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國史觀

“皇國史觀”的思想因子可追溯到公元8世紀以漢字書寫的日本古典《古事記》一書；至中世，伊勢神道的五經典之一《倭姬命世紀》宣稱：“大日本神國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種神化日本的“神國論”和由傳説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大帝”臆想的“八紘為宇”理論直接推衍出日本海外擴張和侵略的思想因子。所謂“神國論”，實際就是神化天皇、神化日本，延傳至近代就形成“尊皇愛國”為主旨的皇道主義，實際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精神資源。再至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成為日本侵華的“大陸政策”之端緒，其中提出：第一步是攻佔台灣，第二步是吞併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八紘為宇”，這標誌着日本“皇國史觀”指導下的軍國主義的“大陸政策”和稱霸世界戰略的確立。 ^[4]  　　　　

“皇國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動員的精神主脈。此一史觀認定：日本天皇制國體高踞萬國之上，“萬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國”日本，應當統領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而其思想淵源則伏筆千載之古：早在公元8世紀，以漢字書寫的日本古典《古事記》（公元712年成書）、《日本書紀》（公元720年成書）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勢神道的五經典之一《倭姬命世紀》宣稱：“大日本神國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種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認定天皇統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傳至近代，形成以明治天皇《教育敕語》的“尊皇愛國”論為主旨的皇道主義，而對外侵略擴張則是皇道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1] 

日本的“神國”論直接推衍出海外擴張論，而其中的觀念聯結便是“八紘一宇”説。傳説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紘為宇”臆想。“八紘”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子·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書紀》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意欲將世間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維新伊始，即以天皇名義發佈《宸翰》（御筆信）曰：“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嶽（富士山）之安。”這正是“八紘一宇”的形象詮釋。　　

自大和國於4世紀末、5世紀初統一日本開始，即踐履“掩八紘而為宇”的擴張計劃。4世紀末，倭王侵犯朝鮮，渡海攻破百濟、新羅城池，迫使朝鮮半島人眾為其臣民，並擄掠奴隸、布帛，後高句麗軍擊敗倭軍，倭王退回日本。6世紀日本派兵介入朝鮮三國（高麗、新羅、百濟）政爭，被唐朝與新羅聯軍重創，此為中日間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慘敗的日本認識到唐朝強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此後近千年，日本因內爭頻仍，國力孱弱，對外征伐有所收斂。　　

16世紀末，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平定戰國紛爭，握有一支久經戰陣的武裝，立即向外擴張。先是迫使朝鮮、菲律賓、琉球前來朝貢，進而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為征服中國的跳板。豐臣秀吉還狂妄地説，以日本這樣的“刀箭鋭利之國”可以輕取“大明長袖之國（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國）”。1591年和1597年豐臣秀吉兩度派遣大軍渡海，於釜山登陸，佔領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都，鋒指明朝。因中朝聯軍在陸戰和海戰中擊敗日軍，豐臣秀吉鎩羽而歸。這場由日本發動的侵略朝鮮、明朝的戰爭，中國史稱“萬曆朝鮮一役”。此役戰敗歸國的豐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圖朝鮮、窺視中華”的擴張侈唸對近代日本產生久遠影響。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因國力所限，又為了禁止“異教”（指天主教）“異學”（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兩百餘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紘而為宇”的訴求未曾消弭，封建領主仍懷“德化宇內”之想，於內斂間，令“日本中心主義”精神發酵，並通過強化軍事組織，實現軍政一體的“武家統制”，武士居社會強勢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滿殺伐和武力擴張傾向。　　

江户幕府初期，儒學家、兵學家山鹿素行著漢文歷史書《中朝事實》，稱日本為“中華”“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統起源，揚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經完美實現。山鹿素行謳歌“忠節”“尚武”的《武教小學》《山鹿語類》，推尊為“武士道的憲法”，被近代日本軍人奉為經典。山鹿思想對幕末明治間勤王武士影響很大，也為近代日本軍人所服膺。　　

江户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尤其是“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將日本古書《古事記》描述的“天照大神”視為實有的帝王，稱其“皇國之古道”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對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高倡“神國”日本統治世界。本居宣長的弟子平田篤胤反對儒學派崇拜中國，力倡“復古神道”。　　

江户幕府後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儒學家、國學家和洋學家從不同角度競相探討挽救民族危機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侷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江户後期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他撰《宇內混同秘策》，首句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僕。……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宣稱兼併亞洲各鄰國、統治全世界是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佔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為：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係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日本奉行叢林法則，既是固有文化傳統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説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蔭，後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吉田松蔭承襲本居宣長、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並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之後，幕府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先後同美、俄、英、荷等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長州藩士吉田松蔭提出“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吉田松蔭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併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躋身歐美列強行列，爭取瓜分弱國的財富與領土。吉田松蔭在其創辦的松下村塾培養了高杉晉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於幕末亡故，後三人皆成為明治維新重臣。與吉田松蔭類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數，如橋本左內力主依強凌弱，於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論”，向俄國“乞求和親”，集聚國力侵略朝鮮、中國。吉田、橋本等人的戰略設計，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鑑，木户孝允的“徵韓”論，山縣有朋的以中國、朝鮮為日本“利益線”論，伊藤博文逼迫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宣示的“侵華有理”論，皆師承吉田松蔭和橋本左內。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他力主“脱亞入歐論”，力倡窮兵黷武。對日本的國權和被侵略國的國權，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絕對的雙重標準，上述福澤諭吉如此，哲學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號召日本人為“保全自己所屬的國家的獨立的體面而竭盡全力”，另一方面認為朝鮮、中國應當拱手交出國權，因為這些國家失去了作為國家的實力與資格。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華有理”論。

從中世的豐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淵、吉田松蔭，到近代的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已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大陸政策”作了思想鋪墊。

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論直接成為明治政府及後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略。現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為學院哲學奠基人，廣受尊崇；更把福澤諭吉視作“近代文明導師”，很少對福澤、井上侵略中國、朝鮮的軍國主義思想作批判性反思，這正與日本右翼統治階層至今美化侵略歷史的行徑互為因果。

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是日本“皇國史觀”與“八紘為宇”戰略思想指導下的日本軍國主義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冒險，日本在此次戰爭中得到了從未有的巨大的戰爭利益。甲午戰爭成為日本“皇國史觀”確立的標誌，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八紘為宇”思想的一次重要實踐。 ^[4] 

當時，明治政府的統治者們掀起了一場登峯造極的造神運動，他們極力鼓吹日本國是“天神”所生，為“天神”所保佑，大和民族是世上最優秀的神族，理應實現統治世界的“八紘一宇”理想。明治維新以後，在學校歷史教育方面不斷向國民灌輸“皇國史觀”。1890年，日本天皇發佈《教育敕語》，提倡“尊皇愛國”的倫理。昭和時期，日本軍部同右翼勢力相勾結，通過鼓吹盲目崇拜天皇，將侵略周邊國家的戰爭説成是“復興東亞”的“聖戰”。日本政府將這套説教編入中小學教科書，為軍國主義、法西斯教育確定方向，為發動對外侵略戰爭製造理論根據。 ^[2] 

1868年，被武家政權壓抑而賦閒六百多年的天皇通過“王政復古”再次被推上政治舞台，並迫不及待地發佈了一系列樹立天皇權威的政令，主旨是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統治體制。明治政府為切實樹立天皇的權威，還在全國進行大規模宣傳，以確立天皇萬世一系的神格和灌輸神皇一體的皇國思想。1872年，太政官公告將神話傳説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為2月11日）定為“紀元節”，進一步強化了天皇絕對權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1889年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最終確認了作為國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無上的地位。

1890年頒佈、被視為“教育憲法”的《教育敕語》更強制將忠君愛國（忠於天皇、熱愛皇國）作為規範全體日本臣民的行為準則，要求“爾臣民……一旦有緩急，則應義勇奉公，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所謂“義勇奉公”，據當時的御用學者解釋，就是“為國捐軀”。近代以來的天皇制國家之所以能隨心所欲地把臣民投入戰場，就在於日本學校把學生培養成了毫無獨立人格、惟皇命是從、甘願“義勇奉公”的“機器人”。

為進一步愚弄日本臣民，1869年建立了舉行國家神道活動的象徵性設施東京招魂社（1879年更名為靖國神社）。此後，凡是為“皇國”捐軀者都祭奉在這裏，靖國神社遂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國家的祭壇和鼓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基地。

及至20世紀30年代，有如日本學者村上重良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聖戰正當化佔據了國家神道教義的中心。”在軍國主義國家政權的鼓譟之下，日本臣民完全成為國家神道驅使下的精神奴隸和執行戰爭暴力的機器。 ^[5] 

“雄飛海外”、將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統治階層千餘年來的夢想，其掠佔的首批目標是鄰近的朝鮮半島、台灣島、庫頁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整個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則為其侵略的“遠大目標”。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遺餘力宣揚此説。1903年，日本“國柱會”成員田中智學把神武天皇“掩八紘而為宇”之語概括為“八紘一宇”，其字面義為“四海一家”，實則宣示日本為統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國柱會機關報《國柱新聞》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國》一文，正式拋出“八紘一宇”説。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衞內閣制定《基本國策綱要》，聲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為其根本目標。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八紘一宇”成為日本帝國的國家格言，其軍政機構懸掛兩大條幅，一為“武運長久”，一為“八紘一宇”。 ^[1] 

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逐漸形成一定規模。1927年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就明治維新的性質、日本資本主義性質、天皇制權力的階級屬性、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展開過各類論戰，史稱“日本資本主義論爭”。通過這些論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自我認識不斷深化，社會影響也逐漸擴大。1933年左右，日本政府對社會主義運動的鎮壓加劇。在鎮壓社會主義運動、取締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日本政府逐漸強化以“國體論”為支柱的近代天皇制意識形態，在史學領域“皇國史觀”呈現碾壓其他史學思想之勢。 ^[3] 

二戰時的“皇國史觀”將日本的天皇、國土、種族和宗教等説成是世界上最優越的，並認為萬世一系的天皇是人間的“神”，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以天皇的名義統一世界，把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説成是“自存自衞”和“解放亞洲”的“正義之舉”，是為完成歷史的使命而進行的聖戰，並將為侵略戰爭賣命視為“效忠天皇”、“為國捐軀”。 ^[2] 

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後，天皇發表了“人間宣言”，自我否認了“現世神”的身份。由此，“皇國史觀”在日本曾一度衰落。但是時過不久，在右翼勢力的鼓譟下，一批舊軍人、舊外交官乃至戰犯通過撰寫歷史著作、回憶錄、傳記、秘錄以及發表日記、手記等方式，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否認侵略歷史，他們大肆抨擊所謂的“受虐”歷史觀，説這種歷史觀使日本人喪失了“自豪感”和“愛國感”，“皇國史觀”由此開始死灰復燃。 ^[2] 

1947年5月3日實施的《日本國憲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明確規定政教分離：“國家及其機關均不得進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動”，統治日本80年的國家神道體制壽終正寢。加之《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作出放棄戰爭的保證，日本與各受害國人民達成了一定的和解。

作為制度層面的國家神道體制雖已不復存在，但國家神道意識從來就沒有被徹底肅清。戰後日本當局並沒有對國家神道意識主動反省。“象徵天皇制”的保留，更給日本國民一種天皇無罪的錯覺，無意中為國家神道的復活保留了空間，留下了註定要惡性膨脹的“癌腫”。

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人試圖重新將靖國神社與日本國家捆綁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終於忍耐不住，挑起了恢復靖國神社國營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出任“日本遺族會”會長，拋出旨在恢復靖國神社國營化的文件《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綱要》，並要求國會通過。該文件明顯違背戰後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遭到各界強烈反對。然而，自民黨卻支持這一違憲的無理要求，自民黨內“遺族議員協議會” 甚至成立了“關於靖國神社國家護持小委員會”，提出“尊重靖國神社的歷史和本質不變”提案。

1967年“建國紀念日”的規定可以説是具有國家神道死灰復燃象徵性質的事件。前述明治時代所規定的“紀元節”，是體現國家神道最核心內容的皇國史觀的節日，因而戰後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就有諸多右翼團體結成“紀元節奉祝會”，要求恢復“紀元節”。經多年四處活動，終於在1967年由佐藤榮作內閣強行通過，將2月11日定為“建國紀念日”，恢復了曾作為國家神道象徵性節日的“紀元節”。由此可見，試圖復活國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勢力已經不容忽視。

進入21世紀，留戀戰前大日本帝國的“愛國者”勢力有增無減，他們不但拒絕反省戰爭罪行，甚而重温戰前的皇國夢。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作為新世紀“愛國者”的先導，已經表露出重建戰前神國史觀的意向。該書堂而皇之大談《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統一日本成為初代天皇的故事，以神話傳説入史的“曲折敍述”正是要告訴國民，大和朝廷起源於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這不能不令人聯想起戰前以所謂神武天皇統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為日本皇國曆史開端的歷史教科書。

近來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為公開的“愛國者”，似乎效仿當年顛倒歷史的復古神道學家，肆意否認日本曾經犯下的戰爭罪行。他們把在侵略戰爭中戰死的“靖國英靈”看作民族英雄，參拜戰前國家神道心臟的靖國神社是他們否認侵略戰爭的“標準動作”。很明顯，他們已經下定決心，寧可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國際輿論為敵，也要召回戰前日本臣民的“愛國心”。

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權恢復日紀念儀式上，日本內閣首相及與會者齊聲高呼久違近七十年的“天皇陛下萬歲”口號，就連在場的明仁天皇也頗顯驚愕。人們不得不發問，這是否在引導當代日本民眾重温國家神道精神統治下的“大日本帝國的輝煌”。 ^[5] 

一直以來，日本政府藉口教科書是民間學者編撰，把歪曲歷史的責任推給民間，極力淡化其內容綱要均須交文部科學省審批的程序，多次審議通過日本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歪曲歷史事實的教科書，極力宣揚和美化侵略歷史，向日本青少年灌輸“皇國史觀”。2014年1月17日，文部科學省修改了對教科書中有關近現代史的審定標準，要求在處理時尊重政府見解。新標準將從2014年度初中教科書的審定開始適用。可見，安倍主導的日本政府正在利用審定教科書的權力，間接地促進“皇國史觀”的復活，導致不少日本新生代不知或不願承認日本曾對他國犯下的軍國主義侵略及殖民罪行。

可以説，“皇國史觀”為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蔓延提供了温牀。因此，不根除“皇國史觀”，日本保守派政要就不會真正正視歷史，不會停止倒行逆施、顛倒黑白的錯誤言行。 ^[2] 

“皇國史觀”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體現，是日本軍國主義動員的精神主脈。日本島國心理的狹隘民族主義與皇國史觀的神國論，大和民族的優越感與八紘一宇思想，武士道精神的好戰與法西斯主義的殘暴瘋狂等心態交織一起，瘋狂地對外侵略擴張，從此日本走上了一條不斷對外軍事侵略的軍國主義不歸路，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徹底失敗。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皇國史觀”影響下的日本軍國主義最終把日本整個國家拖向毀滅的邊緣，也使日本和亞洲人民深受侵略戰爭毒害，這個歷史教訓極其深刻而慘痛。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