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饋

陳濟棠

（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陳濟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廣東防城人（今屬廣西防城港東興）。漢族客家人^[1] ，粵系軍閥代表人物。

1907年入廣東陸軍小學，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轉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學習。畢業後在廣東地方軍中任排長、連長、團長、旅長。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1926年北伐時留守廣東，兼任欽廉警備司令。同年赴蘇聯考察。1927年6月回南京，復任第十一師師長。1928年升任第四軍軍長兼西區善後委員。1929年3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任廣東部隊編遣特派員、第八路軍總指揮。1931年12月起當選為國民黨第四、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32年任軍事委員會西南分會委員長、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贛粵閩湘邊區“剿匪”副總司令。1935年4月授陸軍一級上將。1936年6月聯合桂系軍閥發動兩廣事變，將部隊改稱為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任總司令，要求中央抗日。失敗後被免職，赴香港和歐洲。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國。1938年1月任國民政府委員。1939年11月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委員。1940年春任國民政府農村部部長。1942年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兩廣宣慰使。1946年創辦珠海大學，從事教育事業。1947年任國民政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1949年4月任瓊崖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6月赴海南島，1950年4月去台灣。歷任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戰略顧問等職。1954年11月3日晨，因到台北“風化區”探測辦學校址，突患腦血管栓塞症，卒於村舍。^[3]

中文名: 陳濟棠
別名: 南天王
伯南(字)
性別: 男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廣東省防城縣(今廣西自治區防城港市東興市)
出生日期: 1890年2月12日
逝世日期: 1954年11月3日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主要成就: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
國民革命軍第8集團軍總司令
軍銜: 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陳濟棠人物生平

陳濟棠，1890年2月12日出生在防城縣馬路鎮（今東興市馬路鎮）客家人聚集區的一個亦耕亦讀的家庭^[2] 。父親名謙受又名金益，系清季秀才，在鄉間設私塾，教書多年。大哥陳維周，早年在防城東興做過星相業，篤信陰陽邪道，對陳濟棠的影響極大。他6歲開始入私塾讀書，8歲喪母。他性孝，待人接物總顯出一片忠誠，故頗受人稱頌。16歲時應鄉試，榜列第3。因感於國家外侮頻仍，清室行政腐敗不堪，他無心再求仕進，蓄志從戎，曾先在縣城習警政，後於1907年入廣東陸軍小學。次年春，他由陸小教官鄧鏗介紹加入同盟會。

陳濟棠

辛亥革命後他轉入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之後任粵軍軍官，從排長累升至團長。

1913年，陳濟棠在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畢業後，在廣東地方部隊任排長，不久升任連長。1915年，他參加討袁（世凱）倒龍（濟光）戰爭。失敗後，輾轉到肇慶投護國軍的林虎部。1917年，他奉命率部駐防陽江剿匪。亂平後，他率先以兵工作修橋建設，因而積功升任營長。1920年粵桂戰爭中，他脱離了林虎部。11月，粵軍參謀長鄧鏗組建粵軍第一師，他應邀在該師任第四團第1營營長。1922年6月，陳炯明策動反對孫中山，並要挾廣東所有部隊參加他的反叛行動。團長陳銘樞因參與反對孫中山感到內心慚愧，不久離職去南京，第四團暫時由陳濟棠統領，回駐肇慶。年底，孫中山聯絡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入粵討伐陳炯明，陳濟棠表示支持孫中山。此時，奉陳炯明之命去梧州指揮打滇桂軍的葉舉，路過肇慶，逼第1師將領飲雞血酒發誓表明同心打滇桂軍。在李濟深的佈置下，陳濟棠與鄧演達、張發奎奮起兵變，配合滇桂軍合力進攻，擊敗了陳炯明的叛軍，重新佔領了廣州。

1923年1月，陳濟棠升任第1師第2旅旅長，率部隨師長李濟琛移駐江門整訓。4月，桂軍沈鴻英部進攻廣州，第1師奉命討伐，溯西江追擊。陳濟棠指揮第2旅配合張發奎、鄧演達部攻破肇慶城，並乘勝佔領了西江。7月，兩廣革命勢力在梧州會師，成立西江督辦公署，李濟琛任督辦，陳濟棠兼任督辦公署參謀長。此後，他奉李濟深之命與徐景唐等曾3次率部入廣西，協助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收拾桂局，解決了沈鴻英、陸榮廷的部隊，統一了廣西，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粵軍第一師擴編為著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陳濟棠任第十一師師長。1926年7月，北伐開始後，陳濟棠留守廣東，被任命為欽（州）廉（州）警備司令。該年秋冬間，陳率部參加第2次東征和南征戰役，一直打到海南島。

雖然陳濟棠自詡為“中山先生堅定的追隨者”，但他卻始終不贊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駐北海期間，陳濟棠壓制工、農運動，排斥進步青年，無所不用其極。他長期與胡漢民、古應芬等國民黨鐵桿右派來往密切，是國民黨內部最早喊出“清共”的叫囂者。此外，他又使其兄陳維周承辦各項捐税，從中牟取暴利，引起了各方不滿。

陳濟棠

面對外界的強烈指責，陳濟棠不得不在1926年底辭去第十一師師長的職務，去蘇聯和一些歐洲國家進行考察。四個月之後，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廣州進行大屠殺。在國外的陳濟棠得知這一消息後，認為自己東山再起的機會到了，遂前往南京，向蔣介石呈上了一份反蘇反共的報告。正逢“寧漢分流”的蔣介石，得此“見面禮”如獲至寶，馬上就讓陳官復第十一師師長原職。

回到廣東後，陳濟棠大肆擴編軍隊，排斥鄧世增等異己，培植自己在粵勢力。隨後，他在“反共先鋒”薛嶽的相助下，讓葉挺、賀龍率領的南昌起義軍入粵的計劃受挫，同時，他還平定了張發奎、黃琪翔為汪精衞武漢國民政府奪取廣東的“張黃事變”。連立“大功”的陳濟棠受到了蔣介石的格外器重，升任被稱為“鐵軍”的第四軍軍長，同時為廣東西區善後委員，下轄廣州等廣東最為膏腴富庶之地。

1927年北伐期間，共產黨在南昌武裝起義，葉挺、賀龍南下廣東潮、梅一帶。李濟深命令陳濟棠、薛嶽兩師為一個縱隊，陳濟棠為縱隊司令官，薛師在前，陳師在後，徐景唐第13師隨後跟進（歸陳濟棠指揮），由廣州至石龍用鐵路輸送，以後步行經五華向興寧、梅縣前進。走到半路，決定不向梅縣方面進軍，改由興寧轉向豐順的湯坑前進。9月28日，拂曉6時，葉挺部第24師、賀龍部第1師和第2師奉令出發，繼向以西30公里的豐順湯坑前進。上午8時過，在揭陽以西12公里的揭陽縣新圩，擔任前衞的葉挺部第24師與敵薛嶽師先頭部隊遭遇，戰鬥打響。葉挺、賀龍兩部主力以凌厲的攻勢將薛嶽部主力擊潰，繼向湯坑方向攻擊推進。薛嶽退到汾水村，站穩腳跟，與葉挺、賀龍戰至近中午，後面的陳濟棠11師火速增援，加入戰鬥。陳濟棠第11師上來換下了薛嶽的新2師，第11師官兵因為是剛進入戰鬥，鬥志正旺盛，勝輸的天平在兵力對比上也在向陳濟棠第11師傾斜，並最終將葉挺、賀龍擊敗。^[7]

1928年後任第4軍軍長兼西區綏靖委員、廣東編遣特派員，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曾率部鎮壓工農武裝。

1929年3月，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同年蔣桂戰爭起，李濟深被蔣介石扣押在湯山，陳濟棠支持蔣介石。之後，陳昇任第4軍軍長兼廣東綏靖委員，駐紮廣州，4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總指揮，統領廣東海陸空三軍，掌握了廣東省黨政軍大權，人稱“南天王”。

1930年3月，陳濟棠坐鎮梧州，指揮粵軍繼續向廣西腹地進攻。

1930年5月，中原大戰全面爆發。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和張發奎，為策應馮玉祥、閻錫山作戰，乃放棄廣西，揮軍入湘。陳濟棠獲悉桂軍入湘後，即命餘漢謀師至貴縣接替蔡廷鍇師防務，將蔣光鼐、李楊敬、蔡廷鍇師調至韶關一帶，集中待命。6月3日，張桂軍攻佔長沙，前鋒進抵平江、岳陽，蔣介石急電陳濟棠派兵入湘，截擊張桂軍。陳即任命蔣光鼐為前敵總指揮，率第六十師（師長蔡廷鍇）、第六十一師（師長蔣光鼐），第六十三師（師長李楊敬）入湘作戰。6月10日，粵軍突然攻佔衡陽、衡山、安仁一帶，把張桂軍攔腰斬斷，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迫使張桂軍於15日放棄長沙，退屯禮陵。時其後續部隊黃紹竑部，也被堵截，屯聚於祁陽。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要求他裁減軍隊，削減軍費，蔣支持的省主席陳銘樞又同他明爭暗鬥，更引起他的不滿。

1931年，乘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通電反蔣並驅走廣東省長陳銘樞。同年5月，汪精衞等於廣州另立國民政府，陳濟棠被選為廣州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後，廣州國民政府取消。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但兩廣仍維持半獨立局面。此時，古應芬病死，胡漢民只主持西南政務，陳濟棠實際上已成為握有軍政大權的“南天王”。

1932年，任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

陳濟棠

1932年3月，蔣介石準備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任命陳濟棠為贛、粵，閩、湘邊區“剿匪”副總司令（總司令蔣介石）。初時，陳猶豫重重，遲疑不決，一怕派兵入贛必被紅軍糾纏，難於擺脱，二怕蔣介石乘粵軍在贛南與紅軍作戰之際，突然由湖南進兵襲取廣東。後來，防守贛州的蔣軍馬昆旅長頻頻來電告急，蔣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議和決定，火速出兵，陳才派範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去解救贛州蔣軍之危。但範旅到達新城時，遭紅軍伏擊，損失了兩個營。陳為顧全面子和保衞粵北，遂派餘漢謀指揮六個師又一個旅擔任福建、贛南，粵北地區的“清剿”，配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但陳對餘部交待，同中國工農紅軍作戰要特別慎重，各部均要加強縣城或鎮的防禦工事，以固守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隊出擊“掃蕩”。不久，陳又派黃任寰的獨立一師進駐閩西，參加蔣介石對江西、福建紅軍的“圍剿”。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大軍向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的“圍剿”。陳濟棠被任命為南路軍總司令，指揮十一個師又一個旅，構築碉堡，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饒地區，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電粵桂方面，請一致行動。陳濟棠怕失掉廣東地盤，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閩，配合蔣介石鎮壓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軍最後編成的黃春和旅繳了械，殺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鴻。

1936年，聯合桂系，發動反蔣抗日的“六一事變”。失敗後經香港赴歐洲。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濟棠由歐洲回國，任國民政府委員及最高國防委員和戰略委員。1940年春更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1942年，又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日本投降後，陳濟棠奉命為兩廣宣慰使，由重慶回到廣州。他一面使林翼中進行謀取廣東省參議會議長一席，一面和一些文武舊部，共同創辦了珠海大學、海洋漁業公司和一個供失業的中上級舊部居住的新村，藉此恢復勢力，重掌廣東政權。

1946年，任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

1949年，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

1949年4月，陳濟棠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瓊崖行政長官。就任後，他大力改善海南島的落後狀況，成立瓊崖行政長官公署，內設軍事、交通、民政、教育、財政、實業、農林、衞生和秘書等處，並將瓊崖十七個縣劃分為三個行政區。同時，他還以私人資財支援地方建設，企圖以此島作為國民政府反攻的基地。他命令各縣市編練必要的保安部隊，由區保安司令直接指揮，“進剿”中共領導的人民游擊隊。行政長官公署編練兩個美械裝備的陸軍師。10月，廣東綏靖主任公署、廣東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和陸軍三個軍，像潮水般向海南島撤退。薛嶽、餘漢謀分任瓊崖防禦正副總司令，陳濟棠則專管民政。此時，他見大權旁落，便把他的嫡系部隊兩個師調防榆林港，準備逃往台灣。

【陳濟棠墓】位於廣東湛江“湖光巖”風景區(6張)

1950年4月，海南島解放，陳濟棠去了台灣，任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及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他正欲在台設德明中學校，以紀念孫中山先生，不料於1954年11月3日在勘察校址時，突然患腦血管栓塞去世，終年六十三歲。獲厚葬於台北市新北投。陳濟棠舉殯時，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儀仗。

陳濟棠主要影響

陳濟棠治理廣東

陳濟棠1929年至1936年在粵主政期間，對廣東發展頗有建樹。海珠橋、中山紀念堂、中山大學五山新校舍、愛羣大廈以及廣州30多條馬路等市政建設成績顯著，懲治貪官污吏、整頓税務機關、保護農業發展、因地制宜地將廣東農產品工業化，他在整理財政方面也頗有心得。陳濟棠提出要“改革陋習，刷新政治，造成模範新廣東”，他認為“為政在人”，因此設立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實行考試，以資選拔。

陳濟棠還提出“教育是立國之本，是永久的事業”，提倡民辦中、小學校，設立圖書館，獎勵專門技術之研究及發明。在短短的三年內，廣東全省小學和中學分別增加了400餘所和60餘所，小、中學生人數分別增加了14萬和1.6萬人。而因為一直懷有深沉的傳統文化情結，陳濟棠還在廣東發起了“復古運動”，他大力提倡“尊孔讀經”，並曾以“一介武夫”的身份與大學者胡適展開過論戰，使國人為之矚目，成為當時中國傳統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治粵期間，陳濟棠傾力於地方建設，對廣東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響。當時即廣受好評，贏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

1980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接見陳的兒子——陳樹柏博士（美籍華人、電子學家）時説：“令尊治粵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懷念他。”

陳濟棠建設貢獻

陳濟棠在粵期間為廣州市政建設作了不少工作，同時，陳濟棠在其故鄉的現代化建設中也作出不少努力。據當地人介紹，陳濟棠曾在歐洲購置兩台火力發電機，一台放在廣州，而另一台則在防城港，並興建發電廠。“這是當地最早的發電廠”。原防城港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耀恆是陳家後人，他告訴記者，自己小時候就在當地見過發電機。為了維護髮電機的運行，陳濟棠在廣州以高薪聘請了一位技術人員去防城港。“他拿的工資最多，吃得也最好。”陳耀恆對該技工魁梧的身材印象深刻。除此，防城港最早的新式圖書館就是由陳濟棠興建以其父之名“謙受”命名，至今還在。據介紹，陳濟棠主粵期間，還為家鄉創辦了防城中學、防城醫院、慰慈救濟院等多樣新式民生機構。

陳濟棠為紅軍讓路

陳濟棠紀念硯

1934年10月初，中央紅軍主力已經完全喪失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可能性，準備進行戰略轉移。但是從哪個方向突圍呢？中央紅軍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粵北。

當時主政廣東的是軍閥陳濟棠。第五次“圍剿”紅軍時期，陳濟棠任南路軍總司令，授一級陸軍上將。他經過長期的苦心經營，把廣東變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稱為“南天王”。這位粵系軍閥中最有實力的“南天王”，卻絕非蔣介石可以輕易馴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寧粵分裂”事件中，蔣介石被彈劾下野，陳濟棠就“功不可沒”。後來他索性與蔣“均權分治”，使廣東處於半獨立狀態。蔣介石對他恨之入骨，總想找機會收拾他。第五次“圍剿”一開始，蔣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輕，想把紅軍逼進廣東境內，借刀殺人，以收“一石二鳥”的功效。

陳濟棠對蔣介石利用戰場消滅異己的做法早有領教，對薛嶽在紅軍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觀火。因此，他在接連接到蔣介石防堵紅軍的電令後，憂心忡忡地對部下們説：“咱們與紅軍的這場戰是輸不得也贏不得。若輸了，紅軍進廣東，老蔣説，我來替你剿，廣東就是老蔣的了。若贏了，紅軍覆滅，廣東已疲憊不堪，老蔣説，我來替你善後，廣東還是老蔣的。”

陳濟棠當然不甘心喪失自己經營十載之久的半壁江山，經過左思右想，他終於找到了一條妙計：“送客”。他召集心腹將領開會，安排他們依計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紅軍的必經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蔣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鎖線，開放一條讓紅軍西進的道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專門從紅軍後衞部隊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舉也能收到“一舉兩得”之效：既防紅軍入粵也防蔣介石把自己的手伸進廣東，以達到最終保住廣東地盤的目的。

陳濟棠雖然對自己的“送客”妙計頗為自得，但還有一個心事令他寢食難安:紅軍要真的乘虛攻擊，在他的家門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麼辦？咋能讓紅軍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來想去，看來有必要同紅軍進行一次談判。談判之前，必須找個中間人先給紅軍“通融”一下，摸摸紅軍的“底牌”。

恰巧，他的護兵中有人和當時紅軍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內弟相識，羅炳輝內弟此時正在廣東做生意，他願意代他們到蘇區傳話。陳濟棠立即給紅軍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説：“我準備派總參謀長楊幼敏和黃質文、黃任寰三人為談判代表，你們最好派你們的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談判。”將羅炳輝內弟請來後，陳濟棠親自單獨召見，當面交代任務，並反覆叮囑：“途中千萬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絲毫閃失。信一定要當面交給周恩來，速去速回。”^[4]

“秘密談判”後的“五項協議”

1934年9月，羅炳輝內弟很快就找到了紅軍保衞局局長李克農，在李克農的親自陪同下，他與周恩來、朱德進行了極其秘密的會晤，並將陳濟棠的密函當面交給了周恩來。信的內容，正合周恩來所想。這些天來，周恩來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在南線找到突破口這個問題。至於要不要與陳濟棠談判，因為當時黨內最高權力和軍權分別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來、朱德也做不了主。於是，他們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議此事。經過周恩來、朱德固執地反覆勸説，最後，博古授權周恩來和朱德全權處理談判事宜。

陳濟棠

何長工、潘漢年被確定為紅軍方面全權代表。何長工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粵贛省委常委。粵贛軍區是與粵軍最近的紅軍防區，其最高軍事長官何長工自然是與粵軍談判的最佳人選。潘漢年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何長工鄭重地接受了任務，與周恩來握手告別。

1934年10月6日，潘漢年、何長工脱下軍裝，換上西服，戴上墨鏡和草帽。在暮靄沉沉的黃昏，他們趕到了約定會合地點——江西省會昌縣白埠鎮。這時，陳濟棠派出的一個特務連早已迎候在那裏。潘漢年、何長工坐上轎子，由特務連護送前行。每遇崗哨盤問，特務連連長便高聲喊道：“這是陳總司令請來的貴客。”轎伕一路跋涉，通行無阻。10月8日，潘漢年、何長工抵達談判地點——江西省尋烏縣羅塘鎮。

陳濟棠深知此次和共產黨談判事關重大，因此對談判地點和內容極端保密。當雙方代表到達後，陳濟棠立即命令其心腹嚴應魚旅長嚴密封鎖消息，加強警戒，必須確保紅軍代表的安全。

雙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層小洋樓裏，紅軍代表住在樓上，粵方代表住在樓下。嚴應魚將站崗的士兵一律換成最親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貼身人員在談判期間都避免進入這座小樓。翌日上午，雙方代表來到樓上一間不大的會議室。潘漢年、何長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經過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部，陳部撤離40華里。

粵方代表楊幼敏立即返回廣州，向陳濟棠彙報談判情況，陳濟棠聞聽大喜過望。楊幼敏問何時開始實行與紅軍簽訂的協議，陳濟棠心中高興，人也就更加大方起來：“明天就可開始，鹽布等緊俏物資一律放行，彈藥先撥給他們十萬發，做個大人情吧。他們多打死一個蔣介石的兵，我們就相應地多安全一分。”^[5]

“敲梆式的堵擊”和“送行式的追擊”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5個主力軍團以及中央、軍委縱隊共8.6萬人踏上了英勇悲壯的長征之路。

陳濟棠為做給蔣介石看，也為防止紅軍在粵北停留，或真的從粵北進入廣東腹地建立根據地，頻頻調兵遣將予以防堵：令餘漢謀派出兩個師一路尾追紅軍；將駐廣州花縣的警衞旅用火車和汽車急運至粵北仁化，搶佔沿途諸要點，並廣築工事；將自己的行營前移至粵北曲江，坐鎮指揮。但這些都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紅軍過粵北期間，陳濟棠給前方一線部隊明確的任務是“保境安民”；規定的戰場紀律是“敵不向我開槍不準射擊；敵不向我攻擊不準出擊”。陳濟棠警衞旅為做到“不與紅軍打仗”，還將中校團副郭士槐等一些與共產黨有仇的人藉故留在了後方。

從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結在於都境內的中央主力紅軍和中央野戰縱隊渡過長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粵北突圍轉移。陳濟棠按照“秘密協議”，給紅軍讓出了一條寬40華里的通道。這樣，使紅軍較為順利地突破了蔣介石佈置的第一道封鎖線，進入粵北南雄境內。

蔣介石得知消息後，即令陳濟棠等人在粵北組織第二道封鎖線給予阻截。陳濟棠令部下到仁化、樂晶、汝城附近設防，但下屬軍官同時也得到命令：“讓出紅軍西進道路。”10月27日，紅軍下達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同樣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紅軍於11月4日又順利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後，蔣介石再次頒佈緊急“堵剿”電令，在第三道封鎖線上修築了數百座碉堡，加強防堵。在這個過程中，紅軍認真執行“秘密協議”，不入廣東腹地，只沿粵北西進。於是，紅軍一路未遇粵方頑強阻截，又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

蔣介石的計劃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亂，他終於覺察到自己算計陳濟棠不成，反被陳濟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惱羞成怒，親自給陳濟棠擬寫了一份措辭嚴厲的電報：“此次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不予截擊，貽我國民革命軍以千秋萬世之污點。着即集中兵力27個團，位於藍山、嘉禾、臨武之間堵截，以贖前衍。否則，本委員長執法以繩。”

陳濟棠害怕日後難以逃脱責任，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銷燬了與紅軍談判的文件記錄，命令葉肇、李漢魂和李振球等師分頭尾追紅軍進入湖南。但他們的先頭部隊距離紅軍總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藍山後，便都立即撤回到廣東防區。陳濟棠部對紅軍的這種追堵，被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一廳中將副廳長、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喻之為“敲梆式的堵擊，送行式的追擊”。^[6]

陳濟棠兩廣事變

1936年6月，陳濟棠聯絡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為名，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6月1日，他指使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作出決定，委他與李宗仁組織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並任他與李為正副總司令，公開揭起抗日反蔣旗幟。2日，西南兩機關對南京發出冬電，呈請中央領導全國抗日，並通電全國，呼籲黨政軍民一致督促中樞領導抗日，同時發動兩廣國民黨各級組織各民眾團體通電響應。由於抗日口號深得人心，全國震動，不少人表示同情。4日，陳濟棠與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名義，率領西南將領三十名通電響應，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復失地。

此時，陳濟棠已將第一集團軍擴編成五個軍、十五個師，約二十萬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擴編成四個軍，約十萬人。兩廣的兵力共計約三十萬人，飛機一百九十餘架，江防艦艇數十艘。他命劉斐和白崇禧到東江、北江等粵桂邊境地區，視察地形，擬定作戰計劃。確定對福建和貴州方面採取守勢；對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勢，粵軍主力集中大庾、韶關地區，準備進攻江西；桂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區，準備進攻湖南。9日，其先遣部隊進入湖南，分別佔領了永州、郴州，欲一舉下長沙而趨武漢。蔣介石一面電陳迅速撤兵，一面急調兵入湘，於10日搶先控制了衡陽。西南聯軍北上計劃受阻。

6月下旬，蔣介石佈置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請西南派員出席，以作緩兵之計，同時暗向西南調集軍隊。此時，被蔣派到廣州活動的蔣伯誠，對分化和收買陳的部下也收到效果。7月4日，陳部軍隊餘漢謀由廣州到大庾，召集第一軍將領商議，一面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一面集中兵力準備向南雄、韶關推進，對陳濟棠進行兵諫。6日，第二軍副軍長兼東區綏靖主任李漢魂掛印離職赴香港，翌日通電反陳。此時，西南兩機關的肖佛成、陳融、劉廬隱、鄧青陽、楊熙績和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廣州市長劉紀文等紛紛出逃，陳濟棠藉以發號施令的西南兩機關隨即解體。13日，陳濟棠被南京國民黨政府免除本兼各職。14日，餘漢謀在大庾宣誓就任蔣介石任命的第四路軍總司令和廣東綏靖主任，並發表通電，敦促陳濟棠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日，第二軍軍長張達也被蔣收買，聲明服從“中央”，並着手迎接餘漢謀來廣州上任。18日，空軍司令黃光鋭、參謀長陳桌林分乘三架飛機於香港機場降落，各種飛機七十二架先後飛到南昌機場投蔣。

陳濟棠見眾叛親離，大勢已去，只得於18日電餘漢謀以廣東抬安相托，並發表告袍澤，告同胞書，聲言下野。隨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紛擾了五十多天的“兩廣事變”遂告結束，同時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割據局面。

陳濟棠推崇國學

陳濟棠圖書

陳濟棠是中國近代少見的儒將，不但嗜好國學，且一生以推崇國學教學為使命。在陳濟棠主導下，西南政務委員會擬訂了《廣東三年施政計劃》，其中，對民生、教育和社會發展等方面有較多關注，促進了這些事業的發展。以教育為例，在計劃實施之後，廣東的教育經費1935年達503萬元，比1930年增加132萬，佔全省預算10.8%。除加強國立中山大學和私立嶺南大學等10所高等學校外，還創辦了省立襄勤師範大學、省立國醫學院、省立體育專科學校、廣東陸軍軍醫學校等，並使全省的中小學數量分別上升了20和46個百分點。

陳濟棠發展教育尤其以傳統“忠孝”為主導思想。他提出尊孔議案，要全省大中小學校一律提倡“尊孔讀經”，把《孝經》列為中等學校以上的必修課程；又組織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學海書院，開設講經班，研究經義，恢復孔子、關羽、岳飛的祀典等。1935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南下，在香港演講就公開批評説：“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結果深為陳濟棠所惡，強令取消胡適原定在中山大學的演講，並駁斥胡適“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我有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生產建設就是實施三年施政計劃，可以儘量借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禮聘外國工程師，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

陳濟棠還熱愛中醫，主持成立廣東仁愛善堂向貧苦者贈醫施藥。20世紀30年代，南京政府方面有關中醫政策的制定紛爭未已。陳濟棠主導下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則多次為中醫發言爭取權利。1934年，他聯合西南政務委員會唐紹儀、李宗仁、鄒魯等各常委為中醫藥致電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提出“國醫國藥，實為一國之命脈所繫”，呼籲早日給予中醫藥法定地位。陳濟棠這些堅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張在當時充斥“全盤西化”，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時代背景中是十分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