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榮作

佐藤榮作，日本政治家，前首相（1964年11月9日—1972年7月7日），曾多次擔任自由黨和自由民主黨要職，歷任郵政大臣兼電氣通信大臣、建設大臣、北海道開發廳長官、大藏大臣、通商產業大臣、科學技術廳長官、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曾3次組閣，4次當選自民黨總裁，執政7年8個月。曾多次參拜靖國神社。

其親兄岸信介亦曾為首相。因過繼給佐藤家，故和其兄不同姓。

1924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開始在鐵道省任職；

1926年，佐藤榮作和佐藤寬子結婚，生有兩子，次子佐藤信二曾為參議員；

1946年，為鐵道總局長官；

1947年，為運輸省次官；

1948年，加入自由黨（自民黨的前身之一）。在吉田茂任首相時，吉田大量開除黨人派，官僚派得勢，特別是其和池田勇人多番獲得提拔；

1948年，獲吉田任命為內閣官房長官；

1949年1月，成為日本國會眾議院議員（其後連任了11次）；

1949年2月，任自由黨政調會長；

1954年，造船醜聞事件中，幸得吉田茂首相要求犬養健法務大臣發動檢察指揮權，免於被捕；

1964年，池田勇人首相因喉部疑患癌症，決定辭職，並選其為繼任者；

1965年上半年，日本經濟蕭條，政府實行以下政策以助經濟：發行國債、增加財政融資、擴大公共事業投資、減税、增強出口，經濟迅速轉好；

1965年10月起，日本更出現了「伊奘諾景氣」；

1965年，其與韓國簽署《日韓基本條約》，邦交關係正常化；

1967年12月，其首次提出「非核三原則」：日本不會擁有、製造、運進核武器；

1969年11月21日，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簽署聯合公報，提出了台灣對日本安全是重要因素；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佈有訪問中國大陸的計劃。美國轉變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使一向支持“台灣當局”的日本失利。另一方面同年8月尼克松宣佈不再以美元兑黃金，對進口品徵收一成附加税，令日元升值17%，固定匯率制瓦解。

1971年10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台灣當局”代表中國的日本失敗了，中國大陸成功取得代表權，令日本失態；

1972年7月，辭任首相；

1974年，因令日本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而與肖恩·麥克布賴德獲諾貝爾和平獎；

1975年6月，在藝妓館應酬中突發腦出血昏迷而亡，終年74歲。

1901年3月27日，佐藤榮作出生於日本山口縣。如前所述，他在三兄弟中排序第三，其二哥便是前首相岸信介。順便説一句，與岸信介一樣，佐藤也做了倒插門女婿，妻子便是他舅舅的長女寬子，結姑表之親。而他的妻舅，便是甲級戰犯松岡洋右。

佐藤的性格與岸信介恰好相反，從小少言寡語長於心計。山口中學畢業後，考入熊本第五高中，與池田勇人是同窗和好友。但他不像池田那樣放蕩不羈、好酒如命，而是經常帶領一幫同學，去爬學校附近的龍田山，召開演講會，還是一個叫“卧龍窟”的小組織的頭頭。熊本五高中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

1924年，佐藤大學畢業後，選擇在鐵道部門工作，首先是一年多的實習期，隨後歷任爾日市站長、下關運輸事務所營業主任、門司鐵路局庶務課文書負責人。10年期間，平平常常，沒有什麼驚人之舉，以至於松岡洋右大失所望，説他“真是個沒出息的”外甥女婿，1934年，佐藤受鐵道省派遣，先後到美國、歐洲進行了兩年的考察，回國不久，即被調到鐵道省監督局業務課，任陸運管理官，從此時來運轉，步步高昇。1938年，他兩次被派往中國，籌劃開設鐵道公司，其間升任監督局鐵路課長，後任鐵道省監督局總務課長、監督局長、監理局長、汽車局長、大阪鐵道局長。日本戰敗後，他升任鐵道總務局長官、運輸省次官，當時與池田勇人一起，享有“鐵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美名。

佐藤象三級跳運動員一樣，由戰前的省屬課局級官僚，一躍而成為戰後的省級次官，立即引起各種黨派政治勢力的注意，尤其是得到當時的首相自由黨總裁吉田茂的賞識。1948年，佐藤在吉田邀請下加入自由黨，遂被委以自由黨政務調查會會長、幹事長、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並歷任吉田內閣官房長官、郵政大臣、建設大臣，北海道開發廳長官，與池田一起，被公認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吉田學校的優秀生，為吉田長期執掌日本政治大權立下汗馬功勞。

鳩山一郎在戰後創建了自由黨，並首任該黨總裁，後因被佔領當局革除公職，將總裁一職讓給吉田茂，使吉田繼幣原喜重郎後擔任了首相。鳩山恢復公職後，吉田茂撕毀當初的君子協定，拒絕把大權歸還鳩山，激化了自由黨內的權利鬥爭。鳩山一怒之下，於1954年10月從自由黨中拉出鳩山派，繼而成立民主黨，並於當年11月，繼吉田之後出任首相。1955年11月、自由黨和民主黨實行合併，成立自由民主黨。吉田茂被鳩山的舉動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後拒絕加入自民黨。當時，在吉田的得意學生中，只有佐藤忠貞不渝，追隨老師當了逍遙派。

鳩山下台後的1957年，佐藤加入自民黨，任黨內總務會長、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1958年，任岸信介內閣大藏大臣，池田內閣通產大臣、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科學技術廳長官和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此間，他在黨內急劇擴大自己的勢力，雖然在池田內閣末期的總裁選舉中敗北，但已成為自民黨內除池田外最有實力的人物。

1964年10月，池田首相因病提出辭職。繼任首相沒有采取以往的由執政黨選出總裁，再經國會推選承認的辦法，而是經黨內各派協商之後，由池田首相提名產生。結果，佐藤的勢力得到承認，於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 ^[1]  ，組成第一次佐藤內閣，隨後又被選為自民黨總裁。也許佐藤自己也沒有想到，他上任後，竟連續三次組閣，執政七年八個月之久。

佐藤所以能長期掌握政權，很大程度上得惠於時代的恩賜和機遇。鳩山、岸信介在任時，通過恢復日蘇邦交，日本加入聯合國以及簽訂新安保條約，基本解決了戰後 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懸案。池田時代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也為繼任政府進行統治奠定了物質基礎。佐藤盡享了歷屆政府的成果，在國內外局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得以維持長期政權。 佐藤上任不久，自民黨內最大派別的領袖和總裁職位的有力競爭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繼死去，客觀上進一步突出了佐藤的主導地位，而極大的削弱了黨內的反抗勢力。如此等等，佐藤的確是時代的幸運兒。

但是，只靠幸運，還不足與維持長期統治。佐藤的政治秘訣，是善於見機行事，長於“人事和金錢”。佐藤上任時，鑑於本派勢力不夠強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的讓位條件，幾乎原封不動的保留了前內閣所有成員，還聲稱繼承前內閣的既定方針。因此，佐藤內閣成立後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裏，人們幾乎看不出新內閣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稱為“幻影內閣。”

但是，佐藤並不是那種政治上得過且過的人。隨着統治基礎的加強，他開始動手改組政府和黨內人事，其中對內閣的大幅度改組，前後共達八次之多。他把頻繁調整黨政人事，作為有效控制黨內派系勢力消長的籌碼，並在確保本派勢力優勢前提下，使其他派系都從屬於自己。此外，由於經常更換內閣成員，使佐藤一再擺脱政權危機。在他執政間，先後有五位內閣成員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會譴責和國會彈劾，但因佐藤行事罷免權，總是不等大火燒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態平息，象“蜥蜴斷尾巴”一樣，一次次脱離險境。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的操縱政權，多得助於他佈下的龐大情報網。有人説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靈通，以至於無論在自民黨內還是在野黨內，“只要發生象一根針落地那樣的聲響，他馬上就會聽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內心的想法從來密不授人，每次人事變動，常令對手猝不及防，從而增加了這種“政權操縱法”的有效性。

掌握充足的政治資金，是維持長期政權的又一秘訣。佐藤本人有超羣的聚財能力，辦法之一是通過身邊的助手的親信，與財屆人士保持密切的聯繫，以各種名義，定期和不定期的與財界人士聚會，如長榮會、心道會、三水會、月一會、舊制五高同窗會、首相周圍親戚會等，參加者不外是財界各方面的實力人物。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黨收到的政治獻金達48億日元，相當於池田在任四年總和的一倍半，創歷史記錄。由於有如此充裕的資金，使自民黨在歷次大選中處於主動地位，金錢的力量轉化為政權的力量。

池田執政時，日本經濟出現高速度增長。但在佐藤接任時，經濟景氣有所變冷。表現在國際收支狀況好轉和民間投資者增加的同時，企業收益明顯下降，國民生產增長速度減慢，即所謂“宏觀景氣，微觀蕭條。”另一方面，一般羣眾急切希望政府在抑制物價上漲，加強社會保障及保護中小企業方面採取對策。

佐藤最關心的當然是經濟增長速度。當時在政府內部，圍繞着如何刺激景氣，出現了日本銀行主張的金融緩和論和大藏省堅持的金融緊縮論兩種對立路線。佐藤採納了日銀的意見，在1965年1月至6月間，三次降低公定利率。結果表明，單純靠調整金融政策的方法，已不能收到刺激經濟高度景氣的預期效果。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糾夫為藏相。福田大膽採用增加政府財政支出、擴大國債發行和大幅度減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預算中，發行了2590億日元赤字國債，增加財政支出2100億日元，以加強住宅、國營鐵道和電氣公司建設。在196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又發行國債7300億日元，實行減税3069億日元。福田稱上述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日本進入“財政新時代。”佐藤內閣的這一財政政策，果然收到明顯效果。從1966年起，趨於消沉的日本經濟，出現了堪於池田時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長”，1966年至1970年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由1026億美元增長到1977億美元，實現了年均11.7%的實際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地位，也由1966年時的第五位，一躍而成1968年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而超過西德，成為名符其實的“經濟大國。”

佐藤在任時親自進行的外交活動，是一次訪問韓國，兩次訪問東南亞各國，四次訪問美國。從訪問的國家和次數上也可以看出，佐藤外交仍以維持日美關係為軸心。日韓關係式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從1952年起，日本在美國的督促下，與韓國當局共進行了六次談判。由於歷史問題和韓國政局動盪，都以談判破裂告吹。佐藤上台時，美國正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迫切希望日本代替自己在亞洲，特別是韓國發揮作用。日韓間舉行第七次會談，並很快達成協議，1965年6月，在東京正式簽訂《日韓條約》及其他協定。佐藤兩次出訪東南亞，是在美國侵越戰爭升級情況下進行的。每次他都跑到南越，表明追隨美國的立場。

歸還沖繩、小笠原羣島，被認為是佐藤在任時值得一提的政績。美軍撤出日本本土後，仍賴在沖繩、小笠原羣島等地不走，並以侵越戰爭基地為由，不斷擴大軍事設施，沖繩人民從50年代初開始就展開回歸祖國運動。1960年4月28日成立“沖繩縣復歸祖國協議會”。1963年4月28日，開展“沖繩復歸祖國日”活動。日本本土也配合沖繩人民舉行長達100天的海上、陸上大型示威活動。在日本人民鬥爭的壓力下，日美兩國政府開始商討沖繩歸還問題。在輿論的強烈要求下，佐藤上任後，即宣佈收復沖繩、小笠原羣島是新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務之一，並許下“不歸還衝繩，戰後不算結束”的諾言。1967年11月首次訪問美國時，他與美國林登·貝恩斯·約翰遜政府達成一年後首先歸還小笠原羣島的協議。在與時任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會談。佐藤説，日本雖有核開發能力，但不打算製造核武器。不過，日本一旦與中國爆發戰爭，希望美國能立刻實施包括先發制人在內的核打擊。佐藤還默許美軍攜帶核武器進入日本。時過境遷。佐藤榮作後來於1968年1月明確提出“不製造、不擁有、不引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成為日本政府關於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歸還沖繩的日美談判，焦點集中在歸還當地行政政權後，駐沖繩美軍是否擁有核武器問題上。包括部分內閣成員在內的社會輿論，強烈要求“歸還無核沖繩，使其與本土一樣，適用於”無核三原則。“但最初佐藤卻認為這些要求是一種片面的認識，直到後來才改變了腔調。

為防止歸還衝繩及實現安保條約到期自動延長時出現以往那樣的反政府運動，佐藤事先做了各種精心準備。典型的例子是他一意孤行，強令國會通過旨在限制大學介入政治運動的《大學法》（內容包括，國立和公立大學發生動亂時，校長有權停止有關科系和研究所的工作，執行期間只發給有關教職工70%的工資。）

根據1969年11月佐藤訪美時於尼克松總統達成的協議，1970年6月，實現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自動延長。1971年6月17日，歸還衝繩協定簽字儀式在東京和華盛頓同時舉行。協定在沖繩歸還後是否撤走核武器問題上含糊其辭，未作任何保證（實際上據美國解密文件，雙方在會談中一致同意，經事先協商，美方可在日本或者遠東其他地區出現緊急情況時將核武器運入沖繩）；美軍仍保留主要軍事基地，只拆除部分軍事設施；此外還殘留着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1972年5月15日，這個協定在日本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下生效。

1964年11月19日，佐藤就任日本首相。他一共擔任了3屆首相，是戰後在這一職位上時間最長的人。但同時，他也是迄今為止參拜靖國神社次數最多的人，多達11次，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外，他與其兄岸信介一樣，也採取敵視中國的立場，上台後不久，就使日中關係走進了死衚衕。

佐藤榮作剛剛就任首相，就着手阻撓和破壞日中關係發展。其一，他推行“兩個中國”政策，大談台灣“歸屬未定論”，公然插手台灣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在佐藤政府的慫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駐東京聯絡處門前挑釁，叫嚷“台灣不是中國的”等口號。其二，阻撓中日往來。佐藤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絕彭真率領的代表團入境。1966年，佐藤又拒絕670名日本青年代表來華參加中日青年大聯歡。其三，勾結美國，阻礙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當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復之時，佐藤政府勾結美國提出所謂的修正案，阻撓聯合國驅除台灣國民黨政權代表的行動。

佐藤執政末期，因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受到巨大沖擊。1971年7月，美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發表了即將訪華的爆炸性聲明。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把台灣當局驅逐出聯合國一切組織。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中國，簽署了中美上海公報，美國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變對華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亂了手腳。尼克松剛離開中國，佐藤榮作便派人給中國捎信，要求親自訪華。但立即被中方周恩來總理拒絕，中方説佐藤榮作説話不算數，中國不以他為談判對手。歷史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新的任務，而佐藤在完成歸還衝繩的使命後，已無力承擔新的責任。1972年7月7日，佐藤率內閣總辭職。在發表辭職的電視講話時，還演出了蠻橫趕走新聞記者一幕。

佐藤在任時，雖然實現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與之俱來的物價上漲、公害、城鄉人口過密過稀等問題已日趨嚴重，影響日美關係的日美經濟摩擦也已發生。特別是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外交課題。這些只能委於下屆內閣去完成。1975年6月3日，因患腦溢血病逝，終年74歲。 ^[3] 

佐藤掌政7年8個月，共在職2798天，能夠持續這麼久，原因包括內外政策的成功；黨人派勢力減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著名黨人派政治家逝世，令他有機會平衡黨內派系；在野黨數目增加，反對力量分散。後來，因外交政策的失利，自民黨內部要求佐藤辭職。

在佐藤榮作去世的前一年，即1974年10月，挪威議會諾貝爾獎金評選委員會決定把197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愛爾蘭的肖恩·麥克布賴德和日本的佐藤榮作。該委員會的文件説，“佐藤榮作是和解政策的主要代表之一，這種政策已大大有助於穩定太平洋地區的情況。因此，佐藤主張日本不應獲得自己的核武器。他在任首相期間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協定。正當更多的國家獲得自己的核武器的危險很大的時候，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