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最後一天的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報告一次次為全體代表發自內心的熱烈掌聲打斷。雖然其真正主題並非大清洗，但這卻是蘇共高層第一個系統談到大清洗的報告，也是最後一次。

報告將大清洗期間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總結為，斯大林個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壞了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在蘇聯解體前，官方所有談及斯大林時代悲劇的教訓總結，大致都不超過這個範圍。 ^[1] 

出席會議的1400名代表中有近40%是在斯大林逝世後提拔起來的。赫魯曉夫向大會作了黨中央工作總結報告，他認為世界力量對比正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世界大戰“不是註定不可避免的”。主張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他還認為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大會選舉產生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的中央委員會。

1956年2月24日，大會閉幕。這天深夜，赫魯曉夫突然向大會的代表們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所謂《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和影響。蘇共二十大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反響。

中共中央派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中國方面認為，蘇共“二十大”在破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又認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觀點是不對的。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採取維護斯大林的立場，一方面開始以蘇聯為鑑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同志們：

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許多代表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以前歷次黨中央全會上，對於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後果已談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後，黨中央委員會開始執行如下方針：堅定而不懈地指明：誇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

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説就是這樣看待斯大林的。

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蹟。關於斯大林的功績，還在他活着的時候，就寫了大量的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論文，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對我們黨的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系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理，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於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以及因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而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由於個人獨攬大權這一事實，黨中央認為絕對有必要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報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

首先，請允許我提示一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怎樣嚴厲斥責個人崇拜的任何表現的。

馬克思在給德國政治活動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説：「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想公佈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覆。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原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

不久以後，恩格斯也寫道：「馬克思和我，我們一直反對公開宣揚個人，只有為了達到某種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們尤其反對那些在我們活着的時候，對我們個人所做的宣揚。」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寧是非常謙虛的。列寧永遠強調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強調黨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主動精神的整體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強調中央委員會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並不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者在領導革命解放運動中的作用。

列寧在指出羣眾領袖和組織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各種表現，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羣氓」觀點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並堅決反對把「英雄」塞給人民羣眾。

列寧教導説，黨的力量在於同羣眾保持密切的聯繫，在於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跟隨黨一起前進。列寧説過：「只有相信人民，紮根於生動的羣眾創造性源泉的人，才能勝利，才能掌握住政權。」

列寧自豪地説，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是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他號召一切重大問題由覺悟的工人來決定，由自己的黨來決定。他説：「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

列寧堅決反對縮小和削弱黨對於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作用的一切企圖。他制定了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他強調指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指導原則。還在革命前的年代裏，列寧就稱黨中央委員會是領導者的集體，是黨的原則的保護者和説明者。他説：「在兩屆代表大會期間，黨的各項原則由中央委員會維護並由它解釋。」

在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和它的權威時，列寧指出：「我們的中央已經形成為一個嚴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團。」

在列寧活着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真正地體現了對於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列寧作為戰鬥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但永遠沒有強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解釋自己的意見，使別人信服。列寧歷來都嚴格地監督執行黨的生活準則、遵守黨章，及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

列寧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勝利，對於我黨的勝利和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實現所作的一切是偉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質，這些不良品質在後來造成了嚴重後果。列寧由於關懷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未來命運，他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確的鑑定，他提出過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因為斯大林過於粗暴，對同志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

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裏説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份在我黨歷史上稱之為列寧「遺囑」的極其重要的政治文獻，已經發給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你們已經讀過這個文件，而且毫無疑問你們會再讀它幾遍。請你們深入地考慮一下，列寧所説的下列這些真誠的話，這些話體現了他對黨、人民、國家以及黨的未來政治方針的關懷。

他説：「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寧的這個文件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宣讀過，代表團並且討論了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問題。各代表團贊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認真考慮列寧的批評，從而改正這些深為列寧所擔心的缺點。

同志們！有必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兩個新的文件，這兩個文件證實了列寧在他的「遺囑」中給斯大林所下的評語。

這兩個文件就是：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給當時在政治局擔任書記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

我現在宣讀一下這些文件。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

「列夫·波里索維奇（即加米涅夫）。

「關於我經過醫生允許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口授下寫的一封短信問題，昨天斯大林對我的態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黨內不是一天了。在這30年裏，我一次也沒有聽到那怕是一個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話。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對我比斯大林更為寶貴。可是現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剋制。和伊里奇能談什麼和不能談什麼，我比任何醫生都瞭解，因為我知道什麼問題會使他不安，不管怎樣比斯大林要了解。現在我請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弗·伊的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個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應有的謾罵和威脅。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的一致協議，我是不懷疑的，但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時間去搞那個愚蠢的爭吵。我也是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緊張到了頂點。

這封信是克魯晉斯卡婭在1922年12月23日寫的。過了兩個半月以後，即1923年3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魯地給我的妻子打電話罵了她。雖然她已向您表示願意忘記説過的話，但是這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裏知道了。我並不願意輕易忘記反對我的事情，在這裏不必説，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對我的。

因此，請您酌情考慮，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説過的話並表示道歉？還是願意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致敬。

列寧，1923年3月5日」

同志們！我不想評述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已經令人信服地説明了問題。如果還在列寧活着的時候，斯大林能夠採取這種態度，能夠這樣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妮——列寧的忠實朋友和從我黨誕生起就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鬥的戰士，那麼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樣對待其他工作人員的。斯大林的這些不良品質愈來愈發展，在晚年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列寧逝世後的初期，斯大林還考慮他的指示，而後來則逐漸輕視列寧的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考慮一下他所犯的全部過失，我們必須相信列寧的擔心是正確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在列寧活着的時候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但在以後年代裏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

我們必須嚴正地研究和正確地分析這個問題，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複斯大林在世時所犯下的一切過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許實現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於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過説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於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着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以後的這個時期內，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許許多多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黨的卓越活動家和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成了斯大林專橫的犧牲品。

應該説，黨在反對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方面進行了重大的鬥爭，從思想上粉碎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這次思想鬥爭進行得很成功，在鬥爭中黨更加鞏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鍛鍊。斯大林在這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黨領導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鬥爭，反對自己隊伍中發表反列寧主義綱領的人們，他們是敵視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頑強而艱苦的鬥爭，然而是一場必要的鬥爭，因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我們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傾政治路線在黨內取得勝利，或者把「棉布服裝工業化」作為方向，或者轉向富農，其結果將會怎樣？我們那時就不會有強大的重工業，不會有集體農莊，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面前就會赤手空拳，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

因此，黨才從思想上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向全體黨員和非黨羣眾説明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列寧主義主張的害處和危險性。黨在説明黨的路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無論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來，黨內絕大多數都擁護列寧的路線，因此，黨才能夠鼓舞和組織勞動羣眾去實現黨的列寧路線。去建成社會主義。

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鬥爭的時候，對於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采取極端的清洗辦法。當時的鬥爭是在思想方面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後，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採取清洗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清洗，首先是清洗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後也清洗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清洗了黨的幹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衞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鬥爭。

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捲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鬥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後來經察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

於是就導致明目張膽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

應該説，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麼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併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採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

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後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着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儘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着自己前進。

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於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

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係，有時甚至採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盡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採取極端措施。

列寧對待人，對待幹部的英明也就在於此。

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鬥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

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察就處以死刑等等。

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幹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

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鬥爭。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如果在這場鬥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於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麼，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採取極端的措施。

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裏，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佈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説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並且説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

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於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

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寧把他們放在完成黨的極其重要任務的崗位上，他們積極參與了黨和蘇維埃的機關的領導工作。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在列寧活着的時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錯誤。列寧在自己的「遺囑」中警告説，「當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寧並沒有提出逮捕，尤其沒有提出槍決他們的問題。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以後，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託派的鬥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鬥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脱離了關係，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

這只是在歷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説，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採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説。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鬥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採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採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

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鬥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鋭的形式，直到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時，列寧是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的。而斯大林採取最極端的辦法，是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係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且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來看已經受到了鍛鍊的時候。事情很明顯，斯大林在很多情況下都表現了不耐心、粗暴和濫用職權。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動員羣眾，而是往往採用和肉體消滅的手段，不僅.鎮壓消滅真正的敵人，而且鎮壓和消滅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沒有犯罪的人們。在這方面毫無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寧對此曾很擔心。

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後，審察了這個匪幫所製造的許多案件。審察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繫的粗暴專橫的極醜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徵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

「這就是説，」——列寧講道——「黨的一切事務是直接地或經過代表進行的，所有的黨員權利平等。沒有例外，同時所有負責的人員，所有領導人員及一切黨的機構由選舉產生，要報告工作，他們可以更換。」

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範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後決定的。

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制定的決議。

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干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於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羣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於黨的統一」的歷史性的決議。

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後所寫的文章、信件和札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

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列寧逝世後，我們黨的神聖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説，在列寧逝世後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麼，後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後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衞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後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後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

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只要説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衞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願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談話。這一事實説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説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

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後充分暴露出來了。

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幹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後，組織了一箇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察，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員會調閲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閲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察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於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察了這個材料。

經察明，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場羣情激動）

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即在1920年前參加黨的。從社會出身來説，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佔有表決權的代表60%）。所以，由這樣成份的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居然是黨的敵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僅僅由於正直的共產黨人被誣陷，加上了偽造的控告，以至極端破壞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竟有70%被宣佈為黨和人民的敵人。遭到這樣命運的不僅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佔一半以上——1108人。僅這一事實説明，如現在已察明的，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參加者被控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麼荒謬、野蠻和違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場羣情激動）

應該指出，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冊的。代表大會代表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之中許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為黨的事業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他們英勇地同敵人搏鬥，他們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但從未動搖過，怎麼能夠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後，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後的時期內，這樣的人竟變成了「兩面派」並參加了社會主義敵人的陣營？

這是斯大林濫用職權所造成的。斯大林開始對黨的幹部實行大規模的恐怖。

為什麼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後對積極分子的大規模的恐怖會加劇了呢？因為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已經站在黨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顧及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了。如果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前他還考慮集體的意見，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分子後，當這一斗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達到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的時候，斯大林更加不顧及中央委員會委員乃至政治局委員了。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只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於只應聽從和歌頌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慘害後，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及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違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沒有政治局的決議——這僅在兩天之後才提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書記葉奴啓澤簽署了下列決定：

「1、偵訊機關——加速審理策劃或進行恐怖行為的案件。

「2、司法機關——不要因該類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請而推遲執行死刑的判決，因為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不可能受理這類申請。

「3、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法庭作出死刑判決後對上述類別的罪犯立即執行。」

這一決議被作為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據。在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於被迫，並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

應該説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察。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衞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形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察，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衞人員於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後，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只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象，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跡（會場騷動）

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後，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

「我們認為，十分必要緊急地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亞哥達在揭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現出不能勝任。國家政治保衞總局破獲此案件延誤了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全體黨的幹部以及內務部多數州的代表都持這種意見。」嚴格説來，我們應當瞭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幹部見過面，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於「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

「聯共（布）中央全會認為，在調察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總部及其同謀者的案件過程中所察明的事實表明，在揭發人民最險惡的敵人中，內務人民委員會至少耽誤了4年。」

大規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運動後。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贊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而贊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着。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它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藉口是，隨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鬥爭應當愈來愈尖鋭。斯大林並且説，歷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事實上，列寧説，之所以必需採用革命暴力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並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並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後，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協約國的恐怖主義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強毫無忌憚地以其兵團侵犯我們的時候，如果對這些軍官和白黨的企圖不予以無情的回擊，我們連兩天也支持不了，而這就是恐怖手段，但這是協約國的恐怖手段加給我們的。但當我們還在戰爭結束以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在羅斯托夫剛一佔領後，我們就拒絕實行死刑。這表明，我們是照着我們所承諾的來對待自己的綱領的。我們説，採用暴力是由鎮壓剝削者、鎮壓地主和資本家的任務而引起的。當這一切解決之後，我們即放棄任何的非常方法。我們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瞭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後，採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

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只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餘，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幹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面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説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

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面派」鬥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

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説：

「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鬥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鬥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麼也未想到，在這激烈鬥爭年代之後，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鬥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麼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

斯大林關於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被愈多的論斷以及中央2-3全會根據葉若夫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就被人加以利用，這就是鑽進國家保安機關的破壞者，以及無恥的野心家，他們開始以保衞黨的名義對黨和蘇維埃國家幹部、普通的蘇聯公民實行大規模恐怖。只指出一點就足以説明，被誣告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數在1937年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專橫也涉及到黨的領導人員。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是根據第十二次黨代會闡述的各項列寧主義原則而制訂的。這個黨章規定，凡需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採取開除出黨的極端措施，「必須召開中央全會，並邀請所有候補委員、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列席」，只有在這種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認為必需這樣做，才能將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開除出黨。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並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開除了黨籍，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於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

在調察了某些所謂「特務」和「破壞者」案件後，現已察明，這些案件全系偽造。許多被捕者的供詞以及從事敵對活動的指控都是用慘無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當時政治局委員們告知我們的，斯大林當時並未把一些被誣告的政治家的許多聲明散發給大家看，這些政治家否認了自己的軍事審判庭上的供詞，要求對他們的案件進行客觀的調察。這樣的聲明很多，斯大林毫無疑問是知道這些聲明的。

中央委員們認為有必要向代表大會報告許許多多這類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偽造的案件。

無恥挑撥，惡意偽造、罪惡破壞革命法制的例證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1905年的黨員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場激動）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據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經蘇聯最高檢察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後15個月才交檢察官受理。

對埃赫案件的調察是在粗暴歪曲蘇維埃法制。獨斷專行和偽造的情況下進行的。

埃赫是在嚴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擬好的審訊記錄上簽字、審訊記錄誣告埃赫及許多著名的黨和蘇維埃幹部有反蘇維埃的活動。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給斯大林一份聲明，堅決否認自己有罪過，要求調察他的案件。他在聲明中寫道：

「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蹲在我一直為之奮鬥的政府的監獄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聲明也保存着，聲明依據事實堅決駁斥對他的誣告，他指出這些誹謗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乾的，因為他作為西部西伯利亞邊區黨委第一書記曾批准過逮捕他們的命令，他們陰謀報復他，另一方面這也是檢察官偽造材料的結果。埃赫在聲明中寫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佈了我的案件調察工作已經結束，並允許我看有關的調察材料。如果這些材料中所説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麼我就不敢向您提出這份臨終的申訴，但被指訴是我犯的罪行裏，我一件也沒有做過。我的心靈裏卑鄙的影子從未有過。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對您説過半句假話，現在當我的兩條腿已站在墳墓裏時，我還是向您説實話。我的整個案子是陰謀、中傷和違犯革命法則的最起碼原則的典型……在調察我的案子時，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僅荒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對聯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員會議的誣衊，因為在這些交代裏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議的一些正確決議被説成是根據我的建議通過的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而這些決議不是採納我的意見，甚至是在我沒有參與的情況下通過的……

「現在我來談我生命中最可恥的一頁，也是我在黨和您面前真正的罪過，就是我承認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經受住烏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對我使用的嚴刑和虐待，特別是烏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後還沒有癒合之機，讓我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誣告自己和別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餘的是我把我記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有關西伯利亞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實加到自己頭上。如果發現由烏沙科夫的和我簽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處，他們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簽字。例如：對魯希莫維奇就是這樣做的，開始叫我把他寫進『後備中心』，但後來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所謂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後備中心』並由他擔任主席問題上。我開始時寫上我是主席，但後來他們建議寫上梅日拉馬克，還有許多其它類似情況「我請求並懇求您委託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調察清楚，這不是為了使您寬恕我，而是為了揭露這一卑鄙的陰謀，它象毒蛇一樣把許多人纏住了，其中也有因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誣告造成的後果。對您和黨我始終沒有叛變過。我知道，我是因為黨和人民的敵人制造了反對我的卑鄙和醜惡的陰謀而將要犧牲。」

按理説，這樣重要的聲明應該在中央委員會上討論，但並未這樣做。聲明書送給了貝利亞，對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同志的嚴刑仍繼續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認自己有罪，並作了如下聲明：

「在所有我的所謂供詞中，沒有一個字是我自己寫的，除去審訊記錄下面我被迫的簽字。口供是在檢察員壓力下招出的，他從逮捕我後就開始毒打我。之後我就開始寫各種胡説八道的東西……對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黨和斯大林説，我沒有罪。我從未參加任何陰謀活動。我帶着對黨政策正確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樣。」

2月4日埃赫被槍決了。（全場激動）現已無可爭辯地察明，埃赫案件純屬偽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黨員，沙皇時代蹲過10年勞工營。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會議記錄記載了盧祖塔克下列聲明：「他對法庭唯一請求是，告訴聯共（布）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一個沒有被割除的膿瘡，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無辜的人們承認自己有罪。他認為對被指控的事實沒有進行審察，沒有給被告以任何機會來證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並無任何關係。偵察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編罪行和誣告完全無罪的人們，被告對自己的問題更不用説了。他請求法庭給他機會把這一切寫給聯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證，他本人從來沒有反對我黨政策的壞思想，因為他從來完全同意黨在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全部政策。」

斯大林集大權於一身，這在偉大衞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後果。

假使拿我們的許多長篇小説、電影、歷史、「學術研究論文」來看，把斯大林在衞國戰爭中的作用寫得荒唐透頂。斯大林能預見一切，根據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戰略計劃蘇軍實行了「積極防禦」的戰術，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國人讓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術。蘇軍實行了這種戰術，而且僅僅由於斯大林的天才，這才轉入進攻，消滅了敵人。蘇聯武裝力量，我們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就在這類小説、電影和「學術研究論文」中被徹頭徹尾形容為斯大林軍事領導的天才。

我們應該仔細弄清楚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對歷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實際上都有巨大意義。 ^[2] 

秘密報告使蘇聯社會受到巨大沖擊。據當時與會者稱，當赫魯曉夫宣讀秘密報告時，會場上的氣氛異常壓抑和緊張，甚至有人當場暈倒。報告引起了蘇聯人民極大的思想混亂。也有不少人接受報告的基調，認為斯大林是國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認為，秘密報告是對斯大林的誹謗，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公正的，稱頌斯大林將永遠活在整個進步人類的心中。最突出的事例是，1956年3月7日至9日，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市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對批判斯大林強烈不滿的人羣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數百人傷亡，大批“肇事者”被判處1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

為了安定人心，穩住局面，赫魯曉夫加緊了輿論宣傳工作。秘密報告文本連同他的一封信，於1956年3月1日分發給了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委員、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書記。3月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介紹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二十大上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的決議，建議各州委、各邊區委員會、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向所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工人、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中的非黨積極分子，介紹赫魯曉夫的這一報告。根據這一決議，在各級黨團組織的會議上都宣讀了赫魯曉夫的報告。

接着，《真理報》於1956年3月28日發表題為《為什麼個人崇拜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專論，列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斯大林傳略》兩本書，指責斯大林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這是蘇聯報刊首次公開點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在評説斯大林的過程中，有人進一步提出要對斯大林時期的全部歷史作出新的評價。這使蘇共領導集團內部的分歧和鬥爭再次激化。蘇共中央通過《真理報》説話，稱黨在其歷史上所有時期的政策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列寧的政策。1956年4月5日《真理報》又發表題為《黨過去和現在都靠忠於列寧主義而取得勝利》的社論，宣稱決不允許借對個人崇拜的批判，來懷疑黨的歷史、路線和成就。

迫於形勢和壓力，蘇共中央10月30日通過了《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決議以較多的篇幅重新肯定斯大林在長期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同其他領導人一起，為實現列寧的遺訓而積極鬥爭。説他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家和大組織家，領導了黨反對托洛茨基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鬥爭，以及反對資本主義包圍的陰謀的鬥爭。

決議進一步解釋説，斯大林正是在這種鬥爭中獲得了巨大的威信和聲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和對他的頌揚衝昏了他的頭腦，於是逐漸形成了對他的個人崇拜。決議還強調指出，儘管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給黨和國家造成極大的危害，但他不可能改變，也沒有改變我們社會制度的性質，沒有使蘇聯社會離開通向共產主義發展的正確道路。決議重申，蘇共中央強調批判個人崇拜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出發的。

決議還回答了社會上提出的疑問：為什麼斯大林健在時不談個人崇拜這個問題？決議稱：“斯大林在蘇聯人的心目中是一個始終保護蘇聯、反對敵人的陰謀，始終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的人。他在這一斗爭中有時採用了不適當的方法，破壞了列寧主義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斯大林的悲劇就在這裏。然而這一切也使反對當時發生的違法現象的鬥爭感到困難，因為，建設社會主義和鞏固蘇聯的成就在個人崇拜的影響下都被歸功於斯大林。在這種情況下，對他的任何反對都會為人民所不理解，這裏問題完全不在於個人勇氣不夠。顯然，誰要是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斯大林，他就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3] 

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引起巨大反響。社會主義國家除南斯拉夫一片喝彩聲外，其他國家多半是疑慮、震驚和茫然。反應最強烈的是波蘭和匈牙利。

1956年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下，6月上旬，波茲南斯大林機車車輛廠工人要求減少税收和增加工資。當局表示可以考慮減少税收，但拒絕增加工資。工廠派往華沙的代表團沒有同政府達成協議。6月28 日，斯大林機車車輛廠的1.6萬多名工人舉行罷工和遊行示威，不少羣眾加入遊行隊伍。他們要求市委領導接見其代表，遭到拒絕。人羣中傳出派往華沙的代表團被扣留的消息，引起羣情激憤。在敵對分子煽動下，部分遊行者衝擊黨政機關和市委大樓，奪取武器，槍擊公安人員。當局出動軍隊進行鎮壓，造成數十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幾百人被捕。6月29日，波蘭領導人講話稱這次事件是“挑釁分子”在“帝國主義特務和暗藏的反動分子唆使下”，企圖“奪取人民政權”。6月30日，當局採取一些緩和矛盾的措施，機械工業部部長被降職；向斯大林機車車輛廠徵收的税款將分期發還給該廠工人；為事件中的受難者舉行安葬儀式等。騷亂平息下去。10月19 日至2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新的領導核心，將“斯大林分子”排除出政治局，並選舉剛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為中央第一書記。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認為，波茲南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反對的不是人民波蘭，他們抗議反對的是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歪曲”。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於10月19日飛往華沙，同時蘇聯坦克兵團向華沙推進。波蘭領導人堅決予以抵制。中國共產黨規勸蘇聯領導人不要使用武力，產生效果，所有駐紮在波蘭的蘇聯軍隊返回基地。“波茲南事件”後，東歐一些國家社會動盪加劇。

1956年10月，又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蘇共二十大之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內外要求批判拉科西·馬加什的情緒日益強烈。7月，拉科西被解除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格羅·艾爾諾接替。匈牙利政治形勢更趨惡化。10月22日，裴多菲俱樂部向匈黨中央提出“十點要求”，要求將拉科西開除出黨，由納吉出任總理，按平等自主原則調整匈蘇關係等。布達佩斯從10月23日清晨起，先是幾千名大學生，隨後增加到大約10餘萬市民舉行示威遊行。大多數參加者要求糾正錯誤，實行新的經濟政策，要求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格羅·艾爾諾發表廣播演説指責示威遊行，進一步激化矛盾。當天夜晚，一批暴亂分子武裝襲擊國家廣播大樓，隨即攻佔電台以及一些武器倉庫和警察哨所，進而襲擊公安部隊人員和共產黨人。深夜，匈牙利政府宣佈改組，由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納吉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聲稱這次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請求駐紮在匈牙利的蘇聯部隊協助平息叛亂，要求鬧事者放下武器。此後，暴亂波及全國。10月28日，納吉在廣播講話中宣佈蘇軍將撤離布達佩斯，解散國家保安局，成立新政府。10月30日，納吉宣佈取消一黨制，3天后組成四黨聯合政府。10月31日，以卡達爾·亞諾什為主席的匈牙利勞動黨中央六人主席團宣佈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重建新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1月1日，納吉宣佈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實行中立，呼籲聯合國進行干涉。1956年11月4日，以卡達爾·亞諾什為總理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提出請求蘇聯部隊幫助恢復國內秩序。同日，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平息了騷亂。納吉被捕並被處死。此後，儘管對“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性質評説不一，但是事件由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引發，則是無可置疑的。

秘密報告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隊伍中也引起巨大混亂。英國共產黨中央於4月1日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蘇共中央就赫魯曉夫的報告發表一個公開聲明。6月22日，英國《工人日報》又刊登英共政治委員會聲明，對蘇共中央沒有就赫魯曉夫的報告問題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遺憾。美國共產黨於6月25日發表聲明稱：“我們認為，蘇聯共產黨自己原是應該發表這篇演説的。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看法：所談到的問題，不管多麼令人痛心和可惡，完全是蘇聯共產黨內部的事……把所有的錯誤和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行為都歸於一個人是同把蘇聯社會主義進展中的一切成就和偉大成績歸於一個人一樣錯誤的。” 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二戰後曾一度成為本國最大的政黨，但秘密報告的傳播，特別是“匈牙利十月事件”之後，共產黨員大批退黨，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迅速削弱。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多洛雷斯·伊巴露麗回憶説：得知蘇聯領導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實後，我們感到異常壓抑和沉重，似乎還是茫然無知好些。 “匈牙利事件”發生後，全世界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宣佈退黨，最著名的就是當時的美國共產黨領袖法斯特公開譴責蘇共對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鎮壓，並宣佈退出共產黨。 亞洲國家各黨的做法比較謹慎，如在朝鮮勞動黨、越南共產黨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內，嚴格限制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傳達和討論，所以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

中國共產黨重視與蘇聯共產黨的關係，派出以朱德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朱德在大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賀詞。1956年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赫魯曉夫的工作報告給予正面評價，認為這個文件以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總結了蘇聯的歷史性成就，規劃了蘇聯人民繼續前進的道路，同時也指明瞭各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方向。

3月19日和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談論斯大林在各個時期的錯誤。毛澤東提出，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前無古人，錯誤是難免的。4月4日，毛澤東主持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發表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強調指出，從蘇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後來，隨着赫魯曉夫在許多問題上的做法越來越出格，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也明顯加重。兩黨不斷交鋒，終於釀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但總的看來，在蘇共二十大期間，中國共產黨人着眼大局，顧全與蘇共的團結是主導方面。中共對蘇共二十大的意見，最初集中反映在斯大林問題上，後來又涉及對和平過渡等問題的看法。這説明，中國共產黨對於蘇共二十大的認識和評價，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據吳冷西《十年論戰》一書回憶，毛澤東於3月17日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報告。毛澤東説，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麼大的事情，這麼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是不對的。事實也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出現混亂。這是中國方面對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最初的也是最具權威的評價。

歷史事實證明，秘密報告雖然揭開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和蘇聯模式弊端的蓋子，一定意義上有助於推動各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是實際結果卻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關鍵在於斯大林問題提出方式的草率性和對斯大林功過評價的片面性。蘇共在沒有做好充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的情況下拋出斯大林問題，傳達的步驟之亂、範圍之廣和速度之快都脱離了人們的接受能力，事後又缺乏周全的解釋和教育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嚴重的後遺症就是不言而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