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傾

右傾機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原則，在革命鬥爭中過高估計敵人力量，過低估計革命力量，不敢積極發動和組織羣眾進行鬥爭，坐失有利時機，甚至悲觀失望，退卻逃跑。

北伐戰爭後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蘇共斯大林指導錯誤），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表現為不是放手發動工人、農民起來鬥爭，而是放棄黨的領導權，致使黨不能組織有力的鬥爭。抗日戰爭初期，曾經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王明，在不要聯合，只要鬥爭，“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以退讓求聯合的思想指導下又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把抗日領導權交給蔣介石，嚴重影響了江南新四軍的發展。右傾和“左”傾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都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脱離為特徵。它們雖是從兩個各不相同的極端出發，但思想基礎都是主觀主義，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兩者可以互相轉化。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鬥爭中，既反對“左”傾，也反對右傾。 ^[2] 

黨內的“左”右傾問題是關於黨的政治路線的認識上的問題。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任務不是隨心所欲的，也不是亙古不變的。人們對政治形勢及政治任務的認識水平不同，從而對政治路線的領會程度參差不齊。加之政治形勢千變萬化，人們的認識有時超前於政治形勢，有時落後於政治形勢，於是便產生帶有某種傾向性的政治思想或言行。“左”和右正是政治路線方向上的這種傾向性問題。也就是説，“左”和右指的是，在某一歷史發展階段政治路線確定前後帶有落後於或超前於政治形勢的傾向性的政治觀念或政治言行。進一步講，凡是趨後的、守舊的一些政治觀念或政治言行都是右，凡是超前的、激進的政治觀念或言行都是“左”。正如鄧小平所説的：“‘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鄧小平文選》第3卷）

自建黨伊始，陳獨秀就認定，落後於俄國的中國，一定要按照俄國革命的方式進行革命，即共產黨先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功二月革命，再聯合工農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幾度公開發表文章，説明中國革命之所以要兩步走，就在於“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

只不過，陳獨秀一直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幼稚，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而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遠遠大過資產階級，兩階級聯合進行國民革命的結果，無產階級的力量最後勢必大過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成功後，緊接着自然是一場“十月革命”，“資產階級決難堅持獨厚於自己階級的經濟制度”。也正因為如此，他一直認為，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爭取和組織無產階級，壯大自身力量的基礎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時，即可在最短時間一舉而成就社會革命。共產國際轉而突出強調民族革命，這與陳獨秀最初的觀點顯然有多少差別。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1923年，陳獨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後再發動第二次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

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陳獨秀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在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致使1927年在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情況下，使大革命慘遭失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