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兩家”，即儒家和道家。

在世界儒家文化圈裏，中國是核心和發源地。儒家在治人和治國上強調兩方面，一是“以德”，另一個是“以禮”，簡稱為德教和禮教，“以德”就是以德規範人的思維和思想，“以禮”就是以禮來規範人的行為。內部用“德”規範人的思維，外部用“禮”規範人四肢的行為，“克己復禮”即是剋制自己符合社會的大禮，這也是儒家的核心觀點，教你怎麼做人做事。

道家的觀點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講的是世界觀的由來及其由什麼構成；道家的第二個觀點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講的是世界有陰陽兩極，人也有陰陽兩類，這是一種方法論，為的是怎樣破解這個世界。

歷史根源——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1] 

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封建社會和“官本位”內在聯繫有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徵：

一、從經濟基礎和生產關係上看，封建社會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員，官員按照級別分封土地。與皇帝同父異母的人都定為同姓親王，擁有皇帝分給他們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權體制，從州、郡、縣到中央，通過官來集權，實行金字塔結構，這樣的社會必定導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會推崇皇權至上，普天下皆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説了算。封建社會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極致，社會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來自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

計劃經濟的體制特點表現在：一是在政治方面集權，新中國成立後，主要是一邊倒學習蘇聯，中國“官本位”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學習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二是在經濟方面壟斷。三是在政府方面管制過多過細，最後導致一是黨政不分，即以黨代政；二是政企不分，即政府管制企業，實行原料國家供，幹部國家派，利潤國家收，資金國家給，把企業變成政府的附屬物；三是政事不分，設置大批事業單位，實行準政府職能。計劃經濟強調“官本位”的表現：一是在管理機制上過於集權；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經濟效益和利益；三是隻講公平而沒有效率，平均主義慢發展，造成短缺經濟。排隊憑票購物這些都是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徵。最後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造成了“兩個不適應”，即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這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要告別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現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體制是強化“官本位”的體制性根源。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後，社會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總體來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特別是幹部管理體制和計劃經濟相比，沒有太大的改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襲了計劃經濟的垂直任命制，給強化“官本位”帶來了體制土壤和體制條件。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切入和剖析：

一是官設的太多。中央集權和垂直任命制導致官設得太多，機構多、攤子大，官員多、人滿為患，比如在中國有的地市副秘書長就有11個，助理達到十幾個，這種吃飯財政增加官民比，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實行對口設置機構，中央有什麼機構，省、縣就有什麼機構，甚至到鄉、鎮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後導致七站八所，從建國初鄉公所的七八人，到一個鄉、鎮公職人員達到250餘人，這都是由體制帶來的弊端。

二是選官的機制太死。還是少數人在少數人的圈子裏選幹部，由於是上邊給下邊發烏紗帽，造成在幹部選擇導向上的失誤，讓幹部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誰給發的烏紗帽就對誰負責；過度追求短期行為，而沒有長遠打算；以GDP論英雄，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幹部都形式主義，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績工程，取悦領導，等着提拔，對民生工程不重視，造成一屆政績幾屆包袱。

三是權力的設置過於集中。個人專斷，少數人説了算，導致幹部追求部門個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審批，輕視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產品，社會上的幹部還是都在研究怎樣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嚴重惡化了經濟發展環境，是經濟發展不快的一個主要體制性原因。在權力設置上沒有實行分權和制衡機制，而是過於集中，少數人説了算和個人説了算。

四是管官的機制太虛。官任命後，給了他權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監管問題。中國的“官本位”制度導致管官的機制太虛，重授權而輕監督，重集權而輕分權，最後導致虛監督和軟監督，只有體制內的監督，而沒有體制外的監督。比如説紀檢委、審計委等都是內部的監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黨和民眾的監督，新聞監督也有諸多禁區。這種體制內的監督導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官場腐敗事件層出不窮，原因就在於此。為此，需要新聞輿論界的這種外在的監督。

“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相對於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而被廣泛應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即是以黃金為單一價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價值。“官本位”把是否為官、官職大小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縱觀歷史和現實，“官本位”這一在特定歷史語境下形成的術語，其現實內涵遠比字面意思豐富。

以“官”的意志為轉移的利益特權、“唯上是從”的制度安排、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以是否為官和官職大小評價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

作為一種意識層面的現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階層的利益需求。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識濃厚，就是因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謀利。有的領導幹部視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以及自己的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為既得利益，不是用這些職權和條件來為黨、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從政看成是謀取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想方設法追逐對公共資源的特權，撈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領導幹部面臨抉擇時，先為自己和子女、親屬着想，為自己的小團體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羣眾的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拋在了腦後；有的剛剛提拔，就急於要車子、房子、待遇，“該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該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會上有人先富起來，看到自己的同學、戰友或過去的同事成了“老闆”、“大款”，心裏就失衡，就想自己怎麼趕緊富起來，等等。這種特權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層次驅動因素。

“官本位”意識在現實中也有制度支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從”。在一些地方，上下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的工作關係，而是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權力的等級關係。在這種單一行政化體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獨尊，“一言堂”，是否對錯的評判標準不是實踐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員的意見成了判斷正誤、善惡、美醜的唯一標準，並且官越大説的話就越正確；對下級官員説來，一切只對能決定其個人命運的上級官員負責。另一方面是職級的泛化。“官本位”總是與“級別”緊密相連的，“級別”是體現“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除了行政職位有級別，很多與“級別”不相干的空間也逐漸打上了“級別”的烙印。企業有級別；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當於多大官，以至於鬧出“處級方丈”、“局級住持”這樣讓人笑不出來的笑話。

“官本位”是以“官”為本的價值取向。

一些領導幹部以仕途為個人事業的選擇導向，把“升官”作為出人頭地的唯一途徑。在一些領導幹部看來，“做官才有出息、從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廕子、光宗耀祖，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於是，“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不少商人經商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從政，是為了用錢“捐官”、“買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納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編的官帽子。一些已經當了“官”的幹部則熱衷於搞“自我設計”，擺不正個人和組織的關係，把做工作當作升官的階梯，或是向組織伸手要官的籌碼。一些人為了個人的升遷，急功近利，虛報浮誇，欺上瞞下，不擇手段。一旦達不到目的，就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關係，走門子，四處活動，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把所有職務職稱、個體身份、地位都相對應於或摺合成一定級別的官階，並以官階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實學、對社會的實際貢獻來衡量個體的價值，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會心理。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職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會名聲、經濟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專車檔次，等等。

遏制“官本位”意識，讓“民本位”成為廣大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自覺追求，必須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推進市場化進程，營造創業富民環境，深化幹部制度改革，促進“民本位”觀念的推廣和強化。

切實加強思想教育是遏制“官本位”的首要任務。破除“官本位”意識，必須通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設，解決好權力觀問題和“人治”觀念問題。領導幹部要加強自身修養和黨性鍛鍊，自覺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認真改造主觀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養，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真正做到為民盡責、為國竭力、為黨分憂；樹立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使法律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充分體現出來，讓法律面前無特權落實起來，堅決杜絕特權意識和特權行為，避免以權干涉法律或者以權壓法。

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是遏制“官本位”的重要內容。完善的民主制度和保障機制是“官本位”意識的天敵。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擴大基層民主，完善城鄉基層政權、基層羣眾自治性組織、企事業單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深入開展政務公開，保證人民羣眾依法行使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要為社會各階層提供利益表達的制度平台，建構起反應靈敏、溝通快捷、運轉高效的利益訴求機制。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通過多種渠道和形式廣泛集中民智，使決策真正建立在科學民主的基礎上，使依法、依程序作出的決策，得到有效的貫徹。加強廉政法制建設，真正形成用制度規範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保證幹部廉潔從政。

培育創業創富環境是遏制“官本位”的關鍵所在。只有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人民羣眾從業的選擇面越來越寬，個人全面發展的前景越來越廣闊，人民羣眾才不會擠從政這條獨木橋。特別是隨着就業率的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增加，與官員的實際收入差距縮小，人們的傳統“官”念才會隨之發生根本轉變，當官才會不再是社會上最令人羨慕的職業。政府要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尊重、培養、關心、愛護市場主體和納税人，積極培植創業環境，特別是要放開手腳，放低門檻，放活要素，開渠放水，讓社會成員真正富起來，從根本上打破“官本位”。

深化幹部制度改革是遏制“官本位”的根本保證。職位、權力是持“官本位”者的命根子。又想當老爺，又想得實惠，又怕丟帽子，是一些官員的心病。要進一步健全乾部考核體系和評價機制，客觀公正地看待幹部，科學準確地識別幹部，保證那些紮紮實實為羣眾幹實事、真心實意為羣眾謀利益的優秀幹部能夠進入組織選拔的視野。要改進民主推薦工作，搞好民意調查工作，積極擴大羣眾參與，使那些一心幹事、實績突出的人才能夠推薦得上來，碌碌無為的庸才能夠淘汰得掉。要建立對領導班子解決民生問題考核的長效機制，加強監管、任務量化，把解決民生工作的效果與考核、晉級有機結合，確保獎罰到位，形成以工作實績和人民羣眾擁護決定幹部命運的體制機制，對危害民生利益問題的行為和現象下大力氣整治，對民生利益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並造成嚴重後果的領導幹部要進行責任追究、嚴肅處理。

“官本位”意識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維護和服務於官僚集權體制。“官本位”意識不但與科學發展觀相背離，與以人為本相對立，而且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南轅北轍，是對黨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現實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礙改革創新，制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也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政府公信力，動搖黨的執政基礎。

“官本位”阻礙改革創新。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看中的是能夠給自己帶來種種好處的權力，牽掛的是高高在上的職位，他們不願意因為改革創新使他們受益的體制和權力動搖，總是想方設法阻撓改革創新的進行。由於以官為榮，大量的科技人才放棄自己的專業特長，投奔官場，造成企事業單位、生產第一線人才不足，而機關疊牀架屋，人浮於事，人才大量閒置浪費，無人改革創新；由於以官為上，官大一級壓死人，人人唯上是聽，唯官是從，民主氣氛淡薄，人人循規蹈矩，遵守官場習俗，唯上、唯書氣息濃厚，不敢改革創新；由於以官為本，一切行為圍繞官級晉升轉，必然導致社會浮躁，追逐官位名利，無法沉下心幹事創業，嚴重抑制了人們創業創新的積極性。

“官本位”制約科學發展。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把“當官”作為價值追求，幹事創業不是為了人民羣眾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為了一己之私的“烏紗帽”，在這樣的思想意識支配下，追求政績難免陷入誤區。有的重近輕遠，注重多出政績、快出政績，對長遠發展缺乏統籌謀劃；有的重表輕裏，習慣於做表面文章，對一些實質性的問題不夠重視；有的重顯輕“潛”，熱衷於幹看得見、摸得着的工作，忽視短時間內無法顯現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輕人，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較少顧及人民羣眾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有的重局部輕全局，只從局部利益出發，不從全局考慮問題，甚至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犧牲全局利益，等等，這都是“官本位”意識的具體體現。在這些情況下，上一屆的“政績”就會成為後幾屆的包袱，“政績”變成“政疾”，必然會對發展帶來無窮後患。

“官本位”損害羣眾利益。“官本位”意識的要害，就是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不負責任，對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負責任，只對自己或小團體負責。存有“官本位”意識的幹部想升官的目的，無非是隨着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權勢的提高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不能正確履行職責或不履行職責，甚至濫用權力，從而會給社會、羣眾和國家帶來極為嚴重的危害。現實中，一些黨員幹部當官只為求升遷，為撈取“政績”不惜損害羣眾利益；當官只想做老爺，對羣眾的冷暖疾苦漠不關心；當官只管謀私利，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當官只圖享清閒，不瞭解羣眾願望，不願做、不敢做、不會做羣眾工作，等等，都是執政為民的意識不強，“官本位”意識在從政行為中的現實表現。

“官本位”助長用人腐敗。“官本位”作為以官為本、以權為綱、以仕途為個人事業選擇導向的一種意識和價值取向，強調的是一切服從於官級地位、一切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價值追求和評判人生價值大小的標尺，而且當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羣眾難以企及的特權。正因為“官本位”有這麼多的功能，在一定社會層面形成了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強勁的買方市場，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盛行。一些幹部本身不夠資格條件，卻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花錢買官；有的是想為“仕途”加砝碼，通過買官走“捷徑”；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會吃虧，加入了買官行列。買官者雖情況各異，但都是企圖以錢換權，謀取更大的私利。這些人一旦得逞，就會反過來以權換錢、“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們為民謀利？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這些在小時候耳熟能詳的勵志口頭禪，實際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實寫照。中國是重“官”的社會，人們都想當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什麼是官本位？官本位首先是一種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國流傳了幾千年。在封建社會，王侯將相，官分九品，形成龐大而嚴密的官本位體系。整個社會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的體制結構，所有的人、所有的組織和部門，都分別歸入行政序列，規定其等級，劃分其行政權限，並最終服從統一的行政控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會權力結構嚴格而又系統，高度集權而又等級森嚴，全社會就是一個以行政權力搭建起來的金字塔，塔的頂端就是皇帝。在這個寶塔形的體制結構中，等級森嚴，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權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顯赫。上下級之間不是雙向互動運行關係，而是下級完全隸屬於上級，一切聽命於上級；對下級官員説來，一切只對能決定其個人命運的上級官員負責。在單一行政化的體制下，不是整體的規則、秩序和法理的統治，而是個人的統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長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現代社會，當官仍然有特權，可以獲得比別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們的尊重，還可以有信息獲得的高位勢。

官本位是一種思想意識、一種價值取向。作為一種意識和價值取向，是指以官為本、以權為綱，以仕途為個人事業的選擇導向，同時又用做官來評判人生價值的大小。一切為了做官，做官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廕子、光宗耀祖，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連“祖墳也會冒青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官為百業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頭地。處於社會下層的人們，要擺脱貧困和低賤的社會地位，除了入仕，別無他途。人們把“升官”作為出人頭地的唯一途徑。讀書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於是乎，“學而優則仕”，“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成了人生兩大幸事。就連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經商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從政，是為了用錢“捐官”、“買官”。“賣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強勁的買方市場。官本位意識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維護和服務於官僚集權體制。“范進中舉”後的種種神態，恰是這種觀念生動而真實的寫照。

官本位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意味着當官就有尊嚴，有權就有一切。人們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社會上形成了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及其現象的盛行。官職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會名聲、經濟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專車檔次。官級不僅影響活人，人死後有沒有追悼會、悼詞長或短、安葬誰掏錢、安葬在何處，都視官職大小而定。各種會議，甚至是學術會議或專業會議，行政領導都要頭排就座，而且特別講究領導與會級別、座次安排，以至於會議座次安排是政府會議管理的最大學問，企業中的領導與下屬也得看他相當於多大的官。官本位現象已經覆蓋了全社會，孩子們也沾染官癮。一個幾十人的小小班級，除了班長、副班長，還有學習委員、勞動委員、衞生委員、體育委員、文藝委員，少先隊系統還有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帶官銜的幾乎佔去班級的一大半。孩子們常常為了多一道“槓”而爭得面紅耳赤。實在沒法安排了，可以當一個科代表。一個孩子當了值周生就高興了一個禮拜，因為他從來沒當過班幹部，值周生至少可以過一週的官癮。家長們為給孩子謀個一官半職，不惜給老師請客送禮。

官本位不是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而是通俗的説法，最早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這種説法起源於經濟學上的一個專用名詞——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一種貨幣制度。以黃金為單一的價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價值。由此看來，在最初提出這個名詞時，官本位至少有這樣一層意思：把是否為官當成一種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隨着社會的發展，其含義漸豐，不僅限於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來涵義的異化。本來，官是一個較為好聽的名稱：處理國家公務曰官。官者，公也。《漢書·蓋寬饒傳》中説：“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説苑至公》：“博士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斷，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可見，官的本義是“為公”。正因為以“公”相通，才有了堯舜禪讓的佳話。韓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説道：“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後來，人們的這種觀念就發生了轉變。也就是在韓非的那個時代，社會上就產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歷史發展到了今天，人們對官的概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漸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觀念。

縱觀歷史和現實，官本位至少包括了這四點內涵：公共權力的運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為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嚴格的上下層級制度，下級對上級唯首是瞻，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以是否為官、官職大小、官階高低為標尺，或參照官階級別來衡量人們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社會心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會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在多個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識，官本位思維、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機制、官本位現象、官本位行為等多方面的意思”。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義，指的是一種政治文化。

官本位與“商本位”、“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觀念。要形成“商本位”、“民本位”觀念，就提倡創富意識，建設重商環境。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理念，明確界定了“以人為本”的科學含義，從而實現了我們黨在人與社會發展問題認識上的重大理論突破。眾所周知，把作為創造中國社會歷史的主體力量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科學發展觀以“堅持以人為本”為核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振興的目的是富民。要解決好振興“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不能為調整而調整，為振興而振興，真正把以人為本作為振興戰略的核心思想，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注意關注各利益羣體、各階層的呼聲和要求，使人民羣眾在經濟振興中得到實惠。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強化市場機制建設。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內地的落後不僅GDP和財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更主要是體制的落後，是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體系的不完善，是國有企業的“過度”和民營經濟的不發育。經濟要振興，要改制在先，消除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體制性障礙，增強調整改造的內在動力，這是實現振興的關鍵和前提。要在堅持主要依靠市場機制條件下，正確發揮政府作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政府職能必須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運行機制要從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向宏觀管理轉變，從行政手段為主向法律和經濟手段為主轉變，從政府配置社會資源為主向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為主轉變。建設新型產業基地，培植支柱產業，其立足點都是市場需求。如果無原則地人為地“做大做強”，則會形成無效投資，甚至成為企業的包袱和政府的債務。所以，政府也要講“退出”，要從經營活動中擺脱出來，不與民爭利，放水養魚，給各種市場主體以經營自由。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樹立強烈的創業意識和創富意識。內地要振興，行動起來的不僅僅是政府，廣大人民羣眾更要積極動起來。可以説，老百姓的參與程度，是能不能振興的重要標誌。公民要振奮起來，就是要樹立強烈的創富意識、崇富思想、經商意識、創業激情，是創富意識的前提。在商業社會，一個人的價值要看你對社會的貢獻有多大。一個正常的人，不能為社會、為他人做出貢獻，而只是從社會、從他人索取，那麼這個人對社會就是一個負擔，自己應該感到恥辱。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發財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當大老闆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會弘揚創業的精神，倡導富民為本的理念，宣傳投資為榮的觀念，着力形成創富的價值導向，最大限度地引發老百姓內心的創富慾望和激情，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成為活躍的經濟細胞，讓沉澱着的民間資本成為振興的源泉。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創業的氛圍、創富的環境。堅決破除官本位意識，必須牢固樹立服務意識。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民眾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的服務對於企業、對於民眾不是恩賜，是本位，是天職，是幹部具有現代素質的表現。現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種服務的理念。要尊重、培養、關心、愛護市場主體和納税人。要正確處理好強勢與弱勢、有為與無為、管與放、給與取的關係，積極培植創業環境，特別是要放開手腳，放低門檻，放活要素，開渠放水。同時，在羣眾創業意識還不強烈的情況下，要多宣傳那些帶頭致富的能手，同時培植下崗職工積極創業，解決好老百姓想富、會富的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讓它們成為經濟振興的生力軍，在創富中起到領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來，民營企業都活躍起來，社會財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來，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來，官本位才會從根本上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