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祖淳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朝鮮英祖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金祖淳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的父親是金履中，官至府使。金祖淳出身的安東金氏是朝鮮的名門望族，祖上名臣輩出。他的七世祖是丙子胡亂時的斥和派領袖金尚憲，在朝鮮享有很高的聲譽。五世祖金壽恆和高祖金昌集先後出任領議政，並都死於黨爭（前者死於己巳換局，後者死於辛壬獄事），後又平反昭雪並獲得忠臣的美名。這三位名臣分別配享朝鮮孝宗、朝鮮顯宗和朝鮮英祖之廟庭，可見金祖淳家門之煊赫。金祖淳的曾祖父金濟謙也死於辛壬獄事，到祖父金達行、父親金履中之際，門第稍衰，但威望仍在。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鮮正祖九年），金祖淳（時名洛淳）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乙科及第，中探花。他在當時就得到國王正祖的寵幸，正祖不僅欽點他為探花，還稱讚他是“文正（金尚憲）肖孫”，因而御改其名的“洛”字為“祖”，賜號“楓皋”。 ^[2]  由此金祖淳步入朝鮮政界。

金祖淳登科後至正祖去世時歷任藝文館檢閲、奎章閣待教、奎章閣直閣、吏曹參議、左副承旨等職，並曾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祖十六年）作為冬至使的書狀官出使中國。當時朝鮮王朝的官場分為支持莊獻世子（正祖生父）的“時派”和敵視莊獻世子的“僻派”，金祖淳屬於老論時派，但他採取比較温和的態度，主張拋棄宿怨、尋求和解。 ^[3]  他的主張為正祖所贊同，因而他也更加得到正祖的賞識，這點從他的官職履歷可以看出，奎章閣（直閣）是正祖設立的聚集自己親信勢力的機構，而金祖淳常年在奎章閣任職無疑反映了他深得正祖信任的事實。正祖還曾將自己的近臣南公轍、李相璜、沈象奎與金祖淳對比，稱“至於此人（金祖淳），為則當曰為，不為則當曰不為，決知無自欺而欺予” ^[4]  ，明確表達自己最信賴金祖淳。

到嘉慶四年（1799年，正祖二十三年），正祖更是將輔佐王世子李玜的重任交給金祖淳，並送給他一份厚禮——外戚之位。後來登基為王的李玜（朝鮮純祖）曾回憶説：“寧考執予小子手而詔之曰：‘今予以爾託於此臣（金祖淳），必不以非道導爾，爾其師之！’” ^[5]  而在金祖淳私藏的一次秘密召對記錄《迎春玉音記》中，則對正祖託孤一事有更詳細的記載。嘉慶四年（1799年，正祖二十三年）九月，正祖召見金祖淳于昌慶宮迎春軒，令其輔佐世子。 ^[6]  同年冬，正祖決定為世子揀擇世子嬪，因為秀女要找父母皆無故者，而金祖淳之妻正在服喪，所以秀女名單中沒有金祖淳家。正祖發現後下令將金祖淳家添加進去。 ^[6]  嘉慶五年（1800年，正祖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正祖又一次在迎春軒密召金祖淳，表達了他把國政託付給金祖淳的想法。正祖對沉浸於黨爭中的士大夫感到非常失望，並認為外戚才是值得倚靠的。他説：“試看今日所謂士大夫者，果士夫樣乎？此輩反為古之戚里之所不為者，此豈可曰用士夫乎？且古則廷臣與人主之間有戚里，故上下有間隔，國體世道，猶尊重矣。今則萬人皆欲直接於上，其弊實甚於戚里有弊之時矣。予於近來益覺其然，而既行之規模不可猝變，予則不得不限予世而行之。然若後嗣王，決不可用予法（指正祖即位以來所採取的“右賢左戚”的用人方針，即重用士大夫而貶低外戚），只可用戚里，以還國朝本色，然後國可以為國矣。” ^[6]  然後，正祖又交代了他將於甲子年（1804年）禪位，奉惠慶宮洪氏隱居水原華城，並將輔佐純祖的重任完全交給金祖淳，他説：“既為上王，一着紫袍之後，復可干與於國事乎？予既付卿以幼主，則並與予去後事，而當一一善處，予復何憂乎？……惟卿，予獨自見於眾中而拔擢之，付以大事。” ^[6]  正祖的託孤，成為日後金祖淳建立安東金氏勢道政治的合法依據。

金祖淳之女被送去參加世子嬪揀擇以後，於嘉慶五年（1800年，正祖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舉行初揀擇、閏四月初九日舉行再揀擇，金祖淳之女已獲正祖內定，將毫無懸念地成為世子嬪。但還未等三揀擇時，正祖卻在當年六月二十八日溘然長逝，年僅11歲的王世子李玜即位，是為朝鮮純祖，而三揀擇一事也被暫時擱置下來了。正祖去世後，金祖淳被提拔為兵曹判書、奎章閣提學，差備邊司提調，嘉慶六年（1801年，朝鮮純祖元年）又任刑曹、禮曹、吏曹判書。但當時純祖年幼，代表僻派的大王大妃金氏（貞純王后）垂簾聽政，金祖淳無法發揮輔政的作用，地位還岌岌可危。當時金大妃以“辛酉邪獄”的名義，對時派展開肅清，金祖淳的親友金健淳、金鑢等都被捕下獄，僻派原打算利用金鑢等人陷害金祖淳，但金鑢抵死不供出金祖淳，故金祖淳逃過一劫。 ^[7] 

而後權裕等僻派主張“三揀不為”，企圖推翻正祖以金祖淳女為純祖妃的決定，金大妃雖對此議有所關涉，但並不積極，所以僻派的陰謀沒能得逞，三揀擇還是按原定軌道進行。嘉慶七年（1802年，純祖二年）九月正祖國喪結束以後，開始舉行三揀擇，確立金祖淳之女為朝鮮王妃，是為純元王后，金祖淳榮升國舅（朝鮮的“國舅”專指國王丈人），並依例封永安府院君、授領敦寧府事，其地位也終於轉危為安，得以鞏固。

此後金祖淳聯合純祖生母綏嬪樸氏家族——以樸宗慶為首的潘南樸氏，開始對僻派展開反擊。嘉慶九年（1804年，純祖四年）初，僻派的庇護者金大妃撤簾歸政，同年五月，阻撓金祖淳之女選妃的僻派權裕以忤逆正祖遺命為由被下獄問罪，不久後權裕暴死獄中，金大妃亦慌忙下旨開脱自己與此事的干係。 ^[8]  嘉慶十年（1805年，純祖五年）正月，金大妃貞純王后去世，僻派失去重要支柱，同年十二月，以金達淳之獄（當時的右議政金達淳雖為金祖淳遠房親戚，但屬於僻派）為契機，僻派被全面逐出朝廷，至此金祖淳才真正掌握大權，建立起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治。

金祖淳當權之初，是與潘南樸氏的樸宗慶等人一起合作的，但金祖淳的權力來源是正祖的託孤，且其能力又在樸宗慶之上，所以金祖淳的聲望更高。時人記述：“永安金祖淳……與樸宗慶並立不讓頭，互相議論，世上物議歸於永安，治國凡節，大勝於樸台矣”。 ^[9]  嘉慶十七年（1812年，純祖十二年）十一月，大司憲趙得永彈劾樸宗慶的不法行徑，樸宗慶被貶為楊州牧使，由此金祖淳大權獨攬。

金祖淳掌權以後，擔任了御營大將、訓練大將、扈衞大將、宣惠廳提調、禁衞大將等官職，掌握兵權和財權。他雖然以外戚勢道當政，但在用人方面不為已甚，採取宥和政策，對受權裕獄事牽連的人士寬大處理，援救被辛酉邪獄所連累的恩彥君家人，起用對外戚勢道採取批判立場的李書九，並釋放了丁若鏞等流配罪人。在政績舉措上，他的建樹不多，主要是在道光三年（1823年，純祖二十三年）提出“庶孽許通論” ^[10]  ，道光四年（1824年，純祖二十四年）又微服私訪關西（平安道）一帶，歸來後主張改革還谷制和大同法的弊端，並建議起用關西的人才。 ^[11] 

道光七年（1827年，純祖二十七年），孝明世子代理聽政，登用以自己妻族豐壤趙氏為首的勢力來制衡安東金氏，金祖淳一度失勢。到道光十年（1830年，純祖三十年）孝明世子暴死以後，金祖淳恢復權力。兩年後，即道光十二年（1832年，純祖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金祖淳去世，享年六十八歲，純祖賜諡號為“忠文”，並配享朝鮮正祖（當時廟號為“正宗”）之廟庭。 ^[5]  金祖淳死後，其子金逌根、金左根等相繼當權，延續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治達三十餘年。

金祖淳遺著《楓皋集》16卷8冊（後附金祖淳抄錄《迎春玉音記》等為17卷），以及他創作的武俠小説《五台劍俠傳》（收錄於林明德編《韓國漢文小説全集》卷9）。

金祖淳的學術理念與朝鮮傳統思想學術有很大不同。小中華思想、尊周大義（大明義理論）和北伐論是朝鮮後期社會一直存在的理念，金祖淳的家族亦以丙子胡亂時的反清斥和之臣金尚憲為驕傲，金祖淳本人亦曾稱頌過丙子胡亂“三學士”之一的吳達濟，並反對將南明排出正統，表明他仍然傳承小中華思想。但實際上，金祖淳與過去朝鮮人“據義絕虜”、敵視清人的態度大相徑庭。金祖淳的學術偏向北學，他對清朝傳來的漢學更感興趣，這已與宗奉傳統朱子學（宋學）的朝鮮正統思想學術不同。另外，他不僅不敵視清朝，還將清朝視為朝鮮的命運共同體，他在送嘉慶十八年（1813年，純祖十三年）送李相璜出使清朝的文章中寫道：“吾東與中國壤土相接，而天文亦燕分之餘也。故粵自前世中國有事，則吾東輒相終始，亂與亂，安與安，考之史籍，可按而知也。……夫以天下之廣且大，其敝也如此，而能無事者，未之有也。彼之敝，我之憂也，無事則曷以備豫，有事則曷以應變，大夫之責，不其棘於善覘乎？” ^[12]  文字中已絲毫看不出過去朝鮮人熱衷鼓吹的北伐大義，而是表現出與清朝唇齒相依的見解。金祖淳本人也在正祖時出使過清朝，他以“繁盛”來評價當時的清朝 ^[12]  ，並與清朝人張道渥有交情 ^[13]  ，還把張道渥題寫的匾額“玉壺山房”掛在自己書房上，顯示出他對清朝的態度。 ^[14] 

在文風上，金祖淳亦受到清朝的強烈影響。當時朝鮮正祖反對中國明末清初以來所流行的小品與小説，提倡古雅莊重之文字，金祖淳作為正祖寵臣，表面上也響應其號召，以“抄啓文臣”（君主近侍的負責文書的官員）的身份寫了碑銘、志文、諡冊文、玉冊文等正統文章，而實際上則沉湎於清朝傳來的小説及小品文，他不僅效仿清朝《虞初新志》與金鑢合編了《虞初續志》，還創作了小説《五台劍俠傳》。正祖發現了金祖淳及李相璜等人偷看中國小説以後，曾嚴厲斥責他們。 ^[15]  後來金祖淳在出使中國前誠懇地向正祖上了自訟詩文，才得到正祖的原諒。 ^[16] 

金祖淳死後，朝鮮王朝史臣為他蓋棺定論的“卒記”是：“祖淳，忠獻公昌集玄孫，而明敬王妃（純元王后）之父也。容儀秀美，器識宏達，自少已卓然自拔於流俗之外。弱冠登第，久處邇列，以公直無隱受正廟深知，特以他日輔幼之責託之。及妃膺再揀，而正廟禮陟，貞純大妃因先王遺意擢授戎垣。時世道艱危，不為之撓，及大婚成，上遂虛已任之。祖淳既處肺腑，內贊密勿，外任彌綸，殫誠竭忠，身佩安危者三十餘年。惟以保護聖躬，成就君德，持守精義，扶植善類，為一副追報之道，用能篤棐我郅隆之治。於是朝野翕然謂君子之茂德焉，文章之高世餘事耳。然素性過於仁厚，篤好人倫，故其流也或至於泛博，又謹慎之至，事多循常，蓋不以功業自居也。” ^[5]  後代文人黃玹評價説：“祖淳亦能文練事，稱厚德，至其子孫，遂貪頑驕奢，實基外戚亡國之禍”。 ^[17]  金澤榮指出金祖淳“用事二十年，持時論，排害異己者為多，人謂朝鮮外戚之用事，自祖淳始。然頗有文學，知存大體，振拔淹滯，未嘗大失士大夫之心焉”。 ^[18] 

韓國現代學者評價金祖淳“自幼氣量與見識出眾，性格正直磊落，因而受到正祖的寵愛。擔負着輔導王世子的重任，成為國舅以後又盡力於輔弼國王、涵養君德之事，但從他每當遇到除授要職時就會辭讓來看，可以知道他並非戀棧權勢的人物。儘管他努力避免形成時僻黨派或勢道之風，卻仍招來了圍繞他的戚族勢力構成後日安東金氏勢道政治之基的結果”。 ^[1]  還有學者指出金祖淳原本屬於反外戚的“清論士類”，但卻被朝鮮正祖一手置於外戚的地位上，所以他不得不修正既有的政治立場，走上外戚勢道之路，“但由於他對於以外戚身份的政治干預表現出儘量剋制的面貌，因此獲得了後代史評的善意評價”。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