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晉成帝時丞相王導召他為掾。轉記室參軍。又曾任剡縣令、大著作郎，奉命整理典籍。後遷中書侍郎，逝世於任上。

李充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曾著《學箴》，以針砭當時人“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不過他對老莊學説並無貶斥之意。自稱要“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他的文學思想主要見於《翰林論》。此書本是總集，共54卷，至唐初僅存3卷,只是錄其評論。留存至今的，只有佚文八則，是清人嚴可均從《初學記》等類書中輯出的。從這些佚文看來，他只是較簡略地論説各種文體的不同要求，並舉出某些作家為典範。他比較注重文采，對孔融、曹植、潘岳、陸機等人均甚讚賞；只是對“表”與“駁”認為“不以華藻為先”。大約因為他的議論較簡略，所以《文心雕龍·序志篇》批評他説“《翰林》淺而寡要”。

李充的詩，以《玉台新詠》所錄《嘲友人》為最有名。其中如“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諸句，寫相思之情頗為真切。 李充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載有《論語注》10卷、《翰林論》54卷、集22卷。今存詩3首，其中兩首隻有類書所引佚句，逯欽立輯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他的辭賦和文亦多系類書中保存的零星佚文，只有少數幾篇較完整，嚴可均輯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

《晉書》本傳載：“(李充)闢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徵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作郎。……累遷中書侍郎，卒官。”，李充的仕歷非常清晰，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做丞相王導幕府，第二階段是做徵北將軍褚裒參軍，後除剡縣令，第三階段是為母服喪三年後出任大著作郎，制《晉元帝四部書目》，累遷中書侍郎，卒官。

張可禮先生《東晉文藝系年》據《資治通鑑》考，李充於咸和四年(338年)六月任王導丞相掾，並著《學箴》。王導於第二年七月去世，李充在此之前轉為記事參軍。這是李充仕歷的第一個階段。李充仕歷的第二個階段大約開始於345年，是年褚裒任徵北將軍，之後引李充為參軍。後李充因家貧，苦求外出，除剡縣令。據唐張彥遠集《法書要錄》記載，李充母衞夫人卒於永和五年(349年)，李充服喪三年，其仕歷第二個階段到此結束。服闋，李充為大著作郎，開始他仕歷的第三個階段，這也是他告別幕僚和縣令等卑微的官職，進入仕途最輝煌的階段。李充所任著作郎在晉官品中為第六品，掌管國史編撰。藉此，李充得以對古代典籍“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編纂《晉元帝四部書目》，創制經、史、子、集四分法，併為後代襲用。

李充後累遷中書侍郎，中書侍郎由魏置通事郎發展而來，晉代沿用，居第五品，職能是為皇帝起草詔令，相當於漢代的尚書郎。“魏、西晉時中書監、令承受、宣佈皇帝旨意，由侍郎草擬成詔令，呈皇帝批准後頒下。職任機要，地位不高，但頗清貴，多用文學之士，亦為宗室起家(入仕)之階梯。”李充任此職，可見其才學受到重用，地位已經明顯提高。

李充思想主要體現在《論語注》、《尚書注》、《周易旨》、《釋莊論》、《翰林論》等著作中。這些著作大多亡佚。從現存殘篇看，李充思想以儒為本、好刑名之學、兼綜道玄。

李充以儒學為根本的思想特徵集中體現在《論語注》中。《隋書·經籍志》載：“《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論語釋》一卷，李充撰”；《新唐書·藝文志》載：“李充注《論語》十卷”；《清史稿·藝文志》載：“晉李充《論語集註》二卷”。今已不見李充《論語注》之完本。梁代皇侃作《論語義疏》時輯錄一些李充的註釋，成為現在研究李充《論語注》的重要資料。李充在《論語注》中常稱孔子為“聖人”，對孔子十分尊重，樹立其誨人不倦的儒者形象。除尊孔外，李充還重視儒家仁、義、德、禮等思想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功用。孝、義、禮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李充對之十分重視，於此顯示李充思想中儒家觀念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

《晉書·李充傳》稱李充“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刑名之學”是李充重要的思想特徵之一，主要表現為反對虛浮的社會風氣，反對名不符實之人。最能體現李充“好刑名之學”思想的是其《學箴》。《學箴》產生的社會背景是時人尚虛浮之風，其弊日盛。李充在序言稱：“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認為出於真心實踐仁義的人越來越少，利用仁義謀取名利的人越來越多，故“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李充作此文之目的，就是要抑制當時的虛浮之風，為後進之士指出一條道路來。《學箴》體現出李充主張維護儒家仁義施行的思想，更體現出李充反對名不符實的社會現象，憎惡以假仁義謀名利的不道德行為。《晉書·李重傳》稱李重“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李重在奏論中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可見李重也反對浮虛之風，李充“刑名”思想與之一脈相承。《世説新語·品藻》中李充稱讚李重“雅正”，足見其對李重的尊重與敬仰。李充任大著作郎期間，“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密閣以為永制。”《隋書·經籍志》也稱“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作《晉元帝四部書目》工程浩大，需忍住寂寞，淡泊名利，藉此可以看出李充具有務實精神，躬身實踐其“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之思想。

李充生於西晉末年，玄學已經經歷了鼎盛時期，“名教”與“自然”、齊一儒道等問題在郭象那裏得到解決。李充思想中的玄學思想，體現出“名教”與“自然”調和的儒道合一的特點。除受儒家、刑名、玄學思想影響，李充還很重視道家思想。餘嘉錫《世説新語箋疏》曰：“《御覽》五百九十七引充《起居誡》，自言家奉道法，知其好道家之言。”李充對《論語》、《尚書》、《周易》等儒家經典和道學名著《莊子》頗有研究，並“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因對儒道名著的熟稔，李充常用老、莊思想詮釋《論語》。儒道會通的思想在李充《論語》注中也有明顯的體現。

李充生活於東晉明帝時代，故里在今安陸和雲夢一帶。他是東晉多才多藝的文學家、目錄學家和書法大家。少時貧困，奉母至孝，為人性情剛烈，好打抱不平。初為剡縣令，因母喪辭官，後歸朝，官拜大著作郎，至中書侍郎。因其治學嚴謹，其學問淵博精深，亦善辭章文賦。充任大著作郎時，他深感傳世典籍混亂，遂以西晉荀勗的分類為基礎，調整了荀勗的四部分淚，以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進一步完善了四部分類法，直到《隋書·經籍志》最後定型。李充一生所著甚豐，有《尚書注》、《翰林論》和文集二十二卷等，原書均已失傳。今僅見嚴可均《全晉文》輯有《翰林論》、《太平御覽》載有《吊嵇中散》等佚文。

李充奠定圖書分類學的基礎是魏晉以後文學創作的發展，這時的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現在已經散佚的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劉勰《文心雕龍》評李充的《翰林論》為“疏而不切”。東漢以後，諸子學説衰落了，作為實用技術的軍事、天文、數學、機械、醫學等也統統受到鄙視，因此，這幾類著作日益減少。魏、晉以來，個人文集及總集、選集的編纂日益興盛，這些選集，尤其是別集，雖然主要是文學作品，但決非僅有詩賦，也有政論、奏表、雜文等攙雜在裏邊。由於這一系列的變化，作為學術文化的陳列櫥窗的目錄，特別是由學術文化性質決定的分類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適應文化學術的發展變化了。首先站出來對分類法進行改革的，是西晉的荀勗。荀勗根據三國魏鄭默所編的《中經》更撰《中經新簿》時，把圖書分成了四個部類：甲部六藝、小學；乙部諸子、兵書、兵家、數術；丙部史書、雜事；丁部詩賦、圖贊、汲冢書。這就基本構成了後世的“四分法”。而李充作《晉元帝書目》，更是對荀勗的乙、丙兩部位置進行了對調，這樣，就基本上確定了後世經、史、子、詩賦順序，李充也就成了目錄學的奠基人之一。由於李充等人首倡的經、史、子、集分類法與當時學術發展狀況與趨勢相一致，所以它迅速得到了官、私兩方面目錄學家的承認。

李充還寫得一手精妙的楷書，因書法修養高深，與東晉王羲之等書法高手甚為友善，他們一幫書法家經常在上虞的曹娥江畔、東山腳下，舉行酒宴書法之樂。永和九年，正是“江南草長，羣鶯亂飛”的季節，李充等一幫文人學士與王羲之一家人少長鹹集，坐於“曲水”岸邊之亂石，飲酒賦詩，各抒懷抱。凡不能詩者，各罰酒三觥。四十一人共得詩三十七首，編為一輯曰：蘭亭集。李充的《吊嵇中散文》等。《吊嵇中散文》一文，情真意切，悲憫之氣感人至深，為東晉悼文中的佳品。

東晉初，國家重視收藏圖書，在任大著作郎時，受命以西晉荀勖所撰《中經新簿》為藍本，校對現在所藏之書，僅存3014卷，遂又整理舊籍，編成《晉元帝四部書目》。他在荀勖《中經新簿》分類體系的基礎上，又刪除浮穢，以類相從，總設眾篇之目，以五經為甲部，史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唐《隋書·經籍志》依其經﹑史﹑子﹑集分類，類分四部的名稱由是確立。自此之後，無論史志﹑官籍或私藏書目率皆依循不改，是中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創始人，並一直為後世襲用，在中國目錄學史和分類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該書目已佚，今從《古今書最》輯錄中可看出體例。長於書法，精於文學，著有《翰林論》（一説為李軌所著）、《論語注》、《尚書注》、《周易旨》、《釋莊論》及詩、賦、表頌240篇，文集14卷。今多已不傳。 ^[1] 

《晉書·李充傳》稱：“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為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未記載其生卒年，但知其性格頗有剛勇強悍的一面。

關於李充的生年，學界有兩種看法：王運熙認為李充生於東晉初年；曹道衡則認為李充生於西晉末年。曹先生説：“據《晉書》的《華軼傳》、《應詹傳》、《温嶠傳》和《王敦傳》記載，則從懷帝永嘉年間(307—312年)起，歷任的江州刺史都有姓名可考”，直到虞亮兼任江荊豫三州刺史，而虞亮卒於鹹康六年。據張可禮先生《東晉文藝系年》考，李充在鹹康四年出任丞相王導掾，可見李充父李矩任江州刺史當在華軼之前。《晉書·中宗元帝紀》載：“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衞展討禽之。”《世説新語·儉嗇》劉孝標注曰“永嘉流人名曰：‘衞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306年)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可見李矩任江州刺史在衞展前，即306年之前。而《晉書·惠帝紀》載：“(永平元年)秋七月，分揚州、荊州十郡為江州”。永平元年即公元291年，這一年始有江州刺史之職，李矩任江州刺史應在這一年之後。因此，李矩任江州刺史當在291年—306年之間。據《晉書·李充傳》所言，李充少喪父，由上推之，李充當生於公元291—306年間。司馬睿於公元317年建東晉，可以確定李充生於西晉末年。

李充的卒年，據曹先生考證“大約不會早於永和末年至昇平年間(335—360年)；甚至也可能活到隆和、興寧年間(362—365年)或更後”。張可禮《東晉文藝系年》根據《資治通鑑》考，李充於咸和四年(338年)六月任王導丞相掾，李充卒年不早於338年。《晉書·李充傳》載：“徵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猨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晉書·褚裒傳》：“永和初，復徵裒……進號徵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永和五年即公元349年，李充出任剡縣令當不早於公元349年。至於李充除剡縣令，《世説新語·言語》第80篇另有記載：“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此處所言舉薦李充的是殷浩而非褚裒，殷浩當時任揚州刺史。《晉書·孝宗穆帝紀》載：“(永和二年)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資治通鑑》載：“永和二年……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永和二年即公元346年，此年殷浩出任揚州刺史。《晉書·殷浩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過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晉書·孝宗穆帝紀》記載，永和五年(349年)四月“石季龍死，子世嗣偽位”。由上推斷，殷浩任揚州刺史是在公元346-349年間，並在此間舉薦李充任剡縣令。《晉書·李充傳》與《世説新語·言語》第80篇之記載，無法考證孰對孰錯，但不管是褚裒舉薦還是殷浩舉薦，李充出任剡縣令的時間都不會晚於349年。據唐張彥遠集《法書要錄》記載，李充母衞夫人卒於永和五年(349年)，而《晉書》本傳稱李充母去世後，李充服喪三年，又出任大著作郎，由此推知李充卒年上限不早於352年。李充為大著作郎之後，“刪除煩重，以類相從”，作《晉元帝四部書目》定需幾年時間，所以李充卒年下限參照曹先生看法，當於隆和、興寧年間(362—365年)。

高祖：李通，汝南太守。《三國志·魏書》載：“李通，字文達，江夏人。為人正直，勇猛善戰，受到魏文帝曹丕讚賞。

曾祖：李緒，平虜中郎將。

祖父：李康，秦州刺史、都亭侯，諡號為定。

伯父：李重。《晉書·李重傳》載：“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咸寧中，為始平王文學，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熙初，遷廷尉平。矩皆有美名”，可見李矩在當時也頗有名氣。

父親：李矩，江州刺史

李充母為河東衞氏才女衞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妹妹)，恆之從女”，世稱衞夫人，是東晉著名的書法家。

李顒，據《晉書·李充傳》記載：“亦有文義，多所著述，郡舉孝廉。”《隋書》記為“樂安亭侯”。據《隋書》、《舊唐書》、《新唐書》等記載，著《周易卦象數旨》六卷、《古文尚書集註》十卷、文集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