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衞

1883年（清光緒九年）5月4日出生於廣東三水。 ^[30] 

汪精衞原籍是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祖父以上的墳塋都在紹興。其祖父汪雲（1786~1844），字縵卿，號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舉人，曾在紹興中過舉人，後選授遂昌縣訓導，對當地教育事業頗有貢獻。至父親汪琡時，舉家遷往廣東番禺。汪精衞父親汪琡（字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 ^[1]  ，年輕時先後在廣東三水、曲江、英德等縣做過幕僚，但薪俸不高，對外卻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體面，生活清苦。1895年至1896年，汪精衞母親、父親相繼見背， ^[31]  1897年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遊幕於廣東北部的樂昌縣 ^[31]  ，“衣食之費，都仰給於長兄”。

1922年，汪請温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併為此作以下題圖：

少年汪精衞(2張)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於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2] 

汪精衞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説話時極注意用温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後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汪精衞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衞的性格起着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衞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2] 

汪家雖説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第。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衞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家沿着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2] 

1902年3月汪精衞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峯雙秀，珠樹三花”。（注：見聞少華《汪精衞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温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衞”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説》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啓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6月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1907年初，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彙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3月汪精衞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鉅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身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衞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和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中華革命黨，由此孫中山和黃興分手。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后回國參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説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衞署名季新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新評》，汪精衞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紅樓夢》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1922年～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衞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3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6月26日，由汪精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衞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7月2日，汪精衞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被迫辭職，出走法國。

汪精衞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衞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衞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1929年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佈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

汪精衞和夫人陳璧君(3張)

1931年元旦汪精衞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在汪精衞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衞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精衞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衞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大，卻看不到中國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 ^[22]  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壓張學良進兵熱河，張不聽命。汪與張矛盾加劇，10月請病假赴德就醫。

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社會輿論譁然。同年11月1日，汪精衞在南京中央黨部被王亞樵派遣的義士孫鳳鳴刺成重傷，打進脊椎的子彈始終無法取出，醫生斷言：汪精衞活不過十年。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衞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衞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 ^[23]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衞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衞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

汪精衞(7張)

1939年5月，汪精衞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3] 

汪精衞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汪精衞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説：“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衞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衞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脱。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後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着想。從遠處着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着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説：“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着不同的見解，如今閤中日滿三國都向着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這一整年裏日本一直要求汪參加它對英、美的宣戰。汪的條件是廢除他所厭惡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條約，包括所有秘密協定及附件，而這些協定和附件曾使汪與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恥辱。他的條件最後得到了滿足，汪政權乃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對盟國宣戰。 ^[4]  得到更多自治權後汪精衞表現得對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極盡奴顏婢膝之態。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佈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一副不顧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臉。但是當日本進一步要求其派兵參與太平洋戰場時，汪卻找藉口拒絕了這個要求。

汪精衞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説法。汪精衞曾被王亞樵派遣的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鉛毒逐漸擴散，終至藥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説。一説是其妻陳璧君相信中醫，貼了中藥膏藥，卻促使鉛毒擴散全身，才造成汪精衞病死。另一説則是汪精衞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精衞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何文傑表示汪精衞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

汪兆銘與陳璧君夫婦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為：

長子：汪文嬰 ^[27] 

長女：汪文惺 ^[26] 

次女：汪文彬 ^[25] 

三女：汪文恂 ^[24] 

次子：汪文悌 ^[26]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衞等人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衞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向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衞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制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並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決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幹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衞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川蕤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本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衞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説：“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衞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衞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牴觸。

汪精衞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説成是“東亞安危所繫”，“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雖然根據李宗仁等人的説法，汪精衞並沒有主動招降過國民黨軍將士。 ^[21]  但是受他曲線救國幌子的蠱惑，不少雜牌國軍僅因在重慶國民政府手下過的不如意或為保存實力便投靠汪偽，完全不以降敵為恥。而汪精衞對於這些主動投靠他的國軍都表示熱烈歡迎。 ^[5]  此外汪偽對於被俘國民黨軍的影響更是巨大，汪精衞一直對國民黨軍表現出一副偽善的態度。有時他甚至惺惺作態的保護一部分被俘國民黨軍。 ^[4]  許多國民黨軍將士經得起敵人的拷打虐待，卻經不起汪精衞偽善面孔的迷惑。在汪偽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國民黨軍將士中寧死不屈者為數甚多，汪偽政府成立之後被俘的國民黨軍卻基本上都降敵做了偽軍。據統計，1938年時，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8000人 ^[5]  ，1940年汪精衞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後投靠汪偽的國民黨軍則前後多達五十萬人， ^[6] 

汪偽軍的來源原本就是戰鬥力較差的雜牌軍，再加上汪精衞那套貪生怕死的投降哲學影響，更加不是國民黨正規軍的對手。因此正面戰場上極少出現汪偽軍的身影。然而面對武器裝備簡陋、糧草彈藥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裝，汪偽軍便像瘋狗一樣呲牙咧嘴起來。汪精衞污衊地下抗日武裝為“匪”為“寇”，聲稱地下抗日武裝破壞治安，為和平的阻礙，號召手下偽軍齊心一意的鎮壓地下抗日武裝。偽軍們亦“積極響應汪主席號召。”鎮壓地下抗日武裝不遺餘力。 ^[7] 

汪精衞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衞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裏，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二）汪精衞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豔電）。在通電中汪精衞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麼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重要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最後吳佩孚拒絕後死亡。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衞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裏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裏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衞。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徵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年板垣手下有兩名情報干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但兩人在對華謀略上的主張不同，影佐禎昭主張扶植汪精衞，而今井武夫則希望與蔣介石直接接觸。 ^[8] 

1939年初，汪精衞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衞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的傀儡政權。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1943年汪精衞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精衞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死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中山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雙照樓詩詞稿》 ^[9]  《菊》 ^[10]  《被逮口占》 ^[11]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餘在北京獄中聞展堂死事，為詩哭之，才成三首，復聞展堂未死，遂輟作》 ^[12]  《自嘲》 ^[13]  《北宮丸上作》 ^[14]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15] 

《寄感廣州之役》 ^[16]  《挫骨揚灰辭》 ^[17]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南京人民對汪精衞的墳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剷除。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派何應欽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1946年1月21日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燬，打開棺木時，見汪精衞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個汪精衞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衞跪像，上刻有“汪逆精衞”四字。

而當他身處異地，臨死前曾説過：“我要回去中國。” ^[18]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憶錄》中認為：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作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例如汪氏投敵後，以前與汪氏淵源最深的國軍將領，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都是抗戰陣營中的柱石。然終汪之世，未嘗作片紙隻字向張、黃等招降。足見大義所在，縱是賣國賊也頗覺不為已甚，而自我抑制。 ^[21] 

人民網《歷史上的今天：汪精衞公開叛國是替蔣介石背黑鍋？》一文稱：汪精衞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在軍事上，大量策反了國軍（近百萬），尤其是雜牌軍，組織「偽軍」，多次進行清鄉，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難。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的搜刮。在思想教育上，汪精衞在學校推廣與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從思想上削弱民眾的反日情緒。另外，汪精衞承認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現在看來就是分裂國家罪。 ^[3] 

汪精衞圖冊(4張)

毛澤東：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衞大會，並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説。這篇演説在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改題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汪精衞集團於1939年12月30日於日本秘密簽訂了旨在出賣民族利益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1940年1月，這件事被揭露後，中共中央於1月28日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指示各地應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於是，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衞大會於2月1日召開。

大會還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聲討汪精衞的通電，通電提出全國討汪、加緊團結、厲行憲政、制止磨擦、保護青年、援助前線、取締特務機關、取締貪官污吏、實行《總理遺囑》、實行三民主義等10項要求。建國後，這篇通電以《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1]  。

對於漢奸傀儡通敵賣國所煽動的亡國滅種的假和平運動，必須加以嚴厲的打擊和制裁。決不能容許敵偽們曲解總理遺教，散佈妥協投降的謬論，來搖惑人心，阻撓抗戰。 ^[28] 

【汪精衞圖冊參考資料 ^[19]  】

之一（據説汪於1941年舊曆除夕在自家門口貼對聯“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願，開為黨為國為民之大業”，結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願，

開偽黨偽國偽民之大業。

之二（據説偽國民政府成立時，有人在送來的賀聯中混雜了一幅諷刺聯）：

昔具蓋世之德；

今有罕見之才。

之三：

近衞，汪精衞，你自衞，我自衞，兄魯弟衞；

陳羣，李士羣，來一羣，去一羣，狗黨狐羣。

之四：

國祚不長，八十幾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兩條街汪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