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

以人倫道德構建儒家社會。

注重家庭。

注重知識。

敬天、奉祖。

主要關心現世世界，而不是鬼神來世。

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節。

儒家文化圈是指中國以及受中國皇帝冊封的周邊國家或民族。這些中國周邊的國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為交流的媒體，從中國曆代王朝引進國家制度、政治思想並發展出相似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國家或民族與中國保持着相對的獨立性。漢字文化圈的覆蓋地域與現代地域區分所指的的東亞地區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國（漢族）、朝鮮半島（朝鮮族）等。日本的歷史學者西嶋定生提出的“東亞世界論(冊封體制論)”，成為了有關歷史學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

漢字文化圈具體指漢字的誕生地中國以及周邊的越南、朝鮮半島等地區。 這些地域在古代主要是農耕民族，存在冊封體制，歷史上完全使用或與本國固有文字混合使用漢字，古代官方及知識分子多使用文言文（日本、越南、韓國/朝鮮稱之為“漢文”）作為書面語言。須要注意的是，漢字文化圏並不使用白話(官話)作為媒體。另外，有些遊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雖然位於漢字文化圈地區內，但不使用漢字。

漢字文化圈內各國曆史上都使用過漢字、本國語言大量借用古漢語詞彙，位於東亞地區，其特徵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深，國民中信仰佛教者眾。 ^[1] 

全球有三大國際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蘭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基督教社會主要分佈在歐洲、美洲、澳洲等地，伊斯蘭社會主要分佈在亞洲西部、南部和北非等地，儒家社會主要分佈在東亞等地。在近代，近代科學技術和自由民主的現代理念從西方傳入儒家文化圈，同時傳入的還有共產主義等各種思潮。並形成了各種政治制度。

在紀年曆法上，伊斯蘭社會採用伊斯蘭曆法，以默罕默德出走麥地那的日子（西元622年7月16日）為紀年首日。基督教社會採用陽曆的耶歷，以耶穌出生開始紀年。近代以來耶歷隨着西方的擴張被許多地區採用，成為世界最通行的紀年曆法，雖然不被伊斯蘭文化圈接受，但卻被儒家文化圈接受。儒家社會採用陰曆，以君王年號紀年。近代以來，在日本，由於保留君主制，仍然採用傳統的君王年號紀年，不過改用陽曆。1912年，以國號紀年，同時採用傳統農曆和陽曆（耶歷），為今台灣地區沿用。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採用西元（耶歷）紀年法，並定其為「國曆」、「公曆」，而民間仍然同時沿用陰曆。基於文化的因素，在儒家社會有不少人建議採用孔歷紀年，即以孔子出生日期為元年首日；孔子誕生於周靈王廿一年陰曆八月廿七，依耶歷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

在儒家社會地區，往往同時伴隨佛教、道教的傳播。儒家社會往往採用漢字，有人稱為漢字文化圈，但韓國、越南、朝鮮等儒家社會國家已經廢除漢字，並不採用漢字。

儒家學説初步形成於中國春秋時期，約西元前500年前後，創始人為孔子。以後經孟子、荀子等人的發展，更趨成熟。漢武帝在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採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學説成為國家信仰，中國進入儒家社會。以後，儒家學説又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區，在這些地區發展，併成為官方學説。同時，在儒家社會，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近代以來，則在不少地區失去官方地位。

在考慮作為歷史學概念的漢字文化圈的外延的時候，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假定的從南北朝時代到唐代的地域秩序成為第一參照例。以西嶋的“東亞世界”的定義為指標，除了冊封體制，還包括漢字、儒教、佛教、律令制。符合這個指標的主要朝貢國有新羅（朝鮮半島南部）、渤海國（朝鮮半島北部及中國東北東部）、倭國（日本）。這個以外，沒有引入律令制的國家如高句麗、百濟也應納入漢字文化圈的範圍。北宋以後，高麗取代新羅，並加入了新成立的大越國（越南）。

此外，關於南詔及後續的大理國，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漢化程度，從漢籍資料較難推測出。而南詔受唐朝廷冊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冊封，流行中國密教，移入的漢人蔘與政治活動，因此可將其視為同新羅、百濟類似的“東亞世界”朝貢國。另外，遼，金，西夏軍事性地壓迫北宋、南宋，不使用文言文（漢文），制定並使用獨自的文字，從狹義的定義上來説，它們不屬於漢字文化圈，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自稱皇帝，賜贈廟號，建立獨自的年號等，在某種程度上效仿了中國王朝的國制，這些國家可以視為圈內的“灰色區域”。

自明朝恢復“冊封體制”以後，可納入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及地區）基本確立下來並延續至今，朝鮮、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條件。當時的日本不僅脱離了“冊封體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與此相應的科舉官僚制度發達的狀況説明西島定生（西嶋定生）所列的四大點已非必要條件。第一個要列舉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統。文言文（即漢文）的導入促進了用漢字來表記自身語言的發展，日本的假名、朝鮮的吏讀、鄉札、口訣受到漢字的影響。此外語言學者西田龍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發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啓發。越南的喃字是由漢字派生出的獨立文字。由此各國逐漸確立了本民族文書系統。但是、直到近代以來這些本民族文書系統才逐漸取代文言文（即漢文）運用於官方文書。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帶着地域性的濃淡及輯合（syncretism），在民間普及。儒教由於與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內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共通思維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飲，品茶，使用瓦來建築和使用毛筆來書畫等類似的生活文化也作為漢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徵，以中國為中心分佈開來。

在“文化圈”概念的設定和命名時，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書面語言名等等的情況都是存在的。對漢字文化圈而言，“東亞文化/文明圈”、“儒教文化圈”等名稱都被並行使用。然而，“東亞”是一個現代地域名稱，無具體的意義和內涵，且圈內的越南地處現代意義上的東南亞地區；而在中日韓越四國“儒教”的發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異；“漢字”作為一個平等的覆蓋圈內全體地域的中立且具體的文化要素，常被認為是名稱的較適當用語。然而，由於現代的朝鮮半島的漢字使用頻率較低、現代的越南極少使用漢字，用“漢字”冠以該名稱有時會顯得中立性欠缺。

漢字文化圈一詞，據説參考自德語“Chinesischer Kulturkreis”。日本語言學家龜井孝（1912—1995），想找一個描述古代東亞共同使用漢字地區的述語，故從德語“Kulturkreis”譯成“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從地理角度可以稱為東亞文化圈， 從文化角度可稱為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以器物戲稱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亦曾被稱為“漢文化圈”。

地域

大中華地區 中國大陸 香港 澳門 台灣 朝鮮半島 朝鮮 韓國 日本列島 日本 沖繩（琉球） 越南

下列地區有時也被列入漢字文化圈的範圍：

華人聚居地 新加坡（有時也被納入大中華地區） 馬來西亞(有時也被納入大中華地區)華人聚居地區（如：吉隆坡、怡保、新山、古晉、檳城、馬六甲等西馬西海岸地區） 印尼華人聚居地區 文萊華人聚居地區 泰國華人聚居地區 日僑聚居地 巴西的日僑聚居區 越僑聚居地 歐洲、北美的越僑聚居區 韓僑聚居地 歐洲、北美的韓僑聚居區。

根據日本學者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的定義為指標，漢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包括以下5點：

冊封體制 漢字 儒學思想 大乘佛教 律令制

漢字文化圈各民族在社會上，歷史上政治意識華夷思想（中華思想、小中華思想）、天下思想。 文字與文學歷史上，正式場合主要使用正體漢字，民間亦使用本民族文字（假名、喃字）。 歷史上，正式場合多使用漢文（文言文），民間亦使用本民族文字與漢字混用的本民族文書系統（參看：韓漢混用文）。 生活文化都食用稻米。 都懂得品茶。 使用筷子進食。 中國傳統建築（參看：宋朝建築等）、日本傳統建築、朝鮮傳統建築、越南傳統建築、琉球傳統建築（參看：首裏等）都有相似建築風格。

自三代文明形成後，中華文化不斷向四周擴散、影響。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更充滿信心與優越感，認為落後的地區會被中國吸引，前來朝貢。中國文化可以不斷的擴大，達到“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

越南 秦始皇設象郡，將越南北部首次納入版圖。 漢初，趙佗滅安陽王，設交趾、九真等郡，將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

朝鮮 高句麗、百濟、新羅鼎足而立。 半島北部：東北的高句麗南下佔領了樂浪、帶方兩郡，將疆域拓展到朝鮮半島，同時與分裂的北方中原諸政權維持敵對關係。 西元五世紀初，全盛時期的高句麗與東晉結盟，形成與中原王朝南、北兩面外交關係。429年高句麗遷都平壤。 半島南部：百濟位於半島西南部，臨渤海灣，曾長期與高句麗為敵，與東晉、南朝較為密切。新羅位於半島東南，臨日本海，初期透過高句麗吸取中華文化，與北中國的關係較為密切。 六世紀以後新羅興起，朝鮮半島上形勢產生變化。高句麗聯合百濟，以壓制新羅，新羅轉而與中原國家較為密切。 372年高句麗設太學、傳入佛教、頒律令（初期以高句麗為最盛）。384年百濟設太學、頒律令。

日本 與南朝建立朝貢關係。根據南朝史書的記載，倭五王的倭國繼百濟、高句麗之後，在五世紀中與南朝建立朝貢關係的第三個。 西元538年佛教由百濟傳入日本。同時期，中國的儒教、易學、歷算、醫學，亦先後由百濟傳入日本。

朝鮮半島首次出現統一王國—新羅。西元583年，新羅始頒佈律令及允許傳佈佛教。政治、經濟制度仿唐制。文化上，新羅創出用漢字來標音的“吏讀文”。科舉考試指定書籍是儒家經典。大量派遣留學生至長安的太學，如崔致遠高中唐科舉進士，且嫺熟漢文，歸國後，備受國人推崇。

日本 西元七至九世紀，中國進入隋唐時代，日本逐漸進入主動、直接吸收中華文化的時期，是歷史上吸收中華文化最多、最快的時期。 從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國，往後二百五十年間，遣使不斷。透過使節來華的留學生、學問僧，唐代文化大量傳入日本。 天皇名稱、“日本”國號的確立、中央體制、地方制度、考試製度、土地田賦制度等，日本多以唐製為藍本。 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響深遠，此兩京的建築系仿自唐代的長安城。 日本人借用漢字偏旁發明“片假名”、根據漢字草書發明“平假名”。 奈良時期，中國的成實、三論、法相、俱舍、華嚴及律宗傳入日本。至京都時期，在傳入天台與真言（秘宗）後，完成了大乘佛教的東傳。 藝術、娛樂方面，唐朝各項藝術娛樂傳入日本，如圍棋、書法、音樂、舞蹈等經過消化改造，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越南 唐設安南都護府。 五代末越南吳朝獨立。

日本江户時代的儒學者常和朝鮮的儒學者用漢字筆談的方式來爭論儒學問題；明清時代來華朝貢使節團的安南（越南）使節與朝鮮使節互贈漢詩。

即使在現代社會，利用漢字的筆談也為東亞人民之間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越戰期間，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韓國國軍排長在與越南當地村長以漢字筆談後，讓這個小村落的無辜村民逃過了美軍的猛烈轟炸；一些南朝鮮遊客在前往中國旅行時，因水土不服而瀉吐時，向中國藥劑師遞上寫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條後，即迅速獲得處方。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的向心力減弱，朝貢體系下的各屬國對漢字的文化地位開始懷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擺脱落後文化的象徵，開始採取漢字廢止政策。

17世紀由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德羅茲（Alexandre de Rhodes）為越南語設計的國語字，被後來的法國殖民當局在學校中廣泛推廣，雖然當時並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紀中後期，其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儒字（漢字）和喃字，成為越南國家的官方文字。因此，20世紀後半葉以後，理解漢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專家以外，變得很少。大韓民國有900字左右的漢字義務教育，不過，朝鮮王朝的第4代國王世宗所創造的朝鮮文字──韓文被普遍使用，報紙上的漢字使用頻率也不高，一般只會用於迴避歧義的詞語時使用。

如中國大陸及新加坡採用簡化字，日本採用新字體，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也有自己的簡化方案。

隨着韓國、台灣、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歐洲共同體成立的啓示，東亞共同體建立的呼聲也逐漸提高，作為東亞國際文字的漢字的重要性將被重新評估。

那些過去屬於漢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丟掉了漢字的國家，也逐步意識到漢字的重要性，他們發現漢字能使不同語言的民族以文字互相溝通，與表音文字相容並存，不但能保存獨特民族語言，又能使不同民族藉漢字表意而能互相交流溝通，使漢字復活的呼聲也開始被倡導。

漢字文化圏內用漢字表記的專有名詞（地名、人名），翻譯到圈內其它地域時，以往通常按照當地相應的漢字讀法（通常採用音讀）來讀。但是這種專有名詞翻譯原則在近代以後產生了變化，主要原因是朝鮮半島和越南的漢字廢止。

屬於漢字文化圈的各國，按照傳統都將彼此之間的專有名詞（人名、地名等）中的漢字用各自的語言的漢字音念出來。

例如“日本（日語發音：nippon或nihon）”一詞在普通話（國語）、朝鮮語、越南語中便分別唸作“ri-ben”、“il-bon”和“nhat-ban”。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都用各自的漢字音念“日本”兩個漢字。

就日語而言，“毛澤東”念“mou-taku-tou”、“濟州島”念“sai-shu-tou”、“阮福映”念“gen-fuku-ei”。當然，這些讀法只能在日本語中通用，與當地語言（華語、朝鮮語、越南語） 的發音不相同。

對於中國大陸及台灣等沿用漢字的地區的固有名詞，日本一般仍慣用日語漢字音讀法。但是對於越南、朝鮮等已經廢除漢字或者漢字使用率極低的國家的專有名詞，日本則日益趨於使用從當地語言的讀音音譯的讀法，這種讀音被稱為“現地音”。

日本的傳媒於80年代開始對韓半島的專有名稱改用現地音讀法，“濟州島”被按照從韓語的音譯唸作“che-ju-do”或者“che-ju tou”。但是，與歷史有關連的用語則往往不受此限制，如“李承晚ライン”及“光州事件”等則仍普遍使用日語漢字音讀法。近代以前的人名如“李舜臣”和“金玉均”等普遍仍以日語漢字音讀法分別唸作“ri-shun-shin”和“kin-gyoku-kin”，但現時教科書則有時將日語和當地 (朝鮮語) 發音並列出來，有時乾脆只標出當地發音。

由於越南廢除漢字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日本對越南的固有名詞多使用當地讀法。日文中的朝鮮/韓國專有名詞會以漢字表示，並且在漢字之上用片假名註明當地 (朝鮮語) 讀法，但越南的固有名詞則幾乎完全不用漢字表示。亦不會按日語讀法念作“kou-shi-mei”。另一方面，日本對於越南古代的人名、地名、歷史用語、古代寺院名稱、年號等則仍然使用日語漢字音讀法。

原則上，日語漢字音讀法一般使用漢音，但往往有例外，如台灣的“高雄”訓讀為“takao”，“西太后”使用濁音念“sei-tai-gou”，“金日成”、“濟物浦”亦分別使用促音唸作“kinnissei”和“saimoppo”，而“金正日”唸作“kin-sei-nichi”或“kin-shou-nichi”均可。

至於中文，則一律把朝鮮、越南的人和事物以中文漢字音念出來，甚至是日語的訓讀詞彙，也多采用中文漢字音讀法而非音譯。

現代的朝鮮語一般以當地讀法去唸中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專有名詞。但對於有歷史關係的用語則使用朝鮮語漢字音讀法，例如“豐臣秀吉”唸作“pung-shin-su-gil”，而著名的地名如“東京”亦常常唸作“tong-gyeong”。

就越南語來説，其一般以當地的讀法（即現地音）去唸日本、朝鮮/韓國等地的專有名詞。但對於中國的專有名詞，則多以越南語漢字音來讀。對於涉及歷史的專有名詞，越南語仍多以現地音去唸日本、朝鮮/韓國等地的歷史專有名詞，而用漢越音讀中國的歷史的專有名詞。

中文世界對於朝鮮和越南的專有名詞的翻譯仍然完全採用漢字。但是由於近代以降朝鮮半島和越南的漢字廢止，由於表面上無法分辨使用的是哪個漢字，從而使某些朝鮮、越南的源自漢字的專有名詞的翻譯產生了偏差，同樣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譯上，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日本女演員“宮沢りえ”、現代漢語通常翻譯成“宮澤理惠”。其實她的本名是“宮澤梨繪（宮沢梨絵）”。這是因為翻譯者判斷其名字“りえ”的發音用日本語通常表記為“理恵”，所以就用下去了。在對朝鮮半島和越南人名、地名的翻譯上也出現有同樣的情況，例如韓國女演員宋慧教（송혜교）在華人社會卻常被譯為“宋慧喬”，本名反而很少人知道，另外有不少韓國演員姓名都有好幾個不同的中文翻譯，卻未必是正確的。

對於用固有詞表示的專有詞彙，中國方面雖儘可能使用漢字表記（若存在），但有時採用音譯。例如韓國首都，舊名為漢城（한성, Han-Seong），為漢字詞，現代漢語直接使用其原漢字“漢城”表示其名稱。1946年8月15日韓國發布城市憲章，並將其首都改稱為“서울（發音為：Seo-Ul）”，“서울”為朝鮮語（韓語）固有詞，無對應的漢字，2005年以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華語地區逐漸採用音譯的“首爾”來表示該城市名稱（原漢城市議會宣佈城市中文名稱更改，韓國政府追認通過，並希望世界共同更改）。同樣位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和越南，也曾使用相應的漢字詞表示其舊稱，如日語的“漢城”、越南語的“Hán Thành”（“漢城”的漢越音）。漢城改名後，日本首先改用音譯表示其固有詞的名稱“서울”，叫做“ソウル”（souru），越南語後來也採用音譯，由於越南20世紀40年代開始採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國語字），其音譯則直接使用朝鮮文羅馬字“Seoul”。

由於日本仍使用漢字，日本對於中國的地名多采用直譯（漢音），即以漢音讀中國的漢字寫法。但有若干城市使用特殊的讀法，如北京、香港、台北等。對於人名，也主要使用漢音，但有時音譯現代讀法。參見日語中的現代漢語藉詞（5.其他種類－5.專有名詞）。對於越南和韓國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譯，即直接引用其相應羅馬字的寫法。

韓國對於中國的人名、地名部分採用現地音來音譯(如: 北京-->베이징 Beijing)，部分採用漢字音直譯、即把中國的人名、地名的漢字用朝鮮語的音讀方法讀寫出來(如: 北京-->북경)。韓國對於日本和越南的人名、地名大部分採用現地音來音譯(如:河內 Hà Nội -->하노이)。

朝鮮對於中國、越南的人名、地名的翻譯，較之韓國來説，使用漢字音直譯的情況多一些。這亦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官方機構及韓國商人在中國的生活。舉例説：“吉林”按這兩個漢字的韓語發音是“길림”(Gillim)，無論是吉林當地的朝鮮語出版物還是在當地生活的韓國商人，都一律採用“길림”這種寫法。可是，在韓國當地的報章，卻一律把“吉林”按其普通話發音寫成為“지린”(Jilin)。這使雙方在溝通方面出現不少問題。

越南對於中國的人名、地名多采用漢越音翻譯。即把中國的人名、地名的漢字用越南語的音讀（漢越音）方法讀寫出來。對於日本和韓國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譯，即直接引用其相應羅馬字的寫法。

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的名字用越南語寫作“Abe Shinzō”，這是用現代日本語的讀音來轉寫的表記方法。“安倍晉三”這四個漢字用越南語的漢越音讀為“An Bội Tấn Tam”，但是這種表記方法一般不使用。朝鮮語亦有同樣的翻譯方法。