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是指中国东汉建安时期的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一般所说的建安文学，是建安前几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239年）这段时间的文学，实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而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概述图片来源：沈嘉蔚、王兰创作的油画《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2]
兴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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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
兴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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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社会环境
首先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建安文学是最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学。这也正是建安文学超出前代文学而呈现自己独特风貌的可贵之处。换言之，体现时代精神也正是建安文学的灵魂。可见建安文学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建安时期的祸乱起自于董卓之乱，而董卓之乱也是由于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相互擅权的结果。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人们有的惨死在屠刀之下，有的死于饥饿疾疫，出现了“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生民不见所识”（《三国志·武帝纪》）及“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惨景。而“百遗一”的生民，也被迫离开家园，颠沛流离，社会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此时的文人作家以自己的创作才华，奋笔疾书，描写乱离的社会现实，悲愍民生疾苦以及自己要建功立业、渴望改变这种现实的心志，谱写出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乐章，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正说明动乱的社会现实对建安文学所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建安后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给建安文学以积极的影响。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建安十年，曹操消灭了袁谭，占领了冀州，逐渐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三国鼎立之势已定，魏、蜀、吴各国都在积极恢复生产，就魏来讲，曹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巩固北方的统一。同时也为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这时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物质生活也比较富裕。期间，许多文人陆续来到曹操身边。建安十年，陈琳、阮瑀依附曹操。建安十三年，王粲归附曹操，直至建安十六年，王粲、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应璩、刘桢、邯郸淳、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繁钦、吴质等人都陆续汇集到了曹氏父子的周围，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写作群。
思想解放
第三，建安诸子思想的解放，与建安文学的发展繁荣也是紧密相关的。儒家思想在汉代思想领域是居统治地位的。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种统治更是不可动摇。武帝立五经博士，使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很多人便从事经学。到了东汉时，在全国到处都有官办和私办的经学，儒生之多更是无以数计，遍及全国。由于统治阶级重视经学，文人也都在研究经学章句，使文学处于极为低下的地位。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曹丕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对诗赋创作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他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辞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小赋。曹植曾公开主张“异代一文未必相袭”（《鼙鼓歌五篇·序》）。在实践上也确实体现了这种主张，从内容到形式，大胆创新，与模拟之风盛行的两汉时代迥然不同。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必然推动文学的繁荣发展。
文学传统
第四，建安以前的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建安文学如此繁荣发展，是和这个时期的文人受以前文学传统的影响密不可分的。他们从《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并加以创新，创作出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诗经》对建安诗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风、雅部分所表现出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使建安文人尤为注重，从中得到了借鉴，这在建安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另外，建安文人在具体篇章的写作上，也常常与《诗经》的篇目相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因袭模拟，而是有所创新，借用《诗经》的成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曹操的《短歌行》一首诗，竟有二处引用了《诗经》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是作者用来表达对情人的思念，这里曹操借用来表达对贤才的思念。
领袖表率与倡导
第五，曹氏父子的表率和倡导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沈约在《宋书·臧焘列传论》中说：“自曹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刘勰和沈约的总结，道出了建安文学发展与曹氏父子的关系。曹氏父子是当时政治上的实际掌权者，同时又是文坛上的领袖，曹氏家门、父子、兄弟、祖孙，都喜欢文学创作，虽其主要精力并非从事文学著述，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在繁忙的军旅生活中，却创作出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自身的表率作用，无疑对当时文学创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他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上率先垂范，而且招贤重贤，在历史上已传为佳话。由于曹操博大的胸怀，宽宏的气魄，使许多贤士纷纷投奔而来。曹丕和曹植对许多贤士也非常器重，吴质“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三国志·王粲传》），因而在曹氏父子身边人才聚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邺下文学集团。曹氏父子的这些做法，使当时文坛的创作空气异常活跃，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5]
文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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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
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文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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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
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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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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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今存诗20余首。他继承汉乐府诗之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创写新内容，以当时社会现况为写作题材，创作了许多另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曹操的诗歌从体式上看，有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三类。他的四言诗今存有《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皆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把我国四言诗歌的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峰。
曹操五言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为重要。
他的诗歌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其五言诗歌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也为五言诗歌的创作做了探索性的尝试。曹操的杂言诗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度关山》、《对酒》、《陌上桑》、《秋胡行》二首及《董卓歌》。 [1]
这三类诗歌都写的极为出色，不但在社会写实诗中以饱满的热情歌咏了社会现实而且曹操还取汉代以来游仙诗的传统素材，沿着想象性与现实性方向继续前行，运用游仙诗在哲学性与艺术性上的创新来表达诗人的社会责任心及人生价值观。
曹操以自己诗作独特风格濡染建安诗坛，风流一代。
此外，曹操思想解放，鼓励文学创作，极力招揽贤士文人，使众文人荟萃于邺下，对建安文学之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上而言，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应享有杰出作家的崇高地位。 [1]
曹丕
曹植
孔融
陈琳
陈琳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
王粲
王粲（177年-217年）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
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有三首）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
徐干
阮瑀
阮瑀（?-212年）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应玚（?-217年）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
刘桢（?-217年），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如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蔡琰
蔡琰，字文姬，即蔡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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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乐府诗的发展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其诗歌创作涵盖广阔的社会现实与深刻的精神境界，其作品既聚焦汉末动荡时局下战乱图景与民生疾苦，又贯穿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与进取精神。他以雄浑笔触展现自然意象中蕴含的宇宙气魄，同时抒发对贤才的深切渴慕，构建出慷慨沉雄、意境宏大的艺术风貌。曹操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以时事入诗、寄寓政治抱负，扩展了乐府诗的现实深度与抒情高度。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同时形成了独属自己慷慨沉郁的文风。
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前进
建安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前进和发展。中国的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曹丕的开创之后，我国文学批评才得以蓬勃发展，文学批评家和专著不断涌现。著名的有，晋代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已佚）、梁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些都是受到曹丕的启示而陆续撰著的。 [4]
推动诗歌形式的进步
建安文人注重辞采，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安文学成就最大的是诗歌，而诗歌又是以五言为主。这时的五言诗已由 “质木无文” 发展到 “辞采华茂”。曹丕提出 “诗赋欲丽” 的主张，为建安文人创作诗赋提出了标准，使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注重内容，而且也注重形式的华美、造句的精工。建安文人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后代文人特别是六朝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辞采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当属曹植。他的诗歌用语精工新奇，如《公宴》一诗中的 “朱华冒绿池” 句里的 “冒” 字，用得极为精妙，使得六朝不少诗人以此为楷模。 [3]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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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年），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
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诗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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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