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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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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共產黨（PKI），前身是1914年建立的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在1920年5月成立，並於同年加入共產國際。1920年易名為“東印度共產主義聯盟”。1924年定名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3]  [9] 
1926年領導了印尼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荷蘭殖民主義的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日本佔領印尼期間一些印尼共產黨員投身於武裝抗日鬥爭，一些青年黨員與其他民族主義青年組織成員進行地下宣傳活動。1948年轉為公開活動，同年9月爆發茉莉芬事件，再次被宣佈為非法並轉入地下。1951年又轉入公開活動，同年組成以艾地為首的新的黨中央。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印尼共產黨對外堅持反帝、反殖鬥爭，對內致力於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大力發展黨組織。在1955年印尼全國第一次普選中一躍成為全國四大政黨之一，1962年黨員達220多萬並在地方選舉中獲勝。 [6]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中遭到嚴重破壞大批黨員被囚禁和處決，1966年3月12日總統蘇哈托宣佈解散印尼共產黨再度轉入秘密狀態。同年9月中央政治局發表《自我批評》總結了九·三〇事件的教訓。黨刊是《人民之聲》。 [5] 
中文名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外文名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簡    稱
PKI [8] 
成立時間
1920年5月
前    身
1914年建立的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
加入共產國際
1920年

目錄

  1. 1 發展歷史
  2. ▪ 成立
  3. ▪ 初期及武裝起義
  4. ▪ 地下活動
  1. ▪ 獨立鬥爭時期
  2. ▪ 議會時期
  3. ▪ 互助合作內閣
  4. 2 衰落
  1. ▪ “九·三〇”事件
  2. ▪ “九·三〇”之後
  3. ▪ 海外活動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展歷史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

20世紀初，印尼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浪潮，本土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隨之誕生，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在此環境下興起。受1905年俄國革命的鼓舞，印尼工人階級的第一個組織於同年正式成立，即“國營鐵路協會”（Trade Union of Railway Workers）。由於處於荷蘭殖民統治之下，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自然與荷蘭聯結在一起。印尼第一個以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工人組織，由荷蘭人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於1914年在泗水組建，即“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Indies’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簡稱“東聯”），亞洲第一個獨立的共產黨組織宣告誕生，1925年又進一步更名為“印尼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1]  [4]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初期及武裝起義

在印尼共正式成立前，印尼馬克思主義者曾一度同民族主義者保持合作關係，實行“內部聯盟”（bloc within）策略，即吸收進步的民族主義者加入“東聯”，同時允許其保留原來的政黨身份。但1920年後，印尼共逐步放棄與“伊斯蘭聯盟”的合作，並與共產國際的路線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代表，同時也是印尼共領導人之一的陳馬六甲（Tan Malaka）認為，泛伊斯蘭主義者具有革命性，可以繼續合作，這一觀點也得到列寧與共產國際大會的支持。到1922年，共產國際進一步要求印尼共採取“內部聯盟”策略，鼓勵其與“伊斯蘭聯盟”合作。但是，多數印尼共領導人並不認同共產國際的路線，1923年印尼共明確宣佈與“伊斯蘭聯盟”決裂。此後，印尼共的路線愈發偏激，提出“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印度尼西亞蘇維埃”等口號。
1926年11月12日和1927年1月4日，印尼共在爪哇和蘇門答臘先後發動武裝起義，一個月內即被荷蘭殖民政府鎮壓。“印度尼西亞1926—1927年民族大起義”被印尼共稱為荷蘭統治時期第一次民族起義。起義失敗後，印尼共被殖民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被迫轉入地下鬥爭，直到日本戰敗並撤出印尼。 [1]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地下活動

由於無法正常開展革命工作，印尼共在羣眾運動中的領導地位被左派民族主義政黨，即印度尼西亞民族黨（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所取代。地下鬥爭時期，印尼共通過黨員另建政黨，或者加入其他政黨的方式參與政治。秘密黨員阿米爾·沙裏弗汀（Amir Sjarifuddin）於1937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Gerindo），為共產黨的政治活動提供合法外衣。慕梭（Muso）於1935年組建秘密政治組織“地下印尼共”（Illegal-PKI），他同時還響應共產國際要求培養幹部的指示，組建了“共產主義青年黨”（Party of Communist Youth）。 [1]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獨立鬥爭時期

二戰結束後，印尼共迎來重建機遇。1945年8月17日，蘇加諾宣佈國家獨立，隨後與重返印尼的荷蘭軍隊發生衝突，印尼進入反荷獨立鬥爭時期。同年，印尼副總統穆罕默德·哈達簽署公告，允許社會中的集團和流派建立各自的政黨。1945年10月21日，印尼共正式重建，但部分老黨員並未直接回歸印尼共，而是以地下黨員的身份加入社會黨（Socialist Party）、印尼勞工黨（Indonesian Labor Party）等組織，同時以公開或秘密的身份在印尼共領導下的印度尼西亞全國總工會、印度尼西亞農民陣線、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青年團等政治團體中發揮作用。這其中，社會黨和印尼勞工黨雖然並未被冠以共產主義的名稱，但其實都是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
通過公開和秘密黨員在政府、議會中任職的方式，印尼共在戰後初期獲得巨大成功。在印尼共和國首屆內閣中，沙裏弗汀被任命為議會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到1946年10月，政府31名內閣成員中，包括4名共產黨員，其中3名為秘密黨員。1947年7月後，沙裏弗汀更是出任總理兼國防部長，並提拔共產黨員佔據要職。同時，沙裏弗汀利用掌握的軍事權力，新組建了“印度尼西亞國民軍”，由與其同一派別的軍官控制。
1948年8月，長期在蘇聯避難的慕梭重返印尼，開始對党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慕梭推動印尼共通過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新道路》。《新道路》旨在重奪革命領導權，認為1945年以來印尼共未能利用獨立鬥爭獲得革命領導權，將其拱手讓給民族主義者。《新道路》內容充斥着武裝鬥爭的論調，強調必須在軍隊的幹部中間把反動的和反革命的分子清洗出去。已解密的前蘇聯檔案表明，《新道路》是慕梭在蘇聯期間醖釀完成的，他借用了蘇聯“兩大陣營”理論和中國的革命經驗，但並非直接依照莫斯科的命令行事。
反荷鬥爭時期，印尼地方軍隊派別林立，內部摩擦不斷。哈達決定對印尼軍隊進行整編，將沙裏弗汀的勢力從軍隊中清除。至1948年9月，印尼共控制的軍隊與反共部隊之間的衝突到達頂峯。慕梭等人四處宣傳共產黨的工作綱領，在抵達茉莉芬地區時，當地親共與反共力量之間已爆發武裝衝突。9月19日，印尼政府譴責慕梭和印尼共在茉莉芬地區奪權和建立蘇維埃政府，派遣軍隊進行鎮壓。隨後的兩個月內，支持印尼共的軍隊全面失敗，慕梭在戰鬥中被擊斃，沙裏弗汀被捕入獄並被執行槍決，左翼組織遭到大規模清洗，約3.5萬名被指控為親共的人士被捕。事件爆發後，蘇加諾總統將“茉莉芬事件”定性為“殘忍而野蠻”的社會革命，將參與者視為“破壞性的力量”。 [1]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議會時期

“茉莉芬事件”後，為抵抗荷蘭侵略，哈達政府釋放了大部分被關押的印尼共黨員。印尼獨立後，繼續模仿西方政治體制採取議會民主制度，建立了以政黨政治為核心的政治框架。對於國內的共產黨，哈達政府並未再次進行打壓，而是採取寬容政策。“寬容政策”為印尼共的恢復發展提供了空間，到1950年底，印尼共已經恢復政治活動。
1950—1951年，印尼共領導層發生重大變化。艾地、魯克曼（Lukman）以及約多（Njoto）等人成為印尼共新的領導核心。新領導層提出領導機構“印度尼西亞化”，並藉此成功獲得黨的領導權。
議會民主制時期，反共政黨是印尼共面對的主要挑戰和威脅。馬斯友美黨（Masumi）、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兩個伊斯蘭政黨，長期在議會中佔據優勢地位，並堅決反對共產黨人進入內閣。蘇丹·里爾（Sutan Sjahrir）領導的印尼社會黨（Indonesian Socialist Party）同樣反對共產主義。1951年8月，馬斯友美黨的蘇基曼（Sukiman）政府對共產黨進行了大規模逮捕，導致1.5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入獄。這次逮捕是政府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發動的，但印尼共卻無力進行反制。
印尼共的突破性發展，直到1953年民族黨的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Ali Sastroamidjojo）執政後才得以實現。民族黨人屬於左派民主主義者，對待共產黨的態度較為温和。阿里政府對外採取“不結盟政策”，積極發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關係，對內則默許共產黨人的正常發展。鑑於阿里上台後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印尼共及時調整路線方針。1954年3月召開的印尼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認定印尼仍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據此制定了新的政策綱領，一方面強調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事實上將政黨選舉作為鬥爭的主要方式。新綱領認為，印尼共需要改變帝國主義者、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力量對比，把建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即“民族統一戰線”（United National Front），作為首要緊迫的任務，繼續支持阿里政府，並重視普選和議會鬥爭。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印尼共的主要策略是支持蘇加諾總統和印尼民族黨。印尼共認為，二者實行的政策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蘇加諾曾在1952年10月的軍事政變中拯救共和國，和民族黨一起拒絕國有資產私有化，並且更傾向於支持國內貿易和工業發展等。吸引農民加入統一戰線是印尼共政策的重要組成，農民佔印尼人口的70%，印尼共主要是通過“土地革命”消除封建殘餘，提出“土地歸農民”的口號。
“民族統一戰線”擴大了印尼共的政治基礎，通過政黨選舉，印尼共迅速成為國內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1956年3月1日，印尼首次全國大選結果公佈，印尼共獲得16.4%的選票，一躍成為印尼第四大政黨，排名第一的是印尼共支持的印尼民族黨，獲得22.3%的選票。1957年7月，在大爪哇地區率先舉行的全國第二次大選中，印尼共在中爪哇地區獲得超過300萬張選票，成為當地獲得選票最高的政黨；在東爪哇和西爪哇，也分別獲得了第二和第三高的選票。印尼共雖然通過選舉成為國內的新興政治力量，但仍處於印尼政治舞台的外圍，由於伊斯蘭政黨的反對，印尼共始終無法進入內閣，只是依法在國會中享有一定的席位，政治話語權非常有限。 [1]  [7]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互助合作內閣

1957年後，印尼政治陷入動盪，印尼共的“民族統一戰線”面臨挑戰。由於軍隊內部、政黨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矛盾的激化，印尼國內爆發了針對中央政府的“外島叛亂”。到1958年5月，印尼政府基本平息了叛亂，支持叛亂的反共政黨，包括馬斯友美黨、印尼社會黨等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外島叛亂”後，印尼的議會民主制度走向終結，1957年2月，蘇加諾總統正式提出“有領導的民主”主張，實質就是總統領導的威權體制。蘇加諾後來只保留部分政黨，按照比例組成“互助合作內閣”，政黨不再依據選票獲得議會席位和組閣。
“有領導的民主”制度意味着政黨政治的終結，這使印尼共此前積累的選票優勢失去意義。印尼共曾嘗試推動蘇加諾繼續進行全國大選，但未能成功，最終作出妥協，決定支持蘇加諾的主張。1957年7月初，印尼共中央委員會召開的第五次全體會議，對蘇加諾的政治體制改革給予了高度評價，讚揚蘇加諾的方案是“這樣的合情合理、這樣的公正和這樣的民主，以至於頑固派的領導人‘不贊同’的表示就會使他們在自己的羣眾中間完全陷於孤立”。
作為印尼民族主義者的代表人物，蘇加諾一直對印尼共持同情態度，這為印尼共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基礎。1959年，蘇加諾公開表示，印尼共是“印尼獨立鬥爭的鬥士，反對帝國主義的鬥士”。1960年，印尼共正式進入蘇加諾組建的“互助合作內閣”。除此之外，魯克曼被任命為國會副議長，艾地被任命為“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的副議長；在負責向政府提供諮詢的“臨時最高評議院”中，印尼共也有代表。
1961年9月，印尼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黨章，明確提出“過渡到民主的人民政權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的準備階段的最好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和平的方式、議會的方式。如果取決於共產黨人，那他們就選擇和平的道路”並再次強調“支持蘇加諾總統方案”。
依靠蘇加諾的政治保護和支持，印尼共在國內政治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並得以將黨的部分綱領轉化為國家政策。在削弱政治對手方面，印尼共的工作也取得進展。1963—1965年期間，印尼共的政治權力達到頂峯。印尼共還通過直接最高權力機構參與政治，為國家意識形態提供理論基礎，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線推動社會改革，甚至還利用記者協會、報業協會媒體，左右國內輿論導向。1965年8月，印尼共公開宣稱擁有350萬名黨員以及超過2000萬的羣眾組織成員。印尼共的影響力在其建黨45週年大會上得到充分展示。蘇加諾總統親自參加，而且在慶典過程中還出現了蘇加諾與艾地巨幅畫像並排放置的場景，同時在印尼全國各戰略要地出現了馬克思、斯大林的巨幅畫像。 [1]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衰落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九·三〇”事件

儘管印尼共通過“和平路線”獲得了空前影響力，但面對陸軍的威脅，缺乏獨立領導的武裝力量，始終是其致命弱點。1963年後，由於蘇加諾健康狀況惡化，“後蘇加諾”時代的權力爭奪已經提前開始。一旦失去蘇加諾的政治保護，陸軍隨時可能消滅共產黨。為應對陸軍威脅，印尼共進行相關工作，從內部瓦解對手，對軍隊實施滲透。1959年後，印尼共通過強調各軍種的平等取悦空軍和海軍。1964年11月，印尼共組建秘密“特別局”，作為正式黨組織之外的秘密機構。該機構直接向艾地本人負責，主要職能是在軍界招募和培訓黨幹部。此外，印尼共利用蘇加諾的支持組建獨立武裝力量，積極支持組建獨立民兵力量“第五軍”。
1965年5月，印尼共重新評估國內政治局勢，認為印尼現在正處在上升和成熟的革命形勢之中，應“加強革命攻勢，進一步發展革命形勢，促使革命形勢成熟”。到1965年8月，印尼共已經獲悉蘇加諾病情嚴重惡化的消息，計劃先發制人。但是，在印尼共為武裝鬥爭做準備的同時，陸軍的反共將領也在策劃奪取政權，準備發動政變。
1965年10月1日凌晨，決定印尼共命運的“九·三○”事件爆發。印尼共採取行動，準備提前處置陸軍高級將領，原本只是實施逮捕，但“特別局”負責人夏姆（Kamaruzaman Sjam）卻下達了直接殺害的命令。事件爆發當日，印尼總統衞隊指揮官翁東（Untung Syamsuri）命令部隊突襲陸軍七位高級將領的寓所，導致六名將領死亡。翁東的行動遭到印尼戰略後備司令蘇哈托（Suharto）的反擊，後者提前獲悉了印尼共的計劃，領導陸軍發動了“反政變”，並迅速控制局勢。蘇哈托指責印尼共是政變的幕後策劃者，對印尼共進行大清洗，包括艾地在內的約50萬共產黨和親共人士遭到殺害，蘇加諾因牽連其中而喪失領導權，以蘇哈托為代表的反共陸軍勢力全面接管政權。1966年3月，蘇哈托取締並解散印尼共，同時禁止在全國範圍內傳播共產主義、列寧和馬克思主義，印尼共在國內的公開政治活動完全停止。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九·三〇”之後

“九·三○”事件使印尼共遭遇滅頂之災。隨後，印尼共的政治活動基本停止，僅存的少部分黨員轉入地下鬥爭。這批黨員否定之前的“和平路線”，認為黨的領導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把黨的革命運動的命運寄託在蘇加諾總統的決策上”。倖存的共產黨員轉而開始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學習中國進行土地革命，嘗試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全國政權。印尼共政治局委員蘇迪斯曼（Sudisman）以“印尼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名義，領導殘餘黨員在中爪哇進行地下革命。蘇迪斯曼在1966年12月被捕後，殘留的地下革命勢力又轉移到爪哇東部繼續進行遊擊活動。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印尼共在爪哇地區的遊擊活動已經停止，在外島地區也受到限制。由於政府對反共採取持續高壓態勢，本土的印尼共黨員無力改變蘇哈托建立的政府和新政治秩序，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外部聯繫也基本中斷。 [1] 
1998年蘇哈托政府倒台後，印度尼西亞不再處於高壓統治之下，進入民主化改革進程中。印尼共雖然已經不再能作為一個黨派活動，但倖存的印尼共黨員和“親共”左翼人員一同構成了印尼左翼政治活動的主要力量。 [2]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海外活動

除了留在印尼本土從事地下鬥爭的黨員外，因學習或者交流活動而滯留在海外的黨員，也曾以印尼共的名義繼續發聲。流亡海外的印尼共黨員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一個是蘇聯和東歐地區，另一個是中國。由於中國和蘇聯政治環境的差異，印尼共流亡者的政治立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他們都批判艾地的政治路線，但對未來革命路線的選擇卻存在巨大差異。
在中國的印尼共黨員，立場與印尼本土殘留的革命者較為接近，都強調應當保持“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但是對之前的“和平道路”完全持否定態度。留華的印尼共高級別領導人是政治局委員之一的尤素福·阿吉託羅普（Jusuf Adjitorop），他對外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代表團”團長的名義活動。1966年，留華印尼共黨員創辦《紅旗》雜誌，公開發表文章強調武裝鬥爭路線是唯一選擇。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留華印尼共黨員的公開宣傳活動基本停止，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國內報刊已找不到關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活動和發言的報道。
在蘇聯的印尼共組織先後成立了“印尼共的馬列主義小組”和“印尼共海外委員會”，其中一些黨員因不滿蘇聯與蘇哈托政府的關係，離開莫斯科前往中國。留蘇印尼共黨員更多地強調，黨在“九·三○”事件前夕採取冒險策略，並且過於依靠蘇加諾這樣的民族主義者，而忽視了自身獨立性。這些反思，一方面是留蘇印尼共對自身失敗教訓的總結，另一方面夾雜着蘇聯影射中國的話語。蘇聯政府通過他們，批判留在印尼的共產黨員採取冒險的極左路線，間接影射中國的革命方針。在蘇聯的印尼共流亡者的活動一直持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後，俄國人對印尼共的支持也宣佈停止。至此，流亡海外的印尼共黨員的革命活動完全停止，印尼共的歷史徹底走向終結。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