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文化
- 拼 音
- wén huà
- 近义词
- 文明 教化
- 注 音
- ㄨㄣˊ ㄏㄨㄚˋ
- 英 语
- Culture [2]
- 德 语
- Kultur [2]
词义源流
播报编辑
文化的古义
- 释“文”
“文”乃象形字，甲骨文象一人站立，胸前刺有花纹，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说：“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故“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小篆简化其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给“文”下定义：“错画也，象交文。” 王筠《说文句读》：“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也。” [1]
文文章，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于文，称于郡中。”
与“武” 对应的文治、文事、文职，《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仍偃武修文。”
与“德行” 对应的文学艺能诸义，如《论语·学而》：“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进而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与“质” 对称，与“实” 对称，如《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条理义的“文”，又用以表述自然现象的脉络，组成“天文、地文、水文”等词；也用以表述人伦秩序，组成“人文”专词。 [1]
- 释“化”
化引申为教化，《易·乾》：“善而不伐，德博而化。”
教行，《说文》：“化，教行也。”
迁善，《荀子·不苟》：“神则能化矣。”注：“化，谓之善也。”
感染、化育，《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 [1]
还引申出风俗、风气义（短语“有伤风化”）。
道家尤其讲究“化”，常与“变”连用。《素问·天元纪大论》云：“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这种“化”的过程是渐进的、适应的、习惯的，《荀子·七法》所谓“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 [1]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一名论，以天象有“文”（即条理）可循，比拟人伦亦有“文”可循，观察此“人文”（人间条理），用以“教化”世人，便可成就平治天下的大业。这便是“人文化成”，是一种区别于“神文”的、具有“人文”倾向的创造观。“化”字精义蕴于其间。 [1]
- 释“文化”
由文与化组合“文化”一词，始于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论说：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是在与武力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与此相似的用例有晋代束晳（约264—303）的谜柜《补亡诗六首·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历代史书，也多在与武力比照下使用“文化”，如《南齐书》卷一：“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旧唐书》卷八十七：“乃武乃文，文化武功”。 [1]
另外还在与宗教神性相对应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如南齐王融（467—493）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在与旧秩序对应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如《宋史》卷一百二十一：“当文化诞敷之际，是旧章咸秩之时。”
总之，二字词“文化”，若作偏正结构，意谓“以文来教化”；若作联合结构，则为“文治”与“教化”的合称。这两种含义的“文化”皆已沿用多年，包含“人文化成”“文治教化”内蕴的各种短语、句式。 [1]
外文名的词义
Culture最接近的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lere。Colere具有一系列的意涵：居住(inhabit)、栽种(cultivate)、保护(protect)、朝拜(honour with worship)。其衍生的名词，虽然各具意涵，但偶尔会有部分重叠。因此“inhabit'”是由拉丁词“colonus'”（聚居地）衍生而来。“Honour with worship”是由拉丁词cultus(礼拜)衍生而来。
Cultura具有“栽种”或“照料”的主要意涵，包含了西塞罗所使用的词“cultur敬霉府a animi'”(心灵的陶冶)——尽管它另外具有中世纪时的“礼拜”意涵（参较卡克斯顿〔Caxton〕在1483年将culture视为“礼拜”的英语用法)。Cultura的法文形式是古法语couture(这个词具有自己专门的意涵)与culture(这个词到了15世纪初成为英文词)，主要的意涵就是在农事方面照料动植物的成长。
Culture在所有早期的用法里，是一个表示“过程”(process)的名词，意指对某物的照料，基本上是对某种农作物或动物的照料。Coulter意指犁头，源自于拉丁文的culter、古英文culter；它经不同的语言渠道进入英文，具有不同的拼法：culter,colter,coulter；到了17世纪初期，culture这个不同拼法的词才出现（韦伯斯特〔Webster〕，《马尔菲公爵夫人》〔Duchess of Malfi),III,ii:“hot burning cultures”〔烧烫的犁头〕)。
通过隐喻，这种词义演变为下一个重要阶段的意涵奠立基础。从16世纪初，“照料动植物的成长”之意涵，被延伸为“人类发展的历程”。直到18世纪末期与19世纪初期，除原初的农业意涵外，这其实就是culture的主要意涵。莫尔(More)写道：“对于他们心灵的陶冶(culture)与益处”(1605年)；培根提到：“心灵的陶冶(cult船射榆页ure andmanurance)”(1651年)；约翰逊写道：“她忽略了理解力的培养(culture)”(1759年)。 [4]
在词义演变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产生。
第一，惯于使用隐喻，于是“人为照料”的意涵变得明显；第二，将几种特殊过程扩大延伸为一般普通的过程——这就是culture让人立刻联想到的意涵。很明显就是从后者的词义演变，“文化”这个独立的名词开始它的复杂的演变史，但是变化的历程是非常复杂的，且潜藏的词义有时候相当接近，以至于无法确定各个衍生词义的确切日期。作为独立名词的“文化”——一个抽象化的过程或这种过程中的产品——在18世纪末之前，不被重视，而且在19世纪中叶之前并不是很普遍。 [4]
然而，早期阶段的这一种词义演变，并不是突然的，在弥尔顿的《建立自由共和国的简易之道》(The Readie and Easie Way to Establish a FreeCommon wealth,1660年)第二（修订）版里，有一个有趣的用法：“是的，宗教，散布更多的知识与礼仪(Knowledge and Civility),经由陆地的各个地方，通过传递，将政府与文化的大自然热能(natural heat of Government and Culture)广泛地传到遥远的地区；这些地区现在是处在麻痹僵冷、无人过问的状态。”此处，隐喻的意涵一“大自然热能”(natural heat)—仍然存在，而“civility”(参较Civilization)依然出现在19世纪culture被预期使用的地方。
然而，我们也可以用非常现代的意涵来解读“government and culture”。从弥尔顿的整个论点的大意来看，他所写的是关于普遍的社会过程这即是一个明确的发展阶段。在18世纪的英国里，这一种“普遍过程”与阶级有明确的关系一虽然cultivation与cultivated的使用是比较普遍。
但是在1730年有一封信(Killala主教写给Clayton太太；引自普兰姆〔Plumb〕所著的《18世纪的英格兰》〔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表达这一种清楚的意涵：“对于出生高贵的、有教养的人(persons of either birthor culture)而言，将孩子抚养长大成为神职人员，并不是惯例。”艾肯塞德(Akenside)(《想象的愉悦》〔Pleasures of Imag-ination〕，1744年)写道：“…既不是高贵的政府也不是文化(culture)所能够授予。”华兹华斯写道：“在这个地方，优雅的文化完全无人知晓。”(1805年)简·奥斯汀(《爱玛》，1816年)写道：“每一种教养与文化(culture)的优点。”
因此，很明显的是，culture的词义在英文中，不断地演变，朝向部分的现代意涵。这是在新的社会思想运动产生重大的结果之前。然而，如果要了解一借这一种18世纪末期与19世纪初期的运动一词义演变的过程，我们必须留意其他语言的演变，特别是在德国。 [4]
在法文里，一直到18世纪，culture总是伴随着一个含义，指的是“正在被栽培或培养的事物”(the matter being cultivated)，正如同上述的英文用法。它偶尔被使用来当成独立的名词，时间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比起英文中相同的用法，时间上是晚得多了。另一个独立名词“civilization”也出现在18世纪中叶；它与culture的关系从那时起就非常地复杂。 [4]
在德国，此时有一个重要的词义演变，这个词借自于法文，18世纪末期拼为Cultur，19世纪起拼为Kultur。它主要的用法仍然是作为civilization的同义词：（一）指的是抽象意涵——“变成civilized(有礼貌)与cultivated(有教养)的一个普遍的过程”；（二）指的是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通过18世纪流行的普遍历史观——所确立的civilization的意涵——作为一种描述人类发展的世俗过程。 [4]
在赫尔德(Herder)的作品中，有一个重大用法的改变。在他的未完成著作——《论人类的历史哲学》(1784一1791年)里，他提到Cultur:“没有比这一个词的意义更不确定的事情；将这个词应用到所有国家与历史时期是最虚假的一件事。”他批判这一些普世历史学的假说：civilization或culture——人类自我发展的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非线性的历程，导致了18世纪欧洲文化的高峰。的确他抨击他所谓的欧洲对于全球四个区域的征服与宰制，并写道：
全球所有地区的人，你们随着岁月而毁灭。你们活着并不是仅仅要用你们的骨灰为土地施肥。死后，你们的后代应该会因为欧洲的文化而变得高兴。“优势的欧洲文化”这个念头其实是对于大自然尊严的一种极大的侮辱。
他主张在一个重大的改革里，有必要提到复数的culture:各种不同国家、时期里的特殊与不同的文化，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团体的特殊与不同的文化。这一种意涵，相对于正统、主流的文明(civilization)，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广为流行。它首先被用来强调国家的文化与传统的文化，包括“民间文化”(folk-culture)的新概念（参较Folk）。它后来被用来批判这一种新兴的文明所具有的“机械的”(Mechani-cl,参见本书)特质，因其具有抽象理性主义与现代工业发展的“无人情味”(inhumanity)。它被用来区分“人类的”与“物质的”。
就政治的层面而言，在这个时期，它经常摆荡在极端主义与反动之间，而且经常在主要的社会变化所产生的混乱中，融合了这两种要素。（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它的词义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一直到1900年，类似的区别，尤其是“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区别，才由洪堡〔von Humboldt〕与其他人所提出：将词汇的意涵做个大逆转，culture指的是物质层面，而civilization指的是精神层面。然而，大体而言，这一种与他人不同的区别却成为主流。 [4]
另一方面，在德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Kultur这个德文词被使用，其意涵与18世纪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ies)所使用的civilization相同。重大的创新，就是克莱姆(G.F.Klemm)的《人类文化史通论》(Allegemeine Kultturge schichte der Menschheit,1843一1852年)——这本书追溯了人类的发展：从野蛮、驯化到自由。虽然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追溯到可与之相比的阶段，使用了“古代社会”一词一其发展的极致为“文明”(civilization)—但是克莱姆所提到的意涵仍持续存在。
这个词的现代词义演变的复杂性与现代用法的复杂性，于是可以被察觉出来。我们很容易可以辨识出这种“依赖种持续性的自然过程”之意涵：如“甜菜文化”（sugar beet culture），或者辨识出19世纪80年代以来，应用在专门的细菌学方面的意涵，如“细菌文化”(germ culture)。但是一旦我们跨越这一种有关自然的意涵，我们必须认明下述三大类的区别，其中两大类我们已经讨论过：
（一）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
（三）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这通常似乎是现在最普遍的用法：culture是指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刻、戏剧与电影。“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负责推动这些特别的活动，有时候会加上哲学、学术、历史。
第三类的用法，在时间上较晚出现。我们很难知道明确的时间，因为它是由第一类的意涵衍生而来：这种指涉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的概念，被有效地应用，进而延伸到作品与活动中。然而，它也从早期的意涵——“过程、历程”——衍生出其他含义，参较“进步文化的美术”(Progressive culture offine arts)；米勒(Millar)的《对于英国政府：一个历史观点》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IV,314,1812)。
在英文里，第一类与第二类的意涵仍然很接近；有时候基于内在原因，它们是无法区分的，例如：在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1867年)里；而第二类意涵是由泰勒《原始文化》继克莱姆之后，强力地引介进入英文。第三类的重大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4-5]
面对culture持续复杂的演变，我们很容易会用这种方式来回应——选择一种“真实的”“合适的”或是“科学的”意涵，而排斥其他不严谨或是令人困惑的意涵。在克罗伯(Kroeber)与克拉克洪(Kluckhohn)的杰出研究著作《文化：对于观念与定义的评论》(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里，北美洲人类学的用法实际上是被视为一种常规。
很明显的是，在一个学科领域里，观念性的用法必须被澄清。但是一般而言，就是词义的变化与重叠才显得格外有意义。这种复杂的意涵，说明了复杂的关系：
（一）普遍的人类发展与特殊的生活方式，两者间的关系；
（二）上述两者与艺术作品、智能活动的关系。
格外有趣的是，在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里，“文化”或“一种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的生产，而在历史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里，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于是，这个核心问题——“物质的”生产与“象征的”生产两者间的关系一经常变得困惑难解，然而却更常被隐藏起来。这两者间的关系，在最近的一些争论里——参较《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总是彼此相关而不是互为对立。
在这一种复杂的争论里，存在着基本对立的观点，同时也存在着重叠的观点。可以理解的是，也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与困惑的答案。但是这一些争论与问题，是无法借降低实际用法的复杂性来解决的。
这个观点，对于culture这个词在其他语言的用法也是相符的。在德文、北欧语言与斯拉夫语系里，人类学的用法是很普遍的，但是在意大利文与法文里，culture这个词整采记的人类学意涵很明显次于艺术与知识的意涵，也次于“人类发展的普遍过程”的意涵。各种语言之间，一如一种语言内部之间，意义的复杂与变异显示了思维观点的不同、暖昧或重叠。
这些不同的含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必然包含了对于活动、关系与过程的不同观点一这些不同的观点，是蕴含在culture这个复杂的词里。那就是说，这种复杂性并不是在culture这个词里，而是在于这些不同的含义所呈现的问题里。 [5]
我们有必要检视相关的衍生词：cultivation(耕种、栽培、教化)与cultivated(被耕种的、有教养的、优雅的)。这两个衍生词在17世纪经历了同样的意涵演变——其隐喻的延伸意涵是由自然界扩及到社会教育的层面。在18世纪，这两个词格外具有意义。
柯勒律治在19世纪初期，将文化与文明做了一个典型的区分，他写道(1830年)：“恒久的差别，以及与偶然性的对比，存在于cultivation与civilization两者之间。”表示文化的意涵之名词culture实际上是消失了。然而，形容词culture仍然被普遍使用，尤其是关于“礼节”与“品味”的意涵。Cultural这个重要的形容词的使用，始于19世纪70年代；它在19世纪90年代变得相当普遍。
在现代用法里，culture这个词只有在被普遍视为具有艺术的、资讯的或人类学意涵的独立名词时，才会出现。英文里，对于culture这个词的敌视似乎源自于对阿诺德的文化观的批判。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种敌意加深，可以和对aesthete与Aesthetic的敌意相提并论。culture与classdistinction(阶级差异)二者间的关联性产生了一个谐拟词——culchah。另外一方面的敌意，是与1914一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的反德情绪有关（反对德国人对于Kultur观念的宣扬）。这种敌意一直持续存在，可以由最近美国常用的一个片语——culture-vulture(文化秃鹰)——看出端倪。
有意思的是，所有的敌意（唯一的例外是临时性的反德联盟）皆与强调下述意涵有关：知识优越（参较Intellectual这个名词）、精致幽雅、“高雅”(high)艺术——culture——与通俗(popular)艺术、娱乐的差异。它因此记录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历史，以及一个非常困难与困惑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
有趣的是，culture与cultural及其衍生词sub-culture(次文化一一种可以辨识的小型团体之文化)的社会与人类学的意涵，稳定、持续地扩大。这种用法，除了在某一些领域(很明显的例子是大众娱乐)外，不是避开就是有效地减低敌意及其相关的不安与困窘。Culturalism(文化主义)与社会分析里的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形成一种方法学上的对比一的最近用法仍保留了许多早期的晦涩难解之意涵；这种用法未必避开这一种敌意。 [5]
外文名的翻译
Culture之汉译，初见于早期英汉词典。
1847年问世的入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6）所编《英华字典》第一卷，在the act of improvement（今可译“改进、进步的行为”）意义上，将Culture 译作“修理之功”。
1866年出版的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编《英华字典》第一卷，在依cultivation（今译“栽培、耕作、教养”等）之义将Culture译成“种植之事，耕种之事”后，将the culture of virtue译作“修德者”；the culture of right principles译作“修理者”；the culture of letters译作“修文者”，突出的是一个“修”字。
广东新宁人邝其照1868年编纂《华英字典集成》，在译出Culture 的原义“耕种”之后，又为其厘定另外一个译名“修”，这与罗存德词典如出一辙。
直到1908年，“文化”才在颜惠庆（1877—1950）编纂的《英华大辞典》里，作为Culture的译名出现：
Culture，n.1.Cultivation，耕作，耕耘，种植之事；as，the culture of rice，种禾之事；2.The application of labour，with a view to production or improvement，栽培，培养，攻修，磨炼，教化，修炼（求进步或求出产之用力）；3.Intellectual or moral discipline and training，智德，文化，礼文，教育；as，a man of culture，文化之人。 [2]
日本人以“文化”对译西洋术语，约与中国同期。19世纪中后叶的“明治维新”，日本大规模译介西方学术，其间多借助汉字词意译西洋术语，而选择“文化”对译英语及法语词Culture便是一例。由此，汉字古典义“文化”有了新内涵。 [2]
凡在行伍，亦须立有志行，用能尽力，以事其上，必先操习，能耐饥渴，冒寒暑，纵处极苦之时，终无怨怼；即捐躯报国，亦视为分内，不稍畏避。果使兵尽若是，又何功不成？故备战之要，必使兵之性情，练习至此，然后可用。……诚使通国之人，皆能强其筋骨，勿致骄惰，而生淫佚之心，此非军事之与文化实有相维之益者乎？
夫学校为开文化之原，虽三尺童子，犹能知之。……然地球文明之邦，其悉心于学校规则，盖盛矣。唯怪世人知学校有益，而未知别有开进文化之大机关也。盖非不知有之，或轻视不顾也。然则何谓学校之外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乎？曰：无他，唯广设公共图书馆可耳。
文化的今义
关于新名“文化”的解说，较早见于1913年12月27日《协和报》所载《何往原论文化与文明之一节》一文。该文译自德国《文化技术期望报》（Kunstwart und Kulturwar），阿维纳留（Avenarius）原著。其译文云：
文化Kultur者，吾人性状Eignschaft之养育保护监督教育也。
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诠释，逐渐逼近学术前沿。1920年5月20日《同德医学》所载丁谷楠的《文化解》，将非天然的、“人所作”、“灵化”的作为称为“文化”：
天地成，形色生。前人有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说，然天地胡为而成，形色胡为而生，无以解之，解之曰：天然之理。草木何以生而不动，风云何以动而无生，禽何以飞，兽何以走，皆曰天然。凡无为而然者曰天然（Nature）。天然物体之中，有无机，有有机。有机物体之中有人焉，嫌天然之太简，变羽毛为衣裳，化巢穴为宫室，因以自诩为万物之灵。灵化既深，背天然也愈甚。凡人所作，皆以为灵，遂名之曰文化（Kultur）。
1922年12月1日，梁启超发表《什么是文化？》一文，借用佛教术语“共业”界定“文化”概念：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依照梁启超的解释，“开积”即“开拓”和“积厚”；“业”也称“业力”，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作用和结果；“共业”“像细雾一般，霏洒在他所属的社会乃至全宇宙”，“永不磨灭”；而所谓“价值”，则是“人类自由意志选择且创造的东西”。同篇对文化下定义：
文化是人类以自由意志选定价值凭自己的心能开积出来，以进到自己所想站的地位。
同文指出，“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种”即种子，“果”即果实。一个种子生无数个果实，果又生种，种又生果，一层一层地“开拓”，“积厚”起来，基于人类活动的“文化之网”即由此形成。 [3]
1923年5月1日，高冠杰发表《文化浅释》一文。文章第一部分即为“文化之语源及其定义”。关于“文化”的语源，文章写道：
“文化”一辞，可说是“Deutsch Kultur”（德意志文化）的“Kultur”之译语。而“Kultur”的来源，更是出自拉丁语的“Cultura”。原是耕作土地之意，转而表示心的耕作，精神的（缺字）养；更进而含有知的活动、知的产物等意。现在的意义，更加发达，可总称一切物质的文化及精神的文化。
该文对“文化”下定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上，为满足欲望，协力所经营的一切活动的过程及其产物。
1926年10月，李璜发表《文化史中文化的意义起源与变迁》一文。其第一部分探讨“文化的意义”，指出“文化”是Civilisation的译名，Civilis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tas。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中便有了Civilisatio一词，意思与Brabaries（野蛮）相对。当时和Brabaries（野蛮）相对的，还有Humanite（人道）一词，这“足以表示出文化的便是讲人道的，野蛮的便是不讲人道的。所以直到18世纪文化的往往与慈仁的、合理的两三个形容辞交换着用”。18世纪以后，德国学界渐渐以Kultur代替Civilisation。“Kultur在英文法文里为Culture，有精神修养、思想启发的意义。”受“理想主义”（Idealism）思潮影响，“德国学者之言文化，颇偏重精神文明的意思”。与之相对，法国百科全书派则受“唯物主义”（Materialism）支配，“侈言物质的文化，盛赞机械的进步”。这种文化观，到了19世纪中期，因实验科学的进步而在思想界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在十九世纪后期，一般学者之言文化，又不免偏重物质文明的意义。……而马克斯的唯经济史观恰在那时候发展起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此后，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史（包括中国文化史）的书写展开，“文化”概念不断得到新的阐释。 [3]
蔡元培（1868一1940）《何谓文化》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府笑况。”
冯友兰(1895一1990)《三松堂学术文集》提出，文化是一种“总合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这与梁启超以文化为人类共业的认识相似。
以上所论，皆广义文化。 [6]
陈独秀（1879一1942)《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有感于过于宽泛的文化概念，指出“文化适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然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种”。这是一种狭义文化的定义。
对文化学作专门研究的学者黄文山(1901一1988)《文化学的方法》认为：“文化的内容，是由人类过去的遗业所构成的。所谓遗业，在性质上是累积的，而累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现象。”这仍然是广义文化的论说，但黄氏试图对文化研究的方法作出分梳：
纯粹历史叙述的
心理订嚷淋学与统形论的
因果的与功能论的
理则学的与评价论的
科学的或真实的比较的
而“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的、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1930一2021)《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认为文化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他强调：“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
较之20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概念的“前科学”状态，上述华人学者的文化定义已含有明显的现代意味，并与世界性的文化论说取得近似的步调，同时又显现出中华思辨的特色。但由于文化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在现代中国尚未获得充分发育，因而以往中国学术界基本还处在对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学说进行综述、评价的阶段。 [6]
《辞海》是这样给文化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 指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社会学简明辞典》 也具有相似的定义： “ 从广义来说，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 文化是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苏联 1973 年第三版的 《苏联大百科全书》 给文化这样定义： “ 文化， 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 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 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 文化’ 这个术语从较狭义的意义来看， 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从上还可以看出， 广义的文化定义中， 包括了对文化的结构的分析， 即把文化分为两大方面：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也有学者称其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当然， 无论是对文化定义本身， 还是文化定义方式的分类， 都是纷繁多样， 见仁见智， 很难简单地去做出评价。 诚如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家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所指出的： “ 从一开始， 人类学就处于对文化一词含义的争论中， 近年来关于文化一词的用法的争辩不断激烈。 因此， 当前， 即使站在最为 ‘ 包容性’ 的立场上， 这一词汇依然十分复杂， 以至于无论我们单独采用哪种文化 ‘ 归类’ 方法， 都会成为交叉火力下的靶心。”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