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獻田

1944年12月生於山東省淄博市桓台縣，中共黨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67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1981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獲法學碩士學位，1987年4月獲南斯拉夫薩拉熱窩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0年被授予北京市德育先進工作者稱號。

曾任北京大學學生工作部副部長，法律系法理教研室黨支部書記、教研室副主任；現任教育部“兩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老教授協會政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法理學會理事，北京市法學會理事，北京市法理學會副會長等。

主要講授：《法學基礎理論》《法學原理》（本科），《法理學專題》《馬克思主法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研究》（法學碩士和法律碩士研究生），《法學概論》（全校通選課）。

18歲那年，鞏獻田從山東農村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學習法律。當時的學制也是四年，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本應在1967年畢業的鞏獻田和他的同學們，畢業時間整整推遲了一年。直到1968年，他才離開大學校園。

1966年10月，鞏獻田和同學們一起從北京出發，步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中途去了大寨，還去了劉胡蘭的家鄉。1967年的元旦，他們就是在延安度過的。

畢業時，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鞏獻田響應號召，主動提出要到邊疆地區鍛鍊。最後，他被分配到吉林工作。此後，他在許多地方工作過———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北大荒抬過石頭，也在山東的人民公社做過秘書。

十年之後的1978年，“鄧小平恢復高考後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學的法學研究生，”鞏獻田回憶説，“我學習成績不錯，大學一直是學習委員。”

法學研究生畢業後，鞏獻田在北京大學執教一年，旋即被國家選派到南斯拉夫學習。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學習外國經驗。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就是學習南斯拉夫。”鞏獻田説。與他同去的人，兩年後就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了，鞏獻田卻在南斯拉夫整整學了五年。他感慨地説：“人的一生很複雜，會遇到各種人。我在南斯拉夫就遇到了一位‘財迷’的導師。在南斯拉夫，導師帶學生，國家會給許多補貼，這位導師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讓我畢業。”

後來，鞏獻田改投一位女導師，學習一年多後，才最終畢業。1987年，獲得南斯拉夫薩拉熱窩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鞏獻田回到祖國。自此鞏獻田開始了在北京大學的執教生涯。

1992年初，正在山東農村參加國家教委組織的調查研究的鞏獻田，聽説鄧小平發表了一個講話，但是鄧小平講了什麼內容，他並不清楚，直到回到學校才聽到傳達。不久，鞏獻田辭去了學生工作部副部長的職務，“因為學生思想混亂，更不好做了，所以我就辭職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

鞏獻田的專業是法理學，他講授的課程有《法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法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研究》、《法學概論》等課程。他自嘲地説，有人説他僵化、保守、古板，教的那套東西過時了。他當然不認同這種説法。他説，“我上世紀60年代以前學習了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共黨史，六七十年代對馬克思革命理論有了較系統的研究”。據稱，自1992年以來，他發表的論着大多橫跨政治、法律兩個領域，比如專着《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比如論文《德法並舉，長治久安》等等。

1997年，鞏獻田晉升教授。次年，他開始招收博士生。他曾讓他的博士生做一項研究，統計分析自改革開放開始到2005年某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引用馬克思主義（包括馬、恩、列、斯、毛、鄧）著作的情況。

網上流傳着這樣一個“段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衞方説，他自己和鞏獻田“是很獨特的搭配”，“學生答辯的時候，倆的座位是他永遠在最左邊，我在右邊。……這給學生帶來很大的麻煩，他們往往是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再考慮怎麼回答問題。鞏獻田會提到尖鋭的涉及到毛主席評價的問題”。

鞏獻田承認賀衞方的説法部分屬實，“那是因為教室是坐東朝西的，每次答辯我總是先到，就坐在靠門較近的南邊，賀衞方總是遲到，就近沒有位子，就坐在離門較遠的北邊。兩人的座位確實是一左一右”。

但是他否認學生左看右看，“學生答辯怎會那樣呢？”至於觀點，鞏獻田説兩人確實不同，“而且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

2004年8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分別起草的兩份物權法草案基礎上，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修改稿。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分三次審議了物權法草案。2005年7月1日，新華社播發了新聞“物權法草案全文將向全社會公佈，廣泛徵求意見；10月、12月召開的人大常委會將繼續審議物權法草案；並視情況決定提請2006年3月召開的十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表決。”這是繼1954年憲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後，中國第12部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的法律草案。這是調整財產關係的重要法律，也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對如何保護私有財產進行詳細規定的法律，因此，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佈後，公眾反應積極。僅僅一個月時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收到羣眾意見1萬多條。

當時，鞏獻田並沒有關注物權法草案。他事後解釋説：“我不是學民商法的，物權法草案照理説和我無關。”

2004年8月，也就是在全國人大法工委形成物權法草案修改稿的同時，香港教授郎鹹平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他指責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炮製“民企神話”。隨後，他的演講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在網上發表、傳播，掀起了“郎旋風”。

當時，鞏獻田的注意力被“郎旋風”所吸引。他一直堅持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郎鹹平“產權制度改革並不能真正使國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國資的一場‘盛宴’”的看法也引起他的極大共鳴。因此，他與持有相同觀點的人頻繁接觸，思考以什麼方式保護國有資產。

在“郎旋風”所引起的改革反思潮中，為了“保衞國有資產”，鞏獻田組織了有185名學者參加的“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保衞國有資產，維護公民勞動權”的活動，雖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收效不大。不久，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發表《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一石擊起千層浪，被一些人稱為“劉旋風”。這讓鞏獻田感到振奮。因為劉國光所批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復甦，並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正是鞏獻田一直以來所憂慮的。他由衷欽佩劉國光，尊敬地稱他為“劉國老”。

此時，關於物權法草案的討論正在社會上熱烈展開。“一個老朋友建議我應該看看。”鞏獻田透露，這個“老朋友”就是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馬賓———“馬老給我打電話説，‘小鞏，物權法草案你應該好好地研究研究’。”馬賓，建國後曾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他執筆寫的鞍鋼經驗報告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稱讚，被稱為“鞍鋼憲法”，後擔任冶金部常務副部長，退居二線後，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如今，馬賓已年登九秩，但依然非常活躍，坊間不時有他署名的《論形勢與任務》之類的文章流傳。

鞏獻田“好好地研究研究”了物權法草案。“我感覺到問題很嚴重。這部法的立法技術相當低劣。這是為全中國人民立的法，關係重大。所以我就沒有更多地考慮，寫了那封公開信，因為他們違背憲法在先。”

這封信，就是著名的《一部違背憲法和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物權法》草案》。公開信總結《草案》有四個背離：

鞏獻田非常感謝互聯網，他説，“互聯網有共產主義因素”。在全民大討論熱烈之際，鞏獻田在網上發表的公開信“猶如一聲炸雷”，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支持物權法草案和反對物權法草案的雙方展開了激烈論戰。一方稱鞏獻田的公開信是“最牛的一封信”，另外一方則稱其是“世紀最荒謬的質問”。

“這實質上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中國民商法權威江平教授説，鞏獻田等人先將對物權法草案的爭議上綱上線，“已經超出了物權法的範疇，他們實際上是覺得改革開放出了問題。”

因為這封信，鞏獻田名聲鵲起，一時間成為北京大學風頭最健的教授。

後來教育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機構，把鞏獻田的意見上報中央。一個月後，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數位領導邀請鞏獻田到人大賓館進行了長達“80分鐘的談話”（鞏獻田語）。在2006年春天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物權法草案沒有被提請審議。媒體開始高調報道此事，有的稱“一封公開信叫停了物權法”，有的稱“一封信影響立法進程”，還有的稱，“鞏獻田教授單槍匹馬狙擊物權法草案”。物權法主要起草者之一、全國人大代表王利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一封信擱置了物權法立法進程’的説法是誇大其辭了。”鞏獻田也否認“攪黃物權法”的説法，“我知道他們都説這部法律是讓我給攪黃的，我説原因不在我，而是你們的內容在本質上存在問題，只是問題被發現了而已”。

但是立法進程並沒有停止。在進行了一次次的修改後，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終於被提交到2007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審議。

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始的第六天，代表們正在審議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鞏獻田接受記者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觀點。鞏獻田否認了“鞏獻田已經認同了物權法草案”的傳聞。他説，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吸收了自己的許多意見，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鞏獻田説，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面對存在許多問題的物權法，要用憲法去“整合”它，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那些違背憲法的條款自然是無效的；同時加快制定國有資產法和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公佈法等法律，不是説要對國有資產和私有財產進行同等保護嗎？既然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制定出來了，那麼就應該加快制定保護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法。

鞏獻田喜歡書法，擔任着北京大學書法愛好者協會的秘書長。他説：“我是想出名的沒有出名，不想出名的卻出了名。我喜歡書法，但是書法沒有出名；不想搞什麼爭論，卻因為物權法出了名。”

《現代法理研究》，1995年5月，法律出版社；《論依法治國》，1996年10月，河南人民出版社；《法理學三論》，1997年10月，華齡出版社。主編：《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組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同周其華共同主編：《翫忽職守罪的立法與適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1月。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大辭書》，長春出版社，1991年8月；《環境法律保護全書》，中國檢察出版社，1994年2月；《法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1999年12月第2版；《列寧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法律基礎》，全國普通高校“兩課”示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法律基礎》教師教學參考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

《法理學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講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4月；《馬列法學原著選讀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11月；《反腐敗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法理學》，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定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法理學》，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2版；《21世紀領導哲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