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遠

張志遠，幼承庭訓，讀經書，習醫術，於經、史、子、集多有涉獵。青年時代懸壺魯北，享譽一方。1957年始先後執教於山東中醫進修學校、山東中醫學院，講授中醫婦科、醫學史、各家學説等，醫、教、研並舉，知識淵博，經驗豐富，主編《醫林人物評傳》、《醫林人物故事》等，輯有《張志遠醫論探驪》，窮四十年之心血著成《中醫源流與著名人物考》，發表論文400餘篇，成為對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2017年11月7日9時12分，國醫大師、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志遠因病醫治無效，在濟南逝世，享年98歲。 ^[2] 

2017年6月29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衞生計生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張志遠 “國醫大師”榮譽稱號，享受省部級先進工作者和勞動模範待遇。 ^[3] 

2019年9月29日，被授予“全國中醫藥傑出貢獻獎”稱號。 ^[4] 

中醫學問深奧，學好難，成家更難；但其中必有方法可鑑，張志遠的治學經驗或許有不少啓發。

1.文學修養為根基，勤學博覽是舟楫

張氏自幼受家庭影響，又天資聰穎，刻苦好學，很早就奠定了堅實的古文基礎；稍長，即涉獵經、史、子、集而成為有名的學者。尤對易學深有體會，以至影響了其醫學生涯。

及習醫後，舉凡《內》、《難》、《傷寒》以至後世諸家之書，更是無所不讀，促使其醫學理論日趨豐厚，造詣漸深。為廣見聞，開拓思路，還廣泛搜求各種史料(正史、野史)、筆記、小説等，雖年逾古稀，未嘗釋卷。尤其注意科技新動向，對新興之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論等，亦頗有興趣，主張多學科研究中醫，使之現代化。以其學識淵博，人稱“活辭典”。當然，博覽不可濫，讀書不能死，應讀有所用，學以致用，要正確選擇材料，講究其時效性、價值性，熟知者、過時者一目十行；生疏者、有用者精讀細研。所以，張氏仍能背誦許多書籍的重要原文，也積累了大量的讀書卡片、筆記，成為研究中醫藥的資料。

2.承授師傳入門徑，刻意創新登堂室

張氏少時學醫，得到父輩及老師的指點，先理解中醫基本概念，繼而掌握基礎理論，然後誦讀脈法、湯頭歌訣等，再修臨牀課，始習外科、兒科，後及內科、婦科，羽翼漸豐，終以內、婦科成家，尤長於婦科。張氏完全繼承了父輩外、兒科之經驗，又轉向內、婦科，這與其刻意創新是分不開的。依樣葫蘆故然簡單，但中醫不會發展；只有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日新其用，開闢新路，中醫才有生命力。因此，他不僅繼承了家學，且使之有所發展，諸如對婦科不孕證等疑難病的辨治，尤其對“婦科十治”的總結，頗具匠心。其對各家學説的研究亦反映了他的革新思想。

3.析清源流尋法寶，廣泛臨牀求卓效

中醫學術，博大精深，初學者多望洋興嘆。張氏則認為，學習中醫有規律可循，中醫歷數千年仍存者，乃其基本理論及可靠的治病方法。自《內經》以來，基本理論之模式未變，而辨治疾病的方法卻代有發展。這就要求初學者先掌握基本理論，待入門之，即應循討源流，抓住其發展脈絡，由此亦可瞭解中醫學術發展規律，開啓思路。在澄清源流時，還可根據需要，不失時機地挖出治病法寶，豐富學識、經驗。但是，“紙上得來終覺淺”，中醫尤其如此，飽讀經書不一定能治病，因此，臨牀實踐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臨牀，一可以加深對中醫學的理解；二可以驗證所學正確與否；三可以發現前人的片面與不足，提出問題；四可以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途徑。如此，則前人的理論與經驗得以發展，臨牀療效不斷提高。如張氏自制的“崩漏丹”，即是集眾家之長，又結合實踐的產物，治療崩漏有突出療效。

4.他山之石可攻玉，現代醫學須熟知

張氏強調，無論中醫、西醫，皆各有長短，善為醫者，應巧於取長補短，而不可立門户之見。中醫界有“保守”者，排斥西醫，以至臨證出現笑話，甚至發生醫療事故。張氏自五十年代即注重學習西醫，不僅熟練掌握其基本知識，而且能用其長，靈活地將客觀化驗檢查結果與中醫診治相結合，彌補了中醫過於抽象，或“無證可辨”時的不足。如對肝病的辨治，常參考化驗結果，及時修訂治療方案，取得滿意效果；對心臟疾患，亦參照心電圖等的提示，分別病情，投予經驗方藥，往往收效更捷。當然，張氏非唯“客觀指標”論者，更反對中醫西化，因二者是兩種理論體系，如西醫的“炎症”不能等同於中醫熱證；西醫注重局部、“標”的治療，中醫則相反。其中關鍵：以現代醫學檢測做參考，辨治不離中醫理、法、方、藥。

1.倡論“醫易相關”説

張氏認為，《周易》乃“羣經之首”，其對中醫學的形成和發展，有重大影響。

《周易》雖無陰陽二字，但其認識自然、分析事物的“兩點論”卻很科學。其中乾、坤二卦為基石，由此衍生了八卦、六十四卦，揭示了自然界萬事萬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規律。乾坤乃陰陽之肇基，因此，一部《周易》所體現的主題就是陰陽變化規律，它為《內經》的陰陽學説奠定了基礎。《內經》有關陰陽的特性、陰陽的關係及其變化，以至對自然的認識，無不與《周易》相通。特別是易學“兩點論”的思維方法，框定了中醫思維模式，如其中的上下、內外、出入、進退、損益、吉凶、否泰、存亡等分析事物變化發展的方式，開啓了古醫家之悟門。

如《周易》乾卦九五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即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其高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的濫觴；後世張元素的藥物分類、李杲的昇陽舉陷方劑、張仲景的承氣湯，以及吳瑭之温病三焦治療大法，均沿用了“上下”互相對待關係的理論。

《周易》之卦變不離“盈虧”，每卦都有“—”(陽)、“--”(陰)組合的不同，從其陽與陰的變化，可知其損益。鑑於此，《內經》即有“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形成了中醫補虛瀉實之治則，從而指導了中藥的分類遣用，或攻邪，或扶正，用於治病，以求“陰平陽秘”。

其它如“內外”、“水火”、“剛柔”、“動靜”等注入醫學中，對中醫理、法、方、藥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易學思維模式中誕生的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八綱辨證，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之十劑，充分體現了“醫得易之用”的觀點。即便中醫史上“貴陽抑陰”觀的出現，亦是《周易》中“天尊”、“大哉乾元”肇其端。

2.研究各家重源流

各家學説雖重在研究醫家，但不能孤立看待；當然，亦不可專主學派。正確的方法應是考證人物、辨析學術淵源、提煉學術思想並舉，以便全面掌握。對每位醫家，應按其師承、私淑關係、學術傾向、臨證特點劃分流派，歸於系統；同時，也不拘於流派，而應突出醫家各自的特點，否則，就會以偏概全。如葉桂的胃陰學説、久病入絡説，即屬温病學範疇之外的貢獻。

探討各家學説應注意補偏救弊，對醫家的評析應平正通達。每位醫家都有自己的學術淵源、學術背景，因而，其主張自各有別；對醫學的貢獻突出在某一方面，不可能有面面俱到，將中醫全面推進的醫家。這就要求我們善於把握各家之長，綜合為一體，以便獲得較為系統、完善的學説。也正是他們各自在不同角度有所研究，取得成就，才使得中醫學不斷完善、發展。所以，後人不能以某位前賢傾向於某種觀點而非之。實際上，他們強調某種理論的重要性，並非輕視其它理論，如劉完素主火熱病機學説，但他必不會以苦寒藥來治寒證；李杲倡脾胃論，但他也不會以升柴來治火逆。當然，古代醫家都有長有短，如張從正主張攻邪已病，對正氣不足之治顯屬缺憾；趙獻可善補命門水火，於其它臟腑則重視不夠，等等。因而要全面而客觀地評析他們的學術思想，取長補短，才能獲取較完善、全面的理論和經驗。此外，研究者亦不要拘於前人或他人之定論，而應仔細考察，以免認識片面。如，葉桂善養胃陰，但其對胃陽不足的調治，知者甚少。葉氏既重胃陰，亦重胃陽，對治胃陽虛之證有豐富經驗，如胃中無火的食谷不化，主用辛甘温煦，鼓舞胃陽，常少加附子以理胃陽，且頗具匠心地用粳米理胃陰，以得通補兩和陰陽之妙。葉氏還將胃陽與脾陽作了明確區分，胃陽受傷屬腑病，應以通為補；脾陽不足，可用升柴順其性以補之。

張氏對醫家的生平、著作進行嚴格考證，填補了不少空白；對醫家學術的辨析與驗證，亦多精闢之論。如“成無己學術思想發微”、“丹溪相火論評析”、“論景嶽陰陽觀”及“張仲景《傷寒卒病論》考析”、“吳瑭生平史略”、“温病學派大師葉桂”、“張錫純用石膏”等論文，均是其悉心研究的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張氏強調臨牀實踐乃研究各家學説不可或缺的途徑。因前人的理論、經驗均來自實踐，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理解、運用，並判斷其正確與否，才能進一步發展它。

張志遠不僅理論上有建樹，而且畢生重視臨牀，善於師法古人而勇於創新。不僅對婦科有獨到經驗，內科證治亦多體會，如學習喻昌“大氣論”及張錫純“升陷湯”法，自擬“通陽解蔽升氣化痰蠲飲湯”(黃芪、肉桂、蒼朮、茯苓、薤白、柴胡、升麻)，用治大氣不足、痰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