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園文學

對漢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推進作用的是梁孝王劉武、司馬相如為中心的文學羣體的出現。漢初為鞏固剛剛建立的政權，劉氏集團先後消滅了具有實力的異姓諸侯，而廣建同姓諸侯。這些劉氏宗親不具備秦以前諸侯那樣獨立王國的地位，卻也具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他們不能像戰國諸侯那樣開疆拓土，於是，便向着經濟、文化、享樂方面發展。此時的諸侯國，還有養士的遺風。大國諸侯多禮賢下士，延攬人材。當時諸侯國的賓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則將注意力轉移到文學方面。漢初的劉氏宗親多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劉氏子孫以文學見於歷史記載者有多人。

給予漢初文學發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劉武。孝王武與景帝同為竇太后所生，最親；在反對吳、楚七國之亂中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之地。於是，孝王廣築苑囿，招延四方豪傑、文士。一時俊逸之士如枚乘(?-前140)、公孫詭、鄒陽、嚴忌、羊勝等從孝王遊於梁園，形成極具影響的文學羣體。梁客皆善於創作辭賦，而枚乘尤為突出。公孫詭多奇邪之計，時號“公孫將軍”；鄒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辯入理；其他諸人也各有所長。梁園的文化氛圍令文學之士感到愜意，確實為文學家提供了適合於發揮自己才能的特殊環境。

枚乘是梁園文學羣體的傑出代表。《漢書·藝文志》載乘賦九篇，其《梁王菟園賦》、《忘憂館柳賦》均為前人所稱道，然而以《七發》最為著名。

戰國時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現，產生了一批把文學創作當作生命寄託以實現人生價值的文人。文壇在經歷了秦代和漢初的沉寂之後，到西漢文帝和景帝時期作家羣體再度生成，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輩出。作家羣體的生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多方面的條件，漢代社會為作家羣體的持續生成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

漢代的官學和私學都以講授儒家經典——五經為主，其中就有《詩經》這部文學作品。因此，師生在誦讀五經的過程中，自然受到文學方面的薰陶，提高自身的文學素養。事實上，漢代士人的閲讀範圍並不限於五經，而是廣泛得多，尤其是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對漢代作家羣體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西漢時期，解讀楚辭是一種專門學問。嚴助向武帝推薦他的同鄉朱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詞，帝甚説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漢書·朱買臣傳》)朱買臣同時向漢武帝講解《春秋》和楚辭，因此得到提拔。武帝還令淮南王劉安為《離騷》作註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漢書·淮南王傳》)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漢賦和楚辭有很深的淵源關係，這種新文體確立之後，也和楚辭一樣成為士人貴族的誦讀物，漢宣帝時還有過這樣的事情：王褒等人用誦讀奇文及自己作品的方法為宣帝的太子、亦即後來的元帝治病解悶，其中的奇文當有楚辭類作品。這種精神療法效果明顯，不但太子得以康復，而且經他倡導在後宮形成了誦讀王褒賦的風氣。(事見《漢書·王褒傳》)到了東漢時期，人們誦讀辭賦的興趣依然很濃，就連貴族婦女也主動參與，出現了像王逸《楚辭章句》這樣的專門著作。誦讀辭賦在漢代是一種高雅的活動，是士人文化素養的標誌。雖然誦讀辭賦者並未都成為辭賦作家，但漢代許多人確實是從誦讀辭賦開始而順理成章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楊雄少而好學，“顧嘗好辭賦”(《漢書·楊雄傳》)，他誦讀屈原的《離騷》、司馬相如的賦，並且加以摹擬，他本人也成了漢代重要的作家。王逸著《楚辭章句》行於世，他還創作詩賦等作品多篇。漢代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因此，漢代的文人也以辭賦家居多。

漢代採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為作家羣體的生成提供了許多機遇。西漢朝廷詔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東漢又增加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等科目，廣泛蒐羅人才。兩漢選拔人才注重學問品行，也不排斥對有文學創作才能者的錄用，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夠脱穎而出，主要並不是他們經通行修，而是在於他們的文才。儘管以文才錄士在兩漢用人制度中並不居於主導地位，而僅是一種補充手段，但它對兩漢作家羣體的生成卻起到了推動作用。漢代不僅中央朝廷、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職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漢書·地理志》)流傳下來的《淮南子》就是出自劉安的賓客之手。《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82篇，淮南王羣臣賦44篇。顯然，淮南王羣臣不但著書立説，而且還是一個從事辭賦創作的羣體。漢初幾位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們周圍的辭賦家則是以文會友，他們置酒高會，遊賞唱和，漢初作家羣體首先在幾位諸侯王那裏生成。

西漢武、宣、元、成諸帝都是文學愛好者，其中武帝還有詩賦傳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出於本身的興趣，大量招攬文士，許多人就是因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職。因擅長文章辭賦而被錄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揚雄等。有些人雖然不是靠文學創作才能而進入仕途，但是，他們成為朝廷命官之後，在天子的倡導下也加入了辭賦創作的行列。自武帝起，創作辭賦成為西漢朝廷一大雅事，許多高官顯宦都參與其間，由此形成了向天子進獻辭賦的制度。東漢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辭賦，但是，興起於西漢的進獻辭賦之風依然在東漢延續，基本上保持了它的連貫性，許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眾而倍受青睞。

梁園文學羣體的中心人物首推梁孝王劉武。劉武(?~公元前144年)，漢文帝嫡二子，漢景帝同母弟，母竇皇后。前178年被受封代王，前176年改封淮陽王。前168年，梁宣王劉揖薨，無嗣，劉武繼嗣梁王。前161年就國。都睢陽(今河南商丘)。

七國之亂期間，曾率兵抵禦吳王劉濞，保衞了國都長安，功勞極大，後仗竇太后疼寵和梁國地大兵強欲繼景帝之帝位，未果。前144年十月病逝，諡號孝王，葬於永城芒碭山。自受封至去世，共為王三十五年，為梁王二十四年。孝王死後梁國一分為五，為其五子封國。

漢初以招致文士聞名的諸侯王有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如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漢書·地理志》)投奔吳王劉濞門下的文士有枚乘、鄒陽、嚴忌，他們都擅長辭賦。後來吳王謀反，枚乘、鄒陽等人見劉濞不聽勸諫，一意孤行，就離開吳地而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待他們為上賓，司馬相如也棄官前往梁國，賓主相得，過着文酒高會的生活。參加梁園唱和的文人還有羊勝、路喬如、公孫詭、韓安國等。

枚乘是梁園文學羣體的傑出代表。枚乘，西漢辭賦家。字叔。淮安(今江蘇淮安市楚州區)人，故居座落在淮城肖家湖畔.。曾做過吳王劉濞、梁王劉武的文學侍從。七國之亂前，曾上書諫阻吳王起兵；七國叛亂中，又上書勸諫吳王罷兵。吳王均不聽。七國之亂平定後，枚乘因此而顯名。景帝時，拜為弘農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後，以“安車蒲輪”徵之，因年老，死於途中。枚乘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枚乘賦九篇”。今僅存《七發》、《柳賦》、《菟園賦》三篇。後兩篇疑為偽託之作。

《七發》見於南朝梁蕭統《文選》，是一篇諷諭性作品。賦中假託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探望，以互相問答的形式構成八段文字。首段為序，借吳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緣由：貪逸享樂、荒淫奢侈的宮廷生活所造成，指出這種病非藥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説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寫吳客以七種辦法啓發太子，為他去病。前六種是為他描述音樂之美、飲食之豐、馬車之盛、宮苑之宏深、田獵之壯闊、觀濤之娛目舒心，結果都不管用。最後吳客向太子推薦文學方術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於揭示貴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應進用文學方術之士的主張。《七發》辭采華美，氣勢壯觀。其中“觀濤”一節寫得繁音促節，氣壯神旺，令人怵目驚心，如臨其境。《七發》的出現，標誌着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並影響到後人的創作，在賦中形成了一種主客問答形式的文體--“七體”。近人輯有《枚叔集》。

《漢書·藝文志》載枚乘賦九篇，其《梁王菟園賦》、《忘憂館柳賦》均為前人所稱道，然而以《七發》最為著名。

《七發》以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往探病為開端。吳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造成的，是“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的結果。此病雖令扁鵲、巫咸共同醫治，也不可能見效。只有請博聞強識的君子經常啓發、誘導，改變其貪戀佚樂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緊接着，吳客以誇張的語言描繪了太子平素享樂生活的極境：欣賞音樂，便以特殊的材料製成琴，請最有名的琴師、樂師，唱出“天下至悲”之歌；品嚐飲食，則選最鮮美的肉、菜，令最知味的人作出“天下之至美”的菜餚；馳逐爭勝，則乘堅車、駕良馬，使最著名的御手和勇士駕車；遊樂遣興，則登台縱目，置酒高會，既有博辯之士撰文，又有美女侍御。吳客的描繪都屬於人間難得的享樂，是太子素日優越生活的極端化的寫照。其與太子耽樂其間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別，而沒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不論吳客如何渲染，還是無法激發太子的興趣。

吳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屬於“宮居而閨處”的範圍。隨即，吳客引導太子越過宮牆，以較有益於健康的貴族生活方式啓發太子。他講述田獵的盛況：“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縱火逐獸，兵車雷運；獵獲物的眾多，酒宴的豐盛，均為宮苑所罕見。他講述曲江觀濤的恢宏氣象：波濤未起時，可以澡溉胸懷；波湧濤起的不同階段，鳥不及飛，魚不及回，以吞噬一切的氣勢和力量構成“天下怪異詭觀”。對這兩方面生活，太子有興趣，有起色，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但卻為身體所限，不能參與。最後，吳客建議為太子請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樣的“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據幾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內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卻假託吳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鋪張性的描繪同作者的是非判斷構成鮮明的比照。對此，無論讀者還是作品中假設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將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極端，以警世人。同時，與其所講述的田獵、觀濤兩方面生活的描寫構成跌宕之勢，表明吳客所講述的內容同太子習以為常的生活有較大的差別，因此太子的態度、作者所強調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發》作者對自己的見地充滿了自信，對其所要表現的對象善於作淋漓盡致的描寫，以至於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氣勢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諷喻的意圖在主客對話間表現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選》李善注所稱：“《七發》者，説七事以起發太子也。”(《文選》卷三十四)這是勸戒膏樑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發》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對先秦文學多有借鑑。吳客在陳述貴族子弟腐化享樂生活的害處時，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概括：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命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本生》篇也有極為相似的話語：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衞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把上述兩段文字加以比較，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七發》中吳客用以勸諫楚太子的養生理論，和《呂氏春秋?本生》的論述一脈相承，《七發》借鑑了《呂氏春秋》。其實，《呂氏春秋?孟春紀》所論多是養生全性之事，從那裏可以找到《七發》的理論淵源。

《七發》對先秦文學多有借鑑，同時在繼承的過程中又有很大的創造性，表現出有異於先秦時期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七發》在體制上沿襲《楚辭》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鋪排飲食之盛，歌舞之樂、女色之美、以及宮室遊觀鳥獸之事。區別在於，《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鋪排對象都是作為正面事物出現，以此誘導遊魂的迴歸；而《七發》則把上述鋪排對象作為否定性因素加以處理，是對貴族公子養尊處優生活方式的批判。

《七發》一文以觀潮的描寫最為精彩，宋玉《高唐賦》也有對於山洪暴發場面生動逼真的描寫，二者的描寫對象相似，而且都鋪陳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採用的客觀的描寫手法，而把潮水寫成一支聲勢顯赫的軍陣。他從形貌、動態、氣勢、聲威各方面加以比較，多角度展現潮水與軍陣之間近乎神似的相通之處。枚乘對潮水的描寫發揮出豐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觀精神貫注於自然，使自然的再現閃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輝，因而有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七發》辭藻繁富，多用比喻和疊字，以敍事寫物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體賦，標誌着漢賦體制的正式確立。自此以後以七段成篇的賦成為一種專門文體，號稱“七體”，各朝作家時有摹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