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文學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摧垮了東漢王朝的統治，也嚴重打擊了貴族大地主的力量。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魏、蜀、吳三國政權的創立者都出身於地主階級中社會地位較低的階層。如曹操之父本是宦官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劉備雖是漢朝宗室，但已很疏遠，“與母販履織蓆為業”；孫權之父孫堅“少為縣吏”。隨着大貴族地主力量的削弱，也使原來佔統治地位的儒學發生了動搖。使老莊、刑名等各家學説得以復興，再加上外來佛教的影響，使許多士大夫輕視禮教，崇尚通脱，在思想上顯得比較活躍，有利於建安文學的興盛。

魏國自曹丕稱帝以後，政局相對穩定，一部分士大夫由崇尚通脱進而標榜放達任誕，《老子》、《莊子》《周易》受到重視，玄學因此興盛起來，成為他們的重要精神寄託。正始之後，司馬懿父子掌握了魏國實權，與曹魏皇室的爭權鬥爭日益尖鋭，一些士人捲入政治漩渦，喪失了性命。因此不少人更以崇尚玄談，作為全身免禍之計。此風始於曹魏後期，一直延續到東晉之末，對文學的影響至為巨大。

司馬氏奪取曹魏的政權，建立了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西晉統治集團十分腐朽，內部矛盾重重。司馬炎死後，外戚和宗室相繼爭權，互相殺伐，釀成“八王之亂”，又因民族矛盾加劇，引起了匈奴、羯、氐、羌和鮮卑五族的入侵，使北中國成了各族軍事首領的戰場。東晉王朝偏安江左，也是內亂迭起。這時期的士大夫，多以談玄為逃避現實的手段。在文學方面，也以闡述玄理為重要內容。不過這時期也有一些作家，感受着時代社會的氣息，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的優秀作品，如左思、劉琨、郭璞等。

在三國中，魏國文學最盛。魏國文學，特別是建安文學繁榮的狀況，鍾嶸曾描述説：“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詩品序》）關於建安文學繁榮的原因，劉勰曾作過分析，他説：“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文心雕龍·時序》）

建安文人集團的主要人物就是“三曹”和“七子”。曹操處於政治領袖地位，他的詩文創作，緊密聯繫着他的政治、軍事鬥爭，表現了壯闊的胸懷抱負，具有沉雄豪邁的氣概，古樸蒼涼的風格。曹丕、曹植兄弟，是建安作家集團實際上的核心，他們才華英發，詩、賦、散文各體皆能，作品最多。曹丕詩歌清麗秀出，民歌風味較濃。他還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的《典論·論文》強調作家各有所長，反對“文人相輕”；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論點，注意到作家的個性特點；並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標誌着文學自覺發展傾向的開始。曹植作品的抒情性很強，“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詩品》），在藝術上達到了當時首屈一指的水平。他在《與楊德祖書》中，也談到了“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的看法，強調了文學批評的必要，他還對民間作品比較重視。“七子”指孔融、陳琳、王粲、徐、阮、應、劉楨，他們懷文抱質，各標其美。此外，當時著名作家還有繆襲、繁欽、吳質、邯鄲淳、楊修以及女詩人蔡琰等。建安作家的創作，有着共同的時代特徵。從創作態度上説，他們基本上都能關心現實，面向人生，他們的作品反映了漢末以來的社會變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從情調風格上説，大多流宕着一種悲涼慷慨的基調，誠如劉勰所説，“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建安文學的這些時代特徵，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受到後代作家和文學理論家的推重，並被用來作為反對靡弱詩風的武器。

建安文學是三國前期文學，經過文帝、明帝兩朝，發展而為後期文學，即正始文學。這時期主要作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及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賢”。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很險惡，不少文人罹禍被難，影響了作家們去直接反映現實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寫及現實問題，其方式也往往比較曲折隱晦。代表正始文學主要成就的，是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良傳統，“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文心雕龍·才略》），對殘暴虛偽的司馬氏集團作了揭露和批評。嵇康態度尤為激烈，終於被司馬昭殺害。在藝術上，嵇康“文辭壯麗”（《魏志·王粲傳》），阮籍“才藻豔逸”（同前），都有鮮明的特色。正始作家大都通老莊，好玄學，對於社會現實，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執著，持比較沖淡的態度。因此除嵇、阮外，多數作家筆力漸弱。

吳國作家有張紘、薛綜、華核（hé）、韋昭等。張紘為孫權長史，著詩、賦、銘、誄10餘篇，與北方“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陳琳等友善，常有書信往還。薛綜為江東名儒，居孫權太子師傅之位，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為《私載》。華核是孫吳末年作家，頗有文、賦之才。韋昭有《吳鼓吹十二曲》，從孫堅創業寫到孫權在江東拓展地域，擴充實力，與繆襲的《魏鼓吹十二曲》南北相對，寫法略同。韋昭又有記述之才，有《國語注》22卷、《吳書》55卷等，當時稱為良史。

蜀國作家，有諸葛亮、法正、秦宓等。諸葛亮作為一位政治家，作品亦頗有文采，所作《出師表》等，詞意懇切，條理明暢，是散文名篇。正是蜀國後期著名文人，《蜀志·正傳》載“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秦宓是“一時之才士”（《蜀志·秦宓傳》），文藻莊美，今存五言詩《遠遊》，是蜀國流傳下來唯一可靠的詩篇，描述遊子遠行的艱難困苦，頗為生動。

三國時期民歌民謠不少，有些作品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表現了下層人民的愛憎好惡。如魏國《軍中謠》：“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這是對一些酷吏的揭露。又如吳國孫皓初童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是當時百姓對孫皓遷都武昌，造成溯流供輸一事的批評。

西晉文壇正如劉勰所説：“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西晉王朝雖然不大重視文學，但仍然湧現了不少的人才。鍾嶸在《詩品序》裏就列舉了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8個詩人，説他們“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其實，他們不僅擅長詩歌，有的還兼長辭賦，或兼長駢、散文。除了這 8人外，以文名著稱當世的作家，還有傅玄、傅鹹、張華、成公綏、夏侯湛、束、木華、摯虞、皇甫謐、張翰、孫楚、左等人。但是這一時期作家雖多，成就一般並不太高。劉勰説：“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採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龍·明詩》）這個評價基本上是切實中肯的。太康詩人既缺乏建安詩人那種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也缺乏正始詩人那種憂憤深廣的思想境界。但是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文學已進一步自覺起來。陸機在《文賦》中説：“詩緣情而綺靡”，就道出了魏晉詩人更多地致力於抒發個人情志，並追求文采綺麗的特色。詩人講排偶對仗、用典故成語的風氣開始瀰漫。陸機在太康詩人中的領袖地位正透露着當時詩壇風尚的某些信息。他的擬古詩、擬樂府大都脱離現實，跟着古人亦步亦趨，讀來枯燥乏味。但是他的某些擬古代言的詩文能設身處地，“為文造情”，窺“前識所不用心”，探“聖人”之所“罕言”，“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未嘗不是以擬作為創新。所以擬古之作，下逮陶謝、江鮑而途徑益廣。他的《文賦》是一篇精心撰制的論文名作，這篇賦雖然對文學發展的源流正變和文學作品的批評標準論述得較疏略，但對作家創作的過程，乃至遣詞造句的甘苦，均有很親切細緻的論述。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起了重大影響。他弟弟陸雲的《與兄平原書》也有不少篇幅論及創作的活動。與陸機並稱的潘岳，前人屢有比較，或説“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或説“陸才如海，潘才如江”。雖各有得失，亦不無高下。但潘岳“善為哀誄之文”，還是古今一致的公論，《悼亡》之作，傳誦千古。張協的詩數量不多，也以“巧構形似之言”，“詞采葱，音韻鏗鏘”，著名於後代。陸機、潘岳、左思都反映了西晉文壇的主要創作風貌，像陸機就曾被推崇為“太康之英”。不過，在西晉一代詩人中成就最高的，應該是左思。他的詩不同於當時人崇尚雕採的習氣。他詩歌數量雖少，卻是“建安風骨”的繼承和發揚。他寓詠懷於詠史，給傳統的題材注入新的生命；在豪門世族統治的時代，敢視豪右為埃塵，其胸次之高曠，筆力之雄邁，均非虛驕浮誇者所能相比的。魯迅説：“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左思則是一個例外。此外，還有一些作家，也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如張華除了詩賦之外，還撰寫了著名的《博物志》，是現存志怪小説中較早的一部。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束皙的《餅賦》、魯褒的《錢神論》等，也是接近軼事小説一類的俳偕小文。劉勰《文心雕龍·諧》篇：“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亦可見當時文學發展的另一面。摯虞的《文章流別集》編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各為之論”，對後世的選本和文學批評有較大影響。

西晉末年的政局尤為動盪，許多作家都在政治鬥爭中被殺。例如西晉東晉間，北方淪陷之後，還繼續領兵在幷州一帶和劉聰、石勒作戰的劉琨，留下幾首悲壯慷慨的詩歌；以《遊仙》詩為“坎詠懷”之作的郭璞，得到“詞多慷慨”的評語。可以看作西晉東晉間“文章中興”的尾聲。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代的作家大多不得不依附於豪門士族，身不由己地捲進了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風浪之中，死於非命。張華、潘岳、石崇、陸機、陸雲以及郭璞，一個個都作了貴族們互相殘殺中的犧牲品（劉琨死於段匹之手是個例外）。所以劉勰在指出西晉文壇“人才實盛”之後，又深有感慨地指出這一代作家是“運涉季世，人未盡才”。

東晉文壇流行的是玄言詩賦。劉勰説：“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鍾嶸説：“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這些玄言詩賦，是那個時代清談務虛風氣的產物。它雖然抄襲老、莊、佛典的玄言詞句，但也能運用一些比較接近口語的語言。這一時期最有成就的詩人是陶淵明。陶淵明為貧而仕，由仕而隱，在官場裏出入了幾回，看透了官場的虛偽欺騙、污穢險惡，決心辭官，回到田園，過躬耕自資的生活，在艱苦清貧中砥礪自己的品格。他的詩寫的就是自己從仕宦到歸田的生活體會。他詩中也有一些老莊和儒家的哲理，但他力求寫得親切樸素，接近田家口語。他極力避免提到時事，但是人們仍能從他的詩裏看出一些時代的影子。令人感到新鮮的是他把春種秋收的田園生活，把桑麻雞狗等日常景物，第一次寫進詩裏。他的詩自然真率，所以喜歡華麗詞藻的南北朝詩人、批評家們都不大重視他。直到唐以後的詩人和批評家們才越來越認識到他詩文中所藴含着的淳樸高尚的思想和美學價值。

東晉時代除詩文外，小説創作也開始興盛起來。由於魏晉巫風的盛行，佛道宗教的傳播，使鬼神志怪的作品出現較多；由於清談風氣的影響，記載士大夫們軼事清言的小説也開始出現。東晉幹寶的《搜神記》是繼張華《博物志》之後又一影響頗大的志怪小説名作。裴啓《語林》是軼事小説的先驅。託名劉歆的《西京雜記》一書，“意緒秀異，文筆可觀”，《新唐書·藝文志》認為是東晉初葛洪所作，頗近事實。

葛洪除《西京雜記》外，還作有《抱朴子》一書，書中表現了他的文學觀。他反對當時文人中存在的貴古賤今、貴遠賤近的習慣勢力，很有時代色彩。李充的《翰林論》“褒貶古今，斟酌利病”，今雖散佚，但對後代的文學批評和選本也有一定影響。

建安七子指東漢末建安時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詩人。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 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其中除了孔融，其餘六人都依附於曹操、他們與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學交往，形成了一個文學集團，在其他一些傑出作者的參與下，共同開創了建安文學的興盛局面。

又名“竹林名士”，西晉正始文學的代表作家，指的是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其中最為著名的酒徒是劉伶，他的代表作為《酒德頌》。

阮籍，字嗣宗。《大人先生傳》是他著名的代表作，文中假託“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對社會歷史的看 法，揭露封建禮法的虛偽的本質。文中還辛辣地諷刺了世上所謂的禮法君子，表達了對於偽善者的的痛惡。不過文章通過“大人先生”的形象，表現了作者對周圍切近的矛盾衝突採取一種隔遠和逃離的態度。阮籍的文章多用鋪排之筆，辭采富麗，並使用很多對偶句，以單行散句交錯其間，使之奇偶相生，整齊中見變化。

三國魏時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竹林七賢之一。字叔夜。生活於魏晉易代之際。政治上傾向曹氏集團，對司馬氏採取不 合作的態度，又鋒芒畢露，公開發表“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言論，當面奚落司馬昭心腹鍾會，直接觸犯了假借禮法圖謀篡魏的司馬氏集團，最終被司馬昭以“亂羣惑眾”的罪名殺害。嵇康博學多才，詩文俱佳。熱愛音樂，擅長彈琴。尤以散文成就高，其散文包括哲學政治論文、書信等。論文今存9 篇，以政治論文《管蔡論》、哲學論文《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最有代表性，內容上雖不乏抽象的玄理討論，但其目的則是對現實的否定和對傳統儒家的名教觀念的挑戰。有“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之説。書信今存兩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和《與呂長悌絕交書》，其中《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嵇康散文的代表作品。

三國時曹魏文學家。《運命論》探討了國家治亂與個人出處之間的關係，認為個人窮達受個人的“命”與 時代的“時”擺佈，曲折地反映出魏晉易代之際的知識分子對待政治的矛盾心情。特別重在對士人出處問題的探究，強調“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又強調雖然“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可是志士仁人“蹈之而弗悔”，是為了“遂志而成名”。

西晉文學家，字元凱。杜預曾撰《善文》50 卷，是中國古代較早的一個散文選本。他在學術上頗有造詣，自稱有“《左傳 》癖”。曾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30 卷、《春秋釋例》、《春秋長曆》及《盟會國》自成一家之學，其中《集解》對後世的《左傳》研究頗有影響。

西晉文學家，字元道，著有《錢神論》。此文雖名曰“論”，其實仍然沿襲辭賦問難之體。文中虛擬司空公子與 綦母先生的問答，極論錢之妙用如神，而語帶諧謔，揶揄笑罵，恣肆酣暢。文中精彩之處頗多，此文一出，即為當時痛疾時世者所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