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哈托

1921年6月6日，蘇哈托出生於印尼中爪哇日惹格穆蘇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是個村官，負責管理農田澆灌。雖然家境貧寒，但蘇哈托的父母並沒閒着，一口氣生了12個孩子，蘇哈托排行老二。母親曾三度嫁人，村子裏有謠言説蘇哈托是一個“富有華裔生意人”的私生子。因此，蘇哈托從小就外人羞辱。 ^[4] 

蘇哈托從小發奮讀書，只用兩年時間就讀完了小學。然而，小學畢業後，家裏再也拿不出錢供他念書了。輟學的蘇哈托只好外出打工。因為沒有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他一有空就看書，甚至拾到一張報紙，也會從頭到尾認真看完。輟學後，蘇哈托在銀行拉過業務，跑過貸款，在建築工地幹過粗活，這些工作收入低，勞動強度大，還經常被人欺負。19歲時，蘇哈托決定參軍。 ^[4]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日本人打到印尼，趕跑了統治印尼達350多年的荷蘭人，並在印尼盤踞下來。蘇哈托則由給荷蘭人扛槍，又轉入日本人的“偽軍”服役，還當上了中隊長。 ^[4] 

1945年8月15日8月17日，蘇加諾宣佈印尼獨立，出任第一任總統。蘇哈托第一次加入了自己國家的部隊。 ^[4] 

1945年10月至1949年11月，蘇哈托先後升任連長、營長、團長、軍區參謀長、區司令。 ^[4] 

1960年，蘇哈托出任印尼陸軍參謀長第一助理。5年後，蘇加諾任命蘇哈托為陸軍戰略後備司令，少將軍銜。 ^[4] 

印尼共和國獨立之後，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矛盾重重，為扭轉政治局面，蘇加諾總統在國防上奉行反帝反殖立場，與社會主義國家加強合作。在國內，蘇加諾大力扶持印尼共產黨。此時，印尼國內危機暗伏，陸軍裏中右勢力對蘇加諾的言行非常怨恨。1965年9月21日，40名陸軍高級軍官組成的“將領委員會”在軍法學院秘密集會，準備於10月5日印尼建軍節時發動政變，推翻蘇加諾政府。 ^[4] 

1965年9月30日，印尼“九·三O”事件爆發，蘇加諾總統的衞隊長翁東中校也獲悉了“將領委員會”的陰謀，於是聯絡其他左翼軍官，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武裝行動，綁架陸軍主要領導人，保衞蘇加諾總統，使預謀的政變胎死腹中。但翁東沒有蘇哈托列入綁架名單，甚至他在行動之前還兩次面見蘇哈托。 ^[4]  10月1日清晨6時整，蘇哈托接到一名部長的報告，驅車趕往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與此同時，他暫時接管陸軍司令部的領導權。9時一刻，蘇哈托召開參謀部會議，宣佈翁東中校“發動政變，企圖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會議決定立即反擊，並由蘇哈托統一指揮反擊行動。到了晚上7時，蘇哈托的印尼陸軍已佔領了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訊局，印尼國家廣播電台播出了蘇哈托將軍的錄音講話。第二天，蘇哈托拒絕了蘇加諾關於政治解決危機的要求，並迫使蘇加諾任命他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長和陸軍司令。 ^[4] 

1967年3月7日，蘇哈托出任代理總統，蘇加諾仍保留總統職位。 ^[4] 

1968年3月27日，蘇哈托正式擔任印尼共和國總統。 ^[4] 

蘇哈托執政時期，印度尼西亞先後舉行了6次大選，選舉立法機構成員，即1971年、1977年、1982年、1987年、1992年和1997年。印度尼西亞大選，初期是選舉國會、地方國會議員。

1971年7月5日，印尼舉行了第二次大選，也是蘇哈托執政時期舉行的第一次大選，支持蘇哈托的專業集團佔據多數席位，蘇哈托連任總統。 ^[11] 

1977年5月2日，印度尼西亞舉行了第三次大選。議席分配方案與1971年大選相同，即根據選舉票數分配。專業集團獲232席，比1971年大選減少了4席，蘇哈托連任總統。 ^[11] 

1982年5月4日，印度尼西亞舉行了第四次大選。除亞齊外，專業集團在其他選區獲勝，與1977年大選相比，增加了10席。蘇哈托再次擔任總統。 ^[11] 

1987年4月23日，印度尼西亞舉行了第五次大選。專業集團獲得299席，增加了53席。蘇哈托第五次擔任總統。 ^[11] 

1992年6月9日，印度尼西亞舉行第六次大選。與1987年大選相比，專業集團的選票減少。從1987年大選的299席降至282席，減少了17席。 ^[11] 

1997年5月29日，印度尼西亞舉行第七次大選。專業集團獲得325席，增加了43席。蘇哈托最後一次當選總統。 ^[11] 

1997年7月，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印尼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自1998年2月下旬起，印尼局勢急劇動盪，社會矛盾加劇，導致一系列騷亂事件的發生。社會各界強烈要求蘇哈托下台。政治危機使經濟危機加劇，印尼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下擬定的振興經濟的計劃成為泡影，金融市場持續劇烈動盪。

為了挽救危局，在埃及參加15國首腦會議的蘇哈托提前一天於1998年5月15日凌晨回國，立即召見了主要部長及軍方領導人，討論了當前的局勢，宣佈接受各界提出的政治、經濟和司法改革建議，決定從16日起降低燃油和電力的價格，並免費向市民分發一些生活必需品等等。但蘇哈托擬組建“改革委員會”和新內閣的措施因受到軍政官員的抵制而流產。 ^[18] 

1998年5月18日，國會議長哈爾莫科發表聲明，希望蘇哈托為了國家的團結辭職。但印尼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司令維蘭託將軍表示反對。5月20日，軍方領導人召開會議，決定要蘇哈托總統辭職。當天晚上，軍隊領導人一起向蘇哈托表達了這一決定。 ^[18]  5月21日上午10時，蘇哈托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總統府官邸向印尼全國人民發表廣播講話，宣佈下台。將權力移交給副總統哈比比。 ^[11] 

蘇哈托(15張)

1998年5月，蘇哈托被迫辭職以來數度入院治療。 ^[20] 

1998年後，蘇哈托還數次患中風，而且他還患有肺部和腎臟疾病。 ^[20] 

2000年8月，印尼總檢察院以貪污罪起訴蘇哈托，地方法院曾數次開庭審理此案，但蘇哈托均以“身體狀況不佳”為由拒絕出庭，最後案件不了了之。 ^[21] 

2006年5月12日，印尼總檢察長薩利赫宣佈，鑑於蘇哈托身體狀況惡化，總檢察長辦公室中止對蘇哈托涉嫌貪污案的司法審查程序。 ^[22] 

2007年7月，印尼檢察部門又正式向雅加達南區法院提起對蘇哈托的民事訴訟，指控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利用個人創立的教育基金貪污相當於4.4億美元的鉅額資金。 ^[23] 

2008年1月4日，蘇哈托因心、肺疾病住進醫院。蘇哈托因貧血、心率低、內臟器腫大導致情況危急而住院接受治療的。入院之後，蘇哈托的病情迅速惡化。 ^[24] 

2008年1月13日上午，病重住院的蘇哈托病情進一步惡化，醫療小組已經採取了多項急救措施，但情況仍“非常危險”。 ^[17]  1月27日下午1點10分，蘇哈托因多個器官衰竭病亡，終年87歲。

蘇哈托的統治被稱為印尼的“新秩序”時期，此種二分法旨在區別蘇加諾統治了20年的“舊秩序”時代。這不僅意味着蘇哈托是新的一國之主，“新”字還體現在印尼社會政治生活迎來了新面孔，並形成另一種風格的統治集團。該集團以蘇哈托為核心，由武裝部隊、知識分子、宗教團體以及各個政黨聯合，構建了所謂的“潘查希拉民主”政體。利用這個不容許反對派存在的體制，蘇哈托一手掌控了印尼的內政和外交。 ^[7] 

軍隊在印尼政府中一直髮揮着獨特的作用。軍隊是蘇哈托維護統治的最主要工具。在蘇哈托時期，軍隊是唯一負有安全和政治雙重職能的機構。為使軍隊名正言順地參與政治，蘇哈托提出了“雙重職能”理論。1982年印尼法律規定：軍隊不僅是一支軍事力量，而且也是一支社會力量。在“雙重職能”理論的指導下，軍隊全方位參與政治生活。在中央機構，內閣27名部長中有12名是軍人，他們佔據了國防安全部、內政部和經濟部門的重要職位；在地方政府，軍人勢力也大舉介人。1971年大選後，軍人佔據了26名省長中的22名。1969年，271名市長和縣長中有147名軍人。到1971年，這個比例更升至2/3。另外，軍人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也有代表。500名人民代表會議成員中有100名由總統從軍隊中指定。在經濟領域，軍方也把持了不少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在蘇哈托執政時期，不僅政府介入市場，連軍隊也大辦公司。由於軍隊在印尼政壇中參政涉政的情況過於突出，嚴密管制媒體，壓制反對派聲音，人民的意見沒有正常的表達渠道，嚴重影響了印尼的民主進程，問題日積月累，直至積重難返。 ^[29] 

蘇哈諾統治時期，由於政黨林立，矛盾和紛爭接連不斷，致使內閣更換頻繁，導致政局動盪不安，使得政府軟弱無力。為了在新政權中杜絕這種現象，蘇哈托採取了一系列控制政黨的措施。 ^[15] 

第一，鎮壓和取締共產黨。蘇哈托藉口共產黨參與“9·30”事件對其進行殘酷鎮壓。印共有50萬黨員被殺，30萬人被捕，大多數領導人被處決，組織遭到徹底破壞。1968年，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第四十三項決定規定，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重新出現。蘇哈托也聲稱，“如果有誰還想在印度尼西亞恢復共產黨的活動，那我們的國家機器就將堅決予以鎮壓”。 ^[15] 

第二，簡化政黨。為了緩和舊秩序時期意識形態間的尖鋭對立，蘇哈托取締了印尼共產黨，並促使伊斯蘭教非政治化，嚴格控制其政治的影響。 ^[6]  1973年，蘇哈托強行進行政黨合併。他要求各政黨在精神和物質兩者間選擇其一作為自己的綱領。選擇“先物質、後精神”的印尼民族黨、基督教黨、天主教黨、平民黨和印度尼西亞獨立維護者協會五個政黨被合併為“印尼民主黨”，而選擇“先精神、後物質”的伊斯蘭教師聯合會、印度尼西亞穆斯林黨、伊斯蘭教聯盟黨和白爾蒂伊斯蘭教黨被合併為“建設團結黨”。 ^[15]  這次合併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政治黨派的動員能力，進一步牽制並控制政黨實力的做大。蘇哈托通過精簡政黨運動，使由軍人和職業團體組織構成的專業集團黨成為印尼第一大黨。通過專業集團黨和軍隊兩大支柱，蘇哈托牢牢控制了印尼的政治經濟大權。穩定的黨政軍聯盟增強了印尼政府的能力，為印尼國家整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6] 

第三，推行潘查希拉。潘查希拉就是印度尼西亞的建國五項原則，是印尼共和國立國的基礎。蘇哈托利用潘查希拉來統一各政黨的意識形態，使得印尼民主黨和建設團結黨的政黨特色大大削弱，對選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15] 

第四，實行“漂浮”政策。印尼政黨法規定，農民僅在大選時才可參與選舉活動，其餘時間專心生產，禁止任何政黨在非大選期間到鄉村進行政治活動。這就使印尼民主黨和建設團結黨無法在農村進行宣傳和施加影響。 ^[15] 

第五，限制“不安分”的政黨。建設團結黨在1977年大選中獲得很大成功，引起蘇哈托的警覺，他的對策是：其一，通過專業集團擴大吸收伊斯蘭代表；其二，加強與該黨領導人的對話，支持其中的温和派來對抗正統路線的強硬分子；其三，把原由該黨控制的宗教事務部部長改由軍人擔任；其四，拉攏民族主義勢力對抗穆斯林勢力。這些措施效果顯著。1984年，伊斯蘭教師聯合會退出建設團結黨，加入政府控制的專業集團。建設團結黨深受打擊，力量大大下降。 ^[15] 

1965年“9·30”事件之前，印尼人均國民收入僅為90美元，通貨膨脹卻達到650％，財政赤字高達15.66萬億盾，外債累計225億美元，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蘇哈托上台以後，先用3年時間穩定國內經濟，然後從1969年4月開始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戰略主要是發展國內替代進口工業。20世紀70年代後期與80年代則是發展出口導向型企業和擴大投資。具體措施如下： ^[15] 

首先，大力吸引外資。蘇哈托政府將以前被接管的外資企業全部歸還原主，對已經被國有化的荷蘭企業予以補償。1967年1月，政府制定了《外國投資法令》，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並給予優惠待遇。 ^[15] 

其次，扶持民族私有工業，特別是放鬆了對華商的限制。1967年6月，政府頒佈《解決華人問題的基本政策》，認為對於華人資本“有必要加以動員，並利用在發展與建設方面”。1968年制訂的《國內投資法令》則為國內私人資本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這使得私人資本特別是華人資本在印尼迅速地發展起來。 ^[15] 

第三，開發油氣資源，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印尼政府通過“產品分享制”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開發石油和天然氣，將獲得的鉅額收入投入到國家經濟建設中去。 ^[15] 

第四，發展林業和以稻米為主的農業。1967年，印尼頒佈新的森林法，鼓勵國內外資本投資林業部門，使印尼迅速成為世界上主要的木材和膠合板生產國與出口國。政府還採取許多措施促進稻米的生產，如擴大種植面積，增加投資，發展科技等。經過15年的努力，印尼在1984年實現了大米的自給自足。 ^[15] 

第五，大力發展工業。20世紀70年代重點發展“進口替代工業”，特別是輕紡工業，以滿足人民對日用品的需求。20世紀80年代實行“面向出口”戰略，主要大力發展出口加工製造業，以改變以往過度依賴油氣的經濟結構。 ^[15] 

蘇哈托執政時期，印尼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1969—1994年間，印尼國民經濟保持了年平均6.18％的增長速度，其中工業部門產值年均增長12％，製造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69年的9.12％上升到1994年的21.13％。 ^{[9]  [10]}  貧困人口也從1970年的7000萬人減少到1990年的2700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從60％下降到15％。這些經濟成就不僅使國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使印尼的國際地位顯著上升，這是蘇哈托能長期掌控政權的主要原因之一。 ^[15]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由於地緣及人為因素，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長達32年“威權政治”統治下的蘇哈托時期。 ^[9] 

蘇哈托雖然在執政之後，頒佈了《關於印尼外裔公民的基本政策的號總統決定書》規定印尼外裔公民按照政府的法律同其他印尼民族具有同等地位，印尼外裔公民同其他印度尼西亞民族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方面並無任何區別。但蘇哈托實際極力推行民族不平等的政策，政府要員主要都是由爪哇人組成。在蘇哈托政府中，“大約有2000名精英掌控印尼政治，其中只有數十人是非爪哇人”，“新秩序時期”實行的分配製度和政策都明顯的向主體民族爪哇族傾斜，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爪哇人都擁有着相當規模的特權，這直接導致了印尼20世紀90年代愈演愈烈的民族分離主義浪潮。 ^[9] 

蘇哈托執政時期，還大力排斥華人等非主體民族，對華人實行了全面同化的政策，蘇哈托談到，“我們向印尼籍華人建議，他們不應該再拖延使他們自己同化和結合到印尼社會中去的行動。”在同化政策中，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華族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遭受不平等待遇，如較為突出的“改名換姓”政策。1969年印尼政府頒佈了《內政部長關於改名換姓的年第號指示》，要求選擇確切的印尼姓名對居民進行兩種登記，即一種是對印尼公民，另一種是對外國公民。在社會生活其它方面，華人也受到諸多歧視。印尼華裔的身份證被打上或其它的特殊記號，中印復交後雅加達當局下令予以取消，但不少地方仍未改變，首都必須辦“市民登記證”。一些地方的村長仍在華裔居民證上註明“外來族裔公民”的字樣。當時中國的華僑居多，國營錫礦公司卻拒絕招收華僑礦工，即使是印尼裔華人礦工也受到限制，理由是要保障印尼族裔的勞動權利。 ^[28] 

在蘇哈托統治的1968—1998年間，印尼外交號稱奉行繼承自上一個政權的獨立自主的中立原則。實踐中，蘇哈托試圖遠離共產主義世界，爭取西方陣營的金融和技術援助，外交政策暗地裏倒向西方陣營。“新秩序”印尼的經濟藍圖由西方中心思想的經濟家們設計，國防力量用從北約國家進口的武器裝備。後蘇加諾時期的印尼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共同成立東盟組織，並與中國斷交。 ^[7] 

蘇哈托政權介入國際爭端並非沒有前例。印尼曾經派出“神鷹部隊”前往某些東南亞國家參與維和行動。這支部隊完成的68次海外任務中，至少40次發生在蘇哈托統治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90年代，印尼的大部分維和行動都發生在中東國家，1991年後維和部隊才開始派往柬埔寨和菲律賓等東南亞鄰國。這種變化反映出印尼對維護東南亞地區穩定的興趣和意識在提升，或者換句話説，印尼開始看到了地區不穩定對本國利益的威脅。但必須指出，印尼派出“神鷹部隊”參與維和與介入南海爭端性質完全不同，南海爭端中印尼在東南亞國家和與之正式復交的中國之間扮演了直率的中間人的角色。 ^[7] 

蘇哈托撰寫的個人傳記《蘇哈托自傳：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中譯本1991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19] 

蘇哈托的妻子茜蒂·哈蒂娜出身於中爪哇，1923年8月23日生於中爪哇梅羅市。伊斯蘭教徒。受過荷印小學教育，早年曾在梭羅文化中心工作，當過紅十字會會員。1947年12月26日與蘇哈托結婚。1963年蘇哈托任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後參加軍人眷屬協會，後任顧問。1966年創辦國防安全部家屬福利協會，任總主席。後又擔任印尼童子軍運動第二副主席、印尼幼稚園教師總會、印尼婦女體育會等一些組織的名譽會長。1972年創辦“我們的希望基金會”，並任該基金會主席。她還是加迪加查雅基金會主席、加迪力佔德拉旅館與電影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曾獲菲律賓、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和聯邦德國授予的勳章。 ^[16] 

兩人婚後有3子3女。

長女西蒂：擁有一家交通運輸公司和一個火力發電廠，同時擁有中亞銀行的股份。

長子薛狄：全國最大汽車集團的最大股東。

次子巴姆班：他控股的公司經營範圍涉及電視、銀行、酒店、石油化工、運輸和通訊等。

次女凱迪蒂：經營範圍涵蓋銀行業和建築業，取得建造蘇門答臘通往馬來西亞的大橋的合同。

幼子胡多莫：經營汽車製造、石油和天然氣開發等，擁有香煙廠及一些國內航空公司的股權。

幼女胡塔美：其公司負責雅加達海岸填海工程。

下台後的蘇哈托在雅加達的寓所內深居簡出，很少參加社會活動。期間，他的子女被清掃出國會，兒媳、弟弟被司法部門審訊，家族在國有企業中的股份也被退還。蘇哈托的小兒子湯米因策劃謀殺法官、私藏武器和畏罪潛逃等3項罪名於2002年被雅加達中區法院判處15年監禁。 ^[8] 

印尼民眾有的稱讚蘇哈托促進了印尼經濟增長，有的則批評他“獨裁、腐敗”。 ^[1]  印尼的一名大學教授認為，“蘇哈托擔任印尼總統期間，他的統治就像是黑社會和黑手黨一樣。蘇哈托破壞了印尼的一切，包括國會、法律以及政治制度，在他統治期間，印尼的軍隊和警察完全變成了他的私人工具，對印尼人民進行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他以及整個家族掠奪來的財富，其實正是印尼人民多年來失去的。蘇哈托家族在印尼壟斷了四分之三的國家經濟，他們將絕大部分財產轉移到了國外，特別是轉移到了瑞士銀行的財產最多。蘇哈托浪費了印尼人民最精華的幾年時間，他理應接受人民的審判。”（央視網評） ^[1] 

中國學者徐東昇認為，蘇哈托的辭職，結束了印尼獨立以來最長久的強人統治。30多年來，蘇哈托牢牢地控制着印尼的政局，印尼的穩定和統一，或本地區的平衡發展，都有他的一份功勞。令人惋惜的是，蘇哈托和他的黨朋及家庭成員建立起來的裙帶關係及體制，嚴重敗壞了印尼的政治、經濟及社會風氣，整個國家賄賂成風，貪污橫行，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無法按照正常的規律進行，大部分印尼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18] 

中國學者白爍認為，蘇哈托是一個典型的威權主義者，通過實行軍事高壓政策來控制國內局勢，打擊異己，成千上萬的人死於他的鎮壓中。但同時他重視發展經濟，對外開放，加強與外部世界的貿易聯繫，敞開投資大門。他自己沒讀過多少書，卻善用能幹懂行的經濟學家和行政人員擔當高官，只要不挑戰他的權威就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印尼躋身“亞洲四小虎”而備受世人矚目，貧窮人數減少，蘇哈托也被國人尊稱為“印尼建設之父”。他是亞洲家族政治的一面鏡子，強勢上台，嚴厲鎮壓反對者，但同時以經濟發展博得掌權的合法性，不少國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家族政治的特徵是私權不可避免地吞噬公權，家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最終落得國敗家破，讓人愛恨交織。他的去世，或許意味着亞洲家族政治將走向終結。他享受着國葬待遇，也帶着家族政治陪葬。 ^[12] 

印尼前總統蘇西洛表示：“我在此呼籲印尼人民，對蘇哈托——印尼人民最優秀的兒子之一——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偉大領袖，他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辛勞。” ^[27]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稱蘇哈托是“一位在澳洲及周邊地區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但是陸克文同時也承認，蘇哈托“在人權問題以及東帝汶問題上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 ^[27] 

馬來西亞外長賽義德·哈米德則表示，蘇哈托的去世是該地區的“一個巨大損失”。阿爾巴強調説，“儘管在其總統生涯末期發生了許多事情，但他的確為印尼經濟發展和東盟作出了貢獻”。 ^[27] 

菲律賓總統阿羅約也表示，蘇哈托“將不會被遺忘”。阿羅約盛讚蘇哈托在東南亞地區的領導作用，她説：“蘇哈托作為東盟創始人之一，具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為在相互尊敬理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和平、進步和繁榮的東南亞作出了巨大貢獻。”阿羅約並稱贊蘇哈托在推進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走向和平事件中做出了貢獻。 ^[27]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蘇哈托原本是農民的孩子，加入日本佔領軍成為士兵，之後擢升為下士。之後在獨立鬥爭中，他崛起成為對抗迴歸的荷蘭部隊的領袖，他因此成為軍隊的一部分。他不曾上過中學，他認為自己是所有蘇丹中最大的蘇丹。而他身為蘇丹中的大蘇丹，就必須給予他的家族和朋友所需的照顧。除此之外，他從荷蘭人手中繼承了腐敗和無效率的行政，他在執政初期必須臨時湊合，每個部長都似乎建立了自己的小政府或帝國，但是他帶來進步。主要在爪哇和一些城市如棉蘭、馬卡薩或諮釐。雖然只是零零散散的，但是擺脱了蘇加諾（支持共產主義的前任總統）的混亂和高通貨膨脹，他帶來了踏實和生機。 ^[26]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調查資料顯示，蘇哈托家族的資產總值曾一度膨脹到400億美元。蘇哈托的長女西蒂曾擔任內閣社會事務部長，他的4個兒女和一個兒媳是國會議員。顯赫的政治權力為家族從商、牟取私利大開方便之門。蘇哈托的6個子女控制了印尼的金融、汽車、電力、建築、交通運輸、森林、礦山、新聞媒介和房地產等產業，幾乎每個經濟部門都有蘇哈托家族的人。蘇哈托曾通過貪污、壟斷、補貼等手段來為自己的家族及親信致富，據估計，蘇哈托家族的資產總值達150億美元。 ^[12] 

1999年美國《時代》週刊報道説，蘇哈托及其家族非法聚斂了數百億美元的資產，其中150億美元藏匿在海外。 ^[13] 

2007年9月17日，為幫助發展中國家追回被貪污的國家資產，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被稱為“全球貪腐榜”的“追回被盜資產倡議”，其中將蘇哈托列為全球首貪，稱其非法所得高達150億至350億美元。 ^[14] 

蘇哈托下台後，有關他家族的財產調查清理開始了。這是印尼公眾反應最為強烈的問題之一，他們要求將蘇哈托的財產充公。印尼的一些知名人士、律師、企業家已在1998年5月29日成立一個委員會，目的是把有關“因國家財產被侵吞而使人民如此貧困”的各種情況集中起來。利用石油開發牟利的蘇哈托家族的各公司也被列入調查名單，人們發現，蘇哈托家族控制的120家公司通過與國家石油公司簽署承包合同中獲利，國營石油公司因而成為蘇哈托家族的“搖錢樹”。蘇哈托的次子班邦和女婿德拉魯馬納迫於壓力，最分別辭去了比曼塔拉商業集團的主席和總裁職務，消息傳出後，該集團的股價立刻上漲100盾，投資者對此做出肯定的反應。 ^[25] 

隨着調查的進行，該家族的掠奪資財令人心驚。蘇哈托次子班邦曾強行借屬下銀行20%以上的貸款注入其公司名下救急，而不管其他企業的死活。但是，蘇哈托的同父異母弟弟普羅博蘇特佐説，有關蘇哈托家族財產的情況被誇大了，印尼公眾錯誤地指責了蘇哈托，他的家族沒有貪財，他們願意接受調查。他強調指出，蘇哈托一家在大多數合資公司中沒有得到多大的財富，這是由於他們的合夥人都貪得無厭。蘇哈托經營的好幾家公司已經停業。他把蘇哈托説成一個清白無辜的人，很多印尼人對他的説法嗤之以鼻。 ^[25] 

蘇哈托在武力平息“9·30運動”後，還下令“拍攝”了一部所謂印尼共產黨殘殺陸軍將領真相的影片，渲染印尼共產黨的“殘暴罪行”，並規定每年在全國重複放映。1994年，印度尼西亞官方機構出版《“9·30運動”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暴動》一書，將它定為闡釋“9·30運動”真相的“正式版本”，並作為各級學校講授有關“9·30運動”歷史的“教科書”和從事相關研究工作的“依據”。此後，蘇哈托對“9·30運動”的定性就成為不容置疑的“定論”。 ^[31] 

然而，由於沒有確鑿的證據，人們越來越懷疑這一結論的真實性。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印度尼西亞政治歷史的專家貝尼迪克·安德遜等人，就對這一事件的原因、性質及其後果作了分析探討，認為“9·30運動”很可能是由印度尼西亞陸軍內部的權力鬥爭所引起，而由於印尼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對形勢的錯誤判斷和冒險捲入的魯莽行動，終於被蘇哈托利用為取締印尼共產黨的“合法理由”。其後，也有人認為“9·30運動”不過是蘇哈托為奪取權力而自導自演、嫁禍於人的騙人把戲。1974年，康乃爾大學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雷克思·莫蒂默撰寫的《蘇加諾時期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政治，1959—1965》 一書。這部著作從蘇加諾實行“有領導的民主”時期的政治發展分析了“9·30運動”發生的原因、經過及後果。1978年，康乃爾大學又出版了哈羅德·克勞馳所著《印度尼西亞的軍隊與政治》，對印度尼西亞軍隊內部的政治派系作了系統的分析，揭示了軍隊內部權力鬥爭的歷史，從而有助於讀者瞭解“9·30運動”爆發的各種因素。在蘇哈托實際掌控了最高權力後，印尼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均未經審判而被秘密殺害，涉及“9·30運動”的少數人被送上特別軍事法庭，並被判處死刑或多年徒刑，但是審判過程和記錄均未見公佈。甚至蘇哈托自稱蘇加諾總統簽署授予他全權的《3月11日命令書》也一直未見蹤影，印尼國家檔案館只存有它的複印件。 ^[31] 

陸軍上校拉蒂夫在“9·30運動”發生前是雅加達衞戍部隊第一旅旅長。拉蒂夫在自我辯護詞中披露了許多重要事實，包括他在“9·30運動”發生前幾天就曾多次向時任戰略後備司令部司令蘇哈托少將報告這一信息，並希望蘇哈托迅速採取應對措施。蘇哈托的回答是他已經得知此事，卻沒有向他的上級領導即國防部長納蘇蒂安和陸軍司令雅尼彙報。為了制止拉蒂夫説出真相，蘇哈托在鎮壓“9·30運動”後，立即以“參與陰謀推翻蘇加諾政府和顛覆共和國”的罪名，未經審判就將拉蒂夫逮捕入獄，直到1978年才由蘇哈托成立的特別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拉蒂夫受盡酷刑折磨，卻堅持活到蘇哈托下台後，於1999年終於獲釋。拉蒂夫自己當年在特別軍事法庭上的辯護詞，是説明“9·30運動”真相的最重要史料，也是揭露蘇哈托罪行的最有力證據。拉蒂夫的辯護詞公佈後，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聲討蘇哈托罪行的聲浪更加高漲。然而，由於瓦希德和梅加瓦蒂當政伊始，立足未穩，政局動盪，特別是所有司法機構都還掌握在蘇哈托部屬手中，蘇哈托最終有驚無險，沒有受到任何法律追究。 ^[31] 

最終，蘇哈托因政變和屠殺於2016年被國際人民法庭1965裁決犯有反人類罪。 ^{[3]  [30]}  2022年8月22日，印度尼西亞總統辦公室發佈聲明，印度尼西亞將對13起未解決的侵犯人權案件開展調查，其中大部分來自前總統蘇哈托時期，9起案件發生在2000年之前。這是印尼政府首次開展對蘇哈托時期的類似調查。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