，以兵立國，重點介紹西方軍事理論和戰術陣法。

1908年7月9日，江西籍留日學生在日本東京創辦了《江西》月刊，以"開通風氣翦除弊俗，灌輸最新學説，發揚固有文明，鼓舞國民精神"為宗旨，刊有《警告全贛書》《二十世紀之江西》《江西少年之前途》《江西兵病談》等文，倡言地方自治，反對君主立憲，主張民主革命，強調發展國家軍事力量和國民勢力。1909年6月停刊，共發行4號。

支那暗殺團成立(5張)

1910年4月，劉思復、謝英伯、汪精衞、林冠慈、李沛基等20餘人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殺團。以暗殺清朝皇親貴族及滿漢大臣中極端仇視革命分子者為主要任務。

《浙江潮》是1903年2月中國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成員蔣百里、厲綏之等在日本東京創辦的刊物。編輯兼發行者有蔣方震、厲綏之、蔣智由、馬君武、孫翼中、王嘉榘。主要撰稿人除上述五人，還有周樹人、陳威、沈沂等。刊物定於舊曆每月二十日發行，分社説，論説、學術、大勢、時評、雜錄、文苑等欄目。刊名《浙江潮》，是用來"作革命潮洶湧的象徵"。該刊持論激烈，批判改良保皇，讚揚暴力革命和排滿。説"近頃以一，無論天之涯地之角，有一事之起則無不是帝國主義者為之根。"抨擊清廷"直如木偶傀儡"。批評梁啓超的"新國必先新民"之説是"倒因為果"。指出拯救中國危亡只有一途，即"革命造反"。發刊後，很快風行國內外，每期印刷數都達5000冊以上。為清末中國留日學生各省同鄉會所辦革命報刊中影響較大的一份。 ^[1] 

浙江人之留學於東京者百有一人，組織一同鄉會。既成，眷念故國，其心惻以動，乃謀集眾出一雜誌，題曰浙江潮。

且述其體例而為之辭曰：

《浙江潮》雜誌(3張)

我浙江有物焉，其勢力大，其氣魄大，其聲譽大，且帶有一段極悲憤極奇異之歷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紀念，至今日則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見之，莫不紀念之。其物奈何？其歷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猶冀人之聞其聲而一悟也，乃以其愛國之淚，組織而為浙江潮，至今稱天下奇觀者，浙江潮也。

秋夜月午，有聲激楚，若怨若怒，以觸於吾耳者，此何為者也？其醒我夢也？！臨高以望，其氣象雄，其聲勢大，有若萬馬奔騰以觸於我目者，此何為者也？其壯我氣也？！夫子胥之事，文明之士所勿道，雖然其歷史可念也。嗚呼！亡國其痛矣！不知其它，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聽，而以身殉之而卒勿聽，而國卒以亡。嗚呼!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剩有雄魂發大聲於海上。古事往矣！可勿言矣！而獨留此一紀念物，狹其無窮之恨，以為吾後人鑑，吾後人可勿念哉！

抑吾聞之，地理與人物有直接之關係在焉。近於山者其人質而強，近於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蓋如是其甚也!可愛哉!浙江潮。可愛哉!浙江潮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氣力，以日日激刺於吾國民之腦，以發其雄心，以養其氣魄。二十世紀之大風潮中，或亦有起陸龍蛇，挾其氣魄。以奔人於世界者乎？西望葱龍，碧天萬里，故鄉風景，歷歷心頭。我願我青年之勢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氣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聲譽，如浙江潮。吾願吾雜誌亦如之，因以名，以為鑑，且以為人鑑，且以自警，且以祝。

1903年10月3日，東京浙江籍留日學生召開特別同鄉會，議決致書國內，要求寶昌公司的高爾伊廢約。同時，《浙江潮》接連發表了《致高爾伊書》《浙江人聽者！賣我浙江礦產者聽者》等文，譴責高爾伊“舉億萬年無窮之寶藏以為獻媚外人之贄見禮，圖博他日之高等奴隸地位”，痛罵他是“狗彘不食之徒”！號召浙江人民起來保衞礦權。浙江省的衢州、嚴州、温州等處是重要礦區。早於1898年時，浙紳候選道高爾伊組成寶昌公司，經英國福公司華人經理劉鶚介紹，向意大利商人開辦的惠工公司借款500萬兩，承辦衢州等四府煤鐵各礦。實際上，寶昌公司沒有資本，高爾伊不過是惠工公司的買辦。該年2月外務部竟奏準這項賣礦活動，從而激起浙江人的義憤，風潮大起。

1903年4月29日上午，留學生會館幹事及評議員40餘人就俄對中國侵略意圖集會。湯槱（即湯爾和）建議先致電南北洋大臣，請他們主戰。鈕永建指出:"徒言無益，學生不自擔任，但責望於人，非所以為國民也。宜自行組織義勇隊以抗俄，併為國民倡"。全體贊成。下午，在錦輝館召開留學生全體大會，到會500人，推湯槱為臨時議長。湯槱、鈕永建、葉瀾、蒯壽樞、周宏業、張肇桐、汪榮寶、程家檉、李書城、翁浩、張允斌等相繼説。湯槱慷慨激昂地説:"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於東三省之舉動，日本警報皆已知之，此真吾國之奇垢極恥，亦正我輩堂堂國民流血之好機會"。"東三省一失，內地十八省，外人紛樹國旗，中國人還有立腳地麼?到那時候，想一戰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國民流血的好機會麼?"全場鼓掌。湯槱憤慨地説:"留學生遇重大問題，充類至盡，不過打個電報，發封空信，議論一大篇，誰肯擔半點血海乾系?還説是待我學成歸國再議辦法。咄!待爾學成歸國時，中國已亡了幾十年!支吾瞞混，待騙誰來!"他高呼"今日有不怕死的，肯犧牲一身為中國請命的，立刻簽名，編成一隊，即日出發!"有人反駁説:"以學生之力，何能擔當此任，雖舉全體學生驅而死之，亦不足當俄人之鐵騎。故輕舉妄動，固宜切戒，孤注一擲，尤所不取"。湯槱當即答道:"學生無用，則誠無用。吾輩徒以國家大義所激，暫以身殉，為火炮之引線，喚起國民鐵血之氣節"。到此，他歷聲大呼:"死生一發之際，猶想層層周到，難道還要預備衣衾棺槨麼"!會上決定:

一、願加入義勇隊赴前敵者，在二日內簽名;未即赴前敵者，別設本部，部署軍隊各事。

二、致電上海各團體，請求協助。

三、致電北洋大臣袁世凱，並補發詳函，説明願將義勇隊隸屬其麾下。

四、舉特派員往天津，與袁訂定彼此關係。

五、派人到國內各地方及南洋各埠、歐美各國從事運動。

組成義勇隊之事決定之後，葉瀾發聲問道:"吾軍此舉為國民乎?為滿洲乎"?鈕永建答道:"為國民"!眾皆鼓掌。會上留學生紛紛簽名加入義勇隊。福建同鄉會開會時，15歲的方聲煊要求籤名入隊，翁浩抱着他哭道:"方君，我北征且殲，留汝為吾國義勇種子，死更有光大於我者。吾輩日日言報國，今予為勢所迫，僅一死以塞責，罪且不可逭，汝復輕身殉此，胡為者"?滿座聞言皆哭。浙江同鄉會上，16歲的矮小少年潘國壽也要求入隊。同鄉勸他留下，又勸他改歸本部或往內地遊説。潘不肯，大哭説:"國亡無日，欲求死所且不可得，我得從軍以死於北邊，其為吾鄉人榮，不更大乎"!

女學生的共愛會也舉行特別會，決定如入赤十字社，隨同義勇隊北征。

組暗殺團骨幹(6張)

1904年6月，日本東京的幾個留學生秘密地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暗殺團決心以剌殺清廷首要，暗殺的第一目標是西太后。暗殺團組織極為嚴密，成員僅楊篤生、蘇鵬、周詠曾、何士準、胡鎮超、湯重希六人，以楊篤生為首。他們跑到橫濱鄉間，專心鑽研化學，聘請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製造炸藥。梁、李都是興中會里製造炸彈的行家。楊篤生利用保皇黨人對後黨的仇恨，從梁啓超手中得到一筆錢，和蘇鵬、周詠曾將炸彈運到天津，設立據點，何士準則先到上海，把張繼從湖南邀來，一同赴津。他們潛入北京，探測形勢，制訂計劃;蟄伏月餘，沒有找到下手機會。因經費告匱，掃興返滬。

1904年9月，留日學生的秘密組織軍國民暗殺團的成員何海樵，經過上海時，發展蔡元培加入暗殺團，請他為暗殺團來滬作準備。暗殺團全體團員由日抵滬後，即住入新閘路餘慶裏。在上海，暗殺團又發展了鍾憲鬯、章士釗、劉師培陳獨秀等加入，分別在幾個地點學習製造炸彈。此時華興會正準備起義，張繼返湘，楊篤生、章士釗、蔡元培等組織愛國協會、爭存會和吳春陽辦的青年學社等機構都設在餘慶裏，這裏一時成了革命黨人在滬活動的要地。

光復會成員(13張)

1904年11月，光復會成立。光復會又名復古會，會址設於上海，蔡元培被推為會長。光復會成立後，爭存會、暗殺團等組織都歸併於光復會，但暗殺團名義沒有被立即取消。加入光復會的成員必須宣誓，誓辭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自退"。

加入光復會的還有趙聲、吳春陽、徐錫麟、龔寶銓、蔡谷清、陶成章、孫毓筠、林獬、黃韌之、俞子夷、秋瑾、陳去病、柳亞子、陳伯平、馬宗漢等。尚在獄中的章炳麟，曾與聞光復會的創立。流亡的華興會員也和他們聲氣相通。

光復會成員善於著書立説，宣傳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徐錫麟自稱：“蓄志排滿有十餘年。”蔡元培認為“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萬福華案”並未妨礙上海的革命活動的開展。蔡元培採納一些人的建議，將暗殺團擴大改組為光復會。

放縱卑劣(4張)

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殺。陳天華是湖南省新化縣人。字星台，又字過庭，別號思黃。1903年赴日本留學，4月，參加留日中國學生組織的拒俄義勇隊，作《猛回頭》《警世鐘》等書。1904年回國，同黃興、宋教仁等在長沙創立華興會，準備在湖南發動起義，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8月，參加組建中國同盟會，被推舉為會章起草員，並任機關報《民報》的撰述員。在留日學生羣起抗議日本文部省頒佈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時，日本《朝日新聞》雲:"清國學生過於狹義解釋省令，此亦清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行為所致，他們的團結力量亦甚為薄弱"。陳天華見報，憤不欲生，遂決心以一死抗議日本，喚醒同胞。當日，他揮筆寫下《絕命書》。12月8日晨，陳天華蹈海，年僅30歲。

陳天華所遺《絕命書》痛言道：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乃進見吾國同學者，有為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處亦不少。以東瀛為終南捷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於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顧團體之實情，不敢輕於發難。繼同學諸君倡為停課，鄙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贊成。然既已如此矣，則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貽日人以口實。幸而各校同心，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此誠出於鄙人預料想之外，且驚且懼。驚者何?驚吾同人果有此團體也。懼者何?懼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報，則詆為烏合之眾，或嘲或諷，不可言喻。如《朝日新聞》等，則直詆為“放縱卑劣”，其輕我不遺餘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未當也，斯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有萬一之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

每遇一問題發生，則羣起譁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

諸君更勿為鄙人惜也。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為，始從容就死，其於鄙人誠得矣；其於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卧薪嚐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無才無學無氣者而後可，使稍勝於鄙人者，則萬不可學鄙人也。

1906年1月，因抗議為日本文部省頒發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8000餘名在日留學生，已有4000多人退學。其中3000餘人歸國抵滬。1月20日，秋瑾與易本羲由日本乘“長江”號輪抵達上海。秋瑾自到日本後，加入了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省盟人。她每會必赴，每赴必演講。中國留學生奮起鬥爭，秋瑾力主全體歸國革命。歸國前，秋瑾在講演激昂時撥出倭刀，插在講台上，高聲宣言：“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眾人為之鼓掌。

收回山西礦權運動(2張)

1906年10月18日，山西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自殺，將收回山西礦權運動推向高潮。同治年間，英、意商人合股成立福公司，通過山西商務局簽訂了承辦晉礦合同，限期60年。但此後，一直沒有進行勘查開採。1905年，山西紳商集資購買礦地，自行開採，抵制福公司而福公司依靠英國公使薩道義支持，不準中國人開礦，激起民憤。1905年12月，晉紳解榮輅、梁善濟等300餘人聯名上書，要求廢除合同。山西大學堂和武備、師範、商礦、警務等學堂學生共千餘人聯名具稟，主張籌款贖回礦權。留日學生創刊《晉乘》雜誌，以收回礦權為雜誌的“六大主義”之一。留日學生李培仁對清政府賣礦深感恚憤，他在蹈海絕命書中悲言道：“政府如放棄保護責任，晉人即可停止納税義務，約一日不廢，税一日不納，萬眾一心，我晉人應有之權力也。”

安慶起義人物(6張)

1907年7月，光復會的起義悲壯失敗。早於該年5月間，光復會即已擬定起義計劃。其時秋瑾用“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為記號，編各地會黨為八軍。

6月中旬紹興會黨裘文高不待命令，突然於皖、浙兩省樹起革命軍旗幟，殺清軍數十名，打亂起義計劃。1907年7月1日，上海偵探捕獲光復會員葉仰高、葉供出了部分黨員的別名或暗號。端方電告安微巡撫恩銘，恩銘轉示安慶巡警學堂會辦徐錫麟，徐發現自己的別名赫然在內，頓感形勢緊張。

5日，陳伯平、馬宗漢抵達安慶，與徐密議定於次日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時起事。當夜，陳伯平起草了《光復軍告示》，以“光復漢族，翦滅滿夷”相號召。徐錫麟似“殺律”，提出“遇滿人者殺”“遇漢奸者殺”“不殺漢官”等。

1907年7月6日晨，徐錫麟召集巡警學堂學生訓話，聲言來安慶“專為救國”，要學生“行止坐卧鹹不可忘救國二字”。隨後，巡撫恩銘、藩司馮煦、臬司聯裕等到堂。9時，典禮開始。恩銘等剛就坐收支委員顧松急步趨前，意欲告密。徐錫麟見事急，向前舉手禮説：“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恩銘正驚愕間，徐錫麟已從容自靴筒內撥出手槍兩友，左右手同時向恩銘施放。恩銘身中7彈，被侍從揹走。徐錫麟撥刀而出，拍案大呼：“快從我革命！”諸生不知所為。徐、陳、馬三人執刀槍挾持學生進軍械所、取出槍炮，但多不能使用。這時，清兵已將軍械所包圍，馮煦等懸賞7000金捕拿徐錫麟。自7點鐘激戰至下午4時，陳伯平戰死，徐錫麟、馬宗漢被俘。

審訊中，徐錫麟抗對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説：“你還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步，即被餘斃！”徐錫麟、馬宗漢在審訊中皆英勇不屈，雖受嚴刑拷打，但無求饒活命之意。徐錫麟寫自供書時，豪氣干雲，落款“光漢子徐錫麟”，表明了他仇滿革命、視死如歸的精神。審後，徐錫麟、馬宗漢被清軍殘酷殺死，為革命殉身。

檳榔嶼秘密會議(5張)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西亞北部的檳榔嶼召開秘密會議，黃興、趙聲、胡漢民及各方代表出席。會前，黃興致電光復會，建議“捐除意見，同任艱鉅”。光復會接受邀請，兩會關係出現轉機。因多次起義失敗，革命黨籠罩在悲觀的氣氛中。孫中山遂提議“為破釜沉舟之謀”，再次進行一次革命，“舉全力以經營”。決定再次於廣州發動起義，以新軍為骨幹，同時聯繫防營和會黨。先定款項10萬元，即席捐得8000元。又決定選擇志士500人作為先鋒，先於城內發難，然後開城迎接新軍。

留日學生誓言(3張)

1915年2月上旬，留學日本的李大釗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並油印散發。《警告全國父老書》一文痛陳甲午戰爭以來列強瓜分中國的情況，並把報章新聞披露的“二十一條”內容分析歸納為4項19條公佈於眾。文中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於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之前。必欲亡之，惟有與國同盡耳。”文章號召中國人“值此千鈞一髮之會”，應當“舉國一致，眾志成城”，以“破釜沉舟之決心”，“萬一橫逆之來，迫我於絕境，則當率我四萬萬忠義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歷史之未頁”。

1915年3月1日，回滬代表以全體留日學生名義發表《泣告全國同胞書》，指出日本所提“諸條件，即有其一，即足亡吾國而有餘”；“無論一部全部，皆在拒絕之列。即吾現政府承認之，吾國民絕對不能承認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表示：“寧為亡國前之雄鬼，不為亡國後之遺民。”

1918年5月5日，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遊行，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要求歸還青島，被日本警逮捕100多人，1000多名留學生罷學歸國。

12日，在滬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派代表到各地開展反日愛國活動。

16日，留日回滬學生全體致電北京教育部，聲明“此次全體歸國，純出愛國至性，義憤所驅”。

20日，留日學生救國團致電各國駐華公使，聲明：“日本乘我國會未集，迫我政府私訂密約，全國否認，即已簽字，當然無效。”

22日，歸國留日學生上書馮國璋，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23日，留日學術研究會發表特別啓事：中日軍事協定業已簽字，“是當局者不顧民意，則人民自宜羣起籌謀，以衞國權。同人等特與國人約，凡有承認此種條約者，即為國民公敵，吾輩當誓死反對之”。同日，教育部告：令留日學生早日反日回校就學。

28日，教育部又佈告：限在京留日學生於6月10日前各回原校就學，否則開除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