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織圖

南宋紹興年間於潛縣令樓璹繪製的《耕織圖》呈獻給宋高宗，深得高宗讚賞並獲得吳皇后題詞。皇上還專門召見他，並將其《耕織圖》宣示後宮，一時朝野傳誦，從而引發了“耕織圖”發展的第一次高潮。社會上接連不斷地出現了許多《耕織圖》，形成了中國繪畫史、科技史、農業史、藝術史中一個獨特的現象，成就了中國文化遺產的一大瑰寶。《耕織圖》歷經近千年流傳到世界各地。

樓的《耕織圖》又是一卷詩畫相配的文學藝術作品，有人將他的詩與南宋詩人范成大的作品相比較，充滿田園氣息，也有人評價他的作品的內容更像是以農業為主題的農學著作，有人將它與《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相媲美。説是一部有韻的農書。

《耕織圖》描繪細緻入微又富有藝術感染力，有賴於樓璹對農業生產的長期觀察體驗和高超的藝術造詣。他在任縣令時，跑遍於潛縣治十二鄉之周邊的南門畈、橫山畈、方元畈、祈祥畈、對石畈、竹亭畈、敖幹畈等大畈，深入田頭地角，出入農家，與當地有經驗技術的農夫蠶婦研討種田、植桑、織帛等經驗技術得失。尤其難得的是，它在畫面上留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圖像，為研究農業特別是農具留下了無法從文字資料中得到的珍貴資料。例如《灌溉》《一耘》圖，繪出了當時使用戽斗、桔槔和龍骨車抽水灌田的情景。從《收割》圖中看到的是一幅緊張的割稻場面。《織》和《攀花》等圖繪出了當時已經使用的素織機和花織機，使人們能夠更形象地瞭解當時蠶桑及紡織的發展面貌。其中記載的許多耕織知識和生產工具一直沿用至今。

受樓璹的《耕織圖》影響，南宋時幾乎各州、縣府中均繪《耕織圖》，元延祐五年(1318年)，司農司苗好謙編寫《栽桑圖説》，將元初李聲臨摹的樓璹《耕織圖》一同編為《農桑圖説》，印發給老百姓。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樓璹的《耕織圖》被引用編入《便民圖纂》。各種形式的《耕織圖》鼎盛於清代，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意外得獲南宋樓璹《耕織圖》，感慨織女之寒、農夫之苦，遂命內廷供奉焦秉貞以樓璹原作為基礎重繪《耕織圖》。康熙不僅每圖親題七言律詩一首且於圖前親書序文，並於序首，序尾蓋印。後來雍正皇帝又命畫師參照樓璹《耕織圖》和《御製耕織圖》繪製耕圖、織圖各23幅，並親自各題五律詩1首。乾隆皇帝也命畫師摹繪樓《耕織圖》，親自作序，並在保留樓王壽原詩的同時，於每幅題七律及五律詩各1首。自南宋樓《耕織圖》問世，至清末700餘年間，各版本的《耕織圖》層不出窮。 現美國、英國、日本、朝鮮等國有多種臨摹本珍藏。據日本東海大學文學部渡部武統計，他所研究過的《耕織圖》版本就有56種之多。《耕織圖》被稱為“中國最早完整記錄男耕女織的畫卷”、“世界首部農業科普畫冊”。 ^[1] 

焦繪耕織圖令康熙皇帝龍顏大悦，在序首鈐蓋了“佩文齋”朱印，在序後鈐蓋了“康熙宸翰”陽文朱方大印和陰文“稽古右文之章”朱方大印，再命著名木刻家朱圭、梅裕鳳鐫版印製，頒賜臣工。焦繪《耕織圖詩》問世以後，它的墨印彩繪本也開始出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墨印彩繪本影印出版，令世人一睹珍品風采，又能瞭解唐末五代以來墨印彩繪之技法。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東方文庫續編》中的《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所收之《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一文，將焦圖與樓圖作比較：“最為不同者，則焦圖應用西洋之透視法以作畫是也，”“樓圖簡單樸素，而焦圖則纖細麗都。”

《耕織圖》是我國古代為勸課農桑，採用繪圖的形式詳實記錄耕作與蠶織的系列圖譜。由於其“圖繪以盡其狀，詩文以盡其情”，形象生動、細膩傳神地描繪了勞動者耕作與蠶織的場景和詳細的生產過程，而起到了普及農業生產知識、推廣耕作技術、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其本身也成為極其珍貴的藝術瑰寶。

樓璹所繪的《耕織圖》共有兩個版本。一是正本，進獻高宗，藏於皇宮；一為副本，留在家中。正本進獻高宗後，高宗十分欣賞，命翰林圖畫院摹繪。摹本中的《耕圖》現已無考，而彩色摹本《蠶織圖》正本自宋以來一直深藏後宮，但在民國期間突然失蹤。直到1984年，在黑龍江省大慶市重新發現，現藏於故宮博物館。副本由其侄子樓鑰題跋。其孫子樓洪、樓深根據家藏原圖副本，配上五言詩，仿刻於石，使之流傳後世。

樓璹《耕織圖》原本及刻石今均已散失，其五言詩45首仍流傳至今。由於《耕織圖》反映了農耕時代最重要的兩種生產——耕與織的生產環節，因此一問世便受到廣泛關注。南宋時期，各府、州、縣的衙門牆壁上都繪有《耕織圖》的圖畫和詩歌，讓官民觀看，以瞭解耕織過程和細節。元代以來，歷代都有《耕織圖》的摹本。元代時安徽休寧人程棨根據樓氏家族收藏的副本臨摹，流傳於世。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將程棨摹本置於盒內，收藏在圓明園貴織山堂，同時命畫院臨摹刻石，所刻之石也同藏於圓明園。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燒燬圓明園時，《耕織圖》被掠去，現藏於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刻石在這次浩劫中部分被毀，餘石於民國初年被徐世昌收藏，鑲嵌於花園牆壁，至1960年，留存的刻石才歸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現存共23方，其中耕圖13方、織圖7方，另有3方未能辨識。

明代時有鄺璠摹本。鄺璠著《便民圖摹》十六卷。其中卷一、卷二為《耕織圖》摹本。卷一為《農務之圖》，卷二為《女紅之圖》。鄺璠的摹本比之原圖本減少了圖數，也更換了配詩。1959年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了《便民圖摹》，內有耕織圖共計31幅，皆為黑白線條，其中耕圖15幅，織圖16幅。與樓璹原圖基本相同。

清代的摹本為焦秉貞摹本。焦秉貞為山東濟寧人，著名畫家，師從郎世寧，工西洋畫法，官至欽天監五官正。清康熙三十五年，焦秉貞奉旨以西洋畫中的焦點透視法繪製了《耕織圖》46幅。第一至23幅為耕圖，第24至46幅為織圖。每幅圖內空白處均以小楷書樓璹五言律詩一首。由於康熙帝的賞識，於康熙五十一年將此圖刻印成書，五十三年又頒佈此書為《御製耕織圖》。其後，乾隆帝又收集和翻刻《耕織圖》，《耕織圖》的摹刻之風和推廣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第二次高潮。一些府縣紛紛刻板印發。《耕織圖》的翻刻本屢見不鮮，主要有佩文齋本、點石齋本、內府彩色套印本等。同時《耕織圖》的內容還被移植到其他藝術之中，在各種場合以各種形式頻頻出現，如在石刻上、窗口木雕上、瓷器彩繪中、織花紋樣中等都有《耕織圖》的圖案，如現故宮所藏青花瓷耕織圖大碗、康熙五彩耕織圖紋瓶等瓷器上的耕織圖就摹自焦秉貞的《耕織圖》。在這次高潮中，地方印行的一些農書也以各種形式翻刻《耕織圖》，如《豳風廣義》、《蠶桑萃編》、《授時通考》等。耕織圖的內容因此深入民間，成為民間流承的民俗成分。 ^[2] 

據考證，雍正、乾隆兩朝都曾幾度摹繪、刊行焦繪《耕織圖詩》。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朝冷枚（焦秉貞弟子、供奉內廷）、陳枚（畫家、官內務府員外郎）繪製的焦圖的絹本着彩摹繪本，而大連圖書館所藏乾隆時刊印的《御製耕織圖詩》則不但有康熙的詩，雍正、乾隆時的御製詩也都赫然在目。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專家居蜜女士提及他們也藏有《耕織圖》，真不知《耕織圖》會有幾許。有意思的是，焦繪《耕織圖》成為當時景德鎮瓷器中的一種特有紋飾。今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五彩耕織圖碗，畫面取“舂碓”和“分箔”兩組題材。而樓（左王右為士加冤上加工加吋）的《耕織圖》由於選材和表現手法上的長處，後世亦出現不少摹本。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據元代程棨摹本刻石，系陰刻，線條洗練剛勁。圖存圓明園貴織山堂，石置多稼軒。1860年圓明園遭英法聯軍焚掠，程棨本《耕織圖》不知所終，刻石被毀；直至1960年，殘存刻石終歸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僅存23石，相當於原45石之一半。

乾隆帝把清漪園（頤和園）的一處富有田園風光的景色命名為“耕織圖”。乾隆皇帝不僅命人繪製《耕織圖》，並且將《耕織圖》中的美景用實際山水復原出來，把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衣食之本，用藝術與現實相結合的手法鑲嵌在清漪園絢麗的湖光山色之中。《耕織圖》的繪製到清朝達到鼎盛，而以《雍正耕織圖》最為精美獨特，深藏故宮三百年，已成為非常珍貴的文物與藝術品，被視為鎮館之寶。《雍正耕織圖》已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耕織圖起源於南宋時期，劉松年曾作《耕織圖》，同時代的作品農耕二十一圖並紡織二十四圖，有木刻流傳。清康熙帝命內廷畫家重繪《耕圖》與《織圖》各23幅。其中耕圖內容有：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蔭、撥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場、持穗、舂碓、簏、簸揚、礱、入倉、祭神。 ^[3]  織圖內容有：浴蠶、二眠、三眠、大起、捉績、分箔、採桑、上簇、炙箔、下簇、擇繭、窖繭、練絲、蠶娥、祀謝、緯、織、絡絲、經、染色、攀華、剪帛、成衣。乾隆亦曾命冷枚、陳枚各繪《耕織圖》。瓷器上出現的耕織圖紋，始見於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後廣為流行，併成為康熙時期的獨特題材，多用青花或五彩表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彩耕織圖紋棒錘瓶，瓶身相對兩面分別緒“舂碓”和“分箔”畫面，畫面的左上方各題寫五言詩。“舂碓”詩為：“娟娟月過牆，簌簌風吹葉。田家當此時，村舂響相答。行聞炊玉香，會見流匙滑。更須水輪摶，地碓勞蹴踏。”“分箔”詩為：“三眠三起餘，飽葉蠶侷促。眾多搶分箔，早晚槌滿屋。郊原過新雨，桑柘添濃綠。竹間快活吟，慚愧麥飽熟。”在瓷繪畫風上，完全仿效原作中西相參的畫法，精美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