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恆先生

有恆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²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閒，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説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説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³。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羣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説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説過：中國曆來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⁴，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鋭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説。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⁵。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説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彷彿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説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⁶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⁷為原則了。不説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説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⁸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⁹，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説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¹⁰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¹¹。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倖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¹²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説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説，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¹³似的又説什麼“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説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¹⁴”。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説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説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¹⁵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緻也哉？

話已經説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藉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説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説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着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麼話要説，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面掙扎着，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¹⁶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3] 

時有恆在1927年8月16日《北新》週刊第43、44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他在回顧魯迅“五四”時期的戰鬥業績以後，接着説道：“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革命！救救孩子！’的精神，都不見於文字中了”，並對此表示“悵惘”。時有恆認為“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讀讀魯迅的文章，當能給人“以新路的認識”，因此請求魯迅“親自出馬，對現社會下攻擊”，等等，反映了在階級鬥爭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刻，過去曾經從魯迅作品裏獲取過思想力量的許多青年，正期待魯迅給予指導，傾聽他戰鬥的聲音。魯迅讀後，乃作《答有恆先生》回答。 ^{[1]  [2]}  《答有恆先生》寫於1927年9月4日，地點在廣州，最早發表於1927年10月1日上海《北新》週刊第49、50期合刊，署名魯迅，後由魯迅收入《而已集》。 ^{[1]  [4]} 

《答有恆先生》在憤怒揮擊反動派的血腥屠殺與對魯迅自己進行無恥的政治迫害的同時，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對自己過去的思想作了深刻的剖析，徹底認清了進化論思想的空洞無力，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真症候”，明確地表達了要與敵人繼續戰鬥的堅強決心。

全文共16個自然段，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第1自然段到第7自然段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回答《這時節》雜感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麼沉默？”魯迅説他不發議論是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以後便決定了的。至於原因，魯迅在文中沒有交代。其實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寫的《朝花夕拾·小引》中已經説得很清楚：“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蕪雜”，而“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或蕪雜的文章。”魯迅一來到廣州，雖然就從種種現象中感到廣東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廣州雖然也有隊伍在遊行，但那是“奉旨革命”。但像1927年春夏之間那樣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有些是出乎他的意料的。魯迅曾説，當時，殘酷的現實竟使自已有點“目瞪口呆”，深有被“從夢境放逐”的感覺。國民黨反動派一夥令人髮指的暴行，激起魯迅心中無限的憤怒，革命青年不斷遭到慘殺的消息，更像一條毒蛇在隱隱地齧咬着魯迅的心，他不得不嚴肅地思索自己走過來的戰鬥歷程，重新審視自已的戰鬥效果，認真地找一找自己思想上的“真症候”。所以第三段一開頭便向讀者説明魯迅現在沉默的一大原因——“我恐怖了”。綜觀全文，魯迅之所以感到“恐怖”，第一是經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四·一五”反革命政變血的教訓，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有些青年成了反動派的幫兇，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而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卻被劊子手“用斧劈死”“亂槍刺死”。這種近乎凌遲和滅族的屠殺，使魯迅“十分的憎惡和悲痛”，也使他意識到“以為將來必勝幹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的進化論思想空洞無力，因而感到“一種妄想破滅”。其次是魯迅發現許多革命青年，讀了他的文章、把腦子“弄敏了”，但魯迅卻沒有給他們指明出路，不知道奪取勝利的道路該怎麼走。結果，這些青年成了劊子手人肉筵宴上送酒下飯的“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而魯迅自己也就感到成了做這“醉蝦”的幫手了。而“醉蝦”只不過是一種比喻，但痛定思痛，託物寄情、在極度悲憤和深沉的苦悶中，魯迅再也按撩不住心頭的怒火，指斥這是一場“暴殄天物”的“血的遊戲”，而且“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第8自然段到第13自然段是第二部分。回答的是《這時節》雜感中提出的關於“思想革命”和“救救孩子”的問題。魯迅用了一個過渡段和一段倒敍，以極其感人的筆觸向讀者傾訴他一年來的處境和思想，並向讀者詳細追述了1926年下半年自己在廈門的種種遭遇。舊事重提，既與上文互相呼應，又引出第11自然段裏他當前遭受的迫害。經過第一次革命戰爭失敗的嚴峻考驗，魯迅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和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所以第12自然段、第13自然段談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社會現實，把話題回到“落伍”的問題上來的時候。魯迅就認為現在還像“五四”時期一樣，發出“救救孩子”的議論，連他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第14自然段是第三部分。這段文章有很強的針對性，它最巧妙的地方：一是回顧往事，為時有恆信中提到的“久不見魯迅先生……下攻擊的文字了”一事，稍作辯解；揭露在新舊軍閥統治下，同樣是“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黑暗現實；二是舉眼前事例，對投機分子和反共政客進行抨擊，把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和恐怖統治揭露得淋漓盡致，極其含蓄而又極其有力。

第15自然段到第16自然段是第四部分，帶有書信的感情色彩。魯迅非常誠懇地聲明他的確常常解剖別人，但他“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魯迅在文中無情地批判前期的進化論思想，便是嚴於解剖自己的一例。第16自然段“淡淡的血痕中”這一句是三·一八慘案後魯迅為了悼念被北洋軍閥政府殺害的青年所寫的一篇散文詩的題目，全文用“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眷在紙片上”作結，表明魯迅將踏着革命烈十的血跡繼續前進。魯迅説。“從作家的日記或尺族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全文向當時處在白色恐怖下的讀者真誠地吐露了凝聚於魯迅心頭的“壘塊”，信裏表現的原則立場、執著的追求和偉大的胸懷，十分感人。 ^[2]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安湖：《答有恆先生》中説：“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這反映了他當時思想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鋭性。但也正是這篇文章，公開宣佈了他同進化論的決裂，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當代魯迅問題評論——陳安湖自選集》） ^[5]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張大明：研究魯迅思想發展的人，歷來都比較重視這篇文章，認為它有助於理解魯迅的世界觀由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魯迅説：“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細究本文的披露得知：原有的認識和基礎已經動搖，轉變已經開始，但最終的方向尚未正式確定，所以有無限的痛苦折磨着他，有諸般矛盾糾纏着他。（《魯迅名篇分類鑑賞辭典》） ^[4] 

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楊義：魯迅自信“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在這封信中則透露自己的思想變遷的消息：“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尊重魯迅，就要承認他的思想發生過變遷，而且變遷在“徑路”上，“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現實的“恐怖”教訓，是“當頭棒喝”的最好老師。變遷而涉及“徑路”，就是説他以往只信“進化論”的單一的直線的“路徑”，受到了挑戰：“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看到“青年”這個年齡概念被利益所撕裂，“老人—青年”就不能作為基本的思想維度了。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從“五四”的思想台階上繼續向前走，“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魯迅作品精華》） ^[6] 

魯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浙江紹興人。1918年5月，首次以“魯迅”作筆名，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他的著作以小説、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説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學論著《中國小説史略》，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等18部。毛澤東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稱為“民族魂”。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