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動區域在當時的山陽縣。《晉書·嵇康傳》：嵇康居山陽，“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鹹、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任誕》説他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在八王之亂中，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但在當時年代不失為明哲保身的無奈之舉。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他們的創作雖與建安文學有明顯的不同，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但仍然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的。

竹林七賢之名的由來，學界存在爭議。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文雲：“（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兄子鹹，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一般認為“竹林七賢”之名與“集於竹林之下”的竹林之遊有關。

傳統説法認為“竹林”位於嵇康在山陽的寓所附近。嵇康與其好友山濤、阮籍以及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間暢飲聚會，因而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這種説法見於《晉書·嵇康傳》及《世説新語·任誕》竹林七賢條。

陳寅恪認為，“竹林七賢”的活動地方實際上並沒有產“竹林”，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出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託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

王曉毅不認同陳寅恪的觀點，從漢晉時期佛經中“竹林”這一譯名的出現頻率質疑了陳提出的“託天竺竹林精舍”一説，並結合史料實地考察發現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確實種植有“竹林”，之後又從時間和地點上論證了竹林七賢聚會的可能性，從而認為傳統説法對於“竹林七賢”一名由來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嵇康等七人相與友善，常一起遊於竹林之下，肆意歡宴。後遂用“竹林宴、竹林歡、竹林遊、竹林會、竹林興、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羈的飲宴遊樂，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賢”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在“竹林七賢”中以山濤年事最長，且“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濤發現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濤發現並介紹給嵇康和阮籍認識，因此，山濤是竹林之遊實際的組織者和人事核心。

在文章創作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

阮籍的《詠懷》詩82首，多以比興、寄託、象徵等手法，隱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罪惡，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表現了詩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悶情緒。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説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劉伶的《酒德頌》，向秀的《思舊賦》等，也是可讀的作品。《隋書·經籍志》著錄山濤有集5卷，已佚。

當時社會處於動盪時期，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異常殘酷，導致民不聊生。文士們不但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生命，因此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託，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竹林七賢”成了這個時期文人的代表。

嵇康（223年-262年）三國魏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字叔夜。譙國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過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

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著有《養生論》。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魏氏春秋》：“（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邪王戎、沛人 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他的朋友山濤（巨源），後來投靠司馬氏 當了吏部尚書，曾勸他出去做官，他遂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加以拒絕。因“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集團，遭鍾會誣陷，為司馬昭所殺。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託好老莊”，排斥“六經”，強調名教與自然的對立，主張決破禮法束縛。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是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他認為“元氣陶鑠，眾生稟焉”（《明膽論》），肯定萬物都是稟受元氣而產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説。嵇康自幼聰明好學，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説反對”（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與山巨源絕交書》、《難自然好學論》等為其代表作。詩長於四言，風度清峻；《幽憤詩》、《贈秀才入軍》較有名。所撰《聲無哀樂論》，認為同一音樂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斷言音樂本身無哀樂可言，而其目的則在於否定當時統治者推行的禮樂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並曾作《琴賦》，對琴的奏法和表現力，作了細緻而生動的描述。魯迅曾多次集校過其作品集。 ^[1] 

阮籍（210年～263年），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開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鬥，政局十分險惡。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託病辭官歸裏。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於是他採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於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後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後人稱之為“阮步兵”。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採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後得以終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賦 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餘首。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並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説他“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看來全部流傳了下來。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1] 

山濤（205年—283年），字巨源。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晉時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賢”之一。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最年長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風神氣度。同為竹林七賢的王戎對他的評論是：“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説，他給人一種質素深廣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時名士之一種風度。雖然山濤與嵇康、阮籍情意甚篤，但是志趣其實並不相同，這從他舉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與之絕交一事，即可説明。他走的是另一條入仕的道路。

山濤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他謹慎小心地接近權力。在曹氏與司馬氏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山濤看出事變在即，“遂隱身不交世務”。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將敗，故隱退避嫌。但當大局已定，司馬氏掌權的局面已經形成時，他便出來。山濤與司馬氏是很近的姻親，靠着這層關係，他去見司馬師。司馬師知道他的用意與抱負，便對他説：“呂望欲仕邪？”於是，“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郎中。久之，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開始做的當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書吏部郎的時候，山濤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了。

嵇康曾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後人因此對山濤頗多鄙夷。雖然山濤並不像嵇康那樣是非分明，剛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違俗而已。譬如他也飲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與其他人的狂飲至於大醉不同。山濤生活儉約，為時論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殺後二十年，薦舉嵇康的兒子嵇紹為秘書丞，他告訴嵇紹説：“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可見他二十年未忘舊友。

至於他投靠司馬氏，似也無可非議。因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經世致用”，他們想必也有所謂的“實現自身價值”的問題。但他們擁有的純知識的地盤卻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曆法以外，其他的科學技術幾乎都是“醫卜星相”、“百工”的賤業。法律、經濟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專利，琴棋書畫之類對絕大多數人來説只是業餘愛好，他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讀書與做官了。在皇權壟斷一切的社會，僅有一技之長以至雞鳴狗盜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經緯天下之術的蓋世英才，舍“貨與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1] 

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魏晉間文學家。竹林七賢之一。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穎慧。與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隱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後，在司馬氏的高壓下，他不得不應徵到洛陽。此時寫作《思舊賦》。後任散騎侍郎，又轉黃門散騎常侍。向秀好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頗流傳，但舊注“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作《莊子隱解》，解釋玄理，影響甚大，對玄學的盛行起了推動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樂》。稍後，郭象在《莊子隱解》的基礎上補完《秋水》、《至樂》註釋，又加發揮，成為當代所見的《莊子注》。 ^[1] 

劉伶，字伯倫，（約221年-300年），沛國（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説：“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1] 

王戎（234年─305年），字濬衝，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大臣，竹林七賢之一。幼穎悟，神采秀徹。善清談，與阮籍、嵇康等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他是七賢中年齡最小、最庸俗的一位。晉武帝時，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等職。惠帝時，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聚斂無已，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賣之，但恐別人得種，故常鑽其核而後出售，因此被世人譏諷。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時人並稱為“大小阮”。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山濤認為他“貞索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 必絕於時”（見《晉書》本傳）， 但晉武帝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為所用。

他與阮籍一樣放達任誕， 狂浪不羈。他曾與姑母家鮮卑婢女私下要好，母親死時，按禮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其姑認為不符合禮教。便帶婢女走了，阮咸得知借驢騎上追趕，終於把婢女追回來了，並生了一個兒子叫阮孚，此事為世人所譏。

因此他朋友不多，只和親友知交絃歌酣飲。有一次，他的親友在一起喝酒，他也來參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席間有人笑他如同豬貪吃，阮咸就效仿豬的樣子喝酒。他一面飲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樂乎。於是“與豕同飲”就傳為笑話。

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為當時著名的音樂家。有一種古代琵琶即以“阮咸”為名。他曾與荀勖討論音律，荀勖自認為遠不及阮咸，便極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貶為始平太守。阮咸還有著作《律議》傳世，見《世説新語·術解》。 ^[1] 

玄學強調超越自然和宇宙本體之上的“道”、“無”的精神追求和哲學境界。玄學的興起與漢末社會危機的加深、漢王朝的解體和經學的衰敗有重要的聯繫，因受正始玄學的影響，嵇康等名士的荒誕異行實為釋私顯公的表現，自我意識、精神的覺醒和提升。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展現“竹林玄學”的狷狂名士風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劉勰《文心雕龍》評到“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膚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仙心”中顯露“飄忽俊佚，言無端涯”的風格，從嵇康詩作文論中可一窺魏晉名士的玄遠氣度和名師風采，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玉雕上，海派玉雕師穆宇靜藉助竹林七賢在文學上的影響，進行玉雕雕刻，竹林七賢玉雕正反淺浮雕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竹林之下下棋，賞樂，論字畫，肆意酣暢，雕工清新脱俗，2011年獲得“上海玉雕神工獎”金獎，這也是古文學與今工藝的完美結合，體現了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學及思維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