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婦女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農村現實生產生活中，千千萬萬的農村留守婦女承受着難以言盡的困苦和責任，主要表現是：一、勞動強度高。男人外出打工，農村只留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分別由“三八”婦女節、“六一”兒童節和“九九”重陽節引申而來），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忙活、閒活幾乎都壓在了“留守婦女”肩上。二、精神負擔重。丈夫長年不在身邊，“留守婦女”們忍受着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負擔。一整年沒有性生活，過日子像“守活寡”；家裏冷冷清清，嗅不到一絲男人味，夜晚只有孤獨寂寞和蟲鳴蛙聲相伴；白天不敢和村裏的男人多説話，怕遭人閒言碎語；城裏是個花花世界，老公在外幹活能不能經受誘惑，萬一拋妻棄子，自己什麼都沒有了，提心吊膽也是常態。三、缺乏安全感由於丈夫不在，農村治安狀況又不好，“留守婦女”們普遍沒有安全感。 ^[1] 

從女人生理方面來看，正常的、有規律生理需求可以調和女性體內的各種生理機能，促進激素的正常分泌。壓抑則使女性的身體機能失調，抗病能力下降，影響生理健康。生理上的不適，還影響了女性的心理健康。長期的壓抑容易使人產生抑鬱、焦慮、恐懼、懷疑等心理病變，使人對生活失去信心，對事情不負責任，容易衝動。 ^[1] 

如果該女性家庭中有外出人口，並且有丈夫，但丈夫不在家，我們就將其判定為留守婦女。如果該已婚婦女丈夫不在家，但該户沒有外出人口，説明其和丈夫屬於户籍不在同一家庭中的情形，不應該視其為留守婦女。如果該已婚婦女丈夫不在家且他的户口沒有在該户登記，該户中其他人口外出時，按我們的方法就會把該婦女鑑別為留守婦女，但出現該情況的可能性很小。與留守婦女對應的是非留守婦女。非留守婦女包括：丈夫在家的已婚婦女；丈夫不在家但本户中沒有外出人口的已婚婦女。後者應該屬於夫妻分居的類型。 ^[1] 

中國農業大學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萬留守婦女。調查中發現，留守婦女隱諱地表達了她們的性壓抑問題，“她們長期處於性壓抑狀態，這也導致了連鎖的負面情緒。”69.8%的留守婦女經常感到煩躁，50.6%的留守婦女經常感到焦慮，39.0%的婦女經常感到壓抑。

丈夫外出打工，與丈夫一同去打工，孩子沒人看管，怕荒廢了孩子未來和前程，在家管教孩子，伺俸公婆，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長期的性壓抑，讓她們煩躁而焦慮。她們就是這樣艱難地選擇着這種痛苦的生活，忍受着與分居的孤寂。繁重的體力勞動似乎還不難承受，讓她們更加難以忍受的是長期的性壓抑。 ^[1] 

城鄉二元體制是形成留守婦女現象的根源。對這一羣體，社會還缺乏足夠的關注，對留守婦女的系統研究基本處於空白。全國婦聯《中國農村婦女狀況調查》中指出，農村家庭中的兩地分居狀況，不但可能影響到農村勞動人口的性別結構，也會影響到農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質量。我們應給予農民工家庭更多人性化的關懷，比如為農民工建設廉租房、“夫妻房”，給予農民工探親假，讓他們能多團聚、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農村婦女主觀上並不願意分居，很多農村家庭嘗試過舉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們微薄的收入沒辦法在城市維持三口之家，最後基本是女方帶孩子回農村。在現有條件下，全社會應加大對留守婦女問題的關注，給予留守婦女更多人性化的關懷。

政府應加大對留守婦女的扶持力度，強化對她們的技能培訓，提高其素質。“農村婦女文化素質低，處於弱勢，只有加強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培訓，才能提高自身素質，才有提高自身地位的條件。”在解決留守婦女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時，一方面要幫助她們樹立主體意識，鼓勵她們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另一方面，要加大社會扶持力度，確保她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實現她們的自身價值。 ^[1] 

當前，農村傳統的家庭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青壯年男勞動力外出打工，留守婦女挑起了本應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孝敬老人、撫養小孩等家庭重擔，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忙活、累活幾乎都壓在她們肩上。留守婦女已經由傳統家庭中的“半邊天”，一變成為家庭中的“頂樑柱”。 ^[1] 

樹立進步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立和睦友善的家庭倫理關係和鄉村鄰里關係，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標誌。大量男勞動力的外流，使留守婦女在角色定位上由原來的“主內”轉變為既“主內”又“主外”，成為鄉村良好風氣的主要塑造者。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她們對內要營造家庭的和諧，對外要處理好與鄰里之間的關係。在促進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上，絕大多數留守婦女對賭博等損家敗業的惡習有着本能的抵制,很多地方的留守婦女自發地組織禁賭協會、紅白喜事理事會等，破除舊習俗，倡導新風尚，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子女的撫養和教育上，她們付出更多的汗水、奉獻出更多的愛心，使那些留守兒童得到家庭的温暖並受到教育。可以説，留守婦女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以及對鄰里關係和家庭關係的處理，直接影響着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效。 ^[1] 

原來由男勞動力承擔的農活，基本上要依靠留守婦女去完成。男勞動力有的僅在糧食收種的時候才回來幫忙，有的甚至一年都難得回一次家。從土地的翻耕到播種、施肥、田間管理、收割等各個環節以及飼養牲畜、種植蔬菜等，都靠留守婦女操勞。有的留守婦女有了一定資本後，開始建住房、買店鋪、辦工廠、做生意。不少留守婦女已成為獨立的生產者和商品經營者，對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1] 

村務管理生力軍

外出打工的青壯年男勞動力離家遠、工作忙，平時很少回村，對村裏的事務瞭解得越來越少，很難直接參與村務管理。村中重大事項的決策和“兩委”班子民主選舉等事務，一般都由家裏的留守婦女代為表決或投票。這樣，留守婦女就成了參與農村民主管理事務的實際主體。同時，隨着留守婦女逐漸走出家庭、走入社會，她們的視野已不再僅僅局 限於管理小家的層面上，而把目光投向了對村務的參與和管理，對落實村級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農村婦女入黨的人數越來越多，在農村“兩委”選舉中婦女當選為班子成員的比例也越來越高。農村留守婦女正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1] 

2014年，中國新增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3.3萬多個，全國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總數已超30萬個。

隨着大量富餘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村地區出現了規模龐大的留守婦女羣體。為幫助留守婦女更好應對生產、生活、情感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在全國婦聯的積極推動下，各地婦聯組織通過村婦代會進行宣傳倡導，以就近就便、自願互助為原則，積極探索建立留守婦女互助組。

在各地實踐中，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有的以村（組）為單位，8至10名留守婦女為一組，由婦代會牽頭推選一名有文化、熱心腸、能幹事的婦女骨幹為組長，主動聯繫開展留守婦女日常生活關愛活動；有的以婦代會主任和婦女小組長為骨幹，依託婦女之家、婦女維權服務站，聯繫本村留守婦女建立互助組；有的則依託各種種植養殖專業生產協會或合作社，建立留守婦女互助組，帶動和扶持留守婦女發展專項生產創業致富。

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宋秀巖在12日在京舉行的全國婦聯十一屆二次執委會上表示，深化婦女議事會、留守婦女互助組等工作，有力促進了基層婦女羣眾在社會治理創新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提高。

為改善困難婦女兒童的生存發展狀況，全國婦聯和省一級婦聯的公益慈善機構2014年募集款物10億多元，進一步推動“春蕾計劃”“母親健康快車”“母親郵包”等公益項目的開展，包括新資助“春蕾”學生近1.8萬人次，新投放“母親健康快車”190多輛，新發放“母親郵包”12.3萬個 ^[2]  。

46歲的王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初中文化，貌不驚人。然而，他卻“成功”地在多名婦女身上騙色劫財。除了一張“三寸不爛之舌”外，王寶的秘訣在於挑準下手的人羣——農村留守婦女。

2011年4月，江蘇省興化市公安局破獲一起系列“麻搶”(麻醉搶劫，記者注)案，被告人王寶因犯搶劫罪，被興化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案件背後，農村留守婦女問題再次凸顯。 ^[3] 

2011年4月2日15時，楊曉紅一覺醒來，只覺得頭暈目眩。她翻了個身，發現“男友”王寶不在，以為他已經起牀了。

楊曉紅想起身下牀，但渾身一點勁也沒有，掙扎了好一會兒才支起半個身子。猛然間，她覺得手腕輕了許多，定睛一看，不禁嚇出一身冷汗——她手腕上一條重約50克的黃金手鍊不見了。她下意識地又摸了一下脖子和手指，鉑金的項鍊和戒指也不見了。再伸手到枕頭下面拿手機，結果手機也沒了。

讓楊曉紅更加愕然的是，“男友”的行李也不見了。她跌跌撞撞地出了“男友”租住的屋子，努力讓自己不往壞處想，找了個電話亭試着給王寶打電話，然而王寶的電話始終處於關機狀態。

楊曉紅趕忙撥通了朋友小劉的電話。電話另一端，小劉焦急地責備她：“你家人正在到處找你，都快急死了。”至此，楊曉紅才知道，她3月31日上午到王寶的出租房，這一覺竟然睡了兩天多。

“一定是他在我喝的飲料裏下了藥。”楊曉紅事後想。但即便如此，她還是打算忍氣吞聲，不敢對家裏人説。

在朋友一番勸説和長久的思想掙扎後，楊曉紅終於決定瞞着家人報警。一起系列“麻搶”案至此才露出冰山一角。

警方經過檢驗，在楊曉紅喝剩的飲料殘留物中查出了安眠藥成分。4月13日，經過連續11天的攻堅，正在江蘇省沭陽縣“物色對象”的王寶被興化警方成功抓獲。 ^[3] 

據警方調查，2002年9月，王寶曾因犯敲詐勒索罪在山東省濟南市被判刑入獄。

王寶生性好吃懶做。2003年11月刑滿釋放後，他便四處遊蕩。這個沒什麼文化的中年男子，卻有一套嘴上功夫。在外遊蕩期間，他發現留守在家的中年女性感情往往處於孤獨和寂寞中，於是便動起了歪腦筋——騙色。

王寶打着做生意的幌子，以“交朋友”的方式，憑着“善解人意”的花言巧語，先後輕而易舉地騙取了多名女性的信任，以達到他的目的。

久而久之，王寶萌發了一個更加邪惡的念頭——騙色以後再劫財。隨後，他便繼續以“交朋友”的名義物色目標。

王寶把目標鎖定在那些穿着較好的中年婦女身上，並且還要確認是單身女性或者是留守婦女。一旦發現該婦女有情感需求，他便發起攻勢，同時見機贈送些禮品，直到贏得對方的芳心。幾次偷歡之後，待該婦女放鬆警惕，王寶就在其飲料中投放大劑量的安眠藥，最終實施劫財的罪惡行徑。

據興化警方調查，除了楊曉紅一案，2010年11月和2011年2月，王寶還先後在金湖縣和海門市對留守婦女張霞和劉芸實施了麻搶。而兩名受害人因羞於啓齒，沒有向警方報案。直至王寶落網後，興化警方找上門，她們才向警方講述了“不堪回首”的一幕。

辦案人員告訴記者，王寶之所以頻頻得手，秘訣在於他知道留守婦女因為丈夫在外務工或者經商，情感上有需求。而他以交朋友的方式先騙色後劫財，受害人往往為了顧及面子而羞於啓齒，更不用説報警。

“她們的丈夫在外面，內心確實空虛，我就是鑽了這個空子，只要有了那個事(指偷情)之後，她們通常都沒有戒心。”王寶供述稱。 ^[3] 

當前，留守婦女的丈夫在外務工或者經商，孩子在外讀書或者工作，她們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虛，她們所渴望的精神領域的情感交流，絕不是打麻將等消遣所能代替的。據中國農業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約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婦女就有4700萬之多。調查中，留守婦女隱諱地表達了她們的性壓抑，其中69.8%的留守婦女感到煩躁，50.6%的留守婦女感到焦慮。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瞅準了這一人羣的弱點。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