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僑

羅僑為人性情純靜，寡嗜貪慾，幼有奇名，十二歲通文詞，師從於張元禎。

弘治八年（1495），考中舉人。次年，會試不利，南京國子祭酒劉震聞其名，特別以禮待之。

弘治十二年（1499），登進士。弘治十六年（1503），授新會縣知縣，受到民眾愛戴。

正德四年（1509），入朝擔任大理寺右評事。

正德五年（1510）四月，順天府大旱，羅僑於是因災進言，稱：“ 臣聽説人之道理順，則陰陽和暢，政事荒蕪，則災害連發。最近京城大旱，陛下大發慈悲，釋放逃避戍役的囚犯，放寬株連的禁令，同時齋戒祈禱十多天，雨水仍然沒有到來。臣私下以為是天心仁愛未至。陛下臨朝聽政，有時直到太陽偏西，而與羣小人親近玩耍，呼喊之聲卻通宵達旦，您用什麼來乘奉天心，奠定社稷大業呢！法綱日漸苛刻，則球越發嚴厲，盜賊在白天殺害人命，百姓漂泊流浪填滿道理，元氣零散。給事中、御史雖知卻不敢議論，內閣官員陳述卻不敢盡言，這是堵塞矇蔽的大禍啊。古代提升貶退大臣，必定有一定規則禮儀，肉刑不加士大夫。而近來公卿大臣離職，不講究禮節。比如前朝忠臣劉大夏，貶謫戍守邊疆，已達三年，陛下棄之不理，這不是用來善待德高年重的舊臣、尊敬大臣的禮節啊。本朝的法律條例，參考古今而定，足以用來懲治奸惡。而近來司法官仰承君主旨意，打壓善臣良民。古書稱：‘賞罰過度則會施及淫人，刑罰過度則會牽連善人。如果不幸而又過失，那麼就寧願過度也不要過濫。’現在的刑罰，氾濫程度有何比此更嚴重的呢？希望陛下慎戒安逸遊玩，摒棄玩賞，遠離小人，召回舊時有德官員，同在朝官員，悉心圖治，並命令司法官謹慎遵守既定方針，即使有律刑輕微而情節嚴重情況，一定要奏請裁決，而不能擅自量刑輕重。如果這樣，尚可對上消除天災，對下可以收攬人心。”

當時，朝中官員長期避諉諫言。羅僑奏疏呈上時，內心揣度必死無疑，於是便將棺材放在車上聽候發落。宦官劉瑾大怒，假傳內宮聖旨譴責長達百句，命令朝廷大臣商議刑罰。大學士李東陽極力營救，得以改判，貶為原籍擔任教職。同年秋天，劉瑾事敗，御史凌相上疏：“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

正德六年（1511），羅僑被徵召恢復原職，隨後他稱病辭職歸鄉。正德七年（1512），丁母憂。

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反叛，都御史王守仁在吉安起兵，羅僑首先赴義討伐平叛，負責駐守吉水。

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即位後，羅僑即授台州府知府。在任期間建忠節祠，祀奉方孝孺。他還延請平民張尺，詢問民間疾苦。並按季節巡視田間，督促農桑，並講解提倡明朝婚喪祭祀禮儀，境內治理很好。吏部考核天下守令，以羅僑為第一，賜襲衣、牢醴以示表彰。

嘉靖二年（1523），延綏巡撫、都御史姚鏌上疏道：“ 臣下冒犯君主威嚴而進諫，自古以來就是難事。從前‘八黨’專權，逆賊劉瑾擾亂朝綱，朝廷大臣緘默不語，均明哲保身。然而給事中劉掞、評事羅僑卻為國赴難不顧自身安危，揭發時政弊端，僥倖生存下來。逢遇聖明君主，應當明顯加以獎勵提拔，並勉勵其從臣。然而羅僑擔任台州知府，劉茝擔任長沙知府，使胸懷忠誠竭心盡節的人才停留於常規的升遷中，臣私下為朝廷深感惋惜啊。”明世宗採納其進言，四月，提升羅僑為廣東左參政，羅僑推辭。吏部則以公文催促，羅僑不得已而就任。

嘉靖三年（1524），到任廣東，分守嶺西道。八月，上疏請求辭官歸鄉，總制、都御史張嵿、巡按御史熊蘭上奏：“左參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聽其去也。”羅僑於是再次上疏請辭，而吏部移檄不準。羅僑至韶州，以德疾辭官，總制、都御史盛其期上疏其事，得到允許。 ^[1-2] 

羅僑為人敦厚行，行為效仿古人。羅洪先居喪期間，仍然不停止講學，羅僑認為不合禮法，寫信指責。其峻峭直率的性格正是如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