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

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回國後任清政府北洋編譯局總辦和《北洋官報》總撰。

1902年留學日本。1904年回國後任刑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日文教習。1910年春，他獲得一次環球之遊的機會，以整整一年的時間遊歷了日本、英、法、德、荷蘭、比利時和沙俄等國，回國後即宣導社會主義。

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張園發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辛亥革命爆發後，11月5日他以社會主義研究會發起人名義召集特別會，提議“改組社會”，中國社會黨上海本部從此宣告成立——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社會黨，也是中國第一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

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以戀愛自由、教育平等、遺產歸公為初步，以“二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五非”（非私產、非家族、非宗教、非軍國、非祖國主義）為究竟，即個人自治、世界大同為依歸。

1911年底，據該黨自己宣佈，在全國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餘起”，擁有黨員“五十二萬三千餘人”。這個數字雖然很誇大，但當時全國確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國社會黨支部，如天津支部幹事就是後來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又如蘇州支部的總務幹事是陳翼龍，成員有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協進會等團體一起設在毗盧寺中。在該黨黨員中，就職業和階級而言，佔首位的是知識分子，其次是工商業者，再次就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羣眾。中國社會黨還曾積極宣傳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參政。其規章中寫道：“黨員……無論男女，義務權利平等。”它是民國初年各黨派團體中最早“有女黨員，且其義務權利完全平等”的一個黨。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他曾於1911年籌組中國社會黨參與辛亥革命，不成後改投北洋政府勢力。

1913年，赴美國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文化課講師；1920年以中國社會黨名義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來轉向教育界，並於1922年創辦上海南方大學，也是該校首任校長。1927年逃亡美國、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學中國文學院院長及漢學主任教授。 ^[1]  1934年，江亢虎以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身份訪台，8月22日由福建抵基隆，9月9日自台北經基隆回中國，對台灣漢詩社的末流曾提出針砭：“遂變為吟風弄月之作。桑中陌上之音。變本加厲。每下愈況。甚者至於歌頌盛德。鼓吹休明。彷彿科舉時代之試帖。彌可鄙已。”江亢虎對於舊文學末流的批判與當時台灣新文人的觀點頗為相同，他對瀛社某紳士大唱與日本的“親善論”，也以“屈原杜甫責望之”（《台遊追記》第41頁），希望台灣舊文人展現風骨，不要依附統治權貴。在瀛社例會上，他特別勉勵詩人當盡民族國家的職責，而非僅舞文弄墨：“宜盡力文化。致意國事。所謂餘事作詩人。非詩人專作詩也。而詩與文原合璧。文不離詩。詩亦不能離文。徒作詩而不能文。非學人之本分。”這個説法與梁啓超在霧峯的留言也是相同的。

1939年，應汪精衞邀至上海。1940年擔任汪精衞偽政權的國民政府國務委員、考試院副院長等職。

1945年10月，國民黨軍統局在北京將江亢虎捕獲，1946年初軍統局將江亢虎從北京移押至南京；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後，與大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人一同關押在老虎橋中央監獄。

國民政府於1946年11月以漢奸罪判處江亢虎無期徒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1954年，江亢虎因肺結核病逝獄中。

江亢虎，1883年7月18日出生於江西弋陽的一個官宦之家。與他進士出身、但卻默默無聞的祖父、父親不一樣，江亢虎三十歲出頭就蜚聲中國政壇和文化思想界，是個引人注目的風雲人物。他創建了中國社會黨，出訪過歐美、日本等十餘國，也曾在美國、加拿大當過教授。他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鼻祖，但卻是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第一人，是毛澤東提及過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者。他曾蒙孫中山先生賞識，卻又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文化大漢奸的身份終其一生。最終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作為弋陽鄉間家資殷實的大户子弟，江亢虎從小就在南昌和上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聰穎好學，過目不忘，有一次，號稱博學之士的南昌府衙門文案師爺聽人講江亢虎不用提示就能背誦出《唐詩三百首》，很不以為然，就特地坐着轎子來到江亢虎唸書的地方——南昌讀新學堂。當着校長的面，師爺讓江亢虎背誦自己任點的包括李白《蜀道難》、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白居易《琵琶行》在內的10首唐詩，江亢虎略作沉吟後，便抑揚頓挫地朗朗背誦了下來，而且一字不差，驚得師爺連連稱讚他是少年天才。從此，江亢虎的聰明好學便出了名。而他在上海墨海譯書館學習英文時的突飛猛進，也令外籍教師們驚歎不已。

1901年，18歲的江亢虎經兩江總督劉坤一舉薦，作為各地推行“新政”中的英才，赴日考察政治半年。當輪船緩緩駛進橫濱港，海灣裏停泊着的日本軍艦引起了江亢虎的注意。他既對這個大清宿敵的咄咄逼人感到不安，又對日本的富國強兵之道甚有興趣，併為此做了大量研究探討。在日本，江亢虎認真學習了社會學、政治學和歐美近代哲學等方面的知識，因其年輕瀟灑、天賦過人，很快便在留日學生中鼎鼎有名，還與賞識他的孫中山先生有了交往。

一天，江亢虎赴橫濱下田町的中國會館與孫中山先生做徹夜長談。他贊成中國搞革命，但不贊成反清排滿，拒絕參加興中會。孫中山見他雖是一身紈絝子弟打扮，但其能言善變，聰穎過人，又比自己小12歲，便一心勸説江亢虎支持他推翻腐朽的大清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的主張。可任憑孫中山如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江亢虎就是無動於衷。事後，孫中山曾對人提起江亢虎此人如若不投身革命，勢必為反動勢力所利用，即便身不由己捲入革命，亦極可能首鼠兩端，朝三暮四。孫先生一言中的，江亢虎此後的人生軌跡無一不印證了他的預言。

由於生活不檢點，致使一個日本女傭身懷有孕，江亢虎不得不提前結束在日本考察，申請回國。在天津，江亢虎受到了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召見。袁世凱的召見令江亢虎受寵若驚，孰不知袁早已從耳目那裏獲悉江亢虎的政治立場與為人，感到此人可用，才予以召見的。江亢虎畢恭畢敬地回答了袁世凱提出的所有問題，還聲稱日本軍界元老西鄉隆盛元帥、德皇威廉二世等外國軍政名流如何如何讚譽袁世凱。江亢虎援引那些讚譽袁世凱的原話時滔滔不絕、侃侃而談，可實際上好多是他臨時杜撰出來的，不過由於難以證明，還是把袁世凱給説得眉開眼笑。之後不久，江亢虎被袁破格提拔為北洋編譯局總纂和《北洋官報》總纂，官居五品。

江亢虎的平步青雲令袁的親信幕僚阮忠樞、夏壽田、楊度等人驚訝不已。這才是個十八九歲、未涉官場、在日本欠下風流債的年輕小夥子呀。江亢虎知道自己資歷淺薄，肚裏學問又太少，加之不諳官場交際，遂於1902年10月向袁世凱提交辭呈，要求再去日本求學。與此前不同，江亢虎一踏上日本領土，日本社會各界和官方人士都以為他是袁世凱派到日本做留學生情報工作並分化興中會等反清革命團體的情報人員，對他格外照顧，還派警方對他格外保護。

江亢虎對此也不避嫌，一律照單全收，食宿上等賓館，出入車接車送，但由於革命家秋瑾女士在一次小型集會上揚言要除掉清廷的走狗江亢虎，嚇得他特地花錢請兩名貼身保鏢。1904年9月，江亢虎終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輟學回國，結束了在日本的留學生涯。

江亢虎回國後擔任了刑部主事和京師大學堂的日文教習，開始以新派官員的身份混跡官場。通過與歐美、日本等國駐北京外交官員的頻頻接觸，江亢虎感到大清帝國內憂外困，已是奄奄一息，便一方面表示效忠清廷，與奕匡、袁世凱、蔭昌等權臣交往過密，形同奴才，温順聽話；一方面則暗中與反清力量接上關係，並設宴款待了進京活動的同盟會評議員汪精衞、朱執信等人。

1905年俄國爆發革命，十二月黨人為反抗沙皇暴政不惜為信仰捐軀的精神，深深觸動了江亢虎，並引發了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濃厚興趣。江亢虎通讀了歐洲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鼻祖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幾乎全部理論著作，對他們的理論陶醉不已。不久，他向楊度、夏壽田等人闡述了自己的見解，還把自己翻譯的巴枯寧《論國家的起源和消亡變異》抄印稿轉送給他們。可楊度等人正醉心於君主立憲的主張中，無心理會在他們看來屬於似是而非、雜亂無章的無用之物，對江亢虎本人也是冷嘲熱諷。

倍感沮喪的江亢虎經過一段時間的彷徨之後，又開始與信奉社會主義的友人陳翼龍熱烈交往了起來。當時，國內並沒有馬列著作的中文譯本，江亢虎便直接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寧、普列漢諾夫等人理論著作的英譯本。江亢虎的靈魂又一次躁動了，他感到自己一些難解的問題可以在社會主義學説中找到答案，一個創辦新政黨的念頭在他的腦中產生了。這天，他正在京師大學堂的寓所裏讀《資本論》的英譯本，陳翼龍帶着一位年輕人來拜訪了江亢虎。

陳翼龍帶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十餘年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他比江亢虎小6歲，還在北京法政學堂學習，曾在京師大學堂旁聽過江亢虎的課。陳翼龍帶李大釗來原本是要與江亢虎商量創辦政黨的事，可李大釗剛把自己的情況介紹了一下，江亢虎就滔滔不絕地説了許多話，過了好一會兒，才轉入正題。江亢虎提出要創立中國社會黨，並當場取出了他草擬好的章程，請陳、李二人過目。江亢虎的神速顯然出乎陳翼龍與李大釗的預料，他們考慮再三，認為目前缺乏創建政黨的基礎，還需看看時局的變化。

江亢虎對陳、李二人的態度大為不快，便批評陳翼龍優柔寡斷。陳翼龍不服，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一旁的李大釗趕忙從中勸解。李大釗雖然對江亢虎的浮躁與專斷深惡痛絕，但對他身為清廷官員卻敢於研究社會主義著作的勇氣深表敬佩。江亢虎並沒有李大釗眼中的勇氣，當袁世凱明確表示對他與激進分子的交往不滿時，江亢虎嚇得連忙辭去官職，於1907年再度赴日留學。在日本，江亢虎重新迴歸了無政府主義的懷抱，並系統提出了“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義”，成為中國最早提倡無政府主義的人之一。1909年，一心要擴大“三無主義”影響的江亢虎，以“徐安誠”為筆名，向吳稚暉等人在巴黎創辦的《新世紀》週刊投寄了《無家庭主義》、《自由營業管見》等文章。次年春，他周遊歐洲各國時，仍在途中不斷宣傳他的“三無主義”，還經常出席無政府主義者的聚會。

令人稱奇的是，江亢虎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同時，居然還去倫敦的海德公園聆聽社會主義活動家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講，而他很快就不僅僅只是聽演講了。1911年春，江亢虎發表了《介紹地税歸公之學説》一文，成為國內系統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人，緊接着，他又在杭州女學聯合大會上發表題為《社會主義與女學之關係》的演講，開始了公開宣講社會主義。同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惜陰公會、女子進行社、《天鐸報》館的資助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撰寫、翻譯社會主義理論著作，出版宣傳刊物《社會星》，成為了國內頗有影響的社會主義研究第一人，以致於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時還提到：當他還是湖南省立師範一名學生時，就讀過江亢虎撰寫和翻譯的《社會主義ABC》、《馬克思主義簡説》等書，從中明白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首先打響，中國社會迅速發生了激烈的變革。江亢虎預感到中國日後必將實行政黨政治，便在北京和陳翼龍、李大釗等人正式發起創建了中國社會黨。在江亢虎建立“沒有剝削、民眾當家作主的社會，對私有財產嚴加限制”口號下，不少追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紛紛加入該黨，連《京報》、《晨報》這樣的大報也刊登了不少為社會黨搖旗吶喊的文章。1912年12月至次年3月，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在全國範圍內舉行，江亢虎到上海和北方若干鐵路路段，組織工會，從而又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江亢虎的名字。

中國社會黨的蓬勃發展引起了竊國大盜袁世凱的不安，他決定給江亢虎一點顏色看看。1913年8月6日，陳翼龍被捕處決；7日，袁世凱又下令解散中國社會黨。短短兩天，形勢陡轉直下，江亢虎很快收起垂掛在自家樓下的黨旗，燒燬一切文件，辭去了社會黨總書記兼總代表的職務，並在《京報》上公開發表《告別中國社會黨人宣言》。之後，江亢虎悄然離開國內，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擔任客座講師，一年後晉升為副教授。

1920年9月，旅美7年的江亢虎回到國內，他想趁着“五四”運動的東風再度投身政治。可等他到了北京後，北洋軍閥段祺瑞、黎元洪、馮國璋等當權者對江亢虎都相當冷淡，江亢虎想與李大釗聯繫，可被李大釗斷然拒絕。正當江亢虎走投無路之時，蘇聯誕生了，世界政治版圖出現了新的格局，江亢虎對社會主義的熱情被重新點燃。很快，江亢虎就在《京報》、《晨報》等報刊上撰文介紹俄國的十月革命，還寫了《列寧小傳》、《托洛茨基傳略》、《向赤俄政權屈服》等頗令人注目的文章。不僅如此，江亢虎還相繼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開辦社會主義講座，提倡社會改革和教育救國。

江亢虎的政治活動又一次成功。1921年5月，他應蘇聯政府邀請，帶着妻子盧岫英出訪蘇聯。在莫斯科，江亢虎夫婦受到了很高的禮遇，還受到了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親切接見。會見中，江亢虎熱情讚頌蘇聯偉大的勝利，還即席朗誦了自己創作的《新時代頌》，博得了蘇聯黨、政、軍要人們的一陣陣喝彩聲。江亢虎以中國社會黨和東方無產者代表的雙重身份參加第三國際代表大會。

從蘇聯回國後，江亢虎於1924年6月重組了中國社會黨，並於次年1月更名為中國新社會民主黨，但這些均未能阻止他的面目為世人所知曉。原來，1925年2月，以國民黨人黃郛、葉恭綽為首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公佈了清室密謀復辟的大量文證，其中有江亢虎致廢帝溥儀的請求覲見書以及給一些支持復辟的前清遺老們的信函。此事一經傳開，全國譁然，江亢虎遭到了來自各界進步人士的痛斥。在國內已是難以立足，江亢虎不得不解散中國新社會民主黨，到美國，再度進入加利亞福尼亞大學執教，不久又兼了密執安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的客座教授。一年後，江亢虎又去了加拿大，出任加拿大大學中國文學院院長兼漢學系主任，直到1932年初才回到上海定居。

抗日戰爭爆發後，江亢虎攜妻兒老小避居香港，靠譯書寫書以及在香港大學代課為生。在香港，江亢虎擺出一副“中立”姿態，拒絕參加郁達夫、胡適、何香凝等進步人士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同時避免一切與日本駐香港的外交官、記者及商界人士的接觸。世人以為江亢虎真的要踐行當年“一心撲在學術研討”的諾言，儘管對他置身事外的態度嗤之以鼻，但也沒有過多地指責他，畢竟他沒有和日本人勾結，沒有當漢奸。

世人在慢慢地淡忘江亢虎，有一個人卻一直在盯着他。此人就是大漢奸汪精衞，他派出親信梅思平赴港，邀請江亢虎到南京參加汪偽政府。起先，江亢虎表示不能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可等汪精衞一筆甩給他40根金條的安家費後，他立即不顧妻子和親友們的勸阻，悄悄地返回內地，並於1940年3月29日出任了汪偽政權的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列席委員、偽國民政府委員兼銓敍部長、偽考試院副院長。

一上任，江亢虎就向他的主子獻上了兩件“思想防共武器”——即以佛教、道教、儒教為骨幹的“固有的東西方文化”和“不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新的社會主義”，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極大賞識，1942年3月就正式出任汪偽考試院院長。考試院一年就兩次培訓考核汪偽各級機構的文職官吏，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門”，顯然滿足不了江亢虎的胃口。於是，他便利用常去上海開會辦事的機會，走私黃金或倒賣文物。不僅如此，他為了賺錢，居然還充當了日本人的“筆桿子”！

1943年10月5日，日本“興亞院”顧問小幡八郎在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兼汪偽政權最高軍事顧問畑俊六大將的陪同下來到了南京高樓門法國使館附近江亢虎的私宅。原來，小幡八郎希望江亢虎站在所謂“客觀公正”的立場上談一談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後的大屠殺，即要江亢虎公開為日軍暴行辯護和開脱。作為一箇中國人，昧着良心為日軍暴行開脱，這可是要揹負千古罵名的呀！江亢虎很是猶豫，沉默了半晌，表示自己要考慮考慮。

對江亢虎知根知底的日本人告辭後的第二天，就派人給江亢虎送來了10根金條和一厚沓偽幣，外加一疊所謂的當時的事實真相資料。江亢虎收下了，他當年收下這些東西時的內心世界現今已無從得知，但是從當年10月中旬起，為日本法西斯開脱的《“南京慘案”之我見》、為“大東亞共榮圈”合理性辯解的《國際的孔子與孔子的國際》等一系列匪夷所思、臭名昭著的奇文陸續在中國、日本發表。江亢虎的助紂為虐、顛倒黑白激起了國人的無比憤慨。

歷史對於奸人總是無情的！一心謀求高官厚祿的江亢虎的“幸福生活”轉眼就結束了，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早在日本戰敗前半年，已預感到汪偽政權不可能長久的江亢虎匆匆安頓好家小妻室，隱瞞真實身份，先是跑到了上海，後又跑到素有“六朝道場”之稱的清涼古寺，當起了和尚。1945年4月，狡滑的江亢虎眼瞅嚴懲漢奸的風暴即將來臨，便又潛往北京隱居，指望逃避國人的懲罰。然而，他的如意算盤很快就落空了。當年10月，國民黨軍統局在北京將江亢虎捕獲，1946年初軍統局將江亢虎從北京移押至南京。

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後，與大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人一同關押在老虎橋中央監獄。國民政府於1946年11月以漢奸罪判處江亢虎無期徒刑，江亢虎不服，兩次提出上訴，均被最高法院駁回。上海解放前夕，江亢虎被移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直至1954年12月7日病逝獄中。 ^[2] 

江亢虎頗有才氣，著作頗豐；其中以1934年所著，描寫台灣事物的《台遊追記》最為出名；江亢虎研究可參考汪佩偉著的《江亢虎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年。

翁聖峯著的《江亢虎遊台爭議與〈台遊追記〉書寫》，《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9期，31~54頁，2004年11月。

江亢虎主要著作和文集有《洪水集》、《縛虎記》、《新俄遊記》、《台遊追記》、《南洋巡迴記》、《天憲管窺》、《中國近代元首印象記》、《中國社會改革》、《江亢虎文存初編》、《江亢虎最近言論集》、《江亢虎博士演講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