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位世襲制

約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 ^[2] 

禹到了晚年，便四處查訪，決定推舉夷人首領皋陶為繼承人。但是皋陶卻先他而逝，無奈，又推舉伯益。當禹死後，伯益按照禪讓的傳統，躲到另一地方表示謙讓，由部落聯盟中一些有權勢的大家族決定繼承人，由於伯益的威望和權力都不上啓，啓即位，（約公元前1988年—1912年），並傳給自己的後代。這樣，政治權力由“傳賢”變成“傳子”，王位在一家一姓中傳承，公天下變為家天下。

王位在一家一姓中傳承。有時父子相傳，有時兄終弟及。 ^[2] 

王位世襲制代替禪讓制，標誌着中國氏族社會基本瓦解，奴隸制社會已經確立。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隨着王位世襲制的確立，以國王為中心的國家機構體制也隨之建立起來。

西周實行王位世襲制，此制度是與宗法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的，是以嫡長子繼承製為基本特點的權力分配製度。周王為天下的大宗，其嫡長子為宗子，是王位繼承者，稱世子；庶子為小宗，周王封其為諸侯，或留在中央為卿、大夫。諸侯、卿大夫或士，各為本支的大宗，其嫡長子為職祿繼承者；庶子為小宗，再分封。此小宗又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無窮。周王被視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臨人間，所以稱“天子”。這是“君權神授”觀念，而自此這種王位世襲制度就逐步完善起來。

王位世襲，體現了權位的不可轉移，後來成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徵之一。該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

“家天下”的局面逐漸形成。 ^[2] 

由遠古“天下為公”的“禪讓”制演變成後來父位子承的“天下為家”的世襲制，對解決王位的繼承問題是有其優越性的，這至少可避免因對先王後代的殺殉而造成的社會動亂及人口減少。

從《史記·五帝本紀》和《夏本紀》看，由“禪讓”制過渡到世襲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段時期中“禪讓”制和世襲制交替出現。如《五帝本紀》説：“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又載：“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帝堯者，放勳。”

可見早在堯、舜之前的從黃帝到帝嚳時代，就已經有了世襲制。帝堯就是世襲帝嚳之位。

至於堯、舜、禹之間的“禪讓”也有類似伏羲墓中的一段歷史。對此《荀子·正論》中有一段精闢而切中要害的論述：“世俗之為説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而化順之，....夫有惡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所，.....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無厭焉……以堯繼堯，夫天下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尤復而振之矣.....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荀子最後的結論是：“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説也，不知逆順之理，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史記·五帝紀·正義》也引《竹書紀年》説：“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説：“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韓非子·説疑》也説：“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而天下譽之”。唐代學者劉知幾在解釋《史記·五帝紀》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時也認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這就是説禹為了鞏固他的王位，採用了“逼”和“放”的手段，迫使舜死於蒼梧之野。

直到夏禹時，在其子啓奪取王位後，“天下為家”的世襲制才最終確立，但其中也有曲折。故《史記·燕召公世家》曰：“禹薦益，已而以啓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

這段歷史説的是，禹崩後三年，啓守喪期滿，因謀奪帝位被益拘禁，後逃脱。因益的部下向啓交出武器，導致益被啓所殺，啓終於奪得了帝位。

對這段歷史，屈原在《楚詞·天問》也提出過疑問：“啓代益作後,卒然離孽，何啓為優，而能拘是達”?《晉書·束皙傳》也引《竹書紀年》説：“益幹啓位，啓殺之”。

從伏羲氏太昊帝到夏啓這段長達兩千五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由“家天下”的世襲製取代“天下為公”的“禪讓”制也是歷史的必然。

據説堯、舜、禹代，實行民主推舉部落聯盟首領的辦法，稱為“禪讓制”。“禪讓制”制下選賢與能“天下為公”，它有利於選拔優秀人才，為人民謀利。但是，從夏朝開始王位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最高統治者以“天下為家”以個人意志取代眾人的意志，帶來了許多弊病。

首先，傳子不傳賢，任人唯親。商王傳位的世襲方法有：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兩種。商朝中期以前以兄終弟及為主，先長後幼，但不必輪及每一個弟，然後由長兄之子繼承。到商後期康丁以後五世，才最後確立了傳子制。西周時宣王死後，幽王繼位。幽王的統治十分殘暴。他把政治交給善於好利的虢石父，而使國人皆怨。他不僅殘暴的剝削廣大勞動人民，而且還掠中小貴族的土地和財物。這些孕育着西周的滅亡。

其次，極端的極權與專制不可避免地發生爭權奪利。夏桀為政暴虐淫荒，人民切齒痛恨，各方國與夏王朝的矛盾日趨緊張，商湯見時機已經成熟乃舉兵滅夏。

再次，人治。在王位世襲制下，君治則國治，君弱則國強。還有，王位世襲制易導致繼位者腐化墮落。在夏商周時期，帝王以“天下為家”“賦斂天下”，“以博我一人之歡樂”，時而慚焉，“久而安焉”。紂王即位，作“酒池肉林”為長夜之飲，沉湎於酒色，加強蒐括。各代無不因腐化而亡。世襲制下，帝王親小人，遠賢臣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商紂王特別寵愛嬖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並重用奸臣崇侯，惡來、費促等，相反，卻大肆排斥有識之士。微子啓為紂之異母兄，因為多次勸諫紂遭到拒絕而不得不出走。王子比干為紂之叔父，出因勸諫而遭到“剖比干，觀其心”的大禍。箕子亦為紂之叔父因懼怕紂的迫害，雖裝瘋避禍，但也未能逃脱紂王的囚禁。凡此種種，使統治階級內部陷入嚴重的危機。商紂為了強化搖搖欲墜的罪惡統治，實行嚴刑苛法，同時，他大修離宮室台榭，擴大殷都營建。

因而王位世襲制最終退出歷史舞台，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