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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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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是漢代時期改撰而成的文學作品,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目錄學文獻。這部最早的系統性書目,是班固撰寫的,簡稱《漢志》,屬於史志書目,為《漢書》十志之一。
該作品是作者根據劉歆七略》增刪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藝、諸子、方技六略三十八種的分類體系,另析“輯略”形成總序置於志首,敍述了先秦學術思想源流。其中刪兵書十家,增《七略》完成後,劉向揚雄杜林三家於西漢所撰寫的著作。 [1] 
《漢書·藝文志》總共著錄圖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西漢國家藏書目錄《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書籍已大多被毀或失散。 [1] 
作品名稱
漢書·藝文志
作    者
班固
創作年代
文學體裁
史書
性    質
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錄學文獻
特    點
根據《七略》改編而成

漢書·藝文志作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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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是中國最早的史志目錄,屬《漢書》十志之一。東漢班固在撰《漢書》時,為紀西漢一代藏書之盛,根據《七略》改編而成。作品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6略,共收書38種,596家,13269卷。班固自稱對《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漢書·藝文志》。
具體做法是:①保留《七略》的6略38種的分類體系。②新增入 《七略》 完成以後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在西漢末年所完成的著作。③對《七略》所著錄的圖書基本上按照原來的情況保存下來,但對著錄重複和分類不妥的地方加以適當的合併或改移,例如凡從某類提出的圖書在總數下注明“出”若干家、若干篇;凡由於重複而省去的圖書都註明“省”若干家、若干篇;凡增入或移入的圖書都註明“入”若干家、若干篇。④將《七略》中“輯略”的內容散附在 6略和“詩賦略”除外的各種之後;⑤刪簡《七略》中各書的提要,必要時節取為註釋(見《別錄》、《七略》)。
《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先例,漢以後史書多仿其例而編有藝文志或經籍志。由於《七略》已佚,《漢書·藝文志》便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宋代王應麟撰有《漢書藝文志考證》10卷,清代姚振宗撰有《漢書藝文志拾補》6卷和《漢書藝文志條理》8卷。

漢書·藝文志史志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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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1] 

漢書·藝文志六藝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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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公二篇。韓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古五字十八篇。淮南道訓二篇。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説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諸書不記其各家篇目)《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佔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氏為之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説。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書·藝文志河圖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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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費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轅固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説,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説。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衞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以益微。

漢書·藝文志春秋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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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轂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轂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説。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濅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併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凡將篇,無復字。元帝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成帝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

漢書·藝文志六藝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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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着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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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闢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漸衰,此闢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者為之,則苟鈎鈲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説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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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説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漢書·藝文志誦謂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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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之謳;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

漢書·藝文志以奇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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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漢書·藝文志天文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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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兇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由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 ,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兇惡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雲:“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浸以相亂。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佔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佔事知來。”眾佔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熊的一種)、虺蛇、眾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佔,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説言夭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言夭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興;鴝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捨本而憂末,不能勝兇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有梓慎,神灶卜偃,宋有子韋六國甘公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粗。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為六種。

漢書·藝文志猶磁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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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遊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漢書·藝文志九卷總結

編輯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漢書·藝文志相關譯文

編輯
自從孔子死後精要微妙之言也就中斷了,七十弟子死後,經典要義的解釋也就出現了分歧。所以解釋《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五家,解《詩》的分為《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四家,解《易》也分為好幾家。
戰國合縱連橫,真偽爭論不休,諸子的學説紛紛混亂不清。到了秦始皇對這種狀況感到憂慮時,他們便燒燬文章,以愚弄百姓。漢朝建立後,革除秦朝的弊端,大規模徵收書籍文章,廣開獻書的門路。
漢武帝時代為止,書籍殘缺,竹簡脱落,禮節遭到破壞,樂禮被摧毀。皇上喟然而嘆道:“朕很憂慮這些事!”於是建立藏書的簡策,設置了抄書的官員,一直到諸子傳説,都充實到秘府。到漢成帝的時候,由於書籍散失的特別厲害,就派謁者陳農向天下徵求分散的書籍。命令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占卜的書,侍醫李柱國校醫藥之書。每校完一部書,劉向就整理編目,概括其大意,錄下來把它上奏給皇帝。當劉向死後,漢哀帝又派劉向的兒子侍中奉車都尉劉歆完成父親的事業。劉歆於是總結所有書籍而把《七略》上奏給皇帝,所以就有了《輯略》,有了《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現在選取主要的部分。以使所收書篇更完備。
《易》説:“伏羲氏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紋彩和土地的適應性,近的就取自自己的身體,遠的就取之於萬物,於是創造陰陽八卦,以通達神明的德性,以模仿萬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際,商紂王身居帝位,違背天意,摧殘萬物,周文王作為諸侯順天命而行天道,天人的預測可以得到並且能顯現,於是重疊《易》的六爻,作了上下篇。孔子作了《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類共十篇。所以説《易》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經歷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代聖人,經歷了上、中、下三個遠古時代。
到秦始皇燒書時,《易》因為是講卜筮的事情的,傳授的人沒有斷絕。漢朝建立後,田何傳授《易》。到了漢宣帝、漢元帝之時,有施、孟、梁丘、京氏傳授《易》學的被列入官府傳授之學,而民間有費直高相兩家的學説。劉向以宮中的《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有的地方脱漏“無咎”、“悔亡”,只有費氏經與古文相同。
《易》上説:“黃河中的龍馬馱河圖而出,洛水中的神龜背載赤文綠字而出(即洛書),伏羲和大禹依照圖文分別畫出八卦圖。”所以《尚書》的起源很久遠了,到孔子時就加以撰修,上起於堯,下止於秦,共一百篇,併為它作序,説明他寫作的意圖。秦始皇焚書禁學,濟南的伏生獨自把它們藏在牆壁中。到了漢朝建立之時大都散失,只找到了二十九篇,用它們在齊、魯間傳教。
到了漢宣帝時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被立在官府學宮。《古文尚書》被發現在孔子家的壁中。武帝末年,魯共王想擴建他的宮殿,便拆毀孔府的住宅,卻意外得到了《古文尚書》以及《禮記》、《論語》、《孝經》共幾十篇,都是先秦時代的文字。共王進入孔子的住宅,聽到演奏琴瑟鐘磬的聲音,於是感到害怕了,便停止毀房。
孔安國是孔子的後代,全部得到這些書,比原先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國把它獻給了皇上。這時逢巫蠱的事情,沒有被學校列入。劉向用宮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三家經文,其中《酒誥》脱落一簡,《召誥》脱落兩簡。大致是一簡有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個宇,簡上是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個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字,脱落幾十個字。《尚書》是古代帝王的號令,號令對於眾人,所説的不能曉然明諭,就會使聽的人和做的人不明瞭。古文宣揚的應接近雅正,所以理解了古今語言就可知道《尚書》的意義了。
《尚書》上説:“詩言志,歌詠言。”所以心中有哀樂之感,就會有歌詠之聲。把它用語言表達出來就稱為詩,把它用歌聲表達出來就稱為歌。所以古代有收集詩的官員,君王用它觀察風俗瞭解政治的得失,自我加以稽考修正。孔子精選了周詩,上起殷朝,下到魯國,共有三百零五篇,雖然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還能保存下來,是因為它是諷詩並能背誦,不單靠文字流傳。漢朝建立後,魯申公為《詩》進行解釋,齊國的轅固、燕國的韓生都為《詩》作解説。有的取自《春秋》,採用眾人的雜論,都不是《詩》的本來意思。如不得已而要用《詩》,只有魯《詩》最與《詩》本義相近。三家都被列於學校。又有毛公的學説,自稱是子夏所傳授的,而河間獻王喜歡它.就沒被列於學校。
《易》上説:“對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的區別,禮義有所規定。”但帝王的質樸和文采代代有增有減,到周朝時就規定得極為細緻,每一件事都要有制度,所以説:“禮經有三百條,禮儀的細節有三千條。”等到周朝衰落後,諸侯超越禮法的限制,厭惡禮法不利於己,都把它們拋棄毀掉了。到孔子時就不完備了,到秦國時,就遭到更大的破壞。到了漢朝,魯國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到孝宣帝時為止,後倉的最為明晰。戴德、戴聖、慶普都是他的學生,三家都被列在學校。《禮古經》出現在魯國的淹中和孔氏家中,同十七篇的文章相似,多出了三十九篇。至於《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上所見到的,大多是天子諸侯卿大夫的制度,雖然不能詳備,彳日仍比後倉等人推論《士禮》而向天子陳説的學説多。
《易》上説:“前代帝王制作音樂崇尚道德,隆重地進獻祭品上帝,供奉祖先。”所以從黃帝以下到三代,樂曲都各自有名稱。孔子説:“安定國家治理百姓,沒有比禮更好的,改變風俗,沒有比樂更好的。”禮和樂相輔相成。周朝衰落後,禮和樂都被破壞了,音樂之理尤其精妙,因為它的節奏在音律,又加上被鄭、衞之音所擾亂,所以沒有遺傳下來的規則。
漢朝建立後,制氏認為雅樂聲律,世代都在樂官,頗能記憶一些音樂的鏗鏘鼓舞的音節,但不能説出它的含義。六國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崇尚古樂,孝文帝的時候得到他的樂人寶公,獻上他的書,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樂》章。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喜歡儒術,同毛生等人共同採集《周官》和諸子學説中論説音樂的部分,撰寫成《樂記》,獻上八佾之舞,同制氏相差不遠。內史丞王定傳授《樂記》,把它授給常山的王禹。王禹在成帝時任謁者官,幾次論説它的意義,獻上二十四卷的記載。劉向校書,得到二十三篇的《樂記》,同王禹的不同,這方面的學問越來越衰亡了。
古代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君王的舉動一定加以記錄,其目的是以此使君主言行謹慎,其言行可為民之法則。左側史官記其言,右側史官記其行,行動記下來就是《春秋》,語言記下來就是《尚書》,帝王沒有不跟這相同的。周室衰敗後,書籍破殘損缺,仲尼想保存前代聖人的業績,就説:“夏禮我能説出來,但杞國的就不能全面驗證了;殷禮我能説一説,但宋國的就不能全面考證了凸這是文獻不夠的緣故,文獻足夠的話,我就能加以考證了。”因為魯國是周公的封國,禮節文采都完備,史官有法度,所以讓左丘明觀看了他們歷史的記載,根據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來建立功賞,根據失敗來加以責罰,藉日月來確定節氣的時間,藉諸侯朝見天子來端正禮樂。有所隱諱貶損的事情,不能見之於書籍,就用口傳授給弟子,弟子回去後所説的就互不相同了。左丘明怕他的弟子們各自按照自己的見解,以致失去真意,所以研究本來的事實而加以解釋,昌明孔於是不用空言來解説經文的,《春秋》所貶損的當代君臣,有權威勢力,他們的事情就寫進了解釋中,因此這本書就被隱藏起來了,沒有宣揚,用來避免遭到當時的災難。等到末世人們口頭傳説流行開來,便有《公羊》、《穀梁》、《鄒》、《夾》的傳。這四家之中,《公羊傳》、《穀梁傳》兩家被列在皇家學校講解,鄒氏沒有老師,夾氏沒有書。
《論語》這部書,是記載孔子回答其弟子及時人提問,以及其門徒相互問答的一部書。當時弟子對於孔子的言行各自有所記錄。孔子卒後,門人相互收集並記下來,所以稱為《論語》。漢朝建立後,有《齊論語》和《魯論語》兩家。傳授《齊論語》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等人,只有王陽是名家。傳授《魯論語》的,有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都是名家。張氏在最後,因而流行於世。
《孝經》是孔子對曾子講解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經地義之事,是人人應盡之事。從大的方面來説,所以叫《孝經》。在漢朝,有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授《孝經》,各成一家之言。各家經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壁中的古文不同。“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這兩句各家的説法都不合適,古文的字和斷句都不同。
《易》上説:“上古時代用結繩的辦法記事,後代聖人改用文字記事,百官用來治事,萬民用來辨別事物,這都是取之於《易經》中六十四卦中的《夬》卦。”“夬,用於王庭決斷事物”,是説它能宣揚在君王的朝廷,用處最大.古代的人八歲進入小學,所以《周官》的保氏掌管着教養國君主子的事,教給他們六書,稱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它們是造字的根本所在。漢朝建立後,蕭何創造了律令,也寫了這樣的條文,説:“太史考試學童,能夠背誦九千字以上書的人,才能當史。再用六體來考試,成績最好的任命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官民上書,字有不端正的,就要揭發舉報。”六體,就是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都是用來認識古今文字,摹刻印章,書寫幡作為信物的。依據古代制度,書一定要同文字,不知道的暫時空缺,然後來求教年老者,到了衰落的時代,是非沒有正確答案,人們都根據自己的想法來造字。所以孔子説:“我還趕上了史書中的缺疑不寫的地方,現在連缺疑不寫的地方也沒有了!”大概是對字漸漸不正確而感到悲哀。
《史籀篇》,是周朝時的史官用來教學童的書,字與孔氏壁中的古文字體相異。《蒼頡》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的;《爰歷》六章,是車府令趙高所作;《博學》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體又差別很大,造就是所謂的秦篆。這時候已開始創造隸書,起源於官府中訴訟案件很多,為了方便省事,這種簡便的文字首先用於處理徒隸事務的公文。漢朝建立後,鄉間的教師就合集成《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把六十字斷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合併而成《蒼頡篇》。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沒有重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都是《蒼頡》中的正字。《凡將篇》則有很大的出入。到元始年中,徵召天下懂得文字的人以百計,各命他們在朝廷中記字。揚雄選取其中有用的來作《訓纂篇》,順着連接《蒼頡篇》,又換了《蒼頡篇》中重複的字,共成八十九章。臣又繼承揚雄的作了十三章,共成一百零二章,沒有重複的字,六藝和各書所記載的字大致都齊全了。《蒼頡篇》中多古字,平庸的教師弄錯了它的斷句,宣帝時就徵召齊國的能糾正斷句的人,張敞去接受傳授,傳到他的外孫的兒子杜林時,他就作了解釋,與《蒼頡篇》並行。
六藝總共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比《七略》增加了三家,有一百五十九篇;減去了重複的十一篇。六藝的文章中:《樂》用來調節精神,是仁的表現;《詩》用來端正言語,是義的運用。《禮》用來明確規矩,明確了就容易見得着,所以沒有註釋。《書》用來推廣道德,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來判斷處理問題,是信用的標誌。這部書,體現仁、義、禮、智、信,相互補充,不可或缺,而《易》又為其本源。所以説“《易》的意義不知道,那麼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息了”,這是説同天地共始終的。至於五學,世代有變化,就像五行交替行事。
古代的學者邊耕種邊修養,三年而通曉一藝,保留它的大致內容,研究經文罷了,因此所用的時候少而積累的德行就多。三十五歲經就通了。後代的經和傳已經互相矛盾,博學的人又不思考多聽多疑的含義,而追求用支離破碎的僻義去逃避別人的詰難,牽強附會,巧為立説,破壞文字的形體;解説五個字的文章,達到二三萬言。後來的人相互攀比,所以幼童抱守一藝,到頭髮白後才能講説。安於他所學習的,詆譭他所沒有見過的,最終自己欺騙了自己。這是學者的大患。總括六藝為九種。
儒家學派,其源頭來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輔助君主順應陰陽提倡教化。它研習六經,專心於仁義之間,遵循堯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為宗師,來顯示他們言辭的分量,其道最為高深。孔子説:“如果要對人有所讚譽,就要對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興旺,已經證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經不知其精妙細微之處,而偏邪的人又隨着時代進退,違背偏離道的根本,只是用來博取眾人的尊敬.後來的人以他們為榜樣,因此《五經》互相矛盾,儒家學説漸漸衰微,這就是見聞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道家學派,是由史官而來,道家著作記載歷代成敗存亡禍福之道,但能秉要執本,清淨虛無以保持自我節操,謙卑柔弱以保護自我,這是君王統治之術。與堯的自我約束謙讓,《易》的含恨隱忍相合,能一謙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蕩的人來修道,就想全部拋棄禮儀,並放棄仁義,説只要清淨虛無就可以太平。
陰陽家學派,出於天文曆法之官,他們敬順上天,觀測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謹慎地告訴給人民以農作的時間,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拘泥的人來實行,就會受到禁忌的牽掣,拘泥於小的技能,放棄人事而從事於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學派,起源於法官,主張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以刑法輔佐禮制。《易》上説“前代君王以嚴明的刑罰來整頓法制”,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刻薄的人來施行,就不要教化,放棄仁愛,只施行刑法而想達到太平,以至於殘害至親,恩將仇報。
名家學派,出於司禮之官。古時名號地位不同,所行的禮節也就異等。孔子説:“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則所説的話就不順當;所説的話不順當,則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喜歡攻擊別人隱私的人來施行,也就只會賣弄一些屈曲破碎、支離錯雜的言辭罷了。
墨家學説,起源於看守宗廟之官。這種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儉樸;贍養三老五更,因此他們博愛;挑選士於舉行大射禮,因此他們尊重賢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輩,因此他們迷信鬼神;順應四季而行,因此他們不信命運;以孝來昭示天下,因此他們對他人則求其同。這是他們的長處。可是愚者對此,就會因節儉的利益來反對禮節,推行博愛,但不知道分別親疏。
縱橫家學派,當出自接待貴客之官。孔子説:“背誦了《詩》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隨機應對,即使背誦的《詩》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又説:“使者啊,使者!”是説使者應當權衡事情,見機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辭,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邪惡的人來加以從事,就會重在弄虛作假而拋棄誠信。
雜家學派,當出於議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國家體制有這些家和派,預見治國沒有不貫通,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縱的人來參與,就會漫無邊際而無所依託。
農家學派,當起源於主管農業之官。播種百穀,致力耕作和蠶桑,以求豐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貨。孔子説“所重視的是百姓的食物”,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鄙陋的人來主辦此事,認為不用事奉聖王,想讓君臣一同耕作,打亂了上下等級的秩序。
小説家學派,應當出於收集民間傳説的小官。是由街談巷語,道聽途説的人所製造的。孔子説:“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觀的地方,向深遠處發展,恐怕就會拘泥,因此君子不幹。”但也沒有消滅。民間有小智慧的人來進行傳播,也使它連續不被遺忘。如果有時有一句話可採用,這也是草野狂夫的議論。
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種,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減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中可觀的只有九家罷了。都興起在王道衰微,諸侯主持政治的時候,當世君主,好惡相當懸殊,因這九個學派羣起並立,各自堅持自己的學説,崇尚他們好的一面,以用來遊説各國君主,希望取得諸侯王支持。這些學説雖然有差別,就像水火一樣,相減也能相生。仁與義,敬與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補充促進。《易》上説:“天下歸宿相同而道路各異,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現在不同學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長處,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綜合他們的要領,也是《六經》的支和流的關係。假使這個人遇到明王聖主,得到他的公正對待,就都能成為輔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説:“禮制失去了就向民間尋求。”現在距離聖王久遠,道德缺乏,沒有地方再去尋求,這九家,不就比民間學説有所超越嗎?如果能學習六藝學術,再鑽研這九家的言論,揚長避短,就可以通曉各方的謀略了。
古書上説:“不能歌唱而只朗誦就叫做賦,爬到高處能作賦可以當大夫。”是説能夠觸景生情發為文辭,才智出眾可與共商大事者為大夫。古時候諸侯卿大夫同鄰國交涉談判,用精微的言語來相互交談,在賓主相見的外交場合,一定要引用《詩》來表達自己的志向,不外乎以此來判別賢能和不肖並觀察對方的盛衰。所以孔子説“不學習《詩》,就沒有話可説”。春秋後,周朝王道逐漸被破壞,諸侯之間通問修好時歌詠不再出現在各國,學《詩》的人隱逸在民間,賢能失志的人就去創作賦了。大儒孫卿和楚國的大臣屈原遭到讒言而為國擔憂,就都創作賦來進行諷諫,都有古詩哀傷的意味。這之後有宋玉、唐勒,漢朝湧現出枚乘、司馬相如,一直到揚子云,爭着寫出華麗繁冗的文辭,淹沒了諷勸的意義。因此揚子云對此彳良悔恨,説:“詩人的賦華麗有原則,辭人的賦華麗無度。就像孔氏的門人使用賦一樣,就有賈誼登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們不用賦又怎樣呢!”從孝武帝設立樂府並採集歌謠後,於是有代國、趟國的歌曲,秦國、楚國的風格,都是對於事物有哀樂之感,因事而作,可以藉此以觀察風俗,知道政治的得失。
兵技巧家,主張練習手足的靈活,使用器械則得心應手,熟用弓弩,以求攻守之勝。
總計兵書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有四十三捲圖。減去了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複的,加入了《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把《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放入到禮中。
兵家學派起源於古代司馬之官,是王官的軍備。《洪範》八種政事中,第八是軍事。孔子説治理國家的人“要有豐富的糧食和充足的軍隊”,“因為不教育老百姓懂得作戰,就等於拋棄了他們”,這是表明軍隊的重要性。《易》説“古代的人用弦木製造為弓,把木削為箭,弓箭的鋭利,可以威行天下”,它的用處很大。後代銷金為刀,割掉皮革作為鍾甲,器械很完備。到了湯武承受天命,用軍隊戰勝動亂而幫助百姓,用仁義來感動他們,用禮讓來行動,《司馬法》是他們遺留下來的事情。從春秋到戰國,出奇招設伏兵,變化狡詐的戰爭時常發生。漢朝建立後,張良,韓信編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刪去沒用的,選取重要可用的,確定了三十五家。呂姓專權後就盜取了它。武帝的時候,軍政楊僕拾取遺文散籍,記錄下來上奏兵錄給皇上,仍沒有全面。到了孝帝、成帝時,命任宏評議編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學家排列二十八宿的順序,推算金木水火土五星和日月,用來記錄吉凶的徵象,聖王用來作為政治的參考的。《易》上説:“觀察日月星辰在宇宙間分佈運行的現象,來考察時世的變化。”然而星事兇險,不是精細之人不能加以運用。觀察景象來責問形體,不是英明的君王也不能歸順聽命。用不能運用星事的大臣,來規勸不能接納的君王,這就是兩邊都有危害的緣故。
歷譜是排列四季曰行之方法,確定春秋、秋分、夏至和冬至的節氣,推合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時辰,以考察寒暑殺生的實際情況的。所以聖王一定要端正推算節氣的度,以確定三統服色的制度,又以探索五星曰月交會的時間。兇險的憂患,吉祥的喜悦,它們的方術都由這裏產生。這是聖人知曉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高才能的人,誰能夠參預這件事!道德敗壞後,擔心歷譜出於小人而強自想知道天道的人,破壞大的用來作為小的,削減遠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仁、義、禮、智、信五常的外在形氣。《尚書》上説“初一叫五行,初二叫羞用五事”,是説進用五事來順應五行。貌、言、視、聽、思中心失去了,金、木、水、火、土的次序就混亂,五星的變化就開始發作,這些都是出於律歷的數而分化為一部分。它的方法也是起源於五德終始,推演它到極致就會沒有不能達到的地方。而小數家因此以它作為吉凶的象徵,流行在世間,逐漸變得混亂。
蓍龜是聖人用來占卜吉凶的。《尚書》上説:“你如果有很大的疑問,就用卜筮來決定。”《周易》上説:“確定天下的吉凶,促使天下的興旺發達,沒有比蓍龜更好的了。”“因為君子將有所作為,有所行動,就用他的言語來詢問《易》,《易》很快就會告訴他吉凶,不分遠近幽深,便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除了天下最精誠的人,還有誰能成為這樣呢!”等到到了衰落的時代,對於齋戒就懈怠了,屢次使用卜筮,神明就不再顯靈了。所以卜筮時輕慢,神靈就不會加以預告,《易》把這作為忌諱;龜神感到厭煩了就不會顯靈,《詩》以此作為警戒。
雜佔是記錄各種事物的表象,觀測好壞的徵兆的。《周易》上説:“占卜可以知道將來。”各人所佔的都不一致,就以夢為準,所以周朝設有這占卜之官。《詩經》上所記載的熊羆虺蛇眾魚旟旗的夢,寫明是大人的占卜,用來考察吉凶,大致參照卜筮。《春秋》解説妖説:“人們所忌諱的東西,它的氣焰招來災害,妖是由人興起的。人失去常態那麼妖孽就興起,人沒有空隙可鑽,妖孽不會自行產生.”所以説:“道德太勝就不吉祥,仁義太繁瑣就不順。”桑和谷一同生長,大戊因此興盛;鴝和雉跳到鼎上,武丁就成為宗主。但迷惑的人不從自身加以考察而忌諱妖孽的出現,因此《詩》上諷刺説“召來他們的老人,詢問占夢的吉凶”,對他們捨本憂末,不能戰勝災禍感到痛心。
形法家研究相地、相宅、相人之法術,其大者可以相九州島之地勢以建立城郭屋舍,又可相人及六畜之骨法,以及器物之形狀以求其吉凶貴賤的。就像律管有長短,各自發出自己的聲音一樣,這不是有鬼神,而是數的自然體現。但形和氣首尾相連貫,也有有形但沒有氣,有氣沒有形的,造就是精妙細微的獨特之處.
總計數術類著作共有一百九十種,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家包括天文、曆法、五行、占卜之類的法術,都是掌握祭祀天地、宗廟記錄史事和占卜的官職。史官被廢很久了,有關數術的書已經很不完備,即使有書也沒有能夠通曉其事的人了。《周易》上説:“如果沒有其人,道是不會徒然運行的。”春秋時魯國有梓慎,鄭國有裨灶,晉國有卜偃,宋國有子韋。六國時楚國有甘公,魏國有石申夫。漢朝有唐都,差不多粗略懂一點。大概是有原因就容易一些,沒有原因就困難一點,所以依照舊書來編排數術為六種。
醫學著作是探求人的血脈、經絡和骨髓、陰陽、表裏的,以此來闡發百病的根源所在和死生的界限,使用時度量石針以及熟湯與烈火所產生的影響,再來調整百藥相配所適宜的情況。等到達到調和狀態,就像磁石取鐵,用一物來役使另一物。笨拙的人失去了分寸,就把病癒的當作病重的,把要活的當作要死的。
古代醫學的方劑是依據草和石的寒温性質,揣度疾病的深淺,藉着藥味的作用,順應氣感適宜,明察五臟六腑所適用各種性味的藥物,得到寒涼與温熱的藥劑,以溝通閉塞解除癥結,使它恢復到平衡。至於做法不合宜的人,用熱更加熱,用寒更加寒,使精氣內部受到傷害,不表現在外,是特別嚴重的失誤。所以諺語説:“有病不去治療,是符合醫學理論的。”
所謂神仙之術是保養性命的真精元氣,向身外大自然廣求養生之道的工具。估且用來淨化安定心靈,視死生沒有分界,沒有驚懼在胸中。然而有的人專門來從事這些事,就會使荒誕不實怪異迂闊的文章日益增多,不是聖王所用來作為教化的東西。孔子説:“尋求事物的隱蔽之理和行為怪誕,後代將有所遵循,我不幹這樣的事。”
方技類著作共三十六種,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都是使生命生長不息的工具,是天子之官的職守。太古時候有岐伯、俞拊,中世紀時有扁鵲、秦和,都是議論病理而涉及國家的治理,探求病症來知道政事。漢朝建立後有倉公.現在他的技巧方法埋沒,所以整理編纂他的書籍,依次排列方技為四種.
總計,六略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增加三種、五十篇,減少兵家十種。
參考資料
  • 1.    張舜徵.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