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達爾·亞諾什

1912年5月26日生於奧匈帝國亞得里亞海克瓦內爾灣海濱小城阜姆（今克羅地亞共和國第三大城市和主要海港城市裏耶卡）的一個農民家庭，原名齊爾毛納克·亞諾什。他的母親是一位從農村來此當女僕的齊爾毛納克·波爾芭拉，父親克雷京格爾·亞諾什是一位士兵。克雷京格爾的父母輕視貧窮的波爾芭拉，便將這對情人強行拆散，並給克雷京格爾另找門當户對的親家。波爾芭拉已經有了孩子，她讓他隨母姓。因為人們都不願意要已經有了孩子的女僕，她只得將他託給他人撫養。就這樣，出生不久的亞諾什便被送到一個景色美麗，但極其貧困的村子，紹莫吉州的卡波伊村。 ^[1]  卡波伊村不遠的一個更小的村子就住着他的生父。卡達爾因為他生父拋棄他們母子，而對他懷恨在心，稱“這既不能彌補，也不能挽救”。

少年卡達爾由一位被他稱作“山多爾叔叔”的新教徒撫養，他雖然貧窮，但是十分疼愛齊爾毛納克。齊爾毛納克的農村生活非常艱辛，剛會走路便要幫家裏幹活。這些都對後來的卡達爾影響深遠。6歲時卡達爾被生母接回布達佩斯，但是他依然與“山多爾叔叔”保持聯絡，在上學時，每到夏天他就要回到農村賺學費，並總是想方設法攢錢給“山多爾叔叔”送去，“山多爾叔叔”因此而自豪。 ^[2] 

卡達爾母親在布達佩斯當洗衣工人、送報人和門房助手，這些職業在當時看來都很低賤。波爾芭拉既要做繁重的工作、又要忍受房主粗暴的對待。卡達爾可以做童工，但不能受屈辱，這些社會最底層的生活形成了他往後倔強又孤僻的性格。

卡達爾與他母親經常有些小摩擦，這些部分源於他母親的怪癖性格，也有一些源於他與她的長期分居，但主要源於宗教原因。“山多爾叔叔”對宗教不敏感，但波爾芭拉對宗教十分虔誠，並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讓卡達爾相信上帝存在。儘管如此，卡達爾和母親都深愛對方，他們一直都住在一起。當卡達爾成為國家領導人時，他不論多晚回家，母親都會等着他，耐心等他吃夜宵。母親不到他就寢，就不躺下。卡達爾受過中等教育，雖然家裏貧窮，買書機會很少，但是卡達爾總是想方設法借書看，而且經常看到很晚，而他凌晨5點就要去工作。1926年，14歲的卡達爾輟學，之後當過學徒、幫工、貨棧工和機械工人。1928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閲讀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卡達爾評論這本書對他有很大的影響。1929年參加青年工人運動。1930年8月1日，布達佩斯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抗議工廠主的虐待。工作中的卡達爾也參與了罷工，開始由於警方的阻攔，他未能到達遊行現場。後來他在多布街街角上加入了遊行回來的遊行隊伍。途中遇到了一名還在託運蘇打水的馬伕，一名遊行工人上去責問他為何還在工作，而馬伕用馬鞭抽了那個工人，憤怒的工人便一擁而上，一場混戰隨即發生，亞諾什在這場混戰中被打得昏了過去。最後1名工人被打死，70名示威人員受傷，幾百人被捕。 ^[3] 

獲得《反杜林論》和參與工人運動都對亞諾什產生深遠影響，而這兩件偶然事件也是讓他參與共產主義的其中兩個原因。1931年正是大蕭條達到高峯的一年，眾多工人失業，農民流離失所。卡達爾也失業了，他天天到職業介紹所消遣時間。當時職業介紹所並非只是職工們發牢騷的場所，也是諸多政黨的宣傳處。而這個環境也讓他與共產主義逐漸拉近關係。9月，卡達爾遇到了一位五年未見的故交。那位故交已經成為了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KIMSZ）的成員，並邀請正處在失業折磨中的卡達爾加入。一個星期四的下午，在一座普通住宅內，只有3個人的共產主義青年聯盟某支部正式接收卡達爾，並讓他化名鮑爾諾。他們讓亞諾什進一步瞭解共產主義，並告訴他要做好進監獄的準備。卡達爾對此表示無所謂，他只是害怕挨他母親的罵。 ^[4] 

1931年6月，卡達爾加入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工人聯盟，同年11月9日以“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罪名被捕入獄，因證據不足，1932年2月獲釋。這時正是霍爾蒂法西斯統治時期，法西斯主義者非常痛恨共產黨，並通過大屠殺、嚴刑拷打等來迫害共產黨人。1932年，因為一名間諜打入黨內任中央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黨內不少高層領導人都遭到逮捕，很多年輕黨員接替了他們的位置。1932年2月任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工人聯盟布達佩斯區委委員。1933年5月任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工人聯盟中央委員會書記，並自動轉為匈牙利共產黨（1948年與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合併，稱匈牙利勞動人民黨，1956年改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但是他也將一名受人尊敬，熟悉但有嫌疑的領導人打出黨外，這也讓他後來非常內疚。 ^[5] 

1933年，亞諾什再次遭逮捕，在探監時，他的母親狠狠地罵了他一頓，並央求他不要再參加革命了。但他並沒有放下革命。被釋放後，他在一家雨傘廠工作，為了更好的掩護自己，他正是啓用卡達爾的化名直到終生。1935年6月21日，卡達爾和其他共產主義活動家再次被捕入獄，並被判處兩年徒刑。在獄中服刑期間，他結識了匈共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共產主義領導人，也讓他更加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釋放後，卡達爾又回到了雨傘廠，儘管罪犯都是要剃頭髮的，但是廠主依然僱傭了他，他成為了公開的共產黨“地下黨員”。他除了從事地下工作外，與普通員工無任何區別。但隨後形勢變得嚴峻起來，反動當局開始加大逮捕共產黨員的力度，他被迫轉入地下。1936年5月，共產國際以匈共中央沒有積極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為由，解散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卡達爾一度加入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任社民黨布達佩斯第六區委員會委員，不久成為該組織青年部領導人，1940年重返匈牙利共產黨。

1940——1941年，卡達爾參加處於地下的匈牙利共產黨改組工作。1941年任匈共布達佩斯區委負責人。1942年5月當選為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1942年12月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流亡在蘇聯的匈共黨員建立了國外中央委員會，參加反對法西斯侵略的鬥爭。匈共在國內的組織積極領導人民羣眾開展各種形式的反法西斯鬥爭。1942年匈共黨組織遭到霍爾蒂警察機關的嚴重破壞，中央委員會大部分成員被捕入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卡達爾·亞諾什出面領導重建黨組織。在整個二戰期間，他和拉伊克·拉斯洛作為匈共國內派主要領導人，在匈牙利國內堅持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同年6月，匈共中央作出自行解散的決定，另行成立匈牙利和平黨，卡達爾持反對意見，他希望改名為“匈牙利工農黨”，但未被其他人接受。在1944年11月，主持國內中央日常工作的卡達爾將黨名改回匈牙利共產黨。1944年4月德軍佔領匈牙利後，卡達爾試圖越境使蘇聯紅軍和流亡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與國內處於地下的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立聯繫，協調計劃。卡達爾想要在鐵托游擊隊的幫助下找到蘇軍，因此決定取道南斯拉夫，但在匈南邊境被捕並判刑兩年半。在獄中，他讓認識他筆跡的人寫一封信，送往黨組織那裏，匈牙利共產黨知道此事，立即花重金聘請律師救出卡達爾。當時，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米克洛什為退出戰爭和軸心國集團，試圖與同盟國及共產黨接觸，同年10月簽署停戰協定後不久，納粹德國扶植親德的箭十字黨勢力發動政變，霍爾蒂被廢黜，由箭十字黨領袖薩洛希·費倫茨取而代之。同年11月，卡達爾從獄中逃回到布達佩斯，繼續開展地下工作，成為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組織者之一。這時二戰的戰局發生根本改變，德軍節節敗退，蘇軍開始圍攻匈牙利，勝利在望。卡達爾和匈共其他領導人在炮火中再堅持一年後，終於迎來勝利。 ^[6] 

卡達爾·亞諾什圖冊（一）(5張)

匈牙利解放後，1945年4月，卡達爾當選為匈牙利臨時國民議會代表，同年11月在匈牙利第一屆大選中當選為國民議會代表。1945年春先後任布達佩斯民主警察局副局長、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幹部部部長。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產黨布達佩斯市委員會書記。1945年5月在匈牙利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匈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1946年9月，匈牙利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布達佩斯召開，卡達爾當選為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總書記。 ^[7] 

1948年6月匈牙利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合併，組成勞動人民黨，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匈共“四大”）上，卡達爾當選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總書記。1948年8月5日——1948年12月10日任匈牙利共和國政府內務部長，1948年12月10日——1950年6月23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內務部長。1950年6月23日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黨羣組織部部長。 ^[8] 

1948年蘇南衝突後，根據斯大林的指示，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掀起又一輪“大清洗”的浪潮。這場血腥的政治鬥爭波及匈牙利全黨和全國。1949年6月，卡達爾過去的戰友和領導，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拉伊克·拉斯洛因叛國罪被捕。而共產黨書記、共和國的各個部長和政治局委員也指稱拉伊克“是美國的代理人、為警察工作的告密者、法西斯分子，要搞政變，殺害黨的高層領導人（指拉科西·馬加什、格羅·埃諾、法爾卡什·米哈伊）。”卡達爾對供詞表示懷疑，指出其中的漏洞向時任匈共總書記的拉科西·馬加什質疑，但是拉科西並沒有填補這些漏洞，而是稱“細節問題並不重要，問題的本質就是，拉伊克有罪。”最終拉伊克因被判叛國而遭到處決，和他有關係的人也同樣受到牽連，作為戰友和下屬的卡達爾也不例外。拉科西多次影射：“卡達爾也不是無辜的。”但是卡達爾沒有絲毫的害怕或緊張的心理，而是照常工作和生活。 ^[9] 

1951年5月因“拉伊克案件”的牽連，卡達爾受誣告被國家保安局逮捕，在獄中受到刑訊逼供，最後以“叛國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53年形勢發生了變化，拉科西一派開始失勢。1954年7月，卡達爾被釋放並恢復名譽，任布達佩斯第十三區黨委第一書記，並從同年起長期擔任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全國理事會理事。1955年任佩斯州黨委第一書記。1956年7月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當選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重新回到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匈黨中央政治局還解除了拉科西·馬加什的第一書記和政治局委員職務，選舉格羅·埃諾為第一書記。但是，格羅繼續延續拉科西的極左錯誤路線，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由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經濟瀕臨崩潰，拉科西宗派主義—教條主義集團的統治已經惹得天怒人怨了。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工人學生和市民要求改正從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所犯的錯誤，要求擴大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以及調整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調整同蘇聯之間不平等的國家關係，在布達佩斯開始了一起遊行示威活動，並穿過市內的各條主要大街，聚集在裴多菲廣場上。他們呼籲要改革派主將、前總理納吉·伊姆雷上台，清算禍國殃民的拉科西及其集團，並要求駐紮在匈牙利的蘇軍離開匈牙利。親西方分子混入羣眾隊伍，乘機制造混亂和對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與國家保安部隊發生衝突，展開械鬥；幾名保安人員被殺，6輛汽車被燒燬；警察局、電話中心和《自由人民報》編輯部等重要機關大樓被毀，而城市的其他地方也處在一片混亂之中。遊行示威人員首先衝擊市委辦公大樓，市委書記麥澤·伊姆雷和警衞人員全部被殺。他們認為監獄裏的犯人都是拉科西集團的受害者，因此他們打開監獄，釋放那些犯人，其中包括扒手、強盜、戰犯、法西斯黨徒、前十字黨員和殺人犯等，共計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被釋放，並且得到了武器；這些人的釋放也加大了十月事件的混亂程度。這一事件震驚了全世界。24日，中央政治局改組，納吉·伊姆雷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他支持十月事件。但是時任第一書記的格羅·埃諾為了平息這場遊行示威，邀請蘇聯坦克部隊協助鎮壓；示威人員本來不滿於蘇聯軍隊，這麼做無疑是火上澆油；一些警察和軍人也加入了遊行者的隊伍中，和他們一起對抗國安部隊和蘇聯坦克部隊，這樣，一場更大的武裝衝突便在首都打響。“裴多菲俱樂部”及親西方分子也乘機插手，肆意屠殺共產黨人，他們各殺各的，相互混戰，形成了複雜而混亂的局面。原本反對極左路線，要求改革的和平示威最終演變成了企圖推翻共產黨反黨、顛覆人民民主制度的反革命武裝暴亂。 ^[10] 

1956年10月25日，格羅·埃諾被迫下台，卡達爾·亞諾什臨危受命，接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第一書記，同年10月28日任勞動人民黨中央主席團主席。卡達爾在平息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鑑於黨組織在暴亂中完全處於癱瘓狀態，1956年10月30日，宣佈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成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設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代替主席團，卡達爾領導新改組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在蘇聯的支持下，1956年11月3日，卡達爾與納吉政府決裂，領導建立新的工農革命政府，1956年11月4日——1958年1月28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總理。1956年11月4日，以卡達爾為首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和工農革命政府請求蘇聯出兵鎮壓反革命，並發表《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告匈牙利人民書》，提出著名的15點綱領：

1. 保衞匈牙利的獨立與主權

2. 保衞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不讓其受到任何傷害

3. 停止內戰，恢復秩序

4. 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平等，沒有其他國家干涉的情況下建立良好關係

5. 與所有國家友好合作，不論那個國家採用什麼政體

6. 快速，並在本質上恢復匈牙利所有國民的生活水平

7. 修改五年計劃，允許在生活水平上提高標準

8. 為了工人的利益，消除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讓政府更加民主

9. 在增加民主的基礎上，各個工廠和企事業單位必須由工人管理

10. 發展農業，廢除強制將農產品上繳給國家的制度，並允許援助個體農民

11. 保證在現有行政機關與革命委員會內的民主選舉制度

12. 支持手工業與零售業的發展

13. 進一步將匈牙利文化中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14.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為了人民的利益，邀請紅軍幫助我們國家打倒反動派，恢復匈牙利的秩序，並讓匈牙利恢復平靜

15. 與華約軍隊談判，讓這些外國軍隊在衝突過後撤出匈牙利。

蘇聯在與卡達爾政府磋商並徵詢中國共產黨等各兄弟黨的意見後即出兵干預。至1956年11月中旬，匈牙利的暴力衝突逐步平息，而布達佩斯城內一片混亂，滿目瘡痍，交通停滯，宵禁施行。這起衝突給國家帶來30億福林的直接損失，又因生產停滯而造成200億福林的間接損失。相當於匈牙利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4（1991年匈牙利當局公佈了一份當年的絕密報告：事件中死亡人數共計2700人，其中體力勞動者1330人，大專院校學生44名，中學生196人。約13000人受傷，另有約20餘萬匈牙利人成為難民。而蘇聯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傷的慘重代價）。而中央工人委員會（示威方）聲稱將在12月11日舉行新的罷工運動。卡達爾開始與中央工人委員會以及其他各種名目的革命委員會談判；但由於談判失敗，卡達爾宣佈取締這些罷工組織和其他名稱類似的組織，並解散中央工人委員會和其他的地方工人委員會；逮捕了反對派的罷工領導人和“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帶頭人。前總理納吉·伊姆雷及其助手在1956年11月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後被蘇聯誘捕並被軟禁在羅馬尼亞，1957年4月被引渡回國，1958年6月16日，納吉以組織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國罪被判處死刑。這些舉措一度讓人恐懼，讓人認為雖然舊的拉科西集團已被粉碎，但新的拉科西時代就要到來。但畢竟政局趨於穩定，社會秩序得以恢復，一切百廢待興，卡達爾時代的大門已經開啓。 ^[11] 

卡達爾·亞諾什圖冊（二）(35張)

1957年6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卡達爾·亞諾什正式當選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57——1960年任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全國理事會主席團副主席。1960——1964年任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全國理事會主席團委員。1958年1月28日辭去總理職務，改任工農革命政府國務部長。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兼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總理。1965年6月30日當選為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主席團委員。1958年11月起當選為國民議會代表。 ^[12]  1959年11月匈黨“七大”、1962年11月匈黨“八大”、1966年11月匈黨“九大”、1970年11月匈黨“十大”、1975年3月匈黨“十一大”、1980年3月匈黨“十二大”均當選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85年3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8年5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主席和中央委員職務。 ^[13] 

卡達爾·亞諾什的殊勳(4張)

卡達爾·亞諾什1962年獲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勳章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64年獲列寧勳章和蘇聯英雄稱號，1972年、1982年兩度獲列寧勳章和匈牙利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77年獲列寧國際和平獎。

休閒中的卡達爾·亞諾什(8張)

卡達爾喜歡打獵、下棋、讀書，年輕時喜愛踢足球。

卡達爾·亞諾什在中國(4張)

1956年9月率領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代表團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7年9月27日率領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八週年國慶活動，1987年10月10日~14日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身份第三次訪華。 ^[14] 

卡達爾·亞諾什主政後，注意不機械地抄襲其他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做法，考慮歷史經驗和成就，根據本國特點，沿着匈牙利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前進。他重視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堅持發揚民主，貫徹“誰不反對我們，就是同我們在一起”的聯盟政策，積極改革管理體制，於1968年在匈牙利實行新經濟體制。 ^[15] 

1956年匈牙利事件使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險些葬送了匈牙利的“紅色江山”。慘痛的血的教訓表明，匈牙利前領導人盲目照搬蘇聯模式並加以扭曲發展不符合匈牙利國情和客觀發展規律。探索匈牙利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任務歷史地擺在卡達爾·亞諾什為首的新領導面前。

匈牙利事件後，卡達爾為首的匈黨臨時中央在1956年11月6日發表號召書，表明“必須堅決擺脱拉科西集團的有害的政策和方法”，“也要堅決粉碎納吉—洛松齊集團”。同年12月初，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鄭重宣佈“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按照匈牙利的特點和當前的歷史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它不會機械地抄襲其他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作法，而要考慮到歷史經驗和成就，根據本國情況，沿着匈牙利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16]  這一思想成為卡達爾時期進行建設和改革的指導原則。 ^[17] 

鑑於拉科西推行教條主義政策和隨後的宗派鬥爭，以及匈牙利事件中出現的無政府主義，黨內外羣眾的思想十分混亂。卡達爾領導集團排除“左”和“右”的干擾，撥亂反正，大力整頓黨的隊伍和重建黨的各級組織和機構、鞏固人民民主政權、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1957年2月匈黨中央決定將納吉·伊姆雷、洛松齊-格佐永遠開除出黨，拉科西·馬加什和格羅·埃諾也被永遠開除出黨。1957年6月匈黨全國代表會議要求加強黨在思想、組織上的團結一致，同時開展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鬥爭，“永遠不讓黨向右或向左偏離正確的道路”。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1957年10月匈黨中央作出《關於在社會生活和國家生活中安置工運老同志的決議》，先後恢復了幾批有名望的前社民黨、勞動人民黨黨員的黨籍。1961年成立黨中央特別委員會，重新審理冤假錯案，予以徹底平反。1962年8月匈黨中央作出《關於結束個人崇拜時期對工運人士的違法案件的決議》，決議完全恢復大清洗受害者的名譽，開除拉科西、格羅等25人出黨。 ^[18] 

卡達爾領導集團吸取前任的教訓，強調社會主義法制，發揚人民民主，密切黨和羣眾的關係，恢復和提升人民對黨的信任；確立新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制度，1956年12月匈黨臨時中央決議提出經濟政策必須建立在本國的經濟條件和特點之上，強調經濟政策的主要問題是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在1957年匈黨全代會上，卡達爾進而提出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不斷髮展生產力；集中管理的過火做法必須消除，必須發揮地方的獨立自主精神，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必須是集中的。會議決議把保證建成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通過不斷髮展生產力保證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定位經濟工作的兩項基本目標。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和蘇聯、中國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人民勞動熱情高漲，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超額完成，經濟恢復到1955年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1958年起，匈牙利執行國民經濟三年計劃，1959年實際已提前一年達到計劃主要指標，到1960年，計劃超額完成。三年內國民收入增長20%（計劃位13%），工業生產增長40%（計劃為22%），勞動生產率提高20%（計劃為15%），工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達98%；農業總產量比1955~1957年平均總產量增長了11~12%（計劃為12%），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佔全國耕地面積的87.2%；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增長10~11%（計劃為6%）。三年計劃期間，匈牙利在發展國民經濟、擴大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19] 

卡達爾·亞諾什圖冊（三）(20張)

以卡達爾為首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農革命政府，認真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按照匈牙利民族特有的“慢而穩”的節拍，探索“匈牙利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1956年事件後的短短數年內，他們撥亂反正、勵精圖治，反對“忽左忽右”，努力彌合黨和羣眾的分歧，穩定了人心，鞏固了政權。他們努力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超額完成了1958~1960年三年計劃，並於1961年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62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八大”的召開，標誌着奠定社會主義基礎階段的結束。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入了以卡達爾的名字為標誌的歷史時期的鼎盛階段。卡達爾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斷言匈牙利“結束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奠基工作”，宣佈“匈牙利人民進入了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的階段”。此後，“完全建成社會主義”提法一直作為正式表述，直到1975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十一大”，才正式提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20] 

在這一時期，匈牙利先後執行了三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即1961~1965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1971~1975年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在這15年裏，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有較大提高。據統計，人均消費肉類由1960年的49.1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71.2公斤，人均消費奶類由114.0公斤增至126.6公斤，蛋由8.9公斤增至15.2公斤，糖由26.6公斤增至39.4公斤。每千人擁有的冰箱由3.8台增至220台，洗衣機由45.2台增至228台，電視機由10.4台增至226台，小汽車由3.1輛增至54.9輛。 ^[21] 

卡達爾領導集團的政治體制從根本上並未擺脱蘇聯模式的框架，但鑑於1956年事件的教訓，在實行民主政治建設，團結國內各階級、階層和全民族，努力調動人民羣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表現出較多的民主色彩。一系列政治民主化的嘗試有助於匈牙利政府引得民心，促進國內政局的穩定，為匈牙利的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創造出良好的寬鬆社會氛圍。改變領導作風，貫徹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建立健全幹部制度和任用管理機制，制定一系列限制特權的規章制度。卡達爾為政清廉、平易近人、作風樸實，經常深入基層。卡達爾等高級領導人不搞特殊化對抑制官僚主義、特權主義和裙帶關係起到了示範作用。貫徹聯盟政策，一改拉科西時代的武斷專橫，針對拉科西提出“誰不同我們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的口號，1961年卡達爾提出了“誰不反對我們，就是同我們在一起”，注意發揮黨外民主愛國人士和各羣眾團體參政議政的作用，實行團結宗教界人士，改善同教會的關係，團結私人工商業者，支持其經濟活動，團結少數民族，維護其利益的政策。加強政權建設，數次進行機構改革，健全立法工作，是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方面工作有法可循，各項權利義務有法律的保證。

在外交領域也取得了突破，一方面繼續維持和加強與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傳統盟友關係；一方面積極與西方國家發展全面關係，強調發揮匈牙利在東西方世界的橋樑作用。在國際共運中，卡達爾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強調尊重平等原則。卡達爾提出“國際共運中的各黨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沒有上級黨和下級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在今後將會表現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樣性：既要遵循社會主義建設普遍的共同規律，同時又要重視各國的條件、歷史和民族的特點”。在外交和國際共運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執政黨雖然沒有擺脱與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一致立場，但在強調獨立自主、維護民族利益和特點方面，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這得到了西方的青睞和西歐共產黨的讚賞，有助於增強其國際發言權和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匈牙利向西方開放雖然起步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爾塔體系主體框架下建築這一工程。匈牙利學界在肯定這一“開明”舉措的同時指出：“卡達爾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從來也不敢去觸動雅爾塔協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規定的制度範疇中尋求妥協的可能來改善自己的環境。” ^[22] 

1962年至70年代中期是匈牙利政治、經濟諸方面全面發展的時期，可謂國泰民安、政通人和，奠定了卡達爾執政的雄厚基礎。它不但博得匈牙利人民對政權的充分擁戴，而且得到國際輿論的讚賞。西方記者也稱讚卡達爾“博得了匈牙利人民的尊敬”，是東歐“最熟練的走鋼絲者”；多數匈牙利人認為卡達爾帶來了“東歐共產黨集團中最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最革新的經濟制度和最自由化的文化生活”。在他們筆下，匈牙利成為“蘇聯陣營中的一個消費者天堂”，“快樂的社會主義兵營”，在“悄悄地走自己的道路”。 ^[23] 

卡達爾時期，從理論和實踐上對蘇聯模式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在1968年施行的新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條件下，努力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意協調中央的集中管理與地方、企業自主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擺脱高度集權體制的束縛，搞活了經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為一種有別於中央集權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新模式。但隨着改革的深入推進，因新舊體制並行造成的矛盾和弊端日益明顯。同時匈牙利擺脱蘇聯控制的趨勢加強，蘇聯領導人公然施加壓力並支持黨內親蘇保守派（代表人物是科莫欽·佐爾坦和比斯庫·貝洛）利用1973~1974年國際市場石油和原料價格暴漲，外部經濟條件惡化給匈經濟和新體制的發展造成困難公開發難，一度了奪取中央實際控制權，改革派失勢，其代表人物涅爾什·雷熱（理論家、被譽為“新經濟體制之父”）、福克·耶諾（政府總理）被迫辭職，造成卡達爾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24] 

卡達爾·亞諾什圖冊（四）(38張)

1978年，卡達爾重新奪回黨的領導權，但此時，他的“漸進”和“穩健”的改革政策變得裹足不前，匈牙利的改革舉步維艱。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面臨深刻變化，加之政策導向失誤，匈牙利債台高築，人們的實際收入也有所下降，經濟危機又引發了政治危機。卡達爾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年事已高、暮氣漸深，無力從根本上扭轉頹勢。

1987年9月27日，匈牙利150多名著名知識分子在洛基泰萊克鎮進行討論，決議認為“匈牙利正處於有崩潰危險的經濟危機中”。在這次會議後，各種非官方政治團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批評匈黨歷史、現行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1987年更有一封公開信要求卡達爾下台。1988年，匈牙利政治紛爭更加劇烈，卡達爾下台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但他依然稱在困難時刻絕不下台。然而事不由人，總理格羅斯·卡羅伊在倫敦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稱，“卡達爾這32年對匈牙利人民做出傑出貢獻，但是現在成為了更激進改革的阻礙”。黨內“民主激進派”代表人物、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全國委員會總書記波日高伊·伊姆雷更是極力鼓吹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社會主義。 ^[25] 

1988年，圍繞重新評價“布拉格之春”的性質問題，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內部出現嚴重分歧。1988年5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中央全會上，選出新的政治局和書記處。其中原政治局的13人中有8人落選，卡達爾時代的黨政高級領導人紛紛落馬，原總書記卡達爾當選榮譽性質的黨主席，原總理格羅斯當選總書記，黨和最高領導層發生重大變化。 ^[26]  這樣的人事變動受到了全世界各大媒體的關注；這一選舉結果受到了匈牙利人的歡迎。1989年初，匈牙利社工黨被迫重新評價十月事件，波日高伊稱這起事件是人們反對獨裁專制的“人民起義”，而不能簡單稱為“反革命事件”；2月，格羅斯稱這起事件“既是人民起義，又有反革命參加。”；再之後，“反革命”等言辭漸漸不再被提及。1989年2月，匈黨召開中央全會，決定匈牙利“逐步過渡”到“政治體制多元化”，以克服“政治和經濟危機”。1989年5月8日，匈黨以卡達爾的病情為由，免除他的社工黨主席和中央委員職務。6月1日，匈黨通過決議為納吉等人平反並舉行隆重的葬禮，決議指出，“在蘇軍入侵的過程中起帶頭作用的卡達爾負主要責任”。格羅斯稱他“給我們的人民造成了不可想象的道義、政治和經濟上的破壞；他應該為我們的鉅額外債、國庫空虛和社會不滿等困難負責”。

1989年7月6日上午，卡達爾·亞諾什在布達佩斯逝世，享年77歲。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民議會、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主席團和部長會議聯合發表訃告，最後給了卡達爾如下評價：“作風正派，生活儉樸”，稱他為“匈牙利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傑出人物”、“卓越的國務活動家。”“他的一生和全部工作都是為匈牙利人民在社會協商的基礎上，藉助與改革政策，使國家達到繁榮昌盛的努力服務的”。 ^[27]  在卡達爾靈堂前，人們排成了長長的隊伍，綿延幾里，很多人只是為了看他最後一面而從百里之外趕來。鮮花和花圈堆積如山，甚至讓政府派專車定期清理這些鮮花和花圈。葬禮在14日下午舉行，數萬民眾自發地為卡達爾送葬，墓地公園被圍得水泄不通，全都是人。

卡達爾去世後僅僅一個多月，1989年8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新的“綱領宣言（草案）”出台，宣佈匈黨要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經濟上應成為“市場經濟”，並對匈黨"進行改革和改建"。1989年10月6日至10日召開了匈牙利社工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党進一步分裂為9派，大會最終通過決議把社會主義工人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並通過了社會黨的綱領宣言和黨章。從此，匈黨在性質、指導思想、最終目標等重大問題上發生了根本變化。 ^[28]  匈社會主義工人黨隨即正式分裂。12月中旬，原社會主義工人黨部分黨員重新召開代表大會，重新組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2005年11月12日，該黨更名為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10月18日，匈牙利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修改了國名，取消了原憲法中有關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政黨領導作用的條文，標誌着匈牙利黨變質國變色。 ^[29] 

雖然是依靠蘇聯軍隊上台，在20世紀末匈牙利各個媒體舉行的一次調查中，卡達爾依然在匈牙利千年偉人中名列前茅。 ^[30] 

2007年5月2日，卡達爾的墓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褻瀆和破壞。破壞者掀掉了墓碑，挖出了泥土，撬開了棺木；卡達爾包括頭骨在內的部分遺骸，以及與卡達爾合葬的妻子的骨灰盒被毀墓者盜走。時任匈牙利總理的久爾恰尼·費倫茨稱，對卡達爾墓地和遺骸的褻瀆是違法犯罪行為。毀墓事件引起了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等黨派的深憂與強烈憤慨。 ^[31] 

卡達爾·亞諾什(20張)

20世紀80年代以來，匈牙利經濟體制改革決策指導思想上有4個問題值得今人探究。

（1）80年代以來匈牙利領導人把經濟狀況估計得過於樂觀，堅持在15~20年的時間內建成“發達社會主義”。他們不願意正視15年來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續下去的這一不可迴避的事實。這使得他們所作出的決策與客觀情況不符合。堅持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加速戰略方針，堅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因此，也無法協調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最終導致經體改革主體的傾塌。 ^[32] 

（2）面對世界能源危機和國際市場惡化的環境，匈經濟體制未能做出適時的反應。匈領導層內有兩種不同看法和意見。一種認為，計劃經濟本身就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發生不利變化時不受影響，並且認為世界市場變化的影響是短暫的，可以等一等，待情況好轉再做決定；；另一種認為，世界市場變動大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持續的，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一定要考慮這種影響，把它計算進去，並及時作出適當反應。他們建議國內價格應與國際將價格接軌，適當放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降低企業收入，使國家有力量避開和防止國際上不利經濟因素的影響。這後一種意見當屬正確，但卻遭到否定。結果是，那幾年匈繼續大幅提高工資，增加企業收入，國家補貼不斷增加，只是問題越來越嚴重。卡達爾等領導人在預測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時始終存有僥倖等待心理，一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機襲來才醒悟，但已貽誤了時機。 ^[32] 

（3）卡達爾致力於建設“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這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他吸取1956年事件的重要教訓，在制定經濟政策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戰略思想，集中起來有兩條：一是經濟發展不能損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逐步地、經常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擺到新政策的中心位置，竭盡全力滿足居民的消費和保證充足供應；二是發展工業化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損害農業，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保證農業也能獲得迅速的發展。1965年以農業為先導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是他這一戰略思想實踐的結果。卡達爾反覆指明：“社會主義是為了人而存在的。我們的目的是使人們生活得更好、更文明，使人們的生活得到改善。”這與當年東歐各國相比較，卡達爾的治國方略明顯地高出一籌。在他執政期間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通常保持在24~25%和75~76%的水準上。這是對前領導人拉科西熱衷於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號召老百姓勒緊褲腰帶過緊日子的左傾做法的撥亂反正。無疑，這是歷史上的巨大進步。 ^[32] 

但應如何調整保持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合理比例呢？卡達爾也有過上述正確的指導原則。他主張既要注意物質刺激，又要反對物質主義。70年代，他明確指出過，匈黨堅持了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應該不斷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則，今後還將這樣做。但是“我們必須反覆強調，不能信口開河地許願，以後也不能分配還沒有生產出來的國民收入，就是已經創造出來的國民收入也只能分配可以消費的那一部分。另一原則是，居民的收入和工資的增長幅度不能大於市場上商品儲備所能提供的消費物資的增長幅度。這是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為了勞動人民利益而不能改變的原則。”但進入80年代，為了防止波蘭團結工會對匈的連鎖反應，卡達爾違背了自身確定的原則，不惜向西方籌措高息外債以維持當今匈牙利人所稱的“虛假繁榮”。這種飲鴆止渴的短期舉措迄今輒為匈牙利人所痛責。 ^[33] 

（4）如何看待向西方籌借外債？應根據不同時期作具體分析和實事求是的評估。借外債始自1973年，到1979年達50億美元，主要用於填補外貿虧損的窟窿，是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需要，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到了80年代，外債大大超過了國家承受力的極限，耗掉了資金儲備，誘發了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全面潰敗。 ^[33]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匈牙利輿論導向在蘇聯“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的衝擊下明顯向政治多元化、多黨制、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方向傾斜，並在黨內逐漸形成主流。1988年5月，卡達爾在匈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不無憂慮地提到：“我們必須重視這樣一種情況：不斷擴大的民主和公開性正在被利用，而且是被那些不同意我國政策的主要政黨，甚至是不同意現行社會制度的人濫用了。一旦在觀點上形成這種現象，就必須用辯論和政治鬥爭的形式來反對它。即使在將來，我們也不允許政治組織活動，不允許損害憲法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的敵對觀點存在。我們無意用扣帽子的方法增加我們的敵人的數量，但我們有權期望並要求每位公民為維護立憲政體而遵守我們的法律。”這是卡達爾在退出政壇前向全黨發出的告誡。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年後，這位飽經血火洗禮的老共產黨人在滄桑憂患和風雨飄搖中離世，他沒有看到匈牙利社會主義體系的最後崩潰。 ^[34] 

二戰後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的國際格局中，匈牙利作為小國一直處於依附蘇聯的地位，蘇聯對匈牙利政局有着深遠的影響。在匈牙利民間笑話中廣為流傳的説法是：卡達爾對赫魯曉夫懷有深情，對安德羅波夫也有好感，唯對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始終存有戒心，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他吃驚地發現戈爾巴喬夫比自己激進的多，他無法跟上戈的步伐，不知道他要幹什麼，卡達爾困惑焦急，直到去世。 ^[34] 

卡達爾·亞諾什的葬禮(6張)

卡達爾·亞諾什主要著作有：《工會重建工作》（1945年）、《加強匈牙利共產黨的建設》（1945年）、《黨和人民羣眾之間的關係，論建設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1950年）、《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建設、國家和經濟管理機構中的作用》（1950年）、《列寧-斯大林關於黨的教育》（1951年）、《鞏固的人民政權：獨立的匈牙利》（1959、1962年）、《爭取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1962年）、《沿着列寧的道路繼續前進》（1964年）、《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1968年）、《忠於革命》（1972年）、《為了社會主義匈牙利》（1972年）、《卡達爾·亞諾什講話和文章選集》（1974年、1975年）、《在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1975年）、《國際主義、團結、社會主義愛國主義》（1977年）、《為了社會主義——為了和平》（1978年）、《聯盟政策——民族團結》（1981年）、《黨、工會、社會主義》（1982年）、《和平、獨立、國防》（1985年）、《為了和平，為了我國人民的幸福》（1985年）、《答覆思考》（1985年）、《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革新》（1986年）。中國出版了他的言論集《論匈牙利社會主義建設》（1987年）。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